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敏 | 「家事難言」：蔣介石筆下之情愛世界(1927-1937)
原標題：羅敏 | 「家事難言」：蔣介石筆下之情愛世界(1927-1937)
「家事難言」：蔣介石筆下之情愛世界(1927-1937)
羅敏
內容提要：蔣介石筆下對宋美齡之情感，有一份難以克制的敬愛之情，但因敬而生愛之背後，蔣亦感某種不自由之苦。婚後頭三年，蔣常年征戰在外，兩人聚少離多，加之個性與生活習慣的差異，姻親之累，子嗣問題之困擾，經國、緯國與繼母之間的微妙關係等，均令蔣苦悶而深感「家事難言」之痛。九一八事變後，在內憂外患的歷練下，蔣宋之間的感情不斷成長，歷久而彌篤。
作者簡介：羅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原文出處：《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
蔣介石與宋美齡之間究竟是政治婚姻，抑或是建立在情愛基礎上的幸福婚姻之典範？這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當我試圖從蔣介石日記中尋找答案時，方感受到民國時期第一家庭的「經」尤為難念。蔣之筆下有關婚姻生活之記述，不僅太過簡略，支離破碎，而且在宋美齡缺席作證的情況下，令人有真偽難辨之惑。誠如蔣本人曾在日記中所坦言：「歷史無事實，事實決不能記載也。」①儘管如此，本文仍嘗試依據蔣介石筆下的相關記錄再現蔣、宋婚後第一個十年之情感歷程，或許有為蔣之單方證詞所誤導之處，其中難免亦有作者主觀之誤讀，敬請閱者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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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之難制」
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公開發表《我們的今日》一文，高調向世人宣告：「余今日得與余最敬愛之宋美齡女士結婚，實為余有生以來最光榮之一日，自亦為余有生以來最愉快之一日」；「余確信余自今日與宋女士結婚以後，余之革命工作必有進步，余能安心盡革命之責任，即今日始也。」②此時，蔣已年近不惑，曾有過「狹邪自娛，沉迷久之」不堪回首之「昨日」。③身邊先後有過三位女性：一位是原配夫人毛福梅，蔣唯一親生之子經國之母；一位為侍妾姚冶誠，蔣之養子緯國之養母；另一位是陪伴身邊的女友陳潔如。
蔣與原配毛氏的婚姻，因奉母命成婚，毫無感情基礎。蔣對毛氏之憎恨與厭惡，甚至到了聞見其「人影步聲，皆足刺激神經」的地步。④蔣母病逝後，蔣與毛氏離異。1921年11月28日，蔣於日記中稱：「會議離婚事，親戚意見參差，致無結果，心殊惱恨。……後卒解決，然已不知費了多少精神已！」蔣對青樓出身之侍妾姚冶誠，因姚之嗜賭、無禮而怨恨不堪，懊惱不已。蔣曾考慮與姚氏分手，但考慮到「緯兒無人養育，恐其常起思母之心」，蔣痛感「離舍兩難，再三躊躇，卒無良法，乃決以暫留分住，以觀其變」。⑤蔣對上海女學生陳潔如則是愛恨交織，「恨之又愛之也，憐之又痛之也」。⑥因陳之年少無知，治家無方，蔣在日記中頗多怨言。1926年6月20日，蔣在日記中稱：「潔如不知治家之道，完全如一小孩時，不如吾意也。」11月12日，蔣在北伐前線，接到陳潔如來函，「知其遷租七十二元大屋，不勝憤恨。招搖敗名，年少婦女不得放縱也。」
直至遇到宋美齡，蔣之感情世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才因男女之情感受到「人生之樂」。蔣介石筆下與宋美齡之戀情是「情緒綿綿，相憐相愛」，並由衷地感嘆「惟此稍得人生之樂也」。⑦蔣眼中之新娘美齡宛如「雲飄霞落」，「平生未有之愛情」令他陶醉不已，有不知「身置何處」之感。⑧新婚燕爾之際，蔣「在家與愛妻並坐擁談，乃知新婚之蜜，非任何事所可比擬」⑨。
與蔣身邊曾經的三位女性相比，宋美齡之家世、才學與品貌顯有天壤之別。此時的蔣介石雖已身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但地位尚未鞏固。1927年8月，他因軍事指揮失利，受到內部桂系軍事將領李宗仁、白崇禧的攻擊而下野。細讀這一時期蔣之日記，其筆端對宋美齡之愛慕，除英雄愛美之自然情愫外，亦多少流露出攀附之不安，擔心為宋氏家人瞧不起，「為愛所輕」⑩。
1927年6月13日，處於熱戀之中的蔣介石在日記中記述了宋家大姐宋靄齡對自己的勸誡，謂：「琳姊(宋靄齡)評余欠準備工夫，全憑臨時應付，此誠道著矣。」1927年10月，蔣利用下野赴日遊歷之機，前往拜訪在日旅居的宋太夫人，當面請求其允許與美齡的婚事。宋太夫人雖面允婚事，但不知為何，卻不欲美齡來日，恐蔣、宋在日結婚。蔣對此事「不勝悵望」，但已無可奈何。(11)新婚不久，宋家大姐再次規誡妹婿，以其「游怠為慮，且輕視之」。蔣頗不以為然，為自己辯解：「其實不知鴻鵠之志也。」(12)因為宋家非同尋常之家世背景，蔣對宋美齡的感情顯然多了一份「敬愛」。1928年1月2日，蔣在日記中記稱：「三妹憐愛可敬」。當日下午，美齡陪同蔣走訪胞妹蔣瑞蓮，雖未晤面，但因其家有客打牌，蔣「見之愧怍，為愛所輕也」。1月8日，蔣接到美齡來函，「悲喜交集」，「勉我國事，勸我和藹，心甚感愧」。蔣當即複信後，美齡卻遲遲未回，蔣之內心頗為忐忑，「甚念三妹之不複信，何怪我之深而使我敬愛之難制也。」(13)1月20日，蔣又在日記中寫道：「三妹時勉我以勤勞國事，心甚自慚。」
宋美齡之規諫與勸誡，對蔣之修身自新，「內助之賢」非同尋常。1928年1月22日，婚後的第一個除夕之夜，蔣在日記中記道：「三妹勸余不患明日之事，甚有理也。古人謂做一日，算一日，又雲今日不知明日之事，此先母嘗教余者也。余惟盡其心力，至明日之禍福成敗，只有聽之而已。」3月4日，記稱：「三妹愛余之切，無微不至，……而余不能以智慧德業自勉，是誠愧為丈夫矣。」4月23日，又記曰：「三妹戒我不矜才，不使氣，而我對下總不能溫和厚愛，使人無親近餘地，而且對學生亦如之，切戒之。」6月8日，蔣在日記中稱：「三妹以余性質消極，多懊悔為恥，頗中余之病也。印象頗深，余將何以自勉，存心而已。」6月19日，又謂：「與三妹相談甚樂，其規諫有理，故感之。決自明日起，按時辦事，再不決心墮氣，其戒我、嫌我以懊悔，非丈夫氣概，亦有理也。」
蔣對宋美齡「敬愛之難制」的背後，其實亦有不自由之苦，曾在日記中抱怨：「彼以作戰勞苦而作規矩，是使我太苦。」(14)古人云：「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蔣於1942年3月6日在日記中抄錄此段古人之格言，並頗為共鳴，認為「乃有至理也」。蔣落筆之際的心境，頗有耐人尋味之處，不知是否欲借古人之口道出自己心中多年所受壓抑之苦？或許出於某種對無拘無束、自由鮮活戀情之嚮往，蔣於1950年遭遇人生之「滑鐵盧」、退守台灣之際，依然對34年前之戀人李子青想念尤切，發出「奈何戀痴若此，惟此一氏使余終身不能忘情耳」之慨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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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妻而不能同居」
蔣介石雖對宋美齡敬愛有加，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自幼養成之頑梗、暴戾性情很難盡克。蜜月未過，蔣、宋二人便因個性不和，發生激烈爭執。1927年12月29日，蔣一大早到事務所辦公後，因宋美齡「外出寂寞，心甚不樂」。誰知美齡得知蔣的不快後，非但沒有歉意，卻表露出大小姐的「驕矜」，令蔣不計「強梗之失禮」，與其發生激烈爭執。美齡一氣之下回到娘家，蔣「扶病連夜往訪，彼甚以不自由為病，復勸余以進德，心頗許之。夜中以心悸驚跳，不能安眠。」
宋美齡因自幼留學美國，生活起居與飲食習慣都非常西化，很難適應蔣介石軍人出身所養成的刻板規律的生活，加之體弱多病，婚後的宋美齡經常住在上海。蔣一人獨居南京，不堪忍受分居之孤寂，二人時生齟齬。1928年1月11日，蔣接到美齡不來之電後，「若有所失」，繼續複電，希望美齡能回心轉意。13日，得知美齡依然不肯來之後，蔣「抑鬱不知所事」。美齡之複電「勸戒並來」，令蔣深感慚惶，「幾不成眠」。(16)15日，宋美齡終於屈就前來，蔣趕往下關迎接，「到後知其皮膚病甚劇，精神亦衰弱，心甚不安，悔不該與其頑梗也」。
結婚周年之際，因宋美齡體弱多病，蔣依然為獨居所苦。1929年1月28日，蔣上午陪同宋美齡到吳淞遊玩後，得知其不想回南京，心情非常抑鬱沉悶，不禁在日記中慨嘆：「人有母愛其子，兄愛其弟，姐愛其妹，妻愛其夫，而余孑然回京，誰愛誰惜誰知余？嗚呼！苦莫若於孤兒，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侶既無，萬事灰心，吾母不能復生矣，嗚呼！」當晚，蔣獨自一人登車返回南京，意興蕭然，「夢魂不安」。此後一段時期內，蔣備受孤獨的煎熬，情緒低落。29日，蔣在日記中寫道：「公事疑慮，私事孤立，惟念吾母而已，嗚呼！」30日，又記曰：「今日心煩，遇事欲泣，而不能者三。如此社會，如此人心，如此制度，何以立國耶？嗚呼，無母之子，孤獨之人，尚有人生樂趣乎？」
2月6日，蔣又在日記中感慨：「有妻而不能同居，而使余家庭降落，中正之罪，不孝莫大也。」2月9日，是除夕之夜，蔣依然獨自一人，內心之凄苦可想而知！蔣在日記中寫道：「今夕是除夕，今日是除日，一生煩惱事，無時得終息，思家兼思妻，我為我母心。今日方知吾母愛子之心也。嗚呼！中正之罪，上通於天矣。此以有今日窘境也。自作孽豈可言乎。自吾母死後，幾將十年，無如此悲慘痛苦矣。嗚呼！」次日，大年初一，蔣一人在家「讀詩看書，寂寞已極」，不禁感慨系之，嘆曰：「以我之地位而為孤寡之不若，誰其知之。」1931年2月16日，婚後的第三個除夕之夜，蔣又因「孤苦伶仃，舉目無親」，痛感：「世人可憐未有如今日之我者也。」蔣對獨居之苦雖嘆惜不置，但亦無可奈何，只得在日記中安慰自己道：「君子之交有如水，其於家人之道亦應如此乎？」(17)
1928年蔣復職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後，繼續北伐統一大業，此後因編遣問題，引發內部反叛不斷。連年征戰不斷，也是造成蔣、宋二人婚後時常分離之客觀原因。蔣雖行伍出身，性格堅毅，但其內心亦有敏感脆弱的一面。蔣曾自述年少時與母親惜別時情形道：「自我有智識以來，凡欲出門之時，必戀戀不肯捨棄我母。到十六歲時，必待我母嚴責痛擊而後出門。及至二十餘歲猶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遂改。」(18)蔣每當開赴前線，與美齡分別時，都不免因心情沉悶，任性發怒。(19)1928年3月31日，蔣出發督師北伐當天，在日記中提醒自己：「此別後想念之切，更應在團聚時和悅也」，更慨嘆：「徵人無家庭之樂，苦哉！」
蔣、宋婚後頭三年中，蔣因戎馬倥傯之故，類似之「不願與妻樂別」之一幕時常發生。1930年12月4日，蔣於日記中稱：「近三年來，凡欲出門時，此心沉悶、慘澹[淡]慘惱，必不願與妻樂別者，豈少年戀母之性猶未脫耶，余誠不知其所以然也。」12月9日，蔣又在日記中反省道：「誠意愛輔我者，惟妻一人。余不能與其盡言歡別，拂袖徑行，使其不知我心中之痛苦沉悶。□□為其之故而發，而無處可為我發泄之地，故惟有對至愛之前者泄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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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難言」
一般說法認為，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宋靄齡極力促成，而宋子文堅決反對，兄妹幾乎決裂，因此蔣對宋子文「永留一不愉快印象，造成蔣孔接近、蔣宋齟齬的根苗。」(20)蔣之日記中不能直接證明此說之是，當然亦不能據此反駁此說之非。透過日記中前後左右相關之記述，不難看出，蔣與宋、孔兩大姻親矛盾糾葛之內情可能遠較一般說法要複雜得多。
蔣早在與宋美齡結婚之前，便對宋子文心懷不滿。1926年7月，蔣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率兵北伐。宋子文時任廣州國民政府財政部長，負責籌措軍費。7月26日，蔣在日記中為戰費事，批評「子文吝刻，使人難堪」。12月26日，蔣又在日記中責備「子文狡賴，不肯負責財政，壓制不能發展自如，苦痛極矣。」1927年1月初，宋子文以財政無法為由，向蔣提請辭職。蔣認為宋之辭職是一種要挾、壓迫，慨嘆：「辦事困苦莫甚於經濟相逼也」，「軍事頻受其影響，苦痛已極。二年以來，受其財政壓迫，非言可喻。」(21)
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10月蔣下野赴日遊歷期間，與宋子文關係一度由疏轉近。10月3日，蔣由宋子文陪同前往有馬溫泉，拜訪宋太夫人，當面請求允許與美齡的婚事。4日下午，蔣返回有馬，陪岳母談天，晚與宋子文談國事。7日下午，蔣與子文談時局。10日午後，子文來訪，勸蔣出山。加之此時張靜江、李石曾等亦來電催回，蔣雖「猶未定，而心欲回國」，「以家國如此衰落，而我獨在外逍遙，甚不自安，待機不如奮鬥也」。此後，蔣、宋一直往來頻繁。(22)10月17日下午，子文來箱根，同蔣談論時局，並同游蘆之湖。18日上午，蔣與子文夫妻同游富士山麓河口湖。晚六時回寓後，子文來談，當晚九時宋起程回國，蔣前往送行。10月28日，宋子文致電蔣，告知國內政情，謂汪已將蔣之函電在報端發表，藉以自重，令蔣對汪之狡偽置恨不已。(23)
透過蔣日記相關記述來看，蔣在與宋美齡交往期間，與宋家大姐宋靄齡的關係尚不十分密切。(24)除了上文所引述的宋靄齡對蔣之兩則勸誡外，其對蔣、宋之戀情及家庭生活的影響有限。可能由於此時蔣與宋靄齡及孔家關係尚未十分密切，而宋子文卻為蔣之重新出山謀劃得力，因此，蔣復職後，1928年1月旋即任命宋子文為財政部長，1930年1月又提為行政院副院長。但是，蔣介石與宋子文因一個花錢，一個管錢，很快又衝突不斷。1928年3月間，蔣因宋子文籌款不力，暴烈躁急，兩度遷怒於宋美齡，令其憂悶不已。(25)5月28日，蔣又為「子文陰謀擅權」，暴怒難遏，傷及美齡。美齡生氣而別後，蔣心中「時覺歉惶，但有黯然銷魂而已」。
曾任上海市長的吳國楨回憶稱，宋家六個孩子分成兩派：美齡、靄齡和子良為一方；子文、慶齡和子安為另一方。(26)證諸蔣之日記，此說當可信。1929年，因中東路問題中蘇關係緊張時，宋慶齡發表宣言，痛詆政府與蘇絕交。宋子文則在此外交困頓之時，不辭而別，令蔣不勝痛苦。在日記中慨嘆：「政府中人有權相爭，有責規避，一家如此，一國亦如此，國之不亡，其有日乎？」宋美齡雖屢屢因兄之過，為蔣所遷怒，但始終站在丈夫一邊。1930年7月19日，蔣在日記中稱：「子文不肯籌發軍費，內子苦求不允，乃指子文曰：如你果不發，則先將我房產積蓄盡交你變賣以充軍費。若軍費無著，戰事失敗，吾深知介石必殉難前方，決不肯愧立人世，負其素志。如此則我如不盡節同死，有何氣節；故寧先變賣私產以充軍餉，以冀勝利雲。子文聞之心動，乃即發款也。」
蔣介石與宋子文之矛盾終因無法調和而致破裂。1933年10月29日，蔣介石允准宋子文辭去行政院副院長與財政部長職務，由孔祥熙接任。蔣如釋重負，30日在日記中寫道：「中央子文辭職照準，後患豫[預]防乃一關係存亡之事，十年隱患清於一旦，亦可告慰於先人也。」蔣、宋交惡，除去個性方面的差異及政治理念上之不同以外，(27)亦不可忽視其中宋靄齡之刻意經營及其對蔣所施加的影響。吳國楨回憶中提及：「在30年代初期，子文被撤掉財政部長，是孔夫人策劃的，並由孔祥熙取而代之。」(28)此說當非憑空杜撰，乃事出有因。
自1929年8月，宋美齡因流產大病一場後，(29)無後之憂便成為蔣、宋婚姻生活中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在大姐宋靄齡的刻意經營下，孔之家人逐漸將蔣包圍，成為其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長子經國滯俄未歸一直是蔣的一塊心病。1930年10月31日，宋靄齡攜孔令俊、孔令偉來到奉化鄉間，與蔣氏夫婦相聚。為排解蔣思子之憂，宋家大姐主動提及營救經國回國的事，令蔣非常感動，在日記中寫道：「孔姊與吾妻對經兒之念念不忘，甚可感也。」(30)宋家大姐不僅憂蔣之所憂，還投其所好，對蔣本人不吝溢美之詞，深得蔣之歡心。蔣在日記中記曰：「藹姐以奉化山高土厚、樹直水清，而岩險瀑激，包括我個人之性情。余亦以為然也。」(31)
孔家諸甥的陪伴與談笑歡樂，讓蔣感受到家庭生活之愉悅，謂：「大姐諸甥與子良皆甚歡樂，為自生以來所未有。余夫婦當亦甚樂。」(32)喜悅放鬆之心情，躍然紙上。類似孔家大姐攜諸甥陪同蔣氏夫婦遊樂嬉戲的一幕，在1930年代蔣之日記中時常可見。當蔣處於政治鬥爭漩渦的中心，心情抑鬱難解時，孔家大姐及諸甥時常陪伴其旁。(33)蔣氏夫婦生日、節慶日或返鄉省親等親人團聚時刻，孔氏家人總是緊隨其後。(34)由於宋靄齡之刻意經營，或者說因為宋子文缺少與蔣之間的親情溝通、化解渠道，致使二者之間矛盾愈演愈烈，卒至破裂，終由孔祥熙取而代之，亦乃事所必然。不過，後來蔣亦因與孔氏家人關係太過密切，為其家人貪污腐化之負面影響所累，甚而影響到其與宋美齡的關係。此乃後話，因已超越本文所探討之範圍，另待他文詳論。
宋美齡會同其大姐與諸甥所精心營造的家庭氛圍，「妻甥唱和」，令蔣「聊以自解」，(35)「頗有家庭之樂」。(36)蔣雖亦曾不禁感慨：「僅夫妻二人，雖無子女，亦甚樂也。」(37)但在其內心深處，對親子之思念時刻縈繞於懷。1931年11、12月間，蔣因遭受內外攻擊，準備以退為進，辭職下野。人生失意之時，思兒之切尤難釋懷。11月28日，蔣在日記中寫道：「近甚為經兒憂慮，中正不孝之罪，於此為甚，心甚不安。」12月14日，母親誕辰前夜，蔣內心悲痛難掩，「夜夢昏沉，對母痛哭二次，醒後更悲，悔不孝罪大，國亂人孤，但有痛楚而已。」次日，蔣又記稱：「經國赴俄不歸，民國扶持未長，皆欲使我一旦棄去，而今日又為慈母六十八歲誕辰，嗚呼，於國為不義，於黨為不忠，於母為不孝，於子為不慈，能不愧怍？」
1934年8月間，蔣因對日、蘇衝突及剿共問題思慮過切，辛勤憂勞，以致「體力甚乏，漸覺不支」，「一如傷寒後行將復元之苦痛」。(38)患病之際，蔣對兩兒想念更切，「甚望其皆能繼余之業也」。(39)同年9月19日，蔣與宋美齡遊覽江西石鐘山時，觸景生情，想起蘇東坡游石鐘山記中「獨與邁乘小舟」之句，「不禁嘆經、緯之不能隨游也」。
蔣對子嗣問題憂慮之切，除人之常情外，其背後還有難言之隱，即憂慮經國、緯國二子與繼母宋美齡之關係。蔣經國因1925年便赴蘇留學，自然未曾與宋美齡謀面。蔣緯國則一直由養母姚冶誠撫養，從蔣的日記來看，亦從未見過宋美齡。出於對家事之擔憂，1934年7月5日，蔣介石在離鄉回任途中，向宋美齡提及自己死後之家事，以代「遺囑」：「余死後經國與緯國兩兒皆須聽從其母美齡之教訓。凡認余為父者，只能認余愛妻美齡為母，不能有第二人為母也。」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蔣經國與蔣緯國二子「認母」之過程卻並非一帆風順。1936年10月，蔣緯國赴德留學前夕，蔣本欲讓緯國與宋美齡見面相認，但因「家中意見不洽」，令蔣「最為苦悶」。(40)最終，緯國「如期出國，不稍留戀」。蔣顯然對此事耿耿於懷，在是月反省錄中稱：「家事難言，因愛生愁，因樂生悲，痛苦多而快樂少也。」(41)11月1日，又在日記中感慨道：「家事煩悶，多愛生苦也。」不過，讓蔣感到安慰的是，是月5日，從俄國大使處得知，「經國可以回國，並言前時經國托華僑帶信回國被搜查折回事，可知經兒未忘其國家也。」
西安事變後，劫後餘生的蔣介石終於迎來期待十年之久的父子重逢。1937年4月18日，適值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十周年紀念日，蔣經國由蘇聯回到杭州。蔣對父子重逢，感慨萬千：「十年苦鬥奮勉不知費盡多少心血，為國家為人民為祖宗為子孫節操之苦，前有吾母，今有小子，上帝不負苦心人乃如此也，可不勉乎。」但重逢之喜悅很快又為「家事煩惱」所沖淡。4月19日，蔣在杭州見過經國後，次日，「以家事煩惱，不勝抑鬱沉悶，強勉由杭來滬，此身幾無自由之趣，將以他人之喜怒哀樂為哀樂，可悲之至。」從蔣當年所記雜錄來看，「煩惱」之根源在於宋美齡的「虛榮心」與「妒嫉心」。蔣謂：「婦女智慧愈高者，虛榮心愈大，而妒嫉心亦更高，做事且乏恆心，此婦女之所以歷來不能與男子共同建國之一因乎。」(42)1940年10月蔣緯國與宋美齡之相認也同樣歷經波折，引發蔣、宋之間的情感危機。(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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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和樂同道，足以制勝一切憂患也！」
九一八事變後，面對空前危局，蔣卧薪嘗膽，勵精圖治，「五年生聚，五年教訓，無聲無臭，埋頭干去」。(44)「從前只以豪傑自居，而不願以聖賢自待」的他，隨著歲月與經驗之俱進，「今日乃以聖賢自期，而不願以豪傑自居矣」。(45)曾幾何時，在憂患的歷練下，蔣已成長為國人心目中真正意義上之國家領袖。曾以「諍友」之姿態猛烈抨擊國民黨的胡適，此時公開承認：「蔣介石先生在今日確有做一國領袖的資格。」「這並不是因為『他最有實力』，最有實力的人往往未必能做一國的領袖。他的資格正是錢先生說的『近幾年來所得到的進步』。他長進了：氣度變闊大了，態度變和平了。他的見解也許有錯誤，他的措施也許有很不能滿人意的，但大家漸漸承認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為一黨一派人謀利益的。在這幾年之中，全國人心目中漸漸感覺到他一個人總在那裡埋頭苦幹，挺起肩膊來挑擔子，不辭勞苦，不避怨謗，並且『能相當的容納異己者的要求，尊重異己者的看法』。在這一個沒有領袖人才教育的國家裡，這樣一個能跟著經驗長進的人物，當然要逐漸得著國人的承認。」(46)
在領袖成長的背後，「得力於內助者實非淺鮮」。(47)在接踵而至的外侮與內叛面前，蔣因精神長期高度緊張，時現拮据不安之象，「語無倫次，心如懸磬，粗急異甚，是誠忙迫無片暇之故，反致壞事也」。(48)憂患之際，「所幸夫妻和睦，愛情益賢，家庭之樂聊以自慰也」。(49)為排解蔣內心之焦慮，宋美齡時常陪蔣遊歷於林泉山水之間，蔣因「林泉睡眠妻旁，為之心安」。(50)每次蔣因軍事空暇返滬休息時，美齡都精心準備，令蔣讚嘆不已：「妻盛裝整室相候，敬禮如賓，欣慰快樂」；(51)「家中布置與結構之雅潔，惟有妻能之。」(52)蔣因辛勞憂勤，身體不適時，「妻侍病護疾，憂勞異甚，其誠切實過於割肉療疾也。」(53)蔣對宋美齡的感情因憂患之加深而歷久彌篤，時常在日記中感嘆：「妻愛至久彌篤，其誠篤精神，實世無其匹，一生愛人惟母與妻耳」(54)；「夫妻和樂同道，足以制勝一切憂患也」；(55)「夫婦同心救國，協力救民，為人生無上之幸福。」(56)
論者有謂：1927年底，蔣、宋聯姻，婚後的宋美齡廣泛參與政治，涵蓋了內政、外交、軍事、教育和文化諸多領域，為蔣介石提供了全方位的決策動力，十年內完成了從賢內助到政治人的轉變。(57)這一論斷有先入為主之嫌，對宋美齡政治參與的影響力明顯估計過高。時人吳國楨曾在回憶中批駁普遍的看法，即認為宋美齡對國家政治的影響很大，對蔣介石的影響也很大。指出：「也許在他們婚姻生活的早期，蔣夫人對蔣有較大的影響，但在以後的生活中，她決沒有多少真正的影響。1931年我給蔣介石當了3天私人秘書，我看那時的蔣已年過40歲，而蔣夫人風華正茂，她也許在一些小事上對蔣有所影響，正如一個美妻常常會對老頭兒有所影響一樣。蔣夫人受到指責，是因為她是宋子文的妹妹，又是孔祥熙的小姨子，這給外界人士以這樣一種表象，即孔祥熙與宋子文就是因為這種關係，才得到了蔣的寵信。我不認為是這樣的，以孔祥熙而言，孔夫人的影響比蔣夫人大得多。至於宋子文，雖然中國人在感情上總認為親戚要比非親好，但蔣夫人從來不喜歡宋子文。」吳國楨認為，宋美齡「在對外國人，特別是對美國人方面對蔣是有用的。首先蔣需要一個口譯員，在非常機密的談話中，他還能找到比自己妻子更可靠的口譯員？其次，他認為蔣夫人能比他更好地對付美國人。除此之外，我並不認為她有多大影響，特別是在蔣決心將台灣的權力交給他兒子之後。這也很可能因為夫人已年過60了，她的影響真可謂是太小了。」(58)
證諸蔣之日記，吳國楨的觀察大體無誤。婚後第一個十年時期，蔣介石筆下的宋美齡多出現在私領域中，陪同其消遣娛樂，為其護病保身，消愁解憂，無微不至。此一時期，宋美齡雖有立法委員、航空委員會秘書長等公職，但蔣在日記中對其在公領域的關注非常有限。1928年10月31日，蔣獲知宋美齡當選為立法委員後，「於心喜而不安」。蔣認為宋美齡擔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的表現可圈可點，於1936年2月8日在日記中稱讚其「勤奮可感，會務為之一振，空軍必有長足進步也。」10月13日，又記稱：「晚因妻病甚憂，而彼對空軍之整理不願因病稍緩，愛國心切，實此罕見，惟鑒上帝護佑，祝其痊癒也。」
誠如列夫·托爾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蔣、宋之家庭生活亦不例外。因個性與生活習慣的差異、姻親之間的矛盾，與子嗣問題的困擾，蔣、宋婚後第一個十年，既有愛情與矛盾的交織纏繞，同時亦因憂患之歷練而不斷成長。
注釋：
①《蔣介石日記》(1926年11月8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②蔣中正：《我們的今日》，上海《民國日報》1927年12月1日。
③《蔣介石日記》(1931年2月20日)，蔣介石回憶之一。
④《蔣介石日記》(1921年4月3日)。
⑤《蔣介石日記》(1920年5月31日)。
⑥《蔣介石日記》(1925年6月5日)。
⑦《蔣介石日記》(1927年9月23日)。
⑧《蔣介石日記》(1927年12月1日)。
⑨《蔣介石日記》(1927年12月2日)。
⑩《蔣介石日記》(1928年1月2日)。
(11)《蔣介石日記》(1927年10月3日)。
(12)《蔣介石日記》(1927年12月28日)。
(13)《蔣介石日記》(1928年1月10日)。
(14)《蔣介石日記》(1928年4月12日)。
(15)《蔣介石日記》(1950年2月23日)。筆者在蔣於1931年2月20、21日所撰兩份回憶錄中找到有關李子青之蛛絲馬跡。回憶錄之一提及，蔣於1914年在上海策劃反袁起義時，因王金髮告發，險些被捕。蔣一般每晚都要去張靜江家賭博，恰巧當晚，「當時忽想往訪子青，故未別而出」，因此躲過一劫。回憶錄之二提到：1916年蔣處理完陳英士的喪事後，奉孫中山之命前往山東濰縣任中華革命軍東北軍之參謀長，但不久後即辭職。蔣「辭後即到北京，思欲一見之子青，而終不可得。」
(16)《蔣介石日記》(1928年1月14日)。
(17)《蔣介石日記》(1931年2月20日)。
(18)《蔣介石日記》(1930年12月4日)。
(19)《蔣介石日記》(1928年3月29日)。
(20)譚光：《我所知道的孔祥熙》，壽充一編：《孔祥熙其人其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3-4頁。譚光，曾任孔祥熙秘書，中央銀行秘書處秘書。另參見：裴斐、韋慕庭訪問整理：《從上海市長到「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口述回憶》(下文簡稱為《吳國楨口述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5頁。
(21)《蔣介石日記》(1927年1月4日、5日)。
(22)據蔣之日記記載：10月11日正午，蔣到神戶與子文談天；13日上午，蔣致電子文；15日，蔣又致電子文。
(23)《蔣介石日記》(1927年10月28日)。
(24)據日記所述，蔣於1926年6、7間，對美齡產生愛慕之情。6月30日，蔣介石前去拜訪宋家大姐靄齡及三妹美齡。7月2日，蔣得知美齡即將回滬後，「心甚依依」。此後，因家室問題尚未妥決，及致力於北伐戰事，蔣、宋關係沒有繼續發展。直至1927年3月21日，蔣又舊情重燃，開始「思念美妹不已」。5月28日，又記：「終日想念梅林(美齡)不置也。」30日，又稱：「終日想念梅林。」6月11日凌晨三時，蔣到滬看望美齡，然後乘車赴杭。第二天，蔣於晚上九點返抵上海後，與美齡談至午夜，方依依惜別。此後，蔣、宋戀情漸入佳境。
(25)《蔣介石日記》(1928年3月23日、27日、28日)。
(26)《吳國楨口述回憶》，第241頁。
(27)蔣曾在日記中批評宋子文之「跋扈，比任何人為甚，惟有忍乃能有濟也」(1933年1月11日)；又謂：「子文年少氣盛，四年來誤黨誤國之政策，尚不知覺悟，而仍自詡其能，不肯變更謙和，余負其責。蒙亡國失土之罪，而彼仍一意經行，以余為傀儡，而強從其政策，把持財政，以辭職相要脅，本晚忍無可忍，為之痛責，而彼猶不自悟也，可嘆。」(1933年9月5日)蔣反對宋子文所堅持之歐美路線，認為：「國家積弱至極，如再用猛補，則反速其亡，子文與歐美派之行動，徑行直前，不顧國家之存亡，與革命成敗之理，危莫甚也。」(1933年7月28日)
(28)《吳國楨口述回憶》，第241頁。
(29)1929年8月25日，蔣在日記中稱：「在家陪妻養病。妻病小產，其狀痛苦不堪。」1935年8月21日，陳誠在致其妻家書中提及美齡再次小產，云：「委座赴京，夫人同行否？以其望小孩之切，此次又小產，實可惜。然無小孩亦有好處，不然決不能如此自由行動。」(《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上，台北：「國史館」，2006年，第336頁)
(30)《蔣介石日記》(1930年11月1日)。
(31)《蔣介石日記》(1930年11月7日)。
(32)《蔣介石日記》(1930年11月5日)。
(33)1931年3月8日，蔣因扣留胡漢民引發政壇軒然大波，內心焦慮緊張之際，在日記中記稱：「下午與大姊三妹諸甥、哲生等在陵園管理會屋後野餐，自行烹調樂也」，「近日鬱積之氣，為之一伸」。
(34)1931年3月30日，蔣在日記中記道：「下午陪妻遊覽郊外，以祝其今日為舊曆三十三歲之誕辰也。惟我夫妻與儀甥知之，不使外人聞知，以此自測我夫妻德業之進退，事業不足奇，德業乃為可貴也。」
(35)《蔣介石日記》(1932年10月14日)。
(36)《蔣介石日記》(1932年4月23日)。
(37)《蔣介石日記》(1931年10月26日)。
(38)《蔣介石日記》(1934年8月11日、12日)。
(39)《蔣介石日記》(1934年8月15日)。
(40)《蔣介石日記》(1936年10月17日「本周反省錄」)。
(41)《蔣介石日記》(1936年10月「本月反省錄」)。
(42)《蔣介石日記》(1937年雜錄，4月26日)。
(43)詳見楊天石：《蔣緯國的「身世」之謎與蔣介石、宋美齡的感情危機》，《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9-508頁。
(44)《蔣介石日記》(1933年5月19日)。
(45)《蔣介石日記》(1936年11月10日)。
(46)胡適：《政治改革的大路》，《獨立評論》第163號,1935年8月11日，第7頁。
(47)《蔣介石日記》(1933年12月1日)。
(48)《蔣介石日記》(1932年11月11日)。
(49)《蔣介石日記》(1933年12月31日)。
(50)《蔣介石日記》(1932年8月21日)。
(51)《蔣介石日記》(1932年12月24日)。
(52)《蔣介石日記》(1934年1月31日)。
(53)《蔣介石日記》(1934年8月15日)。
(54)《蔣介石日記》(1934年5月6日)。
(55)《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25日)。
(56)《蔣介石日記》(1936年3月29日)。
(57)劉大禹：《宋美齡的政治參與對蔣介石個人集權之影響(1928-1937)》，《湖南科技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
(58)《吳國楨口述回憶》，第248頁。
來源：史學研究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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