約翰·洛克其人其思

文史 01-13

約翰·洛克其人其思

盛邦和

盛邦和，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導、中央民族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首席教授。

1、故鄉與生平

從倫敦出發，西行不遠，有一個美麗的城市巴斯。這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城市。人們常是不懂，像英國這樣的老牌資本帝國，著名城市星羅棋布，而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卻寥若晨星，也許正因為此，英國人對這座古老小城分外珍視。

巴斯距離倫敦約160公里，巴士一路往東賓士於鄉村原野，從車窗向外看去，近處的一馬平川與遠處綿延起伏的丘陵，清一色地被開闢成牧場。車行幾個小時，綠草茵茵，牛羊成群，沒有工廠，看不到一支煙囪。田園風格，美如錦繡，像是一幅幅摩西老太太的風景水彩畫。

這就讓人確信英國人，無論是英格蘭人還是蘇格蘭、愛爾蘭人，他們的祖先原是畜牧民族。只不過後來迫於生存，又覺悟到自己的國土恰似一艘大船，停泊在歐陸邊緣，這才下定決心，靠海吃海，作文化轉型，讓英倫列島化作巨舶，揚帆出海，轉變為海洋商業民族。

雖然如此，英國人沒有丟棄老本行，寸土寸金，植草放牧。偶爾在草地的邊緣另外辟出土地，種植莊稼，其種類遠不及中國，一般是土豆與小麥，這是英國人獲取澱粉營養的基本來源。

遊覽巴斯之後，又驅車繼續往西，一會兒就到達英國西南地區最大的城市布里斯托爾。這是中世紀以來就著稱於世的重要貿易港口。站在海灣沿岸，只見愛爾蘭海碧波蕩漾，景色迷人。一條清澈明麗的大河從城市中心蜿蜒穿過，給這座歷史名城平添了幾分秀色。

來到這裡的人們，不僅深深緬懷英國工商發展的非凡歷程，而且也心懷敬意地聯想到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約翰·洛克（John·Locke，1632——1704年），他是英國近代以來最具影響力的啟蒙思想家。

他與貝克萊、休謨等三人被列為英國經驗主義的代表，而經驗主義，正是人類走向現代唯物論的至關重要的一步。他是歐洲先進政治學術的舉旗人與主要代表，他的著作影響了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等人，從而造就完整的自由主義體系。他的思想傳播到美國，美國獨立宣言的字裡行間，閃爍著洛克思想的光輝。他一生勤奮揮筆，留下多部重要著作，最有名的是《論宗教寬容》、《人類理解論》與《政府論》。

1632年8月29日，洛克誕生於布里斯托爾市郊威靈頓村。不久，洛克家移居布里斯托爾以南的一個小鎮彭斯佛特，洛克在那裡長大。洛克父親名字也叫約翰·洛克。這有點奇怪，但在英國卻是常有的事情。他在薩默塞特郡任律師，英國內戰時期，加入過反對國王的議會派軍隊，成為一名軍官。洛克的母親艾妮絲·金恩出生在一個製革工匠的家庭。洛克的父母都信奉基督教新教。

1647年，15歲的洛克在父親的好朋友，一名國會議員的資助下，前往倫敦就讀西敏中學。畢業後，考入牛津大學基督教堂學院學習。洛克天賦聰慧，學業優秀，在求知的旅途中是一個不安分的探求者。他喜歡上了圖書館，站在一排排灌木叢般的書架前，興奮喜悅，像一頭飢餓的小牛踏進了菜園。他精讀笛卡爾等人的著作，迷上了實驗哲學。

此外他還花大量精力研究醫學，並與羅伯特·波義耳、羅伯特·胡克等不少科學家相識，虛心求教於他們。1656年洛克獲得學士、碩士學位，又在1674年獲得醫學學士學位。他還是英國皇家學會的會員。

1666年洛克34歲那年，認識沙夫茨伯里伯爵，這成為他一生道路的轉折點。伯爵抱恙，洛克日夕在側，悉心治療，使伯爵的病情得到好轉，同時也獲得伯爵的信任。因伯爵的熱誠邀清，洛克成為伯爵的秘書兼私人醫生。

1667年，洛克住進伯爵於倫敦的住所。莎夫茨伯里是一位自由主義政治家，英國輝格黨的創立者之一，曾因反對查理二世國王的專制統治坐過牢，其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對洛克影響很大。後來洛克追隨伯爵，加入了輝格黨。這段時期，他的宗教態度也從一個「非國教的新教徒」向「國教的新教徒」方向轉化。關於這兩種「教徒」有什麼區別，本文還將作詳細說明。

在倫敦，洛克遇上著名醫師托馬斯·西德納姆，在西德納姆的關心幫助下，洛克的醫學知識日有長進。一切科學，在理論上都可從上升為哲學。人們說，洛克以後寫作《人類理解論》，在自然哲學方面多有創見，與西德納姆的指導具有密切關係。（鄧嗣源《現代民主的奠基人——紀念洛克誕生三百八十年》）

成為沙夫茨伯里伯爵的私人醫師的時期，洛克的生活有了著落，他開始撰寫《人類理解論》，有兩份草稿至今還保存著。1672年伯爵被指派為英國大法官，作為伯爵的隨從，洛克參與各種政治活動，為從事政治哲學研究，打下實踐基礎。1675年，伯爵政壇失勢，這段時間，洛克前往法國旅行。

1679年洛克回到英國，伯爵的處境有所好轉，在他的鼓勵與幫助下，洛克起筆《政府論》。這本書寫了近3年，至1682年基本完成。時間上早於1688年的「光榮革命」，看來並非專為光榮革命而寫。然而此書在光榮革命後曾作大幅修訂，因此又與這場革命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對革命所持的贊成與支持態度明顯而熱烈。

1682年沙夫茨伯受迫害逃亡荷蘭，第二年於荷蘭逝世。此刻，洛克被人視為與沙夫茨伯里親近的人，而受到監視。更有甚者，他被告發與刺殺查理二世的陰謀有關，處境危急。1683年他出走荷蘭，在那裡生活了五年。宗教改革使歐洲發生重大變化，社會分裂成天主教與新教兩大陣營，壁壘分明，相互鬥爭十分殘酷，而這時的荷蘭已成為一個世俗國家，政治氣氛比較寬鬆。在荷蘭的日子裡，洛克有機會靜下心來將剛剛寫成的《政府論》及《人類理解論》，從頭再看一遍，仔細修訂。

洛克這時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開始寫作《論宗教寬容》。嚴格說來，本書不是論著而是寫給朋友的信函，收信人是他的荷蘭朋友菲力·范·林堡格。1685—1704年間，共寫過四封，主要討論宗教寬容問題。本書是信件中的第一封。（趙雪綱：《洛克論寬容》）

1688年，「光榮革命」成功，繼查理二世之後的詹姆斯二世政權被推翻。第二年洛克返回英國，此後一直住在倫敦。1689年洛克57歲，《論宗教寬容》的拉丁文版在荷蘭匿名發表，同年英文版出版。

1690年《人性理解論》、《政府論》兩書出版。在以後的歲月中，人們對洛克刮目而視，原本隱姓埋名的「流亡者」，一個「文人圈裡的小人物」，被國內革命者接受與理解，受到熱烈的歡迎。

2、《論宗教寬容》

1689年洛克《論宗教寬容》出版。書中洛克論證寬容是人性本質，對於異己的宗教，不應持侮辱、驅逐以至殺戳的態度，而應以寬容之心，化解矛盾，以致和諧。

歐洲中世紀時期，國家配備雙重權力，即教權與王權，從精神與世俗兩方面統治人民。從理論上說，宗教是「出世」的，無關人間煙火，而實際上直接干預國家政權、軍權，執掌實際權力，超越王權，統治國家。這在舊教，即以天主教為國教的國家，表現尤其突出。

一個國家一旦設定某一宗教為國教，該國家的教權與政權總是結合起來，推崇一種宗教，反對、排斥另一種宗教，實施單一性宗教專制，對於信奉另一種宗教的人員，即異教徒，實施殘酷打壓政策，輕則捕捉與驅逐，重則用最殘忍的刑罰如火刑、車裂作人身消滅。

英國曾長期以天主教為國教，後來新教勢力崛起，兩教派呈現拉鋸式衝突。洛克生活的年代，天主教與新教鬥爭趨於白熱化。1679年，因約克公爵詹姆斯（後來的詹姆斯二世）具有天主教背景，圍繞詹姆斯能否繼承王位的問題，議會中發生激烈爭論。部分信奉新教的議員反對詹姆斯繼承王位，被政敵譏稱為「輝格」（蘇格蘭語：馬賊，強盜），形成「輝格黨」。

英國新教內部又分成多個教派，佔主導地位的是英國國教會。洛克信奉新教，但又不屬於「國教會」，這在當時被稱為「非國教徒的新教徒」，處境特殊與尷尬，因此對英國錯綜複雜、激烈殘酷的教派鬥爭尤為敏感。回看洛克一生，作為「非國教徒的新教徒」的洛克，逐漸對「非國教派」的做法不滿，最終向英國國教會轉向。其著作也折射出輝格黨的思想光澤。

這使人想到盧梭，他在新教與天主教之間有過「轉向」與「改宗」的經歷。有過這樣經歷的人，會受到指責，被認為心神不定與意志不堅。然而，事實證明正是那些不畏信仰改宗的人，才最容易產生或接受宗教寬容的思想。

盧梭終其一生是一個宗教信徒，沒有在唯物論的道路上跨出較大的步伐，然而他的經歷與著作都證明他是一名宗教寬容論者。把洛克與盧梭思想稍作比較，即可發覺：洛克與盧梭都具有宗教改宗的經歷，兩人思想趨近，都具備宗教寬容與思想多元的可貴特質。

洛克在《論宗教寬容》一書中指出：真正的宗教不在於浮華的儀式，也不去攫取教會的權力，而是依據德性和虔誠的準則，規範人們的生活。教會應當對所有持不同信仰的人實行寬容，因為這與耶穌基督的福音和人類的理智完全一致。對於如此清晰明白的道理，有人愚盲，倒行逆施，真是令人吃驚！1

他責問：難道因為是教會，就可以去迫害別人，就可以用火和劍強迫別人接受它的信仰和教義嗎？洛克聲稱：這是我在《聖經》的任何章節里永遠無法找到的。教會的真正宗旨是團結教友，共同禮拜上帝，以求永生。任何教會無權管轄其它教會，所有教會應遵守自由、平等的原則，和睦相處。2

洛克大聲呼籲：無論是誰，都不應當因為他的宗教信仰而剝奪他今生的世俗幸福。「日常生活中自由可做的事，所有教會不得阻止。教會權威在民事方面沒有管轄權，也沒有任何形式的強制權。」即使是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也不應當因為他們信仰不同而被剝奪其公民權利。一切宗教刑罰必須停止，「火和劍不是用以說服人們領悟真理、改正錯誤的恰當手段。」 3

他勸導人們，不要害怕社會的不滿與騷亂，社會發生不安的現象，原因在於教會「良心」上出現問題，居心叵測乃至險惡。教會失去良心，說話必然虛偽，做事必然不公，造成的結果，可想而知。

洛克為教會開出轉危為安的藥方，他說：確立一件事，即寬容，就可以消除因為良心問題而引起的不滿與騷亂的全部根源。這些引起不滿和仇恨的原因一經消除，社會就會重歸平靜。基督教世界之所以發生以宗教為借口的紛亂和戰爭，並非因為存在著各式各樣的不同意見，而是因為拒絕對那些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實行寬容。4

在《論宗教寬容》中，洛克提出政教分離的觀點。他指出，誰也沒有把宗教的事交給行政長官去管，這不是行政長官份內的事。政府的全部權力僅與公民利益有關，僅限於掌管今生的事情，而與來世毫不相干，來世的事由宗教去管。行政長官的權力屬於外部管束的力量，而純真與救世的宗教存在於心靈的內部。行政長官的權力再大，也無法到達人的心靈，無法在那裡達到世俗管制的作用。

政府和行政長官所操縱的法律和刑罰，固然威力巨大，憑這樣的威力，可以改變人的世俗念想，但無法改變人的信仰理念。宗教的本質為「內在悟性」，即堅強的內在心志，任何外在的因素都無法消除「悟性」，即使是監禁、酷刑和沒收財產，也難以動搖心志。5

3、伏爾泰也有一本書論宗教寬容

洛克著《論宗教寬容》，房龍與伏爾泰也各有一本書論寬容的書。這裡我們說說伏爾泰的《論寬容》。伏爾泰是法國啟蒙思想家，著有《哲學通信》、《路易十四時代》等，他生活的年代是1694年至1778年，而洛克生活的年代1632年至1704年。在啟蒙思想家中洛克是長輩，比伏爾泰年長62歲，是否可以設想伏爾泰讀過洛克的《論宗教寬容》，且在洛克的影響下寫作屬於他的《論寬容》。

稍作對比，兩篇著名大作的中心思想異曲同工，都主張精神和解、信仰自由。不同的地方也有，那就是伏爾泰的寫作背景里，藏著一個駭人聽聞的故事，即所謂「讓·卡拉斯事件」。伏爾泰寫作《論寬容》的直接原因是為卡拉斯伸冤，將一段令人扼腕的冤情告白天下。

1761年10月的一個深夜，圖盧茲市讓·卡拉斯的家裡出現了悲劇。讓·卡拉斯的長子馬克—安東尼懸樑自盡。城裡法官既不取證調查，也無庭審程序，草草定案：馬克—安東尼被其父親殺害，原因是他的兒子選擇了天主教。安東尼的父親卡拉斯一頭白髮，年近古稀，怎麼有力氣弔死一個年輕人，更何況死者是他的親生兒子。這樣的「謀殺罪」何能成立？然而法官一意孤行，宣判卡拉斯死刑。一名檢察官為卡拉斯辯護，被勒令停職，又有律師據理力爭，也被責為無能。

其實，接手案子的法官，只要存一絲公心，就能讓案情水落石出，也使卡拉斯免於一死。案情原委如下：卡拉斯之子安東尼，是一位28歲的年輕人，他刻苦學習法律，學業有成，想當一名律師，然而按照當時的規定，授予律師資格，必須是一名天主教徒。因為他的基督教新教徒家庭出身，無法從教會那裡拿到信徒證書，因此十分悲傷，心靈受到刺激。無奈之餘，他向父親借錢，想以經商為生，而父親又一時拿不出這筆錢。他負債在身，找不到出路，終因精神抑鬱尋死。辦案法官在沒有弄清，也不想弄清安東尼真實死因的情況下，粗暴地判處卡拉斯車裂之刑。這是死刑中的極刑。法官還嚴刑逼供，要卡拉斯招出「同謀」，卡拉斯回答：「我沒有犯罪，怎麼有同謀？」臨刑前，卡拉斯喊冤叫屈：「我已經說明真相，我死得冤枉！」

伏爾泰《論寬容》一書揭示，安東尼死於精神抑鬱，引發安東尼精神病症的沉重一擊，是他拿不到天主教徒的證書而無法謀生。他的死，死於宗教歧視。而安東尼父親卡拉絲的冤死，也與宗教有關。卡拉斯生前品行端正，受人尊敬。他不可能謀害自己的親生兒子，他的死在於他不信天主教，而信基督教新教，是一個「異教徒」。部分教徒的宗教「熱情」燃燒到狂熱的地步，必然助長歧視、煽動仇恨、營造冤獄。卡拉斯之死，死於宗教迫害。

伏爾泰在書中反對歧視主張平等、反對仇恨主張寬容。他說：「寬容從未挑起內戰煙火，偏執卻能造成屍橫遍野。」他甚至對中國古代經典中的寬容元素也表示出好感，引用孔子語錄告訴人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說這樣的話語，折射人類文明之光。他一面指責天主教部分教徒的狂熱與偏執，也告誡基督教新教徒也必須克服罪惡的狂熱，以恢復人類的理性與良心。

伏爾泰在著書論述宗教寬容的同時，又身體力行，為卡拉斯伸冤。他找到卡拉斯的兩個兒子，詳細了解案情經過，並把他們的口述整理成文，公開發表出來。又為卡拉斯太太提供全部費用，讓她前來巴黎，向社會陳述真相。1763年2月3日，伏爾泰出頭，責成樞密院下令重新審理此案，其結果冤案昭雪，公理獲勝。（張徳玲：《卡拉斯案件研究》）

4、《人類理解論》

1690年，洛克發表了《人類理解論》，全書30萬字，1671年起筆，1687年完稿，所花時間前後17年。如果說，歐洲唯物論的形成，經過漫長的跋涉過程，那麼《人類理解論》就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驛站。此書被譽為英國經驗論哲學的經典。洛克在書中對笛卡兒的「天賦觀念論」作深刻批判，提出自成一家的「人心白紙論」。

笛卡爾（1596——1650年），法國哲學家，堪稱西方現代哲學之父及「歐陸理性主義」哲學的開拓者。其哲學理論對洛克、盧梭等幾代歐洲思想家產生深遠影響。他還是現代數學的創建者之一，被稱為解析幾何之父。

後人思想的進步與創穫，總是繼承與發展前人思想的結果，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攀援與跳躍，是在對前人思想作肯定，然後懷疑與否定，再作肯定，即否定之否定的結果。笛卡爾與洛克流失這樣的「前人與後人」之間的關係。

在認識論方面，笛卡爾的「天賦觀念論」認為，一些觀念，如道德觀念，為嬰兒落地時與生俱來，屬「天生天賦」。笛卡爾所說的「天」，閃爍上帝的聖影。笛卡爾為維護上述理論，反對觀念產生於「感覺」與「經驗」，認為感覺與經驗是不可靠的。他拿蠟燭打比方，人們最初感覺到的蠟燭是白色與圓柱形的，但在靠近火焰之後，顏色與形狀發生變化，因此感覺與經驗捉摸不定且不可信。笛卡爾的「天賦觀念」理論為「上帝造人」的宗教論保留了思想空間，最終沒有跳出唯心論的思想窠臼。

洛克批判笛卡爾的天賦觀念論，提出著名的「白紙論」。他說：就觀念而言，乃為人們生活中因經驗而體會的產物，並非天賦。譬如一個人剛出生，還是嬰兒，不會說話，腦海中也毫無辭彙儲存，這時他無觀念，無思想，然而他逐漸長大，學會說話，腦海中的辭彙量逐漸增加。他從能說話變成能思考，並進一步與周圍環境互動，產生「經驗」，通過對經驗的辨別、認知與判斷，產生觀念與思想。經驗出觀念，出思想。沒有經驗，人心如白紙。

需要留意的是，洛克將觀念分為兩種：感覺（sensation）的觀念和反思（reflection）的觀念。感覺的觀念，是簡單觀念，來源於感覺器官對於外部世界的直接感受，而反思的觀念則是心靈觀察的產物，屬於複雜觀念。人們隨時隨地感知到許許多多的簡單觀念，從許多簡單觀念中最後提煉出複雜觀念以至思想。

5、《政府論》

1690年，洛克出版《政府論》，此書與他的另外一部重要著作《人類理解論》同年出版，凝聚作者一生政治思想結晶。此書由上下兩篇組成，上篇對君權神授說和王位世襲論作公開批判，下篇實質為「市民政府論」。這個理論指稱：隨著市民產生、發展與壯大，適應市民要求，滿足市民利益的市民政府必將應運而生，並對市民政府性質作具體分析與界定。後人將洛克《政府論》與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相提並論，稱道洛克宣揚自由思想功莫大焉，既為古典自由理論的集大成者，又屬現代自由主義的主要開創者。

洛克生活的時代政府危機疊現，他認為政府解決危機的方案唯有傾聽民聲，遵循人民意志。人民有權監督統治者，統治者一旦違背人民信任，人民可對其判決，並在必要的時候，以革命的方式推翻舊政，擁立新政。6 洛克即繼承與發展了利維坦的思想。因為利維坦說過：人民有追求幸福的權利。幸福是合理慾望的滿足，從一個慾望到另一個慾望的不斷追求。前一個慾望實現，即為後一個慾望的追求鋪平道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後已」。君主須為人民幸福創造條件，萬不可妨礙人民幸福的權利。君主蹂躪人民，所得惡果咎由自取。7

洛克指出：人們參與了反對國王的「叛亂」，並非受到宗教的鼓動，而是因為蒙受苦難和壓迫，被逼自動起來要求解放。公正、溫和的政府，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是穩定的、安全的，而壓迫必引起不滿，迫使人們為掙脫專制的枷鎖而鬥爭。 8 洛克的思想被歷史印證。審判國王查理一世的過程中，審判者宣布：查理·斯圖亞特違背國民的信任和託付，召集軍隊發動討伐議會的戰爭，沒有帶來人民的幸福，而帶來流血和苦難。他僱傭愛爾蘭叛軍挑起第二次內戰，所作所為違反了國民的自由，破壞了本王國的基本法和自由。9

為何服從頑固的封建國家？為何承認腐朽的政治制度，面對這些問題，奧古斯丁引《聖經》中保羅之言解釋道：「凡當權的，都是帝所命的。」 10奧古斯丁宣揚的，就是「君權神授」論，這樣的理論千年以來，由教皇與國王合作製作與散布，用以統治人心。這個理論還妄言：人生來即隸屬父親，本無自由，「王權」即擴大的「父權」，是「父親身份權力」的延伸。洛克反對這樣的理論，他大聲疾呼：絕對君主制被抬到如此高度，以至它的權力超出一切權力之上，可以說「昂首天外」，達到難以想像的程度。對於這樣的權力，不可妥協，唯有打倒。11

洛克認為，君權神授論無非是王權思想的基礎，這個基礎上矗立著中世紀最頑固的專制「城堡」。洛克告訴人民：這是一個虛構的謊言，一個必須擊潰的「基礎」，這個「基礎」崩潰了，整個中世紀的黑暗體制將隨之崩塌。以洛克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其思想的重大意義就在於對「君權神授」論的堅決衝破、對「社會契約」論的堅定維護，與對革命正當性的充分論證。

洛克《政府論》一書內容豐富多彩，作者從闡述自然狀態與自然法入手，營造他的政治哲學體系。如薩拜因所說：洛克的整個理論都有賴於對自然狀態及自然法確切含義的解釋。12 關於人類的自然狀態的討論，在洛克生活的年代，成為「支配性的觀念和視角。不管是誰，只要想描述某種善的、有價值的東西，就必須把它打扮成自然法的一個要求，證明它是理性的結論，它在自然狀態中就存在」。13

盧梭說：「對社會的基礎作過一番研究工作的哲學家，都認為必須追溯到自然狀態。」14 所謂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u）就是人類在國家建立以前所處的社會狀態。人類遠古時期已經形成社會，存在以家庭、家族與部落為基礎的社會結構，但是沒有國家，沒有法律，也沒有權威宗教，沒有進入「文明社會」。這個時期的社會狀態，稱為「自然狀態」或稱「自然社會狀態」。正如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學原理——權利的科學》中所指出，「與』自然狀態』相對的是』文明狀態』而不是』社會狀態』。在自然狀態中，很可能有某種社會狀態，但是，在那裡沒有一個用公共法律來維護『我的和你的』文明的社會結構。」

按照霍布斯的理論，戰爭是自然狀態的全部描述，自然狀態就是戰爭狀態，「是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人性本惡，人心本貪。在無政府的「自然狀態」下，人們為私利而爭鬥不已，大打出手，甚至為奪取對方財產利益而謀害生命。因為沒有國家，沒有統一的堅強權力，沒有共同遵守的法律，沒有公正的第三者出面起到仲裁與制裁的作用。「他人即地獄」（薩特語），戰爭因此而生。與霍布斯的觀點截然相反，洛克指出，自然狀態，並非戰爭狀態，而是「完備無缺的自由狀態」。在這個社會中人們為個體與族群的生存與延續，理性地照顧大局，以合適的辦法，決定他們的行動，保護他們的財產和人身。

美國政治學者扎克特指出，洛克學說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容是他的自然法理論。他在《政府論》等著作中提出的完整思想體系，其基礎建構為自然法。15 洛克認為：自然狀態中，雖然沒有國家與法律，但是人類具備「人性本善」的本能，由此產生原始樸素的道德理念，並在這個理念的基礎上產生約定俗成的原始法律，即「自然法」。這種法律和國家產生後的成文法相比雖是粗糙，但同樣起到仲裁與制裁的作用，從而讓人群儘可能地避免戰爭。

其實，早在古希臘哲學中，智者學派已提出「自然」和「自然法」的概念，指出「自然」是理性之源，自然在其變動幻化的過程中產生法，也就是「自然法」。自然柔順，法則嚴厲，然而人民依然喜歡這個產生於自然的「法」，雖其嚴厲，卻可以保護人民，維持安定。

洛克對於霍布斯，一面批判與否定，一面又揚棄與繼承，將霍布斯精神遺產中的合理部分作充分闡揚。與霍布斯觀點相同，洛克認為自然狀態僅屬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過渡階段，在此之後，人類建立國家、制定法制，進入國家狀態，也可稱為政府狀態。

他指出人民天生擁有對於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所有權，這種權利是人民的「自然權」，統治者只有確實保護好人民的「自然權」，其與人民簽訂的「社會契約」才合法合理。洛克這番理論將傳統社會契約學說，推向新的思想高度。

洛克《論政府》，論國家具有立法、執法、對外權等三種權力，其中立法權最高，其餘兩種權力為立法權的派生權力。三種權力相互獨立，相互監督。洛克的分權理論中，有關立法權和執行權的理論被後人繼承下來，而其對外權理論，則是他的一家之言。他說的對外權，即決定戰爭與和平、聯合與聯盟，以及同國外人士和社會進行外交工作的權力。

6、現代經濟學的開創者

1691年洛克應瑪莎姆女士的邀請，前往艾塞克斯郡郊區定居。此時洛克與艾薩克·牛頓等結為好友。艾薩克·牛頓（1643-1727年），英國物理學家，同時還是數學家、天文學家、自然哲學家。在與洛克相識前不久，即1687年的夏天，他剛剛發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提出震驚世界的萬有引力定律。

萬有引力理論說明這麼一個天體現象，當一個行星在宇宙中作永恆運動，並非孤立無援地特立獨行，它向四處投射光芒，彷彿是一個生命體一般，閃爍目光。當它發現另一個具有巨大質量的行星，會不知不覺地漂移過去，無法抑制的引力推動它，向它心儀的對象靠攏。然而又不是相撞與粘合，保持著距離，發送著電磁光波，頻頻致意。

人們說，英格蘭、蘇格蘭是偉大的民族，因為它們為人類供獻出若干偉大的「行星」，這包括達爾文、牛頓、亞當·斯密、霍布斯、約翰·洛克等。在這些「行星」中，洛克與牛頓相互吸引，走得最近。他們在一起交流思想，探討學問，匯融切磋，激起火光。

牛頓在知識的領域，像一部百科全書，無所不通。他不僅發現了萬有引力，還發明反射望遠鏡，研究了音速。數學上，他又是微積分學的創始人。他甚至涉足經濟學領域，闡述了金本位制的理論。這一點，洛克與牛頓頗有相似之處。洛克不僅是政治學家、哲學家，還是經濟學家。

洛克思想已初步展現經濟與社會的辯證關係，屬於英國資本主義早期時代的精神成果。那個時代，英國著手建立股份公司、銀行，並逐步確立世界海上霸權。洛克對「價值」的定義，已與現代價值學說相似，或者說，與同為英國人的亞當·斯密一道，開創了現代經濟理論的先河。

洛克在《政府論》中指出，決定「價值」的根本要素是勞動，麵包為什麼有價值？麵包可以充饑，但本質原因還在於麵包中包含著勞動。水、樹葉、苔鮮等，如果還是自然的存在，那麼就沒有價值。然而，水在河裡而被汲取，葉在樹上而被採集，苔鮮長在原野而被挖掘，「自然」之物就有可能變成「有用」之物，蘊含人類的勞動，從「無價」變成「有價」。沒有勞動，分文不值。人們靠勞動得到有用的產品，也產生價值。一英畝小麥的麥桿、麩皮和麵包的價值，顯然高於一英畝同樣土地上的自然產物，因為前者包含著勞動。

洛克倡言供求價格論，在他看來，任何商品的價格隨著買者和賣者人數的比例而漲落。對於一切可以買賣的東西這個規律普遍適用。任何東西的銷路都決定於它的必要性或有用性。這種必要性或有用性，常常被一個地方到習俗時尚所定。16

他感慨道：世界上「還有什麼東西比水和空氣對人類的生存或福利更有用或更必需呢？然而它們通常沒有任何價格也不能換來任何貨幣，因為它們的數量在世界上大多數地方都遠多於對它們的需求。但是一旦水的數量減少到和它的消費量成某種比例時，它就立即開始有了價格，有時甚至比葡萄酒還貴。因此那最好和最有用的東西通常都是最便宜的，雖然它們的消費量很大，然而上天的恩惠使它們的產量也很大，能和消費量相適合」。17

洛克將供求論表述為下列公式：商品價格的漲落，要看買者多還是賣者多。賣者多而買者少，不論你用什麼技巧，要賣的東西都必然很賤。情況倒過來，假使有許多買者而只有幾個賣者，那麼同樣的東西就立刻貴起來。這個規律對土地及其他一切商品都適用。18 貨幣與商品的交換叫做買賣，商品與商品的交換，叫做物物交換。決定價格的是商品數量與市場需求量的比例，需求大供應少則價格高，反之則價低。19

從歷史的角度看，洛克的經濟思想具有局限性，馬克思說：洛克是一切形式的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他代表工廠主反對工人階級和貧民，代表商人反對舊式高利貸者，代表金融貴族反對作為債務人的國家，他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甚至證明資產階級的理智是人類的正常理智。恩格斯則稱他為「1688年階級妥協的產兒」。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畢竟識才愛才，他們對洛克最後還是給予肯定的評價。如馬克思一面批評他思想中的缺點，又逢人就誇獎洛克說：他是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元老之一。

1704年，偉大思想家洛克在一個美麗憂傷的秋日辭別人間。艾賽克斯郡東部的High Laver小鎮一處幽靜的教堂墓區，安卧著哲人的遺體。洛克一生未婚，沒有子女。洛克為自己撰寫的墓志銘寫道：「停下你的腳步啊，路人！躺在這裡的就是約翰·洛克。如果你想問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會說他是一個以自己的小財產過著滿足生活的人。身為一個學者，他以追求真相為他學習的唯一目標，你可以在他的著作里發現這點，任何有關他的事物都寫在他的著作里了，也都比本墓志銘對他的讚美還要真實。確實，他的美德，並不足以讓他自己提出來炫耀、也不足以拿來給你做為典範。讓他犯下的邪惡隨著塵土被掩埋吧。如果你要尋求作人的典範，去從聖經里找尋吧;如果你要尋找邪惡的典範，希望你不會找到它;如果你要尋找死人（如果這能夠幫助你的話），你在這裡就可以找到一個，也可以在任何其它地方找到啊。」

洛克給人類留下的多部遺著中，要數《寬容論》、《人類理解論》、《政府論》影響最大，其他還有關於教育方面的論說。他巨著垂世，如海上金針、天際七星，為人類進步提供了有益的啟示。洛克有生之年終究未見自己理想的實現。然而不久後，英國現代文明開花結果，法、德、美等國紛紛革命，逐次成功。洛克的預言得到應驗，地下有靈，亦當欣慰。

注釋：

1約翰·洛克：《論宗教寬容》，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4頁。

2約翰·洛克：《論宗教寬容》，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3頁。

3約翰·洛克：《論宗教寬容》，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4頁。

4約翰·洛克：《論宗教寬容》，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47頁。

5約翰·洛克：《論宗教寬容》，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年版，第 5 頁。

6塔利：《語境中的洛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9-30 頁。

7霍布斯：《利維坦》，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94頁。

8約翰·洛克：《論宗教寬容》，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版，第43頁。

9傑弗里·羅賓遜：《弒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斷頭台的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40 頁。

10約翰·麥克里蘭：《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頁。

11約翰·洛克：《政府論》（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