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英秀：寫作，像風一樣吹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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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英秀，女，藏族，甘肅省舟曲縣人，蘭州文理學院教授，甘肅「小說八駿」之一。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發表文學評論40餘萬字，出版中短篇小說集2部。三年以來，有10部中篇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長江文藝·好小說選刊》等刊轉載，併入選多種選本，獲「甘肅省第七屆敦煌文藝獎」、「第四屆黃河文學獎」等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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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老了。杜拉斯說。有一天，一個男人向我走來，他說我認得你。那時候，人人都說你美。可我特地來告訴你，與你年輕的美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倍受摧殘飽經風霜的面容。
我常常想像著那個男人。在遙遠的藝術之都法國，那向杜拉斯的晚年之美脫帽致敬的男人。杜拉斯站在他面前，觸目驚心的孤獨和滄桑，分明像閃電擊傷了她自己。這是時間之筆精心雕刻的面容，年輕的美貌怎能與此匹敵？它美得如此尖銳，徹底，如此失敗，萬劫不復。經歷了這樣的面容的女人，將永不能被人群淹沒。我常常這樣想起她，那個酗酒失度、狼狽不堪的小個子女人，那個在語言的陰影里深深沉溺，在表述的翅羽下恣意穿梭的寫作女人——杜拉斯。有幾個女人，能像她那樣，在垂暮之年，還能讓容顏之光照亮別人？能在漫漫一生中堅持讓慾望和傷害，永不褪色？讓愛和美，老而彌堅，老而彌久？
太多的寫作女人，都無法追隨這樣貫穿一生的激情腳步。雖一樣地手握錦繡詩筆，寫著璀璨文章，但卻永不能言說那一份心頭之痛。杜拉斯說：沒有愛，留下來不走，是不可能的。她哪裡懂得，一天一天的塵埃向生活壓來，日子裡堆積著無法安頓的情節時，太多的心靈已失去了哭泣之聲，有幾個人還能頑強地發問：所有的「留下」，真的是為了愛嗎？在「留下」的最後，還堅如磐石地停駐著那最初的「留下」的理由嗎？人常說，逝者如斯夫，時間如流水，其實，時間要是水就好了，水總能見證那兩岸的四季晨昏曾有過何等的綻放和謝幕；人常說，時間如刀，刀刀催人老，其實，時間要是刀就好了，刀至少讓人記著那看似彌合的傷口下，曾經新鮮的疼痛澆灌過怎樣的花朵。可是，時間，它只是風，大多數人漫長的生命，只是吹過他們的風，不知來處，亦無去處，只是一轉身，那風就沒了。
1941年8月31日，詩人茨維塔耶娃自縊身亡。這個「等待刀尖已經太久」的女人，終於走進了她必然的歸宿。她死於來自祖國的無理迫害和放逐，「沒有保護沒有同情」的巨大孤獨，死於「我們簡直像牲口一樣在慢慢餓死」的窮困，死於和家人兒女的疏離衝突。但這一切都不足以構成那最後的死亡之繩索，致命的一擊來自時間。時間是風，桀驁不馴的茨維塔耶娃一直以來在風中奔跑著，想要跑到風的前面去。然而，她終於不得不傷痕纍纍地敗下陣來。那個清晨，她從鏡子里看到了自己的白髮。她眼睜睜地看著最寶貴的東西一點點地從她的鬢邊流逝，而她竟然無力挽留。就從那一刻，她喪失了在一切困難中都不曾低頭的內心的力量。這個曾與帕斯捷爾納克激情相戀，曾給病入膏肓的里爾克以「復活」的生命動力的女人，終於被自己的時間之風所擊倒。「我原來是那樣的習慣於饋贈！」是的，當一個女人，一個詩人，再也不能饋贈無力饋贈，那麼，她只有饋贈給自己最後的絕望和尊嚴。那麼，她只能讓一輩子顛沛流離的生命，結束於一縷時間饋贈給她的白髮。
50後，在中國台灣，女作家三毛以同樣的方式自絕於人世。只是一條絲襪，卻比世間所有的生之誘惑更強硬，更專斷，它就那麼悄無聲息地勒斷了一個女人風華絕代的一生。說不完道不盡的「三毛之死」，在當年成就了厚厚幾大本探秘之書。至今近三十年話題未息，各種聒噪猶聲聲在耳：三毛為什麼死？可是，三毛又為什麼不死？早已「萬水千山走遍」，「哭泣的駱駝」已隨撒哈拉沙漠的長風成了「背影」，「溫柔的夜裡」也不願再去細數「夢裡花落知多少」。那個公眾視野中的「三毛」，教書、演講、座談、開專欄、通信的「大家的三毛」，雖然在「朝陽為誰升起」的感動中，找到了「塵歸於塵，土歸於土，我歸於了我們」的歸屬感，然而，這終究支撐不了一個孤獨女人最深的內里，抵抗不了「滾滾紅塵」中時間對一個寫作女人的侵襲。攝影家肖全的鏡頭裡，最後的三毛，不再彩裙飛揚、麗若春花，她瘦骨錚錚，皺紋深刻，全部的魂魄只在那對眼睛裡，強大和脆弱，堅定和迷茫，深情和決絕。這樣的三毛，是浴火的鳳凰，是一生只歌唱一次的荊棘鳥。她說出「在這個世界上，有誰不是孤獨的生，孤獨的死」又有什麼奇怪呢？當她認定「我的生命，走到這裡，已經接近盡頭。不知道日後還有什麼權力要求更多」時，又有什麼力量能挽留她絕塵而去的腳步？
茨維塔耶娃和三毛，一樣的死法，一樣的死因，「無力饋贈」和「無力要求」，它們的名字，其實都叫「時間」。時間的利刃戳穿了所有的真相，也挑破了一切虛幻的光華。它讓生命褪去了一切的外在和偽飾，讓時間中的女人，赤裸裸地面對了從來處來往去處去的自己。讓她們死於年華。
三毛說：歲月極美，在於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但她終究沒有直面這極美的過程。太多的寫作女人都不能坦然面對這極美的過程，笑傲於時間的盡頭。會彈琴愛跳舞的簡·奧斯汀，被河流裹挾而去的伍爾夫，美麗的普拉斯，還有艾米莉·狄金森，她說：我不能片刻消停，我必須努力完成這些文字，要不然我就會一點一點消失。有誰不會被這樣痛徹心扉的話語擊中？是的，就是她們，這些寫下不朽詩文的女子，她們用生命詮釋了海子的詩句：「不能長久地生活，就迅速地生活」。她們迅速地焚心似火地投入到愛情，投入到寫作，投入到值得經歷的一切美好和痛苦中。她們透支了一生的燃燒。所以，當所有的蕭瑟和寒冷命定地到來時，她們比別人更早地放棄了抵抗。或者說，她們用最極端的方式完成了對將要到來的被剝奪的自我被遺忘的時間的反抗。生命就是生命，但有時它或呈現為詩，或呈現為畫，或呈現為世間僅有的一種絕對的愛情——寫作的女人，需要這些。她們曾經活著正在活著的證據。但老去的時光不能賜予她們恆定的安然和自信，它總是把她們丟棄在一個人的路上。一個人，在路上，繁花似錦的此岸已成記憶，百鍊成鋼的收成之彼岸還在前方，中間是風，吹刮著越來越逼近的荒敗。
寫作女人在這樣的路上。到了最後，才知道，掌握多麼難，安慰多麼少。
所以，能走下去，能走出來，能在曠遠的時間的荒風中持久地有力量地寫下去的，必是一些有著更強大的心智，更高遠的眼光的女人。時間走過她們，不再是利刃刺中了命脈，而是鈍刀割磨著日常中的卑瑣、散淡和麻木。是的，時間的炙烤對這一類寫作女人，永遠是一種警醒，一種鞭策。她們不能被時間擊倒，更不甘被時間迷醉，她們大睜著眼看流年易逝，青春成昨。她們一定要看清楚那最致命的美和打擊藏在什麼樣的最後。她們一定要讓這所有的日子，殊途同歸在她們文字的結晶中。她們知道怎樣壯烈的謝幕也只是謝幕，所以她們選擇走下去，面對衰老，面對無情，面對不可抗拒的一切殘酷；她們懂得怎樣漫長的一生最終也只是白駒過隙，灰飛煙滅，所以她們更加珍愛每一縷走過她們的時間之風，她們比俗塵中的人更懂得，更慈悲，更熱愛，更疼痛。
「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欲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風花日將老，佳期猶渺渺。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寫下這首詩時，詩人薛濤雖才20妙齡，卻已飽經人世滄桑了。12年屈辱的樂伎生涯中，她曾被罰往荒蠻邊關，也曾擁有過節度府校書郎的尊貴地位。公元789年，在終於恢復自由身後，她一身素淡的女冠服，在浣花溪畔開始了新生活。和很多在歷史上留下名字的女子一樣，薛濤有著出眾的容貌，但她的聲名不是因為美麗，也不依附於和那些薄情才子的愛情故事。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在龐大而眩目的詩歌唐朝，躋身於那些光焰萬丈的繁星中，薛濤以絕世才華，灼灼地發出了自己的光芒，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存在。多少著名詩人曾與她詩詞唱和，她的「吟詩樓」，至今聳立在距杜甫草堂不遠的浣花溪畔，與「少陵茅屋，諸葛祠堂，並此鼎足而三」。王建《寄蜀中薛濤校書》一詩為後世留下了薛濤卓然的詩人風采：「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里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然而，有過曾經的熱鬧，又能怎樣？有了身後的光華，又能怎樣？薛濤鄙棄世俗功名，夢想的只是把自己的愛安妥在一個忠誠而又熱忱的男子身上。但一個苦寒出身的貧家女，一個曾經是樂伎的女子，又怎麼可能真正擁有自由？怎麼可能收穫到與她的美貌、才情、人品真正相配的美好愛情？她一次次付出，一次次讓「結同心」的美夢幻滅。凄風苦雨的日子就像錦江的水綿延不盡，比這樣的日子還要多的是心靈的風刀霜劍。年華易逝，知音難求，無法把握愛情又無力留駐青春，薛濤看著枝頭的花朵，數著指尖流走的時光，就像看著自己的美麗在徒勞地開放，兀然地凋零。
就是這樣，一代才女薛濤在她自己的時間裡，只是一個在春天裡空結著刻骨愁怨的女子。她只是讓淚灑落在花瓣上，發出「芙蓉空老蜀江花」的悲嘆。她是不幸的，在那麼多接踵而至的日子裡，她註定了只能是不系之舟，無根之萍。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傾瀉在詩歌里，形成了她「萬里橋頭獨越吟，知憑文字寫愁心」的獨特詩風。孤獨之感，失戀之悲，薛濤以自己的身世之感表達了一代又一代人心口永遠的痛。但薛濤的意義，又絕不止於此，她最終完成了從一個讓人痛惜的薄命女子到一個使後人無限敬仰的優秀詩人的根本質變。之後四十多年的孤苦生活，她保持著人格挺拔精神高雅，個人遭際並未使她把視野局限在寂寞的小天地里，她依然關懷國事，寫下了著名的《籌邊樓》。她建了吟詩樓，自製「薛濤箋」，在自己的詩歌世界裡，她的生命依然純粹而完整。「晚歲君能賞，蒼蒼勁節奇！」薛濤的題竹詩恰似對她自己人格的寫照。
一個以柔韌的生命，抗爭了流年無情的精神女人。一個以心靈的強大，留住了時間之無限的寫作女人。這樣的女人，時間的風只能磨礪她們的美麗，卻永遠無法掠奪她們內心的熱力。它只能以破壞之力完善她們，成全她們。那個嬌慵甜美的少女為賦新詞強說愁，吟誦「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時，她不會懂得只有時間的風才能將她推到「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的境地，讓她在國讎家恨中以杜鵑啼血的絕唱，成就了大痛大美的最後的李清照。
1986年，丁玲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駕鶴西去時，她對身邊的老伴說：你親親我吧，我是愛你的。這個82歲的女人終於為她刻骨浪漫的坎坷一生划上了完美的句號。政治女人丁玲，風頭浪尖上的丁玲，我相信一切的因緣際會，一切的榮耀苦難，都只是因為她無法從根本上逃脫她是一個寫作的女人。她終究只是一個在時間的風中經受了一切的文學女人。想起丁玲，就不由得想起阿赫瑪托娃，俄羅斯詩歌的「月亮」女神。當古稀之年的丁玲在強制勞動中手上肩上磨出了厚繭，她決心「要在心頭上也磨出厚厚的繭子」以抵禦精神痛苦時，她其實應該知道，這樣的感受在所有的專制社會從來都不是新鮮的體驗。早在俄羅斯人不堪回首的大清洗時代，阿赫瑪托娃就留下了一個文學女人在恐怖年月所能發出的低沉的最強音：「我要連根拔除記憶/我要讓心兒變成石頭/我要重新學習生活」。只有「讓心兒變成石頭」，只有「在心頭上磨出厚厚的繭子」，才能不被時間擊倒，不被時間中的一切不潔之物擊傷。才能「重新學習生活」，才能讓文字「作為世間一切的見證」，永遠地留下來。阿赫瑪托娃，這個美麗高貴的詩歌女人，她做到了這一切。多舛苦難的一生，「愛情像烙鐵和烈火」折磨著她，「誹謗到處追隨著」她，她以女性的柔軟之軀一次次地承受來自強大的國家機器的「石頭一樣的判決詞」，然而，她以最強韌的心靈之力抵抗住了「命中注定要下地獄」的運命，她沒有重蹈好朋友茨維塔耶娃的悲劇，她在時間的盡頭，等到了一個人應該擁有的尊貴晚年，和「遲來的榮譽」。然而，就像在過去面對苦難一樣，面對榮譽和桂冠，她依舊是平靜的，清醒的，她說：「不可能給詩人添加什麼東西，同時也不可能剝奪詩人什麼東西。」
這樣的寫作女人，又怎能被時間的風裹挾而去，當她用一生的苦難對世界吟唱：「如果你不能給我和睦與愛情，那就給我苦澀的名聲」。
總是為這些無可比擬無可替代的寫作的女人感動著，震撼著。那些早夭的死於華年的花一般星一般的女子，她們在時間的暗夜中划過的閃閃寒光；那些走過春的繁華夏的躁動秋的豐盈冬的嚴酷的山一般河一般的女子，她們在時間中定格下來的頑強和莊嚴。當我默念著她們的名字，就像誦讀著一部部時間的大書，就像預覽著一個個寫作的女人未完成的人生。多麼快啊，衰老多皺的面容，臃腫病痛的身體，枯黯煩亂的心緒，一切都好像只是抽象的概念，但已真實地兵臨城下，四面楚歌。在我的年齡，青春年少只是昨天的事，卻分明看到黑慘慘的最後之門半開半閉，在獰笑著生命的脆弱和虛無。這樣的時候，閱讀和寫作都呈現出了之前不曾領略到的意義，那些欲露還藏的暗示和契機。對時間心生恐懼的人，在自身面臨鬆弛、墜落和凋零時，疼痛使之無師自通地進入哲學，進入語言。然而，述說就能獲得救贖的力量嗎？誰能逃離時間的深淵？才情與智慧，光榮與夢想，在最後風歇雨住場光地凈的時間裡，能給寫作的女人一角堅實的庇護，使之完成最後的美好的造型嗎？也許答案是否定的，一個人肉體的失敗其實就是真正的失敗，那樣的墜落和沉淪就像秋風中的黃葉跌進絕望的山谷，怎樣的精神之力能使之再次清颺向上？然而，即便這樣，寫作的女人也只能祈望於時間，只能在對時間的恐懼和信仰中走過時間。是的，沒有什麼人比寫作的女人更感知著時間的凜冽和遽促，時間總是最先去欺凌那最優美最敏感的靈魂，但也沒有什麼人比寫作的女人更貼近著時間的溫暖和公正，時間總是在最後去恩澤那最柔軟也最堅定的精神。
曾經喜歡輕盈靈動的潑灑恣肆的飛一般的女人的語言，慢慢開始更關注沉潛的蘊藉的清明的表達。那些不再年輕的，已面對時間之拷問的女人們的表達。那些樸素的簡單的文字。然而這樣的樸素和簡單，是歷盡繁華的簡約，是千帆過後的水天一色，是萬弦俱寂中唯一的清音。是語言的至境。曾為蔣韻的小說潸然落淚深深沉溺，並情不自禁地寫下閱讀心得。知道那是正走在時間途中的女人，才能講出的故事。是已承受了時間的饋贈的女人，才能寫下的文字。澄澈，深邃，沉靜，悲憫，不再是蟬鳴亂心中的炎陽高照，而是冬日上午一院子的好太陽。喜歡艾雲，那是中國女作家中最哲學的女子，然而在北戴河的沙灘上，她一遍遍對我說，關鍵是生活，你看，這亂麻似的生活，這浪一樣撲上來的生活。趙玫的散文隨筆，深刻犀利，明白通透，那樣的文字後面該是一個因智慧而篤定自信的女子吧？但她卻說：「我知道，真正的本質是：我的日漸衰退的記憶；我身體中越來越多的不適；我的，有時力不從心的感覺；有時候，彷彿每分每秒都在黑色深淵的邊緣；幾近瘋狂的絕望……」
就是這樣。這些話，這些日常中的趔趄，一把細沙從掌心慢慢滲走。它使人們看到了在寫作女人的文字中，通常被遮掩起來的那一面。關於她自己在寫作中的焦慮，無助，所有的負重，以及在生活中的走下坡路。但這確實是一個寫作的女人在時間中的真實。趙玫說：「但是我堅持著。」讓人敬重讓人心酸的堅持。這才知道，其實，一個寫作的女人，光有強大的心智、高遠的目光也還是不夠的，當再無多少好時辰供自己大把揮霍時，她還得有對日常凡俗的整合能力，尤其必須得擁有健朗的身體，她需要能支撐思想將寫作進行到底的體力。多麼傻啊，年輕時，不懂得這個，以為有繽紛蔥蘢的才思，有漫天飛舞的靈感就夠了。若只是這樣，波伏娃怎麼能成為笑到最後獨領風騷的神話，而熱烈博愛的桑夫人又怎麼會是寫作女人中絕無僅有的傳奇？若只是這樣，勃朗台姐妹該有怎樣的另一番盛大氣象？聰慧的蕭紅又怎能把那半部紅樓留於別人寫？
無法，不想到蕭紅。想她一路的壞日子，那些嘔心瀝血的成長，那些前赴後繼的被放逐。而1942年的病魔，該是最後的那把鹽吧，重重地燃燒起所有的傷口。還能怎樣呢，僅有的相濡以沫已相忘於江湖，一切的憧憬追尋也零落成泥。千山萬水處，一個早已無家可歸的女人淚眼回首，卻發現她的故鄉並沒有消遁，也許能慰籍她殘破心靈的，只有留在那遙遠的北國小城裡的依稀的兒時記憶。於是，她奮力緊攥著這一根泰山壓頂的稻草，她在烽火連天的病榻上完成了《呼蘭河傳》的最後一個字。然而，註定了，就連寫作也只是一場幻滅之旅，當呼蘭河從幽深的歲月奔涌而來，30年的時光像不可抗拒的浩蕩的河流，流進蕭紅的生命時，她再次懂得，家園，永在她無法渡過去的彼岸。她31歲的生命最後的停泊點，依然是「別人的故鄉」。這個字字泣血的女人，當她終於鬆開手中的筆，臉上該是冷月葬詩魂的凄絕吧？
命運，何以如此多舛，就連河流都不能帶她回家。
許多年後，在蕭紅客死的他鄉香港，又一個寫作的女人在喧囂萬丈的都市抒寫著生命的繁華和枯敗。李碧華不喜煽情，傷心的男女故事裡她只淡淡地說：她對他的絕望，是魚對水的絕望。這滲冷入骨的句子，就像拿著一把刀片細細地，慢慢地，割過人的心。我無端地覺得這該是當年蕭紅一次次重複的切膚之痛。可為什麼，她是魚，她也是魚？為什麼，她們只能是魚？既為魚，怎可擺脫水的控制？水要魚死，魚怎能不死？既為魚，又怎能不依附水的需要，不順應水的慾望？魚也叛逆，魚也抗爭，但除了在水中折騰出幾許無謂的浪花，或將自己拋屍在乾涸之地，魚能奈水何？
但幸虧，這一生遭遇的，不只是男人和水。不只是做一條魚的命運。幸虧，除了這一切，更有文學。有了文學的緣故，她確曾在低的天空，以稀薄的羽翼美麗地飛過。時間最終成就她，以魚之身，完成了飛鳥的抵達。
「我夢想像個女人那樣寫作。」這是德里達的驚人之語。這個狂傲的哲學男人，如此地高看女人的寫作，是因為他自認為懂得了寫作最深層的奧秘，窺見了女人和寫作之間的那條幽秘通道。但他是否懂得寫作的女人所承受的別一種壓迫，以及來自時間的那仁慈無比而又嚴酷之極的啟示？當寫作的女人回顧來時路上所有的悲壯和凄美，堅持和隕落時，她們是否會說，離開吧寫作，我只夢想像個男人那樣生存？在浩蕩而來嗚咽而去的時間中，寫作也許一開始是女人的，但最終還會是嗎？它也許是福地，也許只能是深淵。誰能收穫到那持久的永不枯竭的寫作的力量，讓它的光芒照亮一生？誰，能立於時間的不敗之地？
所以，翟永明說：「完成之後，又能怎樣？」
然而，沒有選擇。杜拉斯說，寫作像風一樣吹過來。是的，當寫作像風一樣吹過來，寫作的女人只能迎著它走去。除了走向寫作，在無底無痕的時間中，她們還能怎樣地走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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