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華：蘇聯援助下的國民革命
來源｜愛思想
作者｜沈志華
蘇聯的援助，給了孫中山和國民黨以前所未有的壯大和成功。儘管，按照蘇聯模式改組國民黨，容納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部引起了不滿和磨擦，但是，孫中山看得很清楚，蘇聯是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幫手。孫中山沒有料到，他的強勢在相當程度上阻遏了莫斯科對國民黨前途的左右；而他的去世，則使莫斯科必欲引導國民黨前進方向的努力和國民黨內部的反抗形成尖銳的衝突。孫中山逝世後發生在國民黨內的一系列重要事件，都清楚地反映出這種情況。蘇聯幫助了中國的國民革命，同時也大大加速了國共兩黨之間的徹底分裂。
1924年6月，黃埔軍校開學典禮後，孫中山、蔣介石與蘇聯代表等一同走出校門。
第一節 孫中山的聯蘇容共政策
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告改組。國民黨改組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實行了容納共產黨，即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政策。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此後中國社會長達幾十年的基本政治格局。而這一政策的提出和推動，自然又是莫斯科在起作用。
中共從成立之日起，就主張以列寧主義為宗旨，以俄國十月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為張本，強調要按照布爾什維克的方式，通過下層無產的勞動階級對整個上層剝削階級進行革命，根本剷除造成社會分配貧富不均的私有制度。[1]因此，中共一大所通過的黨綱，也開章明義地說明了它在中國革命的目標，即剝奪資本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為此，它堅決主張不能與資產階級妥協與合作。[2]
但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明顯地對這個還只有五十幾人的小組織的前景表示懷疑。在他看來，蘇俄如果不能同孫中山的國民黨聯合起來，在中國將一事無成；中共如果不能在組織上同國民黨結合起來，不可能有多少前途。[3]馬林的建議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支持，在1922年正式通過決議承認自己為共產國際下屬支部的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同意將自己的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到國民黨中去，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政策。1922年9月初，經張繼介紹和孫中山「親自主盟」，陳獨秀、李大釗等先後正式加入了國民黨。[4]次年6月中共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正式通過了贊同黨內合作原則的決議。隨後，400餘中共黨員和相當部分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加入了國民黨。
還在國民黨一大召開前，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就被授予了相當重要的職務。如孫中山一接受陳獨秀入黨，就指定其為國民黨改進方略起草委員會九委員之一，參與國民黨的改組工作。[5]進而，陳獨秀被指定為參議，林伯渠被指定為總務部副部長，張太雷則就任宣傳部幹事。[6]鮑羅廷來後，在他所負責的各項工作中，共產黨人更是積极參与其中。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共及青年團這時總人數雖然只佔國民黨在冊黨員人數的2%，出席大會的代表人數卻佔到了全體代表人數的10%。代表大會上新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中，跨黨的中共黨團員就佔到了將近25%。[7]同樣，在會後設立的國民黨中央黨部，跨黨的中共黨團員在一個秘書處和六個部中佔據了兩個部長（組織部、農民部）和三個實際為副部長的秘書（組織部、工人部、農民部）的席位，[8]同時並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裡取得了三分之一的發言權。[9]特別是把秘書處和組織部交給中共黨員來負責，更顯示出孫中山這時對兩黨間這種合作方式以及對中共作用的高度肯定態度。這種情況反過來也促使中共黨團員對於國民黨的發展工作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做出了相當大的努力。
在中共各地黨團員的積極推動下，國民黨在一大後迅速在全國範圍建立起區、省、市、縣各級黨部，開始大量發展黨員。僅北京執行部一年時間就發展國民黨員上萬人。但與此同時，中共組織的發展卻陷於停滯。據中共廣州黨組織報告，在廣州的中共幹部總共只有30多人。國民黨一大前，廣州12個區只組織起12個國民黨支部，一大後已成立了9個區委，64個支部，擁有黨員7780多人。中共在5個區委和13個支部中擔任重要工作，人數卻沒有增加。結果中共黨員總是忙於大量國民黨方面的事務性工作，抽不出時間來做自己黨的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一大時，黨員50餘人；1922年7月二大時，黨員195人，一年增加近3倍；1923年6月三大時，黨員432人，一年增加1倍多。此後至1924年5月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召開，即國民黨改組前後一年時間，黨員基本上沒有增加，一些地方還明顯減少。[10]
對於中共的這種努力，在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看來，顯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他們甚至或多或少地相信：「國民黨所以必需共產黨者，以其可以藉手共產黨對於廣大群眾得以組織之、操持之」。「蓋國民黨之發展，純恃共產黨於其工作之中予以各種之協助也」。[11]但是，以共產黨發展的犧牲為代價，這在共產國際東方部的領導人看來是難以接受的。他們明確提出：關於工人階級究竟應當在國民黨的旗幟下成為民族革命力量，還是應當直接組織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這個長期爭論的問題應當儘快得到解決。[12]
1924年5月，維經斯基受命來到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在支持孫中山、肯定國民黨一大重要意義等問題上，維經斯基沒有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根據維經斯基的觀點，會議對國民黨的性質及國民黨內的矛盾，得出了相當激進的結論。這包括：第一，認定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政黨」，必然趨於妥協，故其內部的左右派鬥爭不可避免。第二，為鞏固國民黨左翼，削弱國民黨右翼勢力，不僅要避免盲目擴大國民黨，而且要設法改變自己在國民黨改組問題上過於強調集中和一致的缺點，以利於開展對右派的公開鬥爭。第三，「產業的無產階級，是我們黨的基礎」，不能幫助國民黨設立各種工會或將已經建立起來的工會全體加入到國民黨中去。第四，必須將階級鬥爭引人國民黨，因為「民主主義的政黨內，階級利益的調和不但不能增加民族解放運動的力量，而且足以使之減少」。[13]
恰在此時，圍繞著中蘇建交談判及其外蒙古等權益問題，國共兩黨之間發生了矛盾。一些共產黨員為強調北京政府拖延承認蘇聯的無理性，公開發表文章批評北京政府對外蒙古問題的態度，提出外蒙古理當享有民族自治甚至是獨立的權利。而一些國民黨人對此大加反對，發表文章評論，不僅批評以北京政府為談判對象，而且激烈抨擊共產黨人身為國民黨員，卻「維護俄國人的利益」，要求予以嚴懲。[14]孫中山對此也公開表示了不滿的態度。[15]
中共黨員的地位在國民黨內的躥升，並輕而易舉地控制了國民黨各地組織發展的權柄，原本就受到眾多因改組而倍感失落的國民黨老黨員的強烈不滿。中共5月擴大會議之後對國民黨態度的日趨激進，再加上蘇聯政府一面表示援助國民黨，一面卻和國民黨所反對的北京政府簽訂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這就更讓那些不滿的國民黨人抓住口實了。
6月，國民黨人從上海得到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刊抄本，並找到中共三大《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中共中央三屆一中全會關於《同志們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擴大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決議等中共黨內文件。他們當即找到蘇聯顧問鮑羅廷質問道：「俄國對中國革命，究取何種態度」，是只支持國民黨，還是同時堅持扶助共產黨「雙方並進」？在他們看來，「俄國對中國革命政策，將由中國共產黨人加入中國國民黨以操縱左右也」。對此，鮑羅廷毫不含糊地答覆說：國共兩黨原本即「互相利用」，「國民黨利用共產黨，共產黨利用國民黨，惟兩相利用之結果，國民黨更多得利益」。照目前情況，「黨中分派，是不能免，黨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實際上不能作黨之中心，當然黨內發生小團體，有左派右派之分」。黨中分派，「誠可致國民黨死命」。但「國民黨已死，國民黨已不成黨，只可說有國民黨員，不可說有國民黨，加入新分子，如共產黨者，組織黨團，可引起舊黨員之競爭心，則黨可復活」。他聲稱：「希望右派左派相爭，發生一中央派，作黨之中心」。[16]
國共兩黨之間的這次圍繞著中蘇建交問題而發生的磨擦，最終導致孫中山召開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以討論國民黨中監委聯署的彈劾共黨案。儘管最終鮑羅廷通過提議成立一個「國際聯絡委員會」來處理共產國際與國共兩黨之間有關事宜，解決類似磨擦，化解了此一危機，但國民黨內對蘇聯顧問及對共產黨戒備甚至敵視的傾向由此一發而不可收。
由於緊接著發生的廣州商團反叛事件，和蘇聯援助的第一批武器運抵黃埔，國民黨內對蘇聯的懷疑迅速得以緩和。這一次蘇聯運來了8000支帶有刺刀的步槍和400萬發子彈，足夠裝備一個師的兵力。而黃埔軍校的學生兵這時才只有3個連，因此，這批武器不僅裝備了第一支國民黨的軍隊，而且還被用來裝備了廣州市的警備部隊和工人糾察隊。這樣一來，廣州的商團武裝當然不是對手，迅速被剿平了。此後，到北伐戰爭開始，蘇聯又接連運送大批武器彈藥給國民黨人。這些武器彈藥包括日本來複槍4000支，子彈400萬發；俄國來複槍14000枝，子彈800萬發；各種機槍90挺，各種炮24門，總價值將近300萬盧布。[17]事實上，正是由於莫斯科分別提供經費或貸款來幫助創辦黃埔軍校、中央銀行和支持國民黨改組，提供武器彈藥裝備其軍隊，[18]國民黨人才得以在粵、滇、桂等諸多小軍閥虎視眈眈下，在廣州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孫中山對此看得十分清楚。在多年向列強求援失敗之後，孫中山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真正援助他的國家，這無疑是他堅定地實行聯合蘇聯政策的關鍵所在。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突然發動北京兵變，一舉推翻了直系掌控的北京政府，電邀孫中山等共同進京，成立全國和解政府。孫中山在鮑羅廷的推動下，欣然應允，並立即停止北伐準備，動身北上，不意行至天津即因肝病發作而致病重。
孫中山對此番與蘇聯合作的滿意和對今後國民黨依賴蘇聯援助的重視，即使在其生命的最後時刻，也顯露無遺。他在遺囑中寫道：「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他甚至還專門留下了致蘇聯政府的遺書，內稱：「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產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於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党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狀況之羈縛。為達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19]
第二節 蘇聯干涉與三二〇事變
孫中山的突然去世，使蘇聯方面加速中國革命進程的意圖受到了意外的挫折。但是，由於馮玉祥及其國民軍在北方的突然崛起，迅速激起了莫斯科直接援助馮玉祥控制北京政府的強烈願望。十分明顯，就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而言，蘇聯這時最擔心的敵人還是日本。由於在直、皖、奉幾派軍閥勢力當中，直系與日本的關係最差，因此蘇聯方面曾極力試圖與直系軍閥吳佩孚達成妥協。不料吳對蘇聯並不買賬，因此，莫斯科只好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孫中山的身上。因為，無論是奉系張作霖，還是皖系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府，中國對蘇政策都可能因屈服於日本的壓力而變得強硬起來。在這種情況下，馮玉祥的北京兵變，讓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看到了一線新的希望。
1925年初，加拉罕通過中共北方領導人李大釗等，利用關係，首先開始做駐在河南的國民軍第二軍軍長鬍景翼的工作，並達成了相應的協議，衚衕意蘇聯方面派軍事顧問團到第二軍進行工作。不料4月10日胡景翼突然去世，致使計劃告吹。[20]好在這時，鮑羅廷也成功地與馮玉祥取得了聯繫，並使馮看到了與蘇聯合作的好處，表示願意與蘇聯攜手，並接受蘇聯的援助。這讓加拉罕深受鼓舞。他在4月28日向準備派往馮玉祥部隊的蘇聯軍事顧問說明對馮策略時，明確肯定：「馮軍為中國北方國民解放運動之柱石，應造成馮軍之戰鬥力使之強固持久」。莫斯科得此消息後，當即撥出步槍18000支，機槍90挺，大炮24門及相當數量的彈藥，並提供飛機10架等，經外蒙古之庫倫迅速運送給駐張家口的馮軍。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更是多次討論了進一步向馮玉祥的國民軍提供2000多萬盧布大規模援助計劃的可能性。[21]其援助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已明顯超過了對孫中山和國民黨的援助。這裡面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加拉罕所說的：「蓋奉張之勝利即守舊派之勝利，亦即帝國主義（尤以日本為最）之勝利，深足為蘇聯之危害。即不將奉張破壞，亦宜削弱之。此時奉張之重要敵人即系馮玉祥。」[22]
1925年10月10日，江浙軍閥孫傳芳聯合皖、贛、蘇、閩數省組成五省聯軍起兵反奉，直系軍閥吳佩孚隨即出山，通電受14省擁戴，就任討賊聯軍總司令。南方各省討奉軍一時蜂起，為了乘勢打垮親日反蘇的張作霖，蘇聯外交人員這時也四處活動。其代表不僅秘密與江浙軍閥孫傳芳等進行接洽，承諾為其提供軍火，加拉罕還通過各種關係暗中疏通了奉系郭松齡的妻子，策反了這位在奉軍頗有實力的年輕將軍。如果馮玉祥這個時候能夠登高一呼，起來奪取北京和直隸省，向張作霖開戰，郭松齡乘機造反，應當不愁張作霖不倒。為此，在蘇聯外交人員的推動下，北京城裡中共和國民黨也掀起了陣陣群眾示威狂瀾，中共中央並且發出了「全國革命的民眾，革命的國民黨，革命的軍人，其速起響應北京的暴動，推倒安福賣國政府，建立全國統一的國民政府，政權歸諸人民」的號召。[23]
就在加拉罕等人在北京施展神通，廣泛聯合和組織反奉統一戰線的時候，廣州這邊鮑羅廷也施展手段，利用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群龍無首，右翼勢力刺殺了左翼領袖廖仲愷的混亂局面，成功地排除了國民黨內具有右傾傾向的實權派領袖許崇智和胡漢民，而把汪精衛和蔣介石推上了政治軍事領袖的高位。隨即，在1926年1月，以汪、蔣為核心，國民黨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儘管，由於此前突然發生了近半國民黨中央執委和監委齊集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召開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要求開除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之黨員黨籍，解除鮑羅廷顧問職務的嚴重事件，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和中共中央領導人陳獨秀不得不主動提出把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共產黨員人數限制在三分之一的辦法，來爭取其他動搖的中委和監委不倒向「西山會議派」，但是，國民黨二大之後，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的實權地位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大大地增強了。除了在國民黨中央執監委里共產黨員佔據著三分之一的席位以外，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的8個部1個處里，中共黨員則佔據了77%的領導職務。而在國民革命軍當中，共產黨員已達百人之多，第一、二、三、四、六軍各軍的政治部主任，蔣介石第一軍中3個師的黨代表，和9個團里7個團的黨代表都是共產黨人。同時，蘇聯顧問這時是國民黨幾乎所有軍事部門實際上的領導人，中共在廣東還掌握了2000工人武裝糾察隊和6000農民自衛軍，領導著大約10萬有組織的工人和60萬參加了農會的農民。可見，中共的力量仍舊對那些強烈地擔心國民黨未來命運的國民黨人，是一個嚴重的威脅。
汪精衛與蔣介石
不過，嚴格說來，這個時候國民黨的實權掌握在汪精衛和蔣介石兩人的手中。汪對鮑羅廷言聽計從，蔣在幾乎所有蘇聯軍事顧問的眼裡，都是堅定的左派，並且是廣州最革命的一分子。[24]因此，這個時候的廣州國民黨，理當不會發生嚴重問題。卻不料，國民黨二大剛剛開過不久，就發生了帶有明顯排斥蘇聯顧問和共產黨員性質的三二〇事變。
三二〇事變的直接原因有二。其一，是因為蔣介石這時的北伐主張受到了蘇聯顧問的堅決反對，造成了雙方之間的對立。北伐是孫中山一貫的主張，也是完成孫中山遺願的最主要的途徑。但作為新成立的國民政府的北伐計劃，最初是由前蘇聯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建議和主持制定的。早在1925年上半年，他就擬出初步計劃，並分別提交給國民黨中央和莫斯科。蔣這時已有了相當的軍事資本，且在上升的勢頭上，雄心正大，因此對北伐由衷表示擁護，並很快擬訂了一個全面的北伐計劃書。[25]按照他的設想，1927年8月就應「克複武漢」。因此，從1926年1月初開始，他就在極力推動北伐的實行。無論在春酌演說中，還是在二大軍事報告中，他都不遺餘力地鼓吹北伐的必要性。對此，鮑羅廷最初也曾給予了相當的支持。但蔣無論如何想不到，1925年7月間，即在廣州國民政府宣告成立，並正式編就國民革命軍之際，他最為信賴的加倫將軍奉調回國了。1926年1月，支持北伐，對他幫助最大的政治總顧問鮑羅廷也突然辭職回國了。接任軍事總顧問不久，全面接替加倫和鮑羅廷工作的季山嘉竟然對北伐大加阻攔。顯然，蔣介石並不了解，季山嘉的態度實際上是莫斯科的意見。是因為莫斯科正在全力策劃反奉戰爭，擔心廣州國民黨發動北伐，會使南方軍閥腹背受敵，從而使反奉戰爭半途而廢。因此，剛一聽說國民黨有北伐計劃，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就明確告訴其在中國的代表稱：「我們強烈譴責北伐。」[26]
其二，是熟悉蔣介石性格的鮑羅廷在國民黨二大召開後即因季山嘉等人的排擠，被迫離開廣州，回國述職去了。而季山嘉又是一個剛愎自用、相當自負的軍人，不僅不把中國將軍們放在眼裡，而且對蔣介石也常常是語多譏諷。雙方為北伐問題發生矛盾之後，溝通起來更加困難。而季山嘉依舊我行我素，不僅毫不在乎蔣介石的感受，而且時常大談政治，聲稱中國軍隊若不加改造，即使軍事勝利，也只能是造成新的軍閥統治，並暗喻蔣可能成為中國的凱末爾。在這種情況下，季山嘉有意將蔣介石手下第一軍中的第二師拉出去另立一軍，自然不能不引起蔣介石懷疑季山嘉有奪其兵、削其權的企圖。蔣以請辭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軍委委員和廣州衛戍司令等職，並要求前往蘇聯考察相要挾，也沒有得到汪精衛的特別同情。相反，對於他要求辭退季山嘉的強硬提議，汪精衛則極力為季山嘉辯解。所有這一切都只能越來越加深蔣介石的懷疑與恐懼。當他意外得知共產黨員的海軍局長李之龍在沒有得到他的命令的情況下，就將中山艦開往黃埔，馬上就開始懷疑汪精衛和季山嘉有綁架他去蘇聯的陰謀。在反覆猶豫之後，他最終選擇了利用他所掌握的第一軍發動政變的做法。
3月20日凌晨，蔣介石突然指揮軍隊在廣州全城實行戒嚴，逮捕了李之龍及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共黨員約50人，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和東山蘇聯顧問寓所，收繳了工人糾察隊和蘇聯顧問衛隊的槍械，同時佔領了中山艦。隨後，蔣要求召開政治委員會，決議令季山嘉等人回國，撤換第一軍中全部黨代表。[27]對此，正好率領蘇聯方面的代表團來廣州考察的聯共（布）中央書記兼紅軍政治部主任布勃諾夫，認為蘇聯顧問包辦太多，因此明確主張答應蔣介石的要求，撤換季山嘉。這樣一來，汪精衛變得有口也說不清了，只好以生病為由，隱匿不出。而蔣介石也更便於利用其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推動召開了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由他起草的《整理黨務案》，除明文規定共產黨員擔任國民黨中央執委者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以外，更進一步規定：共產黨必須將加入國民黨之黨員名單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非有最高級黨部之許可不得別有政治關係之組織與行動；共產黨員不得充任國民黨中央機關之部長，不得批評孫中山及三民主義；國民黨員未受准脫黨之前不得加入中共；等等。[28]
二屆二中全會的召開和《整理黨務案》的通過，不僅使蔣介石發動的三二〇事變變得合法，而且使蔣躥升為國民黨頭號軍事政治強人，集各種權力於一身。蔣介石最大的收穫則是，再沒有人能夠反對他進行北伐了。當然，這個時候，由於馮玉祥和郭松齡發動的反奉戰爭也已失敗，張作霖的部隊大舉開進北京，重握權柄，莫斯科方面也不再會反對國民黨的北伐了。但無論如何，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展開北伐，至少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
第三節 蘇聯顧問與北伐戰爭
蘇聯紅軍巴甫洛夫大將與斯大林
嚴格說來，蘇聯並不反對國民黨用軍事手段來統一中國。事實上，還在1923年6月下旬，莫斯科就已經選派了第一批軍事顧問來到中國。一年後，他們正式開始在新成立的黃埔軍校擔任軍事教員的工作，從隊列訓練，到單兵教練，到戰術和射擊訓練，顧問們都親自演練和教授。而第二批軍事顧問由巴甫洛夫將軍率領，多達50多人，因此成立了軍事顧問團，來華的政治顧問被陸續分派到廣州政府去協助財政、民事等各部門進行工作，軍事顧問則被直接派到各支軍隊里去。由於巴甫洛夫到後不久即溺水身亡，蘇聯方面1924年8月又派布留赫爾（即加倫）將軍來華任軍事總顧問。在軍事顧問的指導下，黃埔軍校及其隨後組成的國民革命軍，都按照蘇聯紅軍的方式，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的機構。與此同時，根據他們的考察和推薦，國民黨還選派部分有培養前途的軍事和政工人才前往蘇聯的軍事院校進一步深造。國民黨第一支黨軍，即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就是在黃埔軍校和蘇聯顧問的幫助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有了這支軍隊，孫中山和國民黨就再也不必像過去那樣，依賴於地方軍閥了。不僅如此，在蘇聯顧問的幫助和指揮下，以黃埔軍校學生軍為主力的東征作戰接連取得成功，國民黨的勢力範圍更是很快從原來的廣州一隅之地，逐漸擴大到廣東和廣西的大部分地區，兩省的地方軍閥反而都歸依到國民黨的旗幟之下，隨著1925年夏天廣州國民政府的成立，逐漸成為其領導下的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了。國民政府的北伐計劃，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由這個時候的蘇聯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建議和主持制訂出來的。
還在1925年9月，加倫就明確提出：「為國民革命運動著想，現在重新提出北伐和進軍長江的主張，不僅是現實的，而且是必要的。」在他看來，「這次北伐於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開始。」他並為此提交了具體的北伐計劃書，全面估計了北伐的可能性和勝利的把握性。按照他的計算：北伐軍不僅能夠順利地進抵長江，佔領漢口，而且「有可能向東擴展到上海」。總之，成功「無可爭議」。[29]由此可知，隨著蔣介石取得權力，北伐計劃重新啟動。1926年5月鮑羅廷和加倫又都先後回到廣州，蘇聯顧問對北伐的態度自然又變得積極起來了。
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行動正式開始。北伐軍從軍一級到師一級，幾乎都派有蘇聯顧問協助指揮和嚴格貫徹加倫制訂的作戰計劃。總顧問加倫不僅親臨前線，而且多次乘飛機飛到敵軍陣地上空了解戰場情況。而加倫依靠的則是一個全部由蘇聯軍官和專業人員組成的參謀部，和既負責前線偵察，也直接參与轟炸敵軍的由蘇聯飛行人員組成的飛行小組。[30]正是依照加倫所制訂的作戰計劃，北伐軍迅速奪取了湖南和湖北，進而佔領了江西、福建和安徽的大部分地區。對此，蔣介石即使在轉向反蘇反共之後，亦始終念念不忘加倫在北伐戰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卓越指揮才能。[31]
1927年馮玉祥(前排左1)和蔣介石(前排左3)會面
北伐戰爭的勝利，還得益於馮玉祥的國民軍的參與和支持，而馮也早在1925年就開始聘請蘇聯軍事顧問幫助訓練他的部下了。5月初，第一批蘇聯教官組就到了張家口，在國民軍第一軍工作。一個月後，另一組顧問被派到國民軍第二軍工作。鑒於馮玉祥的國民軍將與奉系軍閥展開決戰，蘇聯政府甚至特別派遣在蘇聯國內戰爭中擔任過西南戰線司令員，有著突出戰績，戰後就任蘇聯紅軍總參謀長的葉戈羅夫擔任駐華武官，以便就近協助馮玉祥的國民軍。儘管此舉並沒有能夠使馮軍取勝，蘇聯政府還是積極歡迎馮玉祥去莫斯科，並再度給予了馮玉祥大量的軍事援助，從而使馮的國民軍在一度崩潰後又迅速崛起。到1926年7月，蘇聯向國民軍提供的步槍就有55857支，各種炮60門，機槍230挺，迫擊炮18門，還有各種子彈炮彈數千萬發。北伐戰爭開始後，蘇聯在10月間還向國民軍提供了3500支步槍、1150萬發子彈和3架飛機、10支火焰噴射器等。[32]正是在蘇聯的大力援助和在蘇聯顧問的全力幫助下，馮軍隨後從陝西進佔河南，直接威脅奉系軍閥所控制的河北和山東，並成為國民革命軍最後完成北伐戰爭目標的一支重要輔助力量。
第四節 「五月指示」與國共分家
北伐在軍事上的順利進展，讓莫斯科很快開始為國民黨的軍隊大唱讚歌。《真理報》接連發表文章，稱讚國民革命軍「在組織方面和士兵群眾的政治覺悟方面與中國軍閥的武裝截然不同」，甚至相信它「是一支優秀的、在群眾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真正的人民軍隊」。[33]斯大林也公開表示：如果說在歐洲，革命靠的是人民起義和暴動，那麼在中國這已經不適用了。中國革命將靠軍隊取勝。因為，「在中國，和舊政府的軍隊對抗的，不是沒有武裝的人民，而是以革命軍隊為代表的武裝的人民。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34]
受到斯大林和聯共（布）中央樂觀情緒的影響，在1926年底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向中共提出了更為激進的鬥爭任務。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應該竭盡全力爭取最終實現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發展軌道的這種革命」，即爭取建立「無產階級、農民和其他被剝削階級的民主主義專政」，和「向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時期的反帝革命政府」。而為了吸引農民參加革命，應該支持其奪取農村政權，減少地租及捐稅負擔，沒收軍閥、地主、土豪、買辦以及寺廟、教堂的土地收歸國有。「共產黨人應該參加廣州政府，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對右翼軟弱和動搖政策的鬥爭」，保證土地國有化進程，撤除外國租界和「沒收具有外國租讓性質的大企業、礦山、銀行」等。[35]
1927年2月底3月初，中共中央得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在此之前，由於北伐進展過於迅速，各方面準備不足，但革命激情洋溢，導致廣東及兩湖地區先後出現了工農運動失控的情況。僅武漢一地，北伐軍佔領後兩三個月里，就發生罷工150餘起，各行各業的勞動者都急於擺脫貧困，提高生活待遇，出現了相互攀比，「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每日四小時以下，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工廠店鋪等」過激現象。[36]而湖南農民運動中，也開始出現了諸如戴高帽、吃大戶，隨便勒索錢財，捉人殺人，禁養豬鴨，阻運穀米牲畜，抗捐抗稅，乃至於搗毀稅局厘局，擅自截扣軍糧等過度行為。再加上戰爭對生產和貿易的衝擊，外國企業停工，銀行被迫歇業，各大商業公司紛紛倒閉，中國廠家因工人頻繁罷工和原材料嚴重短缺而無法維持，兩湖地區日漸陷於生產癱瘓、市場萎縮、經濟停滯和物價飛漲的局面。面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這時正在努力「防止我們過於向左」，並設法限制無政府現象的發生，反對工農運動的過高要求。[37]然而，共產國際決議案的到來，使中共中央的態度發生重大轉變。
中共中央這時通過決議聲稱：我們過去有一個根本錯誤，就是在國民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以為今天只能做國民革命，彷彿多做了一點便違反了革命鐵律。現在知道，革命就必須超越這個限制，不僅要努力爭取無產階級的實際領導權，而且要「做到工人農民及其他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製，集中鐵路、航業、礦山、大工業於國家機關支配之下，以行向社會主義。」[38]他們因此開始相信：「中國民族革命已到穩固時期，無產階級已到奪取領導權的時期」，「中國工人確有力量，確可革命」，「可以擔負世界革命的責任」，因此，中國革命必須「一氣呵成」。[39]
但是，正當中國共產黨人躍躍欲試地在上海「準備一個很大的防禦的流血的犧牲」，以便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新右派爭奪領導權的時候，對中國革命局勢的判斷總是慢半拍的聯共（布）中央，突然於3月下旬接連開始向中共中央的革命熱情大潑冷水。他們接連致電提出：（1）不要用武力沖入租界，避免在上海發生類似漢口那樣的租界事件，造成帝國主義聯合干涉的危險；（2）注意利用國民黨左右派之間的衝突，不要倉促出面與軍隊對抗，並且應當隱蔽發展以保護自己；（3）應實際準備武裝組織，不要將武器交出去，但要準備在力量對比不利時將武器隱藏起來。[40]
斯大林這時正因為其中國政策的「右傾」受到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人的尖銳批評。蔣介石破裂與中共關係的危險，恰好為托洛茨基等人的批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口實。因此，斯大林這個時候既要高唱激進主張，又不能馬上改變既定的政策。因此，他的解釋和觀點就是：「國民黨是一種聯盟，一種由右派、左派和共產黨人組成的革命議會，如果我們擁有多數，右派又順從我們，為什麼要搞政變？為什麼要驅逐右派？」「目前我們需要右派，他們中有領導軍隊進行反帝鬥爭的有才幹的人。蔣介石可能並不同情革命，但他掌握著軍隊，正好可以作反帝鬥爭之用」。他在4月6日的一次演講中留下了一句名言：「我們要充分利用他們，就像擠檸檬汁那樣，擠干以後再扔掉」。[41]
然而，還沒有等到中共方面做好準備，蔣介石等已經於4月12日凌晨找借口繳了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的武裝。18日，以蔣為首的國民黨人公開另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與這時在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分庭抗禮，進而還開始實施血腥的「清黨」措施了。
四一二事變的發生，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使在國民革命軍佔領下的廣東、福建、廣西、安徽、浙江、江蘇，以及公開歸附國民黨的西南諸省，先後都站到了蔣介石南京國民黨的一邊，江西朱培德則夾在寧漢中間，兩邊搖擺。共產黨及其影響下的左翼國民黨人，實際上有效控制的區域，只剩下了湖北和湖南兩省區。兩省原本就因工農運動造成經濟危機，外交關係緊張，如今航運及陸路均遭封鎖，財政更加困難，統戰關係，乃至軍隊和工農運動之間的關係，也愈發緊張起來。湖北夏斗寅部和湖南長沙許克祥部相繼發動的武裝叛亂，更進一步使武漢政府失去了對湖北部分地區，特別是湖南大部分地區的控制，從而更加凸顯了武漢國民黨地位的岌岌可危。再加上北京政府這時突然襲擊了蘇聯大使館，不僅捕殺了包括李大釗在內的一批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而且查抄和很快公布了大批暴露出蘇聯大力援助國民黨和馮玉祥國民軍的秘密文件。此舉對國民黨人和馮玉祥都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壓力。武漢政府甚至解除了鮑羅廷的顧問職務。
面對如此嚴重的局面，在武漢的鮑羅廷和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不得不力謀妥協，以求緩和危險局勢。然而，斯大林等卻清楚地意識到破裂在所難免，為避免被托洛茨基等坐實「妥協」政策失敗的口實，斯大林突然異乎尋常地要求中共採取更加激烈的徹底的革命方針。其隨後發出的著名的「五月指示」，固然在形式上也肯定「必須同過火行為作鬥爭」，「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讓步，但是，它同時強硬提出：（1）堅決主張從下面實際佔領土地，對此必須千方百計地加以促進；（2）從下層吸收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3）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和兩湖地區5萬革命工農，組建自己的軍隊；（4）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42]
莫斯科「五月指示」並沒有提出破裂的方針，甚至依舊堅稱保持國共統一戰線是必須的，這不能不嚴重地束縛了蘇聯顧問和中共中央的手腳。指示中的各點，或者因為向國民黨中央提出即等於破裂，因而無法提出；或者因為在如此形勢下短時期不可能實行，因而在實際上被中共中央束之高閣了。對此，來自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羅易實在心有不甘，他私下裡擅自把莫斯科的來電拿去給武漢國民黨領袖汪精衛看，希望能夠取得汪精衛的諒解，然後漸次推行。作為一種討價還價，汪精衛提出了1500萬元的貸款要求。而莫斯科研究再三，卻又不能接受汪精衛的要求，只同意提供200萬盧布的援助。[43]這個時候籠絡住武漢政府旗下的各軍隊的唯一辦法，就要看能否拿到足夠的金錢。既然莫斯科無法滿足這一條件，汪精衛自然也無法按照莫斯科的意願行事。
1927年6月22日，武漢國民黨人唯一還可以寄予期望的馮玉祥，公開轉向了蔣介石南京國民黨人一邊，要求武漢國民黨遣送鮑羅廷回國，並與共產黨實行分離的政策。緊接著，湖南籍將領唐生智、何鍵等公開站到同情許克祥等人的一邊，指責工農運動，並對武漢國民黨中央繼續容納共產黨人表示不滿。
7月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終於意識到破裂的形勢已不可逆轉了。它因此明令共產黨員不能再留在國民政府裡面，必須退出政府以示抗議。但它同時仍舊要求乘亂排除國民黨中央的權威，自下而上地自行召集國民黨新一屆代表大會，以根本奪取對國民黨的領導權。
面對這種情況，汪精衛不得不把莫斯科的「五月指示」在黨內高層公開出來。其結果可想而知。7月15日，武漢國民黨中央最終確定了「分共」的方針。國共兩黨黨內合作的歷史，就此畫上了句號。
來源：《中蘇關係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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