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研究】黃民興：當代阿拉伯文化發展滯後的背景及影響
原標題：【阿拉伯研究】黃民興：當代阿拉伯文化發展滯後的背景及影響
作者系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關鍵詞：阿拉伯 文化 中東
內容提要
二戰後，一系列因素阻礙了阿拉伯文化的進一步發展。主要的內部因素包括:社會經濟發展遲緩;國家政策層面的問題;傳統歷史觀的影響;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社會不同階層之間嚴重的認識分歧。主要外部因素包括:二戰後西方國家在阿拉伯世界奉行的政策;冷戰結束後西方對阿拉伯世界的文化攻勢;當代西方文化對阿拉伯世界的強力滲透;全球化的雙刃劍作用。阿拉伯世界的有識之士也開始採取行動。首先，主張阿拉伯世界努力加入全球化;其次，向世界宣傳伊斯蘭教的真諦，批駁極端分子和西方世界對伊斯蘭教的歪曲;再次，積極向世界宣傳阿拉伯文化;最後，以文化行動反擊西方對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歪曲。
阿拉伯人在中古時期曾經創造了世人難以企及的文化輝煌。中古時期過後，阿拉伯地區經受了長期的外族統治，文化創造力受到嚴重破壞，其影響延續至今。二戰後，阿拉伯國家在文化發展方面確實取得了突出的成績，經歷了重大的文化變遷，這表現在政治、法律、文學、藝術、教育、大眾傳媒、通俗文化、風俗習慣等諸多方面，湧現出像納吉布·馬哈福茲等一批文化巨星，以往比較落後的海灣國家出現了迅速追趕的勢頭。
但是毋庸置疑，阿拉伯世界整體上在文化方面仍存在不少問題，正如筆者主編的《阿拉伯文化》中提到的成人識字率那樣。2002年12月,路透社援引聯合國發表的一份阿拉伯發展報告描繪了阿拉伯世界的文化現狀:文盲率居高不下，而識字者中許多人只讀宗教經書，很少涉獵其他作品。而且，文字作品嚴重短缺，市場的很大一部分僅由宗教書籍和創造性內容有限的教育出版物構成。社會上不太鼓勵人們閱讀，尤其是閱讀小說。
納吉布·馬哈福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0多年後，埃及仍然沒有多少人讀他的小說或其他阿拉伯小說。阿拉伯地區的媒體幾乎不承認阿拉伯小說的存在。埃及電視節目中沒有討論文學的節目，也沒有暢銷書排行榜。這一事實反映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鴻溝。20世紀70年代以來，阿拉伯社會形成了一個不利於文學和藝術作品產出的環境，而審查制度使諸多書籍和電影只能在海外出版和放映。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有一系列因素阻礙了阿拉伯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其中既有內部的也有外部的。主要的內部因素有如下五點。
第一，社會經濟發展遲緩。埃及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托馬斯·弗德里曼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對埃及發展緩慢的情景提供了個人的觀感:「1974年夏天，我曾經訪問過開羅的中學，當時，整個城市中最著名的三個建築是尼羅河喜來登酒店、開羅塔和埃及電視台大樓。2004年，即使已過了30年，它們依然是當地最著名的建築。這些年以來，開羅的地平線幾乎沒有改變。無論我什麼時候回到開羅，我都知道自己身處何方，不會走丟。」）
19世紀初，埃及、土耳其和伊朗三個中東大國的人口、經濟實力和對外經濟聯繫大體相當，而穆罕默德·阿里成為埃及總督後，埃及的各項事業加速發展。1925年，埃及在外貿進口、汽車數量、水泥產量和學生人數等指標上均超過土耳其和伊朗，僅鐵路長度落后土耳其。但到1972年石油漲價前，埃及僅在鐵路長度、水泥產量、棉花產量和學生人數方面超過伊朗，而其他指標均大大落后土耳其和伊朗，如人均GNP僅有伊朗的50%、土耳其的65%，人均鋼產量只有伊朗的50.8%、土耳其的54.5%。
今天，同為非產油國的土耳其已躋身20國集團，而埃及無緣加入(當然，沙特是該集團成員)，儘管後者也屬於新興經濟體，是「新鑽11國」成員。至於阿拉伯產油國，它們的經濟增長固然較快，但其經濟結構面臨一系列問題。20世紀90年代，阿拉伯世界的經濟增長率為世界最低，中東人均GDP的年增長率竟為－0.3%。
阿拉伯國家的經濟問題包括:產業結構轉變緩慢，文盲比例高，貧富分化嚴重，人口增長快，失業率高，經濟國際化和集團化水平較低，原料在一些國家外貿出口中繼續佔據重要地位，吸收外資少，接受外援和財政赤字較多，信息水平和科技創新能力較低等。關於經濟發展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在學術界存在爭議，但在阿拉伯世界，經濟發展滯後和社會矛盾叢生，無疑是極端勢力興起的重要背景。
第二，阿拉伯國家政策層面的問題。在一些阿拉伯國家，由於文化、政體、經濟上的種種原因，政府對文化的發展限制較多，不利於文化的健康發展。另外，阿拉伯國家的民眾普遍認為，一些國家的統治者不是把精力放在建設和發展國家、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而是放在如何鞏固自己的地位和政權上。這些國家的政府沒有明確的戰略、法律、方針，民主、法制很不健全，文化生活不正常，國家對文化事業的關心、財政支持和規劃十分有限。
第三，傳統歷史觀的影響。現當代許多阿拉伯知識分子都意識到,阿拉伯文化具有明顯的「尊古」特徵。有人認為:「阿拉伯民族受過去的影響甚於世界上任何民族。在阿拉伯世界，過去的權威不僅表現為它是代表民族特性的基本準則，而且還以尚方寶劍的形式粗暴地強加於人……人們膜拜過去，把過去視為未來的最佳典範。」
另有人以康德的名言「死人在墳墓里控制活人」來形容現代阿拉伯思想界的狀況，指出「在阿拉伯伊斯蘭思想領域，因襲前人的思想仍然排斥理性思維，仿效依然阻礙著創新，古舊依然在同現代搏鬥」。總之，阿拉伯文化領域存在著某些「頌揚過去，鄙視現在，畏懼將來」的因素。而且,這種戀古、復古的保守思想在20世紀後半葉，尤其是「六·五」戰爭挫敗以後，在民眾及知識界逐漸佔據上風，直到今天仍影響很大。
第四，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在阿拉伯人的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就是伊斯蘭教，它既是一種宗教，也是一個無所不包的社會、經濟和文化體系，它對廣大穆斯林的價值觀、道德規範和生活方式有著非同尋常的影響。世界穆斯林學者聯盟主席尤蘇夫·蓋爾達維教授認為，「敬主愛人，追求和平，公正寬容，守正不偏，是伊斯蘭哲學的基本價值觀，也是伊斯蘭文化的優良傳統」。
然而，不少阿拉伯人未能從整體上把握伊斯蘭教的精髓，他們忽視了《古蘭經》降示的歷史、地理與文化背景,對其理解頗多斷章取義、牽強附會之處，並且還往往唯我獨尊，對其他文化缺乏客觀認識。這是導致他們產生偏激思想的重要原因。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得新聞》的主編圖爾基·阿爾敘戴利這樣評論道:「我們的教育體系不培養人們對其他信仰的寬容心，更不用提對其他伊斯蘭教派思想追隨者的容忍了。這種做法需要有所改變。」
第五，社會不同階層之間嚴重的認識分歧。對阿拉伯文化的態度,以及關於阿拉伯文化目前的狀況、問題及其癥結的認知，不同的階層之間存在明顯的意見分歧，這種分歧表現在政治精英與文化精英和宗教精英、文化精英與宗教精英、文化精英與普通民眾、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以及不同集團的內部。在個別情況下，這種分歧達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並從認識分歧擴展到政治分歧和暴力衝突。事實上，這已經超出了文化多元化的範圍，它不僅是文化分歧，同時也是阿拉伯國家社會經濟矛盾、政治矛盾和國際形勢在文化層面的反映。
阻礙阿拉伯文化發展的主要外部因素有如下四點。
第一，二戰後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阿拉伯世界奉行的政策。從近代以來，阿拉伯地區有許多知識分子主張向西方學習，推進國家的現代化改革。儘管英法在一戰後對奧斯曼帝國的西亞阿拉伯領地進行了殖民統治，但阿拉伯人仍然對美國抱有好感。然而，二戰後局面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西方世界支持下的以色列的建立和巴勒斯坦問題的出現，美國偏袒以色列的政策激起了阿拉伯人日益強烈的不滿，1993年《奧斯陸協議》簽訂後和平進程的停滯更加深了這種挫折感。
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提出的「文明衝突論」更將伊斯蘭文明列為西方的主要敵人，隨之而來的「9·11」事件、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使阿拉伯人對美國的敵視達到頂點。「9·11」事件一周年之際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對美國的憎恨，以及認為布希政府犧牲巴勒斯坦的利益而無保留地支持以色列的想法，在整個阿拉伯世界達到空前的程度。而且與地區以往的反美浪潮不同，目前的憎恨滲透社會各個層面，尤其是受過教育的知識階層」。這種憎恨情緒在客觀上妨礙了人們冷靜、理性地看待西方,導致不少民眾懷疑乃至排斥西方的思想及價值觀。而極端分子也用支持美國和猶太復國主義的大帽子來打擊主張進行改革的少數開明人士。
第二，冷戰結束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阿拉伯世界的文化攻勢。在西方，長期以來存在著一個由西方政治家、學者和傳媒共同構建的針對東方的西方強權語境，即薩義德所說的「東方主義」，它主觀武斷地為世界給定了一個作為西方之「他者」的、被扭曲的「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形象。
在電影界，美國阿拉伯問題專家傑克·夏欣在研究中發現，從1896到2000年拍攝的1000多部涉及阿拉伯題材的美國影片中，只有12部呈現出阿拉伯人正面、健康的形象，而其餘影片中的阿拉伯人全部被描繪成「壞人」、「拜金主義者」或「超級恐怖分子」(取代了蘇聯的「邪惡勢力」)。另外，一些當代阿拉伯文學作品在西方受到大力追捧，而這些主要集中在有爭議的作家或遭查禁作品，後者描繪的是阿拉伯社會的愚昧落後、野蠻荒誕，從而反映了歐美文化市場對第三世界文學/文化進行選擇性引進的單一性消費傾向。
在冷戰結束以後，除了「文明衝突論」之外，美國學者福山還提出了所謂「歷史終結論」。儘管這一理論針對的直接對象是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但其所宣稱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的觀點，無疑表現出限定世界其他地區發展方向的意圖。「9·11」事件之後，西方正式展開針對阿拉伯世界的文化攻勢。有學者認為，西方在不斷解構、碎片化阿拉伯—伊斯蘭文化認同，使中東穆斯林最終成為文化上的「流離失所」者。
尤其在臆造「假想敵」的利益驅動下，西方媒體非但沒有積極致力於不同文明間的溝通和了解，反而助長了無知和偏見，特別缺乏對異質文明及其信仰的體認與尊重，竭力歪曲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和平本質，甚至將阿拉伯—伊斯蘭世界渲染為暴政和暴力當道的恐怖泥潭。
可以說，西方媒體對阿拉伯—伊斯蘭文化身份的解構與重建，既誤導了國際社會對後者的身份認同，又干擾了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自我定位;既挫傷了阿拉伯—伊斯蘭民眾心智的創造力，又進一步惡化了阿拉伯—伊斯蘭國家與國際社會溝通的交流渠道;既模糊了西方現代文明外圍的民族文化身份，又加劇了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內在的身份衝突，從而使阿拉伯—伊斯蘭文化身份面臨嚴重危機。
第三，當代西方文化對阿拉伯世界的強力滲透。西方文化的滲透是全方位的，包括思想觀念、藝術、通俗文化、服飾飲食等諸多方面。近代以來，西方文化在推動阿拉伯地區文化變革方面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價值體系迥然有別的西方文化藉助西方強勢的政治、經濟力量和國際關係架構，向近在咫尺的阿拉伯世界持續而大規模地傳播，勢必對當地的本土文化造成破壞性、有時甚至是災難性的影響。
例如，在民族電影業最為發達的阿拉伯國家埃及，好萊塢大片主宰了電影院，使本國電影難以立足。一些本土導演拍攝的影片曾在國際電影節放映並在歐洲公映，但它們在埃及的放映期卻很短。同時，這一狀況也有主觀原因，當代阿拉伯著名思想家宰克·納吉布·麥哈穆德認為,阿拉伯國家盲目引進西方文化，不考慮它是否適應本民族的特質和現實生活。他指出:「我們正面臨考驗，自20世紀80年代初，面對古老的阿拉伯文化和舶來的西方文化，我們就處在猶豫不定的狀態中。」
第四，全球化的雙刃劍作用。冷戰結束以後，隨著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繫不斷加強，國家主權的讓渡日益明顯，文化的相互影響不斷加強，由此而來的負面作用也迅速顯現。阿拉伯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的落伍，使本地區的許多知識分子對全球化充滿畏懼，對全球化的評價相當負面,從而對阿拉伯社會、文化與世界的交融產生疑問。他們認為，「阿拉伯世界的一切不平等現象，國家和民族的一切挫折和失敗，社會風氣的敗壞和道德淪喪都是世俗化和西方思想、文化腐蝕的結果」。
從近代以來,阿拉伯人就一直在思考國家與民族、宗教的命運，在探索不同的救國救民之路。他們在政治上嘗試了現代主義、改革主義、阿拉伯民族主義、自由主義、阿拉伯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伊斯蘭主義，在哲學上嘗試了實證主義、理性主義、存在主義，在文學藝術上嘗試了西方現代派的種種流派，經歷了成功、曲折和反覆。可以說，當前阿拉伯世界面臨的困難正是全球現代化進程中第三世界國家必經的社會和文化陣痛的典型表現，是近代以來中東現代主義與傳統主義矛盾的延續。
今天，面對變幻莫測的國內外形勢，阿拉伯世界的有識之士再次開展辯論，並且政府和民間達成了一定共識，開始採取某種行動。首先,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認為，阿拉伯世界必須在思想上進一步開放，加入而不是拒絕全球化。許多知識分子疾呼，觀念與心態的落伍是社會落後的主要原因，現在該是深刻反思、革故鼎新的時候了，阿拉伯民族迫切需要在已有的思想文化土壤上，建設合理、健康、適應時代要求的新文化。他們的呼籲雖遠未形成全民共識,但已引起越來越多人的重視。2009年沙烏地阿拉伯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的建成是一些阿拉伯國家政府改革決心的體現,該校成為沙特第一所允許男女生同堂上課、就餐的大學，具有重要意義。(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於2009年9月在吉達正式開學，是沙特歷史上第一所國際性、科研型的理工大學，阿卜杜拉國王親自主持開學典禮。學校下設應用數學、計算機、生物學、化學、地球科學、電氣工程、環境學、海洋學、材料工程和機械工程等多個專業，校內所有科研設備全部達到世界頂尖水平，所有科研人員也都是世界一流的專業人員,所招收學生全部是碩士生和博士生，第一學期招收800多名新生來自全世界61個國家，其中沙特籍學生僅佔15%。)
其次，主張向世界宣傳伊斯蘭教的真諦，批駁極端分子和西方世界對伊斯蘭教的歪曲。在這方面，世界穆斯林學者聯盟主席、卡達大學尤蘇夫·蓋爾達維教授倡導的中間主義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後者正在成為阿拉伯世界的主流話語。阿拉伯國家的政府也積极參与中間主義的宣傳，例如沙烏地阿拉伯近年來成立的蘇爾坦王儲基金會(設於沙特國王大學)的使命之一就是宣傳中間主義。
再次，積極向世界宣傳阿拉伯文化。2001年11月，舉行了阿拉伯文化人的思想大會，會上探討了國際局勢和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同西方文明的關係，與會者提出了許多建議，如在大學和學術機構投資設立基金研究阿拉伯伊斯蘭文明的歷史和現狀，呼籲重視阿拉伯文化中心，支持阿拉伯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2008年11月，由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和沙特國王大學主辦的「中國—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學者論壇」在西北大學召開，與會者包括蘇爾坦王儲基金會負責人，會議討論的議題包括中間主義。2009年11月,由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與卡達、沙特和科威特5所大學聯合發起的「中國—阿拉伯學者論壇」在西安召開，會議討論的主要內容即為中間主義，年過八旬的尤蘇夫·蓋爾達維教授出席會議並做主題發言。）一些阿拉伯國家、主要是海灣國家積極向美國等西方國家大學的中東學術機構提供研究經費.此外，中阿合作論壇的建立也為擴大阿拉伯文化在中國的影響、促進雙方交流創造了機會。
最後，以文化行動反擊西方對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歪曲，奪取話語權。這方面以半島電視台最為突出，而阿拉伯世界的其他電視台也緊隨其後。在伊拉克戰爭中，以半島電視台為代表的12家阿拉伯衛星電視頻道加入了與西方同行競爭的行列。它們以阿拉伯世界的視點報道戰爭，廣受歡迎。
其中，阿聯酋的阿布扎比電視台大出風頭，約有120家國際媒體播放了該台記者拍攝的空襲畫面，許多西方大牌媒體如CNN、福克斯、BBC等也清一色採用了該台的畫面，阿布扎比電視台由此一夜紅遍世界。阿聯酋的另一家媒體阿拉伯人電視台也在伊戰報道中表現搶眼。2002年6月，在開羅召開的阿拉伯新聞部長委員會呼籲阿拉伯媒體集中力量，共同應對阿拉伯—伊斯蘭國家所面臨的挑戰。會議決定斥資2250萬美元發起媒體大戰，以抨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政策，並資助其在歐洲或美國建立一座阿拉伯人的「媒體觀測站」，以及籌辦阿拉伯各國公共和私營衛星電視頻道的英語和希伯來語節目。
阿拉伯電影人也積極做出回應，他們拍攝自己的電影，努力向全世界展示阿拉伯文化和阿拉伯人真實的生活狀態。在2004年第一屆迪拜電影節中，展出的75部阿拉伯影片真實地折射出阿拉伯世界的現狀——既有恐怖主義和戰後的創傷，也有愛情、歡笑和對於社會解放的渴望。2006年，在曾被西方電影壟斷的開羅電影節上，18部參展新作中有3部是埃及本國電影，同時，突尼西亞、摩洛哥等國家也有影片參展。
同年，在貝魯特電影節上，20多部描寫巴勒斯坦人民爭取解放的故事片和紀錄片橫空出世，它們意味著阿拉伯電影第一次衝破了西方強大話語權力的束縛，將那些曾經被西方禁止講述的歷史事實，原汁原味地展現在觀眾面前。2006年，一部名為《天堂此時》的巴勒斯坦影片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這一消息在西方電影界立刻引起軒然大波。影片編導哈尼·艾布·艾斯阿德雖然將鏡頭對準了巴勒斯坦人的「人體炸彈」,但影片敘事的重點則是對人性的思考，試圖深刻挖掘「人體炸彈」背後作為個體所承受的痛苦與悲涼，從而闡明「恐怖主義」的根源。
因此，今天的阿拉伯文化人努力在困難中振作、思考、工作，致力滿足社會和國家的需要，重新確定自己的文化身份。這一條道路艱難而漫長，但阿拉伯人的前途掌握在他們自己手中。已故著名敘利亞作家薩阿德拉·瓦努斯道出了這個苦難倔強民族之心聲:「我們註定要懷有希望,今天的一切不可能是歷史的終結。」［注釋略；責編:李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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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東問題研究》第5期；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號平台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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