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眼裡，這個「後王」比王羲之還牛！
王鐸像
——啟功
王鐸是一個天才人物。他不僅是大書法家，還是頗有成就的詩人和畫家。王鐸早年因詩名世。他與弟弟王青年時代活躍於洛陽一帶，被稱為「孟津詩派」。王鐸在給王的信中曾說：「初為詩文千餘卷，清初赴燕都，焚於天津舟次，行世僅十分之二。」台灣學生書局1969年6月影印了清順治蘇州刊本《擬山園選集》(共54卷)，其中載詩4900餘首。以此類推，王鐸的詩作應在兩萬首以上。從《選集》張鏡心的序中得知，原書140餘卷，乾隆時，經軍機處奏毀，今殘。《選集》共有21篇序文，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嗜書如命知識淵博的學人形象。
王鐸行書《贈湯若望詩翰》
王鐸的畫作不多，與他的詩文和書法作品相比，只能算作是主業之餘的副產品。據書史記載，他擅畫山水和梅蘭竹石。其山水畫師承廣泛，不專一家，脫卻時習，饒有古意。他曾在一套設色山水冊頁的末頁自題云：「用宋元人筆法作此山。」此畫冊渾厚雄勁，格調清新質樸，極富文人畫情致。牆壁上懸掛一幅放大了的「枯蘭復花圖卷」。評家認為此畫可視為王鐸存世花卉畫的代表作。卷末有王鐸創作此畫的記述。作品表面上如實記載祥瑞之兆，實際上是況花喻人，頌揚主人公宋權(商丘人，王鐸的文友，亦是降清二臣)：「雨先生為國家發無窮光華，流磬千里，為王者篤材，不與凡卉伍。」以枯花比喻宋權，也許還有自況之意。會不會有更深一層的寓意，暗示大明王朝有朝一日還會復甦?只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王鐸繪畫《秋窗讀易》
1645年，是王鐸一生關鍵的轉折口。
是年，清兵破了南京城，王鐸在洪武門降了清，原明臣在一場雨中跪迎了侵略者。
默咽此等大辱，王鐸接受了尊嚴掃地的現實。但這只是面上的辱，內心的悲更痛。在此之前，他的二個女兒、二個兒子、父母、妹妹、妻子相繼離世，則是無人可抵擋的悲和無人可分解的憂。國破家亡，與王鐸而言，是真真切切的現實人生，滿腔愛恨，滄桑無言。
正因這次的倒戈，就算死去百年，王鐸還是被乾隆扣上了「貳臣」的帽子，自此削了謚號，徹底身敗名裂。約從那時起，「王鐸」成為了一個無限悲情的名字。王鐸自己，或許也覺得這一生很失敗吧，否則也不會在死後立下遺囑：用布素殮，壟上無得封樹。
回溯降清後的第二年，某日，內心苦悶的王鐸一口氣草書了十首唐詩，長卷末端，他寫下這樣一段話：
丙戌三月十五日，戲書於北畿，為天政賢坦。吾書學之四十年，頗有所從來，必有深於愛吾書者。不知者則謂為高閑、張旭、懷素野道，吾不服，不服。王鐸五十五。
不服，不服！是說書，亦指命，但終為紙上牢騷，清風不識，甚為奈何。
讀懂了王鐸悲情的人生，才會明白王鐸卓絕的書藝。
王鐸的筆墨理想，全部蘊藏在這些牽絲映帶里
清末書畫大師吳昌碩極為推崇王鐸，稱其「有明書法推第一」。享有「當代草聖」之譽的林散之評價王鐸是「自唐懷素後第一人，非思翁、枝山輩所能抗手」。1966年林散之借到一本日本珂羅版《王覺斯草書杜詩》，1972年歸還時在其尾特書跋語：「朝夕觀摩，不忍釋手，『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亦隨身攜帶……佳書如好友，不忍難別，因題數語，以志留連之意雲耳。」
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書學》一文中這樣評價王鐸：一生吃著二王帖，天分又高，功夫又深，結果居然能夠得其正傳，矯正趙孟、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於明季，可說是書學界的『中興之主』了。」啟功先生用七言絕句盛讚王鐸：「破陣聲威四海聞，敢移舊句策殊勛。王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來無此君。」並在附註中寫道：「……如論字字既有來歷，而筆勢極奔騰者，則應推王覺斯為巨擘。譬如大將用兵，雖臨敵萬人，而旌旗不紊。且楷書小字，可以細若蠅頭，而行草巨幅，動輒尋丈，信可謂書才書學兼而有之，以陣喻筆，固一世之雄也。『王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來無此君』倪雲林題王黃鶴畫之句，吾將移以贊之。」
王鐸自作詩《吾洛與津為寇破》
20世紀40年代後期，日本出現了一個以宗法王鐸等明末清初書風而得名「明清調」的書法流派，風行一時。「明清調」的核心是王鐸。村上三島因寫王鐸書風而出名，後來成為關西書壇的領袖人物。書風是與時代相應而生的。也許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明末清初長條幅書風，與日本戰後開放自由的氣氛十分協調，所以，一種時代書風就自然形成了。日本人認為王鐸書法雖然個性很強， 但他的用筆仍屬於正統的二王系統。王鐸用筆的魅力在於，學習到他的筆法，就無往不利，無論改寫什麼牌帖都可以適應，而不用再從頭學起。
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書法出現了王鐸熱，一直持續至今。這與日本當時形成王鐸熱的背景，有某些相似之處。
書法，其實是一個民族的鄉愁，而書者往往積聚了太深的情緒與感懷。明清易鼎的特殊背景造就了王鐸輝煌的書法世界，而那無處安放的焦灼筆觸，或許正是他心底欲罷不能的一曲悲歌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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