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英國與中印邊境衝突
原標題：論文|英國與中印邊境衝突
作者簡介
孟慶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所研究員，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是美國史、世界現代史、現代國際關係史。此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英美印俄五國有關中印邊界問題解密檔案文獻整理與研究(1950—1965)」的研究成果，首發於《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2014年第6期，人大書報資料中心複印報刊資料《中國現代史》2015年第2期全文轉載，並獲第三屆「百盛—清華學報優秀論文獎」。本文近2萬字，配圖22張，請耐心閱讀。
摘 要
作為印度的前殖民國，英國對於中印邊界問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它通過一手策劃、操辦西姆拉會議，炮製「麥克馬洪線」，埋下了中印邊界紛爭的種子。冷戰爆發後，面對世界格局和國際關係的新變化，特別是新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的不斷提高，國力衰弱的英國，為了最大限度地維護其在亞洲的利益及在國際關係中的影響力，在中印邊界衝突的過程中，英國雖然對印度提供了相當程度的支持，但多有保留，同時極力避免刺激中國，設法與中國維持較為穩定、平和的關係，試圖在中印之間保持「平衡」，把握、拿捏得很有分寸，充分顯示了其老牌帝國處理複雜、敏感外交和國際問題的「圓滑」和「老到」。
關鍵詞
英國 中印邊界 爭端 因素
引言
中印邊界問題、特別是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是中印雙邊關係、地區關係乃至國際關係史中具有重要影響的事件，長期以來為國內外所關注。迄今為止，學術界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對中印東段、中斷和西段邊界具體問題的闡釋和分析，對外國、特別是大國所起的作用，主要集中於美國和蘇聯方面，而且多置於冷戰的大背景中。而對於中印邊界問題的始作俑者英國在中印邊界爭端、特別是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中的態度、政策以及所起的作用，國內外學術界尚未見有進行具體、深入、系統研究的成果發表。本文主要依據解密的英國檔案文獻，以及中國、印度等國的一些文獻資料，從細節入手，對這些檔案文獻資料進行詳細解讀，對英國在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前後的態度及所扮演的角色進行剖析。
中印邊界衝突的根源
中印邊界爭端不是一般的鄰國之間的歷史糾紛，而是典型的殖民主義的產物，是英帝國主義者於20世紀初期，通過精細謀劃，狡猾地埋在在中印兩國之間的一顆隨時爆炸的炸彈。中印邊界爭端長期得不到解決，除了上述原因外，主要是由於中國和印度雙方對這一歷史遺留問題截然不同的解讀。而邊界爭端引發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兩國關係的不斷惡化、乃至發展為衝突甚至戰爭，則主要源於印度政府對中國態度的誤讀以及它所採取的不切實際的對策和行動。
（一）《西姆拉條約》及「麥克馬洪線」
在英國侵入印度之前，中印兩國對於傳統習慣線所代表的邊界大體上都持尊重的態度，從未發生過邊界爭端。英國統治印度後期，播下了中印邊界爭端的種子。英國曾一度動過吞併西藏的念頭，後改為企圖削弱中國中央政府與西藏的關係、實際控制西藏的策略，而通過簽訂條約製造歷史「依據」和法理「依據」則成為英國實現這一圖謀的主要手段。早在1904年9月，侵略西藏的英軍代表榮赫鵬與西藏代表簽訂了《拉薩條約》（即《英藏條約》），條約中隱蔽起來的要害之處，是企圖排斥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建立英國對西藏的保護關係。因此，該條約隻字不提中國對西藏的主權，相反，第9款把中國暗列為「外國」。《拉薩條約》未得到清政府的批准。
1904年，英軍攻入拉薩，迫使清朝的光緒政府簽訂了屈辱的拉薩條約。
西藏博物館館藏《英藏條約》文本
此後，英國政府並不甘心，進一步實際控制中國西藏的圖謀直接釀製了中印邊界問題的產生，其根源便是1913—1914年召開的西姆拉會議。為了鞏固在與俄國等列強對西藏的爭奪中的優勢地位，英國在清朝末期和辛亥革命初期，通過其駐中國的外交使節，督促清政府和民國初期的北洋軍閥政府同意召開一次會議，以明確英國和中國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的關係。英國極力堅持西藏決不能被當作一個行省來對待，必須擁有「自治權」，在此問題上拒絕讓步，甚至在外交等方面對中國中央政府進行威脅。在英國的軟硬兼施下，中國北洋軍閥政府勉強同意參加這樣的會議。西姆拉會議便是在英國倡議和一手操辦下，於印度西姆拉舉行的中國中央政府、英國和中國西藏地方政府三方代表參加的會議。
西姆拉會議與會代表
1913年10月6日，三方會議開始在西姆拉舉行，在西姆拉舉行了5次會議、在德里舉行了3次會議。1914年，英國為擴張其殖民地領土，以不正當的手段與當時的西藏當局秘密換文，炮製了大致以喜瑪拉雅山主脈分水嶺為走向的邊界線。是年2月，參加會議的中國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標有後來被稱為「麥克馬洪線」的《印度東北邊境，參謀長會議，第1頁和第2頁，臨時發行，1914年2月，比例：1英寸=8英里》地圖草圖上籤了自己的名字。同年3月，因為中國中央政府代表陳貽範雖然處於弱勢地位，但仍儘可能維護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英國深恐其圖謀落空，便施展開了早就謀劃好的另一手。其全權代表、英印政府外交秘書（即外交部長）亨利·麥克馬洪（當時譯為馬麥含）拿起一支紅鉛筆，在一張1：5萬的地圖上草草畫了一條西起不丹東北角東至中緬印三國交界處的中印邊界線，把邊界從傳統習慣線往北推了一百公里，以喜馬拉雅山脊分水嶺的連接線作為界線，從而把從喜馬拉雅山南麓直至山脊的9萬多平方公里中國領土，一筆劃入了英屬印度的版圖。
威廉·亨利·麥克馬洪
麥克馬洪線
因此，「麥克馬洪線」產生於西姆拉會議期間，但並非會議的直接產物，對此，英外交部1963年1月28日的一份文件也予以承認，該文件稱「麥克馬洪線」不是西姆拉會議確定的，而是英藏雙方在1914年3月通過交換照會確定的。在西姆拉會議的整個談判過程中，英方代表和西藏地方某些代表相互勾結（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翻譯是英國人，權力很大，有時甚至代替西藏代表出席會議），對議案密謀策劃，並給陳貽範施加壓力。1914年4月27日，英國政府特命全權代表麥克馬洪（馬麥含）、中國政府代表陳貽範及中國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邊覺多吉草簽了西姆拉協定草稿。草簽草約時，麥克馬洪簽的是英文，中國西藏政府的代表簽的是藏文，而陳貽範簽的並非漢文，而是英文，且陳自己的簽名與條約正文的拼寫不一樣（條約正文中是「Ivan Chen」，而陳貽範草簽的是「Ivan Chin」），可見「草簽」之程度。如此，英國便正式炮製出了不丹以東西藏和印度之間的邊界線——「麥克馬洪線」。1914年7月3日，英國政府的代表和中國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最後在《中英藏條約》最終文本上籤了字、蓋了章。該條約的草稿和最終文本雖在附款中規定「今訂約各國訂明西藏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但又在第二款和第三款規定，「中英政府認中國與西藏有上邦權，並認西藏有自治權，今訂定尊重西藏疆界之完全，所有外西藏之內政，其中有達賴選舉到任各事，應由拉薩政府掌理，中英政府均不干涉」，「中國政府現承認西藏建有實力政府及保守印度與毗連各國一帶地方之治安」。中國中央政府的代表陳貽範在最終協定文本上既沒簽字，也沒蓋章。
《西姆拉條約》的簽署及其附圖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麥克馬洪利誘西藏噶廈的代表，背著中國政府代表搞的這份劃界換文。當時，對西藏擁有主權的中國政府對此並不知情，達賴喇嘛和噶廈也未給其參加西姆拉會議的代表有劃界的授權，後來了解了情況的噶廈對「麥克馬洪線」不予承認。無論是西姆拉協定的條約還是地圖，均未得到當時派出陳貽範做代表的中國北洋政府的批准，此後的歷屆中國政府均明確表示不承認「麥克馬洪線」。
但是，自西姆拉會之後的百年來，英國政府、英印政府及獨立後的印度政府只是籠統地說中國中央政府的代表在條約上籤了字，強調陳貽範「特命全權代表」的身份及其簽字的「法律效力」，並一直將其作為Xizang「獨立」和中國西藏與印度之間邊界的「歷史依據」和「法理依據」，卻隻字不提陳貽範只是草簽了草約而未在正式條約上簽字的確鑿事實。如此，不管有意還是無意，英國政府代表麥克馬洪（馬麥含）和中國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邊覺多吉兩方簽字的《中英臧條約》及其附圖，便為日後的中印東段邊界埋下了紛爭的禍根。
英國對此事也深知理虧。因此，對於《西姆拉條約》和「麥克馬洪線」，英國官方的態度有一個明顯變化。英國起初並未明確承認「麥克馬洪線」的存在。1929年出版的《艾奇遜條約集》肯定中國中央政府的代表沒有在條約上正式簽字。此後20年中，英國《泰晤士報》出版的地圖集也沒有標出「麥克馬洪線」，中印邊界的走向仍然沿著喜馬拉雅山南麓，這同中國的主張完全一致。只是到了1935年，英印政府才提出要在《艾奇遜條約集》裡面收入《西姆拉條約》，在《泰晤士世界地圖集》里畫出「麥克馬洪線」的位置。為了不掩人耳目，英國政府還不惜弄虛作假，新版《艾奇遜條約集》第14卷實際上出版於1937年，卻冒充是1929年的版本，而將初版全部收回銷毀，英國政府以為這樣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宣稱《西姆拉條約》自它產生之日起就是有效的。但歷史真相是篡改不掉的，最初版本的《艾奇遜條約集》還有兩套被保留下來，分別藏於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和印度加爾各答圖書館。英國政府作偽證的罪行昭然於天下。
關於中印東段邊界，印度的態度也有一個變化，足以標明它內心的虛弱。1937年，印度測量局開始在地圖上標出「麥克馬洪線」，但它並未將該線作為正式邊界，而是註上「未經標界」。但1938年印度測量局發行的一張西藏地圖仍然標明位於麥克馬洪線以南的達旺屬於西藏，1946年出版的尼赫魯的《印度的發現》仍然標明印度的邊界是沿著喜馬拉雅山南麓走的。即使到了1950年，印度官方發表的第一幅地圖《印度測量圖》上，對中印邊界的西段和中段，仍註明「邊界未經訂定」，對東段邊界雖標出了「麥克馬洪線」，但仍註明是「未標定界」。但到了1954年7月，印度測量局出版的新地圖發生了變化，根據印度政府的指示，新地圖把未定的西、中、東段邊界一律改標為已定邊界，「麥克馬洪線」變成了東段的固定邊界。
事實上，在1947年印度獨立前，「麥克馬洪線」與傳統習慣線之間原屬西藏的土地，主要受英國人的控制和影響，且大部被英印軍隊佔領。1947年8月獨立後，印度繼承了英國殖民主義的遺產，很快宣布接管英國有關西藏的所有條約權利和義務，英國駐拉薩使團直接變成印度使團，讓駐拉薩的英國專員理查遜（Hugh Richardson）搖身一變，成了印度在西藏的代表，惟一顯著的變化就是換了一面國旗；1948年印度政府向中華民國政府宣布，英國和西藏簽訂的條約中規定的權利和義務都移交給了獨立的印度政府。其實，1908年的《英中西藏貿易條例》（Anglo―Chinese Trade Regulations of Tibet）第六條即早已規定：如果英國放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它也同時放棄在西藏的治外法權，印度政府可以以此為依據自動放棄在西藏的特權。印度獨立後還向中國提出了大片領土要求，特別是在1951—1953年趁朝鮮戰爭之機，在中印邊界東段地區侵入並控制了「麥克馬洪線」以南、傳統習慣線以北約9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
休·理查遜
（二）中印兩國對「麥克馬洪線」及邊界問題的不同態度
新中國成立後的幾年裡，印度基本上執行了對華友好政策，於1949年12月30日宣布承認新中國，中國也奉行了加強中印友好的方針。1950年4月1日，兩國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1953年，印度總理兼外長賈瓦哈拉爾·尼赫魯主動提出商談印中關係問題。經過友好談判，中印兩國在1954年4月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解決了兩國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問題，以及由於帝國主義侵略在中國西藏造成的有損中國主權的問題。但影響兩國關係的主要障礙，即中國西藏與印度之間的邊界問題均未觸及。中國一直否認《西姆拉條約》及「麥克馬洪線」的合法性，認為中印邊界從未劃定，中印雙方存在爭端，但主張只有根據歷史的實際情況，通過共同協商和聯合勘察，進行友好談判，才能解決爭端。
周恩來總理與尼赫魯總理(左3)舉行會談
印度則一直希望和要求中國接受西姆拉會議的結果，承認「麥克馬洪線」的合法性。印度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前夕，於1950年將實際控制線向北超越傳統習慣線，推進到「麥克馬洪線」。對於中國按傳統習慣線繪製出版的地圖，印度也多次提出交涉。1959年西藏發生叛亂後不久，尼赫魯於3月22日致信中國總理兼外長周恩來，公然違背歷史事實，說中印邊界早已確定，堅持「麥克馬洪線」就是中印邊界東段的國界線的立場，並認為「這條線是在1913年至1914年中國政府、西藏和印度的全權代表在西姆拉舉行的三邊會議上划出的」。尼赫魯不僅要求中國政府承認印度已經對中印邊界東段和中段中國領土的佔領是合法的，而且要求中國政府承認從來就在中國管轄之下的西段的阿克賽欽地區也屬於印度。其後，他又給中國總理寫信並給中國政府發了照會，堅持其邊界問題上的領土要求。從1959年8月到9月4日，在不到1個月的時間裡，尼赫魯先後10次發表有關中印兩國關係的談話，著重談到了中印邊界問題，在講話中一再強調，關於中印東段邊界，「我們堅持麥克馬洪線」。
周恩來在給尼赫魯的回信中明確指出，「麥克馬洪線從未在西姆拉會議上加以討論，而是英國和西藏地方當局的代表，背著中國中央政府的代表，於1914年4月24日，也即是在西姆拉條約簽訂以前，在德里用秘密換文的方式決定的。這條界線，後來是作為西藏同中國其他部分之間的界線的一部分，標在西姆拉條約的附圖之上的。所謂的麥克馬洪線是英國對中國西藏地方執行侵略政策的產物，從未被中國的任何一個中央政府所承認，因此肯定是不合法的。至於西姆拉條約，當時的中國中央政府代表就沒有正式簽字，這是在條約上清楚地註明了的。」「這條非法的界線曾經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就是西藏地方當局，後來也對這條線不滿，並且在1947年印度獨立後致電閣下，要求印度歸還這條非法界線以南的中國西藏地方的全部領土。」關於中印西段邊界，印度政府在1959 年建議：在中印邊界西段，印度政府將其人員撤到中國地圖所標的邊界線以西，中國政府將其人員撤退到印度官方地圖所標印方主張的邊界線以東。對此，周恩來總理在同年12 月17 日給尼赫魯的信中就已指出，印度的建議是不公平的，表面上似乎「平等」，實際上是要中國單方面撤退。印方所自詡的這一「非常公平」的建議，實質上是印方要以從幾個歷來屬於中國而最近一個時期才為印方所侵佔的地點的撤退，來換取中國方面從3.3 萬多平方公里的歷來屬於中國的大片中國領土的撤退，而印方還原封不動地繼續佔領中印邊界東段和中段的中國領上。這當然是中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如果印度政府真的指望中國政府認真考慮印度政府的建議，印度政府就應該準備把上述建議所包含的原則平等地適用於東段邊界。但是從尼赫魯1959年6 月14 日在印度議會中的講話看來，印度政府是以不這樣做作為重提這個建議的前提的。
印度方面，尼赫魯在強迫中國接受「麥克馬洪線」，並以此作為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根據的同時，在國內默認並製造「麥克馬洪線」就是中印東段邊界線的輿論。1953—1954年中印就印度與西藏的商務關係及其他雙邊關係進行商談時，周恩來和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即提出，這次談判是解決中印之間業已成熟、懸而未決的問題，不成熟的如邊界問題，包括「麥克馬洪線」問題，此次作為懸案，待將來選擇時機再解決。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當時也表示同意。中印兩國簽署了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但未談及邊界問題。對此，中國認為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時機尚不成熟，但印度政府認為，雙方未談及邊界問題，即表明中國沒有異議，特別是1954年尼赫魯訪華回國後，印度主要媒體紛紛發表文章，宣稱中國同意或默認了印度政府對邊界東段所持的立場，對此，尼赫魯及印度政府並未表明官方態度，沒有對真實情況予以澄清和說明，致使印度民眾相信了媒體的觀點。
在歷史上，中印邊界全線雖然從未正式劃定過，但除了「麥克馬洪線」存有爭議之外，兩國都承認有傳統習慣線，即依據雙方歷來管轄範圍所形成的界線。然而，印度在它自己的地圖上所畫的邊界，大大超出了原來實際管轄的範圍，導致形成了東、中、西三段邊界皆存有爭議地區的局面。
兩國對於邊界問題的分歧本應需通過談判協商來解決，但印度予以拒絕。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每當中國提出邊界問題時，印度總是堅持兩國之間業已存在一條既定邊界的立場。印度的談判策略是先要中國同意這條邊界，然後印度方面準備就東段、中斷和西段的每一部分進行討論，做出微調。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印度政府一再明確拒絕中國方面提出的以尊重邊界現狀為基礎，在東西兩段邊界上以互諒互讓的方式解決邊界問題的一攬子解決方案。印度的上述立場導致中印之間的重大分歧難以彌合，50年代中期之後關係不斷惡化，50年代末期之後邊界衝突事件不斷發生，進而發展到1962年的邊界戰爭。印度前外交官、新德里中國問題研究所名譽研究員基尚·拉納曾說過：「印度和中國的戰爭是由於一系列複雜的行動和誤解而發生的。」
1962年邊界戰爭前英國對中印的政策
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印關係開始惡化至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爆發，正值冷戰中屢次發生東西方陣營嚴重對峙時期。英國作為印度的前殖民國，也是為了偕同美國與蘇聯爭奪在印度等未納入雅爾塔體系利益範圍的地區的影響，對印度提供了多方面援助，但援助的數量和質量均有相當保留。與此同時，為了維護其全球利益，英國對中國採取了比較友好、平和的政策，與新中國建交，雙邊關係穩定發展，在中印兩國因邊界糾紛關係惡化後，試圖在雙方之間維持平衡。
（一）對印度的支持有限
在十分敏感的西藏法律地位及印度與西藏的關係問題上，英國沒有明確地站在印度一邊。
關於西藏的地位問題，印度雖然與中國在1954年簽署了關於西藏問題的協定，但20世紀五六十年代，印度政府在致中國政府的外交照會中，一直使用「宗主權」（suzerainty）來描述中國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係，拒絕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從而埋下了中印紛爭的種子。
對於印度政府在西藏問題以及印度與中國西藏地方之間邊界問題上的立場，英國政府在一開始並未給予完全支持。1948年7月初，印度指稱英國出版的關於西藏的地圖有誤，說該地圖把西藏標為中國的一個省，要求英國政府讓英國出版商修改「英國出版的地圖上關於印度和西藏邊界的標記」。英國政府對此沒有給予明確答覆，只是建議印度方面直接與英國的出版商洽談解決。
對於西藏的法律地位，新中國成立後的幾年裡，英國官方的態度大體上是有意模糊。1952年10月7日，英聯邦事務部官員在一份有關印度在西藏的代表的信件中表示，「印度使團在拉薩的地位的變化，就意味著印度政府現在已經承認了中國對西藏的完全主權，標誌著印度與西藏政府直接關係的終結」。1956年1月，英國官員D.C. 西蒙（D.C. Symon）稱「英國對西藏的法律地位的立場是模糊的」。同年10月3日，英國外交部駐北京的官員發自北京的一份函件稱，尚未發現能準確表明英國關於中國對西藏主權態度的聲明。1957年1月，英國官員主張，英國「對西藏的法律地位不要急於表態，等需要做出此種決定時再表態」。在中印關係急劇惡化的時期，1959年9月14日，尼赫魯對中印關係現狀甚為沮喪，而英國官員在同年10月15日時的判斷是中國不會入侵印度。此前，1959年9月11日英國駐台灣官員發回國內的文件稱，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印度將是輸家。就是在中印邊界爆發大規模衝突後的1962年11月，英國官員還認為「麥克馬洪線」只是在地圖上標出並未在地面上劃定因而缺乏準確性。
鑒於與印度的傳統關係，又考慮到美國及蘇聯東歐國家率先考慮並著手向印度提供經濟援助，英國為了儘可能保持自己在印度及南亞地區的主導性影響，同時也為了應對美國在印度影響的不斷擴大，以及蘇聯東歐國家與印度關係的迅速發展，英國向印度提供了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幫助，但明顯有所保留。
美國與印度的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較為熱絡。 但後來主要由於不滿印度對新中國的政策，美印關係一度十分冷淡。但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國影響的日益擴大，美國出於其對蘇冷戰及遏制共產主義的全球戰略的考慮，自1952年初開始重視印度。1952年2月15日，美國國務院公布了一篇關於看好印度未來的新聞稿。1952—1954年，印美兩國簽署了一系列政府間技術合作協議。如，1952年2月中旬，美印簽署了關於美國向印度農業提供鋼鐵援助行動協議，向印度提供了一系列經濟技術和軍事援助；同年3月8日的《紐約時報雜誌》刊登了一篇題為《亞洲通過印度挑戰美國》的文章，提出美國對印度的援助，要起到「幫助印度維持其作為反對共產主義的民主堡壘」的作用。美國的報紙呼籲美國趕快幫助印度。1952年5月中旬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一篇署名文章稱，亞洲的未來是印度；7月，美國務院一篇題為《背景》的文章稱印度是亞洲的一種民主模式；7—9月，印美簽署技術合作文件；11月，美印簽署第4點計劃文件。1953年3月下旬，印度要求美國提供更多援助；同年10月中旬，美國官員稱美國對印度的態度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關注點之一；11月初，美印又就兩國政府間技術合作項目及額度達成協議；12月下旬，美印簽署美國向印度處理農業剩餘物資文件。1954年2月初，美印簽署美國向印度提供化肥協議。1958年4月中旬，美印簽署美國向印提供軍事裝備武器等的協議。1960年3月初，美國表示準備幫助印度建首座核電站。1953年之後，美印之間的外交往來明顯加強。1953年5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訪問印度；10月，美國副總統尼克松和參議員諾蘭分別訪問了印度。1959年5月下旬，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以特殊版本的信件祝賀尼赫魯70歲生日；同年9月，印度駐美大使在美國眾議院發表了題為《印度與共產主義》的講話，聲稱印度不怕與中國開戰；1959年12月，艾森豪威爾訪問印度，受到百萬人夾道熱烈歡迎。面對美印關係的迅速升溫，英國自然不願眼看著自己在印度的主導性影響被美國超越。
1959年12月，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左）訪問印度，與印度總理尼赫魯一起向新德里的民眾致意。
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國家與印度的關係也發展很快，引起了英國的警覺。蘇聯和東歐國家對印度的經濟援助一開始力度就很大。1953年6月19日的《東方經濟學家》文章稱，印蘇貿易是「跨越鐵幕的貿易」。同年10月上旬，印度和蘇聯簽署了黃油換小麥協議；同年12月初，印蘇達成關於蘇聯對印度的援助及印蘇技術合作協議。20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國、南斯拉夫及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向印度提供了鋼鐵、化肥、煤炭、石油等方面的援助。1957年5月中旬，印度打算更多利用蘇聯貸款。1960年5月初，蘇聯表示同意幫助印度探找鈾礦；同年6月下旬，蘇聯又表示準備向印度提供核能和石油援助，準備援建印度核電站和石油設施。東歐國家也向印度提供了援助，如1955年10月波蘭對印度的鐵路援助，1956年11—12月南斯拉夫向印度提供的14000噸鋼鐵援助。
鑒於美國及蘇聯等國向印度提供幫助的勢頭，英國自然不肯落後，以免其在印度的影響力被過分削弱。因此，英國對印度的經濟援助雖然時間上開始得比美國、蘇聯東歐國家稍晚些，但它對印度的援助範圍比這些國家更加廣泛。除了美國、蘇聯等國也提供的貿易、技術、鐵路、鋼鐵、石油、糧食、核能等方面的援助外，英國還向印度提供了海運、廣播車輛等援助。此外，1959年5月，英國宣布將幫助印度建核反應堆；它還幫助說服澳大利亞礦商力拓公司為印度發展核能提供幫助，同意向印度出售鈾礦。1959年中印關係惡化後，英國還給印度提供財政援助，如1962年5月同意給印度3000萬英鎊貸款的援助項目。在軍事援助方面，英國是印度最主要的來源，它向印度提供的援助包括作戰飛機、直升機、二手坦克、武器、彈藥、雷達、軍用車輛、海軍裝備等軍事裝備，此外還給印度許可證，製造英國技術的軍事裝備。
但鑒於自身實力有限及外交方面的考慮，英國對於向印度提供支持是有高度保留的，最明顯之處是態度不那麼主動積極，也不大熱情。1959年11月底12月初，尼赫魯致信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就中印爭端等尋求英國的幫助，但英國政府不大熱情。印度嫌英國提供的資本援助數量少而感到失望。英國政府的態度更是與印度的期望值相差甚遠。1961年4月25日的英國《每日電信報》譏諷印度要求國際財團向它提供25億英鎊簡直就「是在乞求」。英國對待印度不光實際援助不十分積極，就連禮節性的活動也熱度不高。1959年11月，印度高調隆重慶祝尼赫魯70壽辰，此時正值中印邊界局勢極度惡化之際，印度急需大國、特別是英國的支持，然而，英國首相麥克米倫起初連發一份賀信都不太情願，後在下屬的勸說下，勉強給尼赫魯發了一封生日賀信，但很短，只有寥寥幾百字，且吝嗇美言，對尼赫魯只是表示了「良好祝願」。
在對印度的實際援助方面，英國的力度也很有限。1960年4月20日，英國告訴美國，它不願按尼赫魯提出的數字援助印度，且在一些援助的使用上有嚴格的條款和規定。對於一度的不滿情緒，英國官員在1960年11月底稱，對印度對英國援助的失望情緒不必感到太悲觀。1961年6月4日的英國《觀察家報》稱，英國援助印度的嚴格計劃會使議會感到高興。後來英國儘管根據印度的一再要求在1961年6月初增加了援助額度，但援助的數額仍有所保留，沒有完全滿足印度的要求。如英國就是不同意向印度提供後者迫切要求的「謝爾曼」主戰坦克。對於英國表現出的「吝嗇」，印度深感無奈，但又很希望英國增加援助，尼赫魯在1962月9月26日嘲笑英國是印度以前的「老闆」。
英國等國向印度提供的各種援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印度的實力，但同時也使印度過高地估計了得到國際援助的力度，是導致它做出中國不敢與其就邊界問題發生衝突的嚴重誤判的主要「根據」之一。
（二）避免刺激中國
這一時期，儘管中印關係持續惡化，但英國與中國的關係大體上維持穩定。為了避免引起中國的不滿，英國官方在西藏問題和中印關係問題上言行謹慎。
首先，英國在達賴地位問題上態度慎重。1959年9月，正值中印關係惡化時，達賴方面一直要求與英國政府建立聯繫。出於多種原因，英國政府內部幾經討論、協商，占多數的意見是同意與達賴及其哥哥建立某種聯繫，但要刻意保持一定距離，以避免給世人造成建立官方聯繫的印象。本月14日，達賴的哥哥加樂頓珠希望拜見英國駐印度高級專員。英國駐印度高級專員經過仔細考慮、反覆權衡，同意安排在其私人寓所會見加樂頓珠，「以清楚顯示這是一次私人的、非官方的會見」；為了進一步「突出此次會見的非正式性」，英國駐印度高級專員還刻意把會見地點選在了其私人寓所的花園，並且要求加樂頓珠「保證不對外公開此次會見」。同月下旬，達賴的哥哥請求拜訪英國外交部官員，英國決定同意接待達賴哥哥訪英，但明確聲稱「決定接待達賴哥哥訪英並不意味著承認達賴作為政府領導人的地位」。英國駐印度高級專員稱，鑒於印度政府所表現出的不太有利於達賴哥哥的態度，建議英國「聯邦事務大臣不應以正式的官方身份接見他」。英國政府接受了此建議，極力避免以官方身份接見達賴的哥哥。英國外交和聯邦事務部大臣應要求接見了達賴的哥哥，但前提是只能以「達賴哥哥」的身份，而不能以達賴流亡政府的代表或達賴個人代表的身份見面。1960年9月27日，達賴的哥哥想讓英國政府提供護照，以便其作為達賴的官方代表赴聯合國參加西藏問題討論，英國政府沒有答應。
加樂頓珠
達賴喇嘛·丹增嘉措
其次，英國對聯合國討論所謂的西藏問題不太積極。1959年9月中旬，逃亡印度的達賴致信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要求聯合國在西藏問題上採取行動。英國官員認為美國對達賴出席聯大西藏問題會議態度較為積極，故想讓美國沖在英國的前面。但美國出於多種考慮，最後決定在達賴呼籲聯合國干預西藏問題上在幕後發揮作用。即使如此，英國在把西藏問題提交聯合國上也比美國更為謹慎。英國外交部對於在聯合國正式提出西藏問題是否明智表示懷疑，指示英國駐聯合國代表：如西藏問題被列入聯大議程，要盡量推遲辯論。但為了避免引起印度的不悅，英國外交部在1959年10月中旬指示其官員，要他們不要告訴印度英國準備放棄把西藏問題提交聯合國的立場。對於英國表現出的不積極態度，連西藏問題聯合提案國之一的馬來亞都有點失望。在聯合國就西藏問題進行投票時，主要是受英國的影響，印度和英國都投了棄權票。美國對英國在聯大就西藏問題投棄權票甚為不滿。
哈馬舍爾德
1959年，在美操縱下聯合國通過干涉西藏平叛的決議
第三，談及中印爭端很謹慎。如，1959年10月26日，正值中印關係極度惡化時，英國首相麥克米倫因過於謹慎，竟詢問屬下他在議會發表講話時是否應談及中印爭端問題。及至1962年10月1日中印邊界衝突事件頻發時，英國駐北京使館代辦H. T. 摩根（H. T. Morgan）不管有意還是無意，仍在給外交部的報告中稱中國在中印邊界爭端上雖措辭激烈，但尚未顯出戰爭姿態。
第四，繼續保持與中國的交往。在中印關係急劇惡化時，英國仍繼續保持與中國的高層交往。1961年5—6月，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應邀訪問中國（起初包括西藏地區）。英國官員雖然認為如蒙哥馬利訪問西藏對印度來說有點敏感，但對蒙哥馬利的日程安排並不作干預。1962年7月中旬，在中印關係十分緊張時，英國代表團團長、高級外交官員馬爾科姆·麥克唐納（Malcolm MacDonald）在日內瓦與中國副總理兼外長陳毅進行了近一個小時的會談。1962年秋馬爾科姆·麥克唐納訪華時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熱情接見。
1962年邊界戰爭期間英國對中印的態度
1959年8月25日，印度用武力打破邊界現狀，在中印邊界東段侵入「麥克馬洪線」以北中國西藏馬及墩南端的朗久村，發生了新中國成立後中印邊界的第一次武裝衝突（郎久事件）。此後，印度政府對華態度日趨強硬，且不斷採取軍事行動。1962年5月5日的《印度時報》說，「在最近的18個月里，印度軍隊（在中印邊境）建立了好幾十個新的哨所，修建了幾百英里的山路，並且發展了一個巨大的後勤組織」；該報 5月18日的報道還說，在過去兩年，印度「在對邊界領土進行實際控制方面，獲得了很大的進展」。1962年5月14日尼赫魯在人民院談到中印邊界問題時說，印度要「收復」和「解放」所謂被中國侵佔的領土,談判也只能在印度的「基礎」上進行。鑒於印度方面的頑固立場，中國也作了相應準備。同月22日，周恩來對解放軍總參謀部關於加強中印邊界鬥爭方案的批示指出：對中印邊界可能的武裝挑釁，要做充分準備，並且要在6 月底前準備好。印度在中印邊界製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後，《人民日報》在1962年9月22日發表了題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社論，警告印度政府不要把中國的剋制和容忍態度當作軟弱可欺，不要越來越猖狂。
郎久事件
為避免邊界局勢進一步惡化，中國從1962年8月至10月曾多次建議中印雙方在官員報告的基礎上討論中印邊界問題，但印度卻堅持要中國從西段自己的大片領土撤出。10月12日，尼赫魯下令把中國軍隊從他所謂的入侵地區「清除掉」；17日，印軍在邊界東西兩段開始猛烈炮擊；18日，印度國防部官員宣布已經把中國人「趕回兩英里」。在中國政府關於通過談判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建議屢次遭到印度拒絕，中國邊防部隊又遭到印軍不斷挑釁和經過長期準備之後發動的全面進攻，在警告無效、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還擊，於10月20日開始進行自衛反擊作戰。
在歷時一個月的戰事期間，英國繼續向印度提供一定數量的援助，對中國方面發動反擊的目的，宣布停火、撤軍的動機做出種種猜測和評估，但均非添油加火，而是較為理性，並保持與中國高層的聯繫，不使雙方矛盾激化。
戰爭爆發初期英國對印度的態度不熱情。1959年8月朗久事件發生後不久，印度指稱中國軍隊越過了1960年印度官方確定的線。英國不認同印度方面的說法，其外交部官員在1962年10月上旬時認為，中國軍隊越過1960年中印官方線並不意味著「就是越過了麥克馬洪線」。1962年10月20日，中國方面開始進行自衛反擊，在多處同時發起猛攻，印度在軍事上很快處於不利局面，此時英國官方仍很淡然，以至於印度駐英國記者說英國對印度面臨的局勢缺乏興趣和同情心。以致同月21日，英國駐印度高級專員覺得實在看不下去了，認為英國政府無論如何，也該對戰局不利的印度表個態，起碼給後者以道義上的支持；次日，英國駐印度高級專員稱中國在戰局上具有優勢，此時，英國首相詢問外交大臣英國是否該表個態，隨後英國官員才表示，英國「對印度受到攻擊深表悲痛，對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最大同情，英國政府一直承認、並將繼續承認麥克馬洪線作為印度的邊界」。
在對印度表示同情的同時，英國開始應印度要求向它提供一定的援助。1962年10月21日，邊界戰爭剛開始不久，印度即要求英國緊急提供槍支彈藥；同日，英國駐印度官員與印軍將領晤談後稱，印度需要緊急提供2千支槍和3百萬發子彈；同月24日，尼赫魯致電英國首相，要求提供援助。10月21日—11月20日戰爭進行期間，英國表示將盡最大努力滿足印度關於提供武器的請求。10月26日，當印度國防部長表示已無可用的飛機來運送英國提供給印度的槍支時，英聯邦事務部旋即同意用英國飛機向印度運送槍支。11月20日，英國表示可於次日派出十架飛機向印度運送武器。除了在財政、無線通訊設備、食品解凍和烘乾設備、建鋼廠、宣傳等方面幫助印度外，英國還準備向印度派遣政治軍事使團。但是英國給印度的援助數量有限。如，1962年11月，英聯邦事務部稱只給印度提供了價值15萬英鎊的槍支彈藥，且在價格上沒有絲毫優惠，堅持按商業條件讓印度購買，印度對此多有抱怨。此外，英國外交部還建議以「租借」的形式向印度提供援助。
對於中印邊界戰爭，美國、聯邦德國等西方國家的政府並沒有呼籲在邊境上停火。蘇聯《真理報》1962年11月5日就中印邊境戰爭發表題為《談判是解決衝突的途徑》的社論，主張：在目前形勢下，主要的是停火，並且就和平解決衝突問題開始談判。而英國對這場戰爭的官方反應，可謂「不溫不火」。
中印邊界戰爭發生後，印度很快便在軍事上處於不利態勢，中國政府雖戰事有利，但仍釋放出明確的和平信息。幾內亞、坦噶尼喀、阿聯等一些亞非國家領導人對中印戰端表示關切，就通過談判解決中印邊界衝突問題提出了建議。從1962年10月28日至11月下旬，周恩來總理分别致函幾內亞、古巴等數十個亞非國家領導人，對他們對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熱心和關切表示感謝，並向其通報了中印邊界情況，客觀介紹了中印邊界問題的背景和發展。周恩來在信中指出，中印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矛盾，兩國絕對沒有理由因為邊界問題而打仗。中國一貫致力於和平解決邊界問題，中國政府並不灰心，願意向前看。不管眼前的情況怎樣複雜，中國政府謀求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只要還有一線希望，就將繼續尋求和平解決的途徑，主動創造有利於停止邊境衝突的條件。他同時呼籲亞非國家主持公道，推動中印直接談判。英國著名和平主義者、哲學家羅素於11月16日和19日兩次寫信給周恩來，希望中印雙方能夠儘快停火撤退，通過磋商解決爭端。對於羅素的來信，周恩來和外交部給予高度關注，周恩來於11月24日親自給羅素回了一封長信，詳細介紹了中印邊界的歷史形成問題，希望羅素繼續運用其卓越影響，來推動印度政府對於中國政府的聲明作出積極響應，採取相應措施。
但對於中國反擊作戰的意圖和目的，世界上多數國家感到難以判斷，英國對中國發動反擊作戰的目標也是莫衷一是，各部門給出了多種猜測。1962年11月2日，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司長E.H.佩克（E.H.Peck）在一份題為《對中印衝突當前局勢的評價及未來政策的評估》的秘密文件中提出，中國的想法有可能是，「在冬季來臨之前，儘速儘可能地多佔地盤，特別是在東部地區」，以「迫使印度按照中國的條件進行談判；中國在領土方面的目的則是在拉達克地區做出小小的讓步，來換取確認中國對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的佔領（略作調整）」；中國的長期目標有可能是，「在亞洲黃種人眼裡羞辱印度；迫使印度把發展經濟方面所做的努力轉移到軍事方面」。同月8日，英國三軍參謀長會議發給英國駐德里官員的一份絕密文件，在對中印邊界西段、中斷和東段的軍事形勢作了一番分析後認為，中國軍事行動的目的主要是「出於西藏內部安全的考慮，並確保在軍事上發出聲音，使西藏與印度之間的邊界得到國際上的認可，眼下的主要目的可能是迫使印度就整個邊界通過談判達成協議」，故「從短期來看，中國軍隊有可能在從拉達克到印度東北部邊界的全線繼續推進，佔領不丹和錫金的大部分地區」，但不大可能攻至平原地區，因為那樣印度就可使用空軍作戰，這會對中國不利，因而中國不大可能擴大戰火，而是鞏固在西線和東線佔領的地區。同月9日英國駐北京使館官員給英國外交部的一份文件認為，中國在邊界問題上的長期目標是「重建在其『傳統邊界』內的統治」，而「並無征服鄰國的野心」；中國「沒有任何明顯在東段擴張領土之意」，而是似乎更想使南亞和東亞國家在意識形態上與北京而不是與莫斯科接近。同月10日英國三軍參謀長會議的一份絕密文件認為，中國在政治上的長期目標是「防止印度的發展威脅中國在亞洲佔主導的影響力，更近期的目的是保護其從在拉達克地區的阿克賽欽到西藏的通道」。到1963年2月11日時英國官員還是認為，中印戰端始於中國試圖佔領拉達克地區、打通疆藏通道並結束印度在亞洲對中國的挑戰。即使到了1962月11月20日中國快要宣布停火時，英國政府仍稱無法確定中國在邊界戰爭中的目標。
中國政府一直沒有放棄和平解決衝突的努力。在戰事接近尾聲時，1962年11月19日周恩來與陳毅在接見印度駐華使館臨時代辦班納吉談到中印邊境衝突問題時強調：儘管形勢看來很緊張，雙方應從更遠更深來看，中印兩國關係應該友好下去。中國方面是有信心的，將不喪失一線希望。周恩來表示為此準備第五次去德里。為了再次用實際行動表明中國主張通過和平談判而不是通過武力來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誠意，並出於儘可能保持中印友好關係的願望，中國政府在解放軍取得重大勝利的時候，於1962年11月21日突然發表關於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全線主動停火後撤的聲明，宣布：（1）從1962年11月22日零時起，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全線停火；（2）從1962年12月1日起，中國邊防部隊將從1959年11月7日存在於中印雙方之間的實際控制線後撤20公里；在東段，中國邊防部隊雖然是在傳統習慣以北的中國領土上進行自衛反擊，但仍準備從目前的駐地撤回到實際控制線——「麥克馬洪線」以北，並且從這條線再後撤20公里；（3）為了保證中印邊境地區人民的正常往來，防止破壞分子的活動和維持邊境的秩序，中國將在實際控制線中國一側的若干地點設立檢查站，在每一個檢查站配備一定數量的民警，並且將經過外交途徑把上述檢查的位置通知印度政府。聲明還指出：中國軍隊後撤以後的位置將會遠離其在1962年9月8日以前的位置，因而要求印度軍隊不要越過實際控制線，恢復他們在1962年9月8日以前進佔的位置。世界戰爭史上還從沒有過這樣的事情：完勝的一方在失敗者還沒有任何承諾的情況下，就不提任何要求，單方面無條件撤軍，這讓全世界大為驚訝，就連外交上一向老到的英國人也摸不著頭腦。
不久之後，中國國防部又分別於1962年11月30日、12月21日和30日發表聲明，多次宣布中國邊防部隊將繼續從中印邊界東西兩段主動後撤。1963年2月28日，中國邊防部隊完成了全線主動後撤的計劃。這樣，中印邊境事實上不但實現了停火，而且實現了雙方武裝部隊的脫離接觸。同年3月1日，中國國防部宣布，解放軍已於2月28日全部完成後撤計劃。4月，中國方面又宣布釋放和遣返包括數名將軍在內的全部3213名印俘，並把所繳獲的全部輕、重武器、彈藥及其它軍用物資，列出詳細清單，交還印方。
中國方面發表的一系列聲明和採取的行動，引發了世人的種種猜測。其實，關於中國軍隊撤退的動機，周恩來在1962年12月1日接見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蘇卡尼談到中印邊界時說得很清楚：一是中國要主動避免衝突擴大，二是中國不主張用武力解決邊界問題，三是不把印度推到西方去。但許多國家還是對此將信將疑。
中國宣布停火前後，英國政府內部在中國戰爭目標問題上意見不一，但大體上接近中國的立場。1962年11月20日英國官方的一份秘密文件顯示，英國首相及一些官員「不排除中國發動全面入侵的可能性」；而英國外交部則認為中國的目標僅限於對其南部邊界的主張。鑒於中國和印度關於邊界線的主張（各自對「習慣線」和「實際控制線」均有不同主張）十分複雜，此時英國外交部稱它自己搞不清楚中印主張的不同邊界線究竟有何不同。有英國官員稱有證據表明中國準備承認麥克馬洪線。11月21日英聯邦事務部的文件認為，很難評估中印邊界問題將來會如何解決。同月22日《人民日報》稱中國的反擊目的是為和平談判創造條件。英國政府部分官員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中國的說法。
對於中國宣布停火的意圖，1962年11月下旬英國駐北京使館官員發回國內的一份文件認為，中國政府提出停火建議的目的是為了談判，是為了迫使印度接受中國此前提出的條件。11月22日舉行的英國三軍參謀長會議的文件認為，中國宣布停火、撤軍，是因為他們認為已足以表明了對印度的軍事優勢，而且有能力佔領中國聲稱屬於他們的印度境內的地區，已經羞辱了尼赫魯。此時，印度外長認為，中國政府提出的停火和撤軍建議具有很大宣傳意義，尼赫魯感到中國的撤軍建議很複雜，不好應對。有的英國官員認為中國宣布停火、撤軍受到了國際因素的影響。1963年1月17日英國駐德里高級專員的一份文件認為，應該在中國停火的原因中考慮蘇聯壓力加澳亞非國家等外部因素。鑒於上述原因，直到1963年3月上旬時，英國官員對於如何提及印中爭端仍十分謹慎。
此間，英國不顧在戰場上遭遇失敗的印度的感受，繼續保持與中國高層的聯繫。1962年10月底和11月初，在戰事進行的過程中，中國總理周恩來和外長陳毅與訪華的馬爾科姆·麥克唐納就中印邊界問題進行了幾次談話。據麥克唐納稱，周恩來批評了英國對中印邊界問題的政策，但又對英國向英聯邦成員國印度提供援助表示理解。周恩來稱，英國人比其他西方國家更有經驗，更務實，非常清楚20世紀世界正在發生的變化，以許多方式推行了明智的政策。麥克唐納認為，關於中印邊界問題的解決辦法，周恩來的意思是，中國願意據此與印度達成一項協議：中國在東部邊界同意就「麥克馬洪線」再加上某些讓步，以換取印度在西部邊界地區做出讓步來滿足中國的要求。英國官員對麥克唐納訪華與中國領導人談中印爭端很感興趣。中國發動全面反擊作戰後，英聯邦事務部因顧慮到按原計劃邀請中國外貿部副部長訪英可能使印度感到不悅，故暫時推遲了此次訪問，但英國仍然考慮如約向中國提供貿易貸款。
英國對中印爭端大體上持不挑事、不使矛盾激化的態度。在邊界戰爭期間，英國同情、支持印度，但同時又努力不使中印矛盾進一步激化。1962年11月19日，英國外交大臣會見中國駐英臨時代辦熊向暉時稱，中國「明確無誤地侵略」了印度，希望中印雙方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但在印度遭到攻擊的情況下很難舉行談判」。蒙哥馬利元帥認為，鑒於中國堅持只能通過中印間直接談判解決問題，英國對中印衝突如何解決是「無能為力」的。次日，英國表示不贊同由北約向印度提供武器援助；英國聯合國協會一分支機構要求英國首相索性把中印衝突提交聯合國。英國一些公眾也發出和平呼籲。1962年11月22日，英國布利斯托和平理事會敦促印度接受中國的建議；25日，英國一民眾致信首相，敦請英國政府積極支持中國的停火倡議。
1962年戰爭後英國對中印的態度
英國政府認為中國單方面宣布停火、撤軍，對印度產生了諸多不利影響，對印度的表現則不甚滿意，故在繼續向印度提供援助的同時，仍然與中國保持高層聯繫，並對有關國家進行的調停活動提供適當幫助。
英國認為中國的停火、撤軍建議對印度不利。1962年11月23日，中國宣布停火後不久，英國駐北京使館官員認為印度反應太慢，還未來得及做出反應全世界就都知道中國提出了停火建議，這使印度顯得很被動。同月29日英國外交部發往駐幾國代表的文件認為，中國的停火建議，「事實上將在東部恢復麥克馬洪線作為中印邊界，在西部則將使中國控制拉達克包括阿塞克欽高原和新疆到西藏的戰略公路的大片地區」。
英國對印度的表現略有微詞。1962年11月28日《紐約時報》刊登的一封讀者來信否定了麥克馬洪線的合法性，印度官員甚為不滿，要求英國出面幫助予以反駁，英國方面未予反應。12月初，英國駐北京使館官員認為印度人在中印邊界爭端中表現對己不利。有英國官員提出，在1935年、甚至20世紀40年代之前，無論是印度與西藏邊界的協議，還是對「麥克馬洪線」以南、特別是達旺以南的有效控制上，證據都對中國有利，而印度在中印邊界爭端上自我辯護往往不夠給力；印度對戰爭爆發前中國的行動和動機認識不清，準備不足，在處理中印邊界爭端上犯了錯誤。英國外交部認為，無論是從握有的權利還是所犯錯誤看，中國方面的態勢都要比印度方面好得多，因此在麥克馬洪線問題上，印度的主張（包括提出的證據）對印度很不利。1963年1月11日英國官員的一份文件稱印度是「偉大的半醒」。同年5月初，曾任英國駐寮國大使的歷史學家J.M. 艾迪斯（J.M.Addis），在其受英國外交部之邀提供的一份關於中印邊界問題的報告中指出，從歷史上看，印度關於中印邊界的論辯沒有多少影響力。同年7月18日英國外交部官員的一份文件認為，印度在處理中印邊界衝突上徒勞無功。
英國雖然對印度的表現有所不滿，但還是應印度的迫切要求向其提供了援助，不過仍然並非十分積極。中國宣布停火幾天後，1962年11月26日，英國即派聯邦事務大臣率一個由軍事和文職專家組成的專家團赴印度，以確定英國在援助印度方面應捲入到何種程度及提出何種建議。同年12月初，英國外交部雖答應給印度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但在提供武器問題上不願向印度做出明確承諾。截止1962年12月，英國還是印度最大的援助國，但數月之後，英國在印度的援助國排名上便落在了後面。1963年4月至8月，英國向印度提供了3000萬英鎊的貸款，同時還動員加拿大等英聯邦國家向印度提供援助。從中印邊界戰爭後到1963年4月底，在向印度提供援助的國家中，英國位列美國、蘇聯、聯邦德國之後，居第4位。在印度的一再請求下，英國在1964年1月答應為重新裝備6個印度山地師承擔一定的義務（提供1900萬英鎊）。
與蘇聯相比，英國在向印度提供援助上則顯然「留了一手」。從中印關係開始急劇惡化到邊界戰爭爆發後，蘇聯一直向印度提供相當多的援助。從1955年2月至1961年2月的6年間，蘇聯向印度提供的工業、製藥、石油、貸款等項目，總計2.8億多英鎊。1961年至1964年，蘇聯每個年度從印度的進口都在1.2億英鎊以上。1963年1月24日，印度的主流報紙《印度時報》、《政治家報》等稱，一旦中國再次「入侵」印度，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將承擔保護印度城市之責。英國政府則不願給印度明確的承諾。1963年1月28日，英國首相指示赴印度的英美空軍聯合使團的英方負責人，不要向印度做出提供援助的承諾。同年7月24日，印度外長德賽提醒英美兩國，希望它們知道中國有可能對印度發起另一次進攻。同月31日，英國外交部認為印度害怕中國發動一次新的進攻；8月1日英國外交部關於中印邊界局勢的一份評估報告認為，中國肯定有再發動一次1962年那樣規模的進攻的能力，但受中蘇公開分裂、西方國家有可能干預等國際因素的影響，中國不大可能發動進攻。
赫魯曉夫和尼赫魯
英國繼續向印度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但態度謹慎。1964年1月，英國準備幫助印度重新裝備6個山地師；但鑒於印度與蘇聯走得較近，甚至有意購買蘇聯的潛水艇，英國的大臣們在1965年8月5日時表示不願低價向印度出售潛水艇。1962年12月，英國還表示不願獨自作印度的庇護者，否則就有可能處於難於後退和抽身的窘境。英國還擔心印度付不起錢。1963年5月27日，英國官員稱，印度由於外匯短缺，購買武器將花光其外匯。
對於英國的援助，印度高官頗有微詞。1962年11月25日，印度總統薩瓦帕利·拉達克里希南向英國外交部官員抱怨，印度在外交和防務方面強烈感覺被忽視了，他呼籲西方國家關注印度40萬人的軍隊；1963年8月，為了與中國打宣傳戰，尼赫魯很不情願地準備接受英美提供中繼器的附加條件。
根據對形勢的評估，英國為緩和中印緊張局勢做了一定的努力。
一是繼續保持與中國的聯繫。中國宣布停火幾天後，英國駐華官員在1962年11月25日稱，中國副外長章漢夫希望英國敦促印度對中國的和平談判建議做出積極反應並予以接受，並迅速向國內作了彙報。中英貿易關係開始回暖。英國貿易委員會主席曾於1962年11月23日會見中國代辦，要求鑒於輿論壓力而推遲擬定的中國貿易部副部長訪英；25日，中國副外長對中印邊境事端使中國貿易代表團訪英不能成行表示遺憾；到了1963年1月22日，英國外交部建議英國貿易委員會主席再次邀請被推遲的中國貿易部副部長訪問英國。
二是為科倫坡會議代表團調停中印衝突提供方便。1962年11月21日，中國剛宣布停火，錫蘭（今斯里蘭卡）總理西麗瑪沃·班達拉奈克夫人即致電周恩來，倡議舉行對中印兩國都保持友好的六個亞非不結盟國家國家領導人的會議，就促進中印和解進行磋商，周恩來於23日複電支持錫蘭總理關於舉行亞非國家領導人會議促進中印和解的建設性倡議。同年12月10—20日，錫蘭、緬甸、印度尼西亞、柬埔寨、阿聯（當時由埃及和敘利亞聯合組成）和迦納六個亞非國家在錫蘭首都科倫坡舉行會議，決定由錫蘭總理西麗瑪沃·班達拉奈克夫人率團訪問北京和新德里，以圖調解中印衝突。17日，錫蘭外長請求英國為訪問北京的科倫坡會議代表團途經香港時提供方便；次日，英國駐港官員即稱已為班達拉奈克夫人一行途經香港做好了準備，這說明英國方面早已為此事先做好了安排。
錫蘭總理西麗瑪沃·班達拉奈克夫人1962年12月31日到達北京。
三是對印度方面的一些想法做了降溫處理。邊界戰爭後，英國不希望中印之間的爭端進一步擴大。1962年12月6日，英國首相在下院發表講演時說，要由印度人自己決定中國的建議是否構成解決爭端的基礎；同月20日，英國外交部官員認為在中印邊界爭端上替印度辯護不太明智，不願獨自作印度的庇護者，認為中國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態度很靈活,印度在處理中印邊界衝突上徒勞無功。甚至有英國官員認為印度應該讓出阿克塞欽7處據點以解決中印邊境爭端。1962年12月12日，尼赫魯曾提議把中印邊界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解決。英國不支持尼赫魯的這一想法。英國外交部在12月28日指示英國駐聯合國代表，不要在把中印衝突提交聯合國問題上採取主動行動。
結語
自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到現在，已經有了近52年的時間，這一頁已經翻過去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正確總結這場戰爭在國際關係中的經驗教訓，有助於鍛造符合時代要求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新的睦鄰關係。英國在中印邊界問題的產生和發展上有著其特殊的地位。對於中印衝突的歷史根源，英國難辭其咎，負有直接責任。然而在中印關係惡化、以至發生邊界衝突的過程中，英國並沒有像美國那樣赤裸裸地干涉中印爭端並在亞洲國家間進行挑唆。它雖然對印度提供了相當的援助，但並未明確支持印度的立場和主張，同時保持了與中國的關係，為自己在外交、政治等方面留下了很大的活動空間。英國對中印雙方所持的態度和採取的行動，完全不能反映關係的親疏，也不是出於對自己過去行為的反省，其目的在於最大限度地維護其在亞洲乃至全世界的利益，充分顯示了其老牌帝國處理複雜、敏感問題的「老到」和「圓滑」。如此考量，足徵實際利益在國家間關係中之重要性。英國歷屆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前後拿捏把握的分寸，也提供了我們深刻認識英國外交一個絕好的窗口。
（轉自公眾號《英國史研究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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