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以「仁」釋「道」對《周易》「時」「位」觀念的唱和——中國人人格精神探源（三）
對《周易》及儒、道、禪三家思想作文化上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作為以《易經》為中心的《周易》系統是先於儒家、道家、禪宗思想產生的，並對三家的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中國兩千多年的學術傳統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周易》思想的儒家、道家和禪宗是不可想像的。
正是《周易》具有如此非凡的地位，「『道』之『時』『位』」的範式對於三家來說才顯得格外重要，正是在對這一範式的回應中，三家建立了各自的獨特人格觀念，各不相同而又不離其宗。而其中關鍵就在其對「道」的理解上。
儒家以「仁」作為其哲學的生命點，他們同樣用「仁」來解「道」。儒家的「仁」之「道」有內在與外在兩重表現：內在地，它表現為個人的內在修養；外在地，它體現為一個社會和國家的風氣及道德狀況。
儒家的這種「仁」之「道」直接得之於《周易》。《周易》「不易」中蘊含「變易」，所以「大而無外」；又於「變易」中始終有「不易」在，故而能「久而無窮」，因此，《周易》有言「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盛德」與「大業」正是儒家以「仁」之「道」為基礎的「內聖外王」思想的內在和外在目的之所在。《周易》又講「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遏惡揚善」即是「應乎天而時行」，《周易》還談到「天之大德曰生」，這正是後來《中庸》中的「天地之化育」之意，由此可見，儒家所講的「仁」正是將《周易》中「易」的「化生萬物」的特質發揮為「善」，從而從中抽取了「仁」。儒家以這樣的「仁」釋「道」，就以這樣的「仁」來創生自己獨具特色的「時」「位」觀念。
儒家繼續了《周易》所提供的範式，非常重視「時」與「位」。在儒家的經典中我們可以找到很多談「時」「位」的場景。如孔子讚揚他的弟子南容說：「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這即是以「邦有道」與否作為「時」的解說，是將「仁」之「道」外化為社會政治道德狀況所得出的處世準則，強調依據外於自身的「時」做出適應性的改變，達到隨機應變，隨「時」俯仰。再如，孔子的弟子談到孔子時說：「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這裡，「意」是「私意」即臆測，「必」即武斷，「固」即固執，「我」即自以為是。孔子絕此四種態度，實際是將「仁」之「道」內在化，強調要以客觀條件而不是個人意願作為行事處世的標準。孟子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則將內在與外在兩者統一了起來，成為了儒家關於「時」的經典表述。
與這種「時」的觀念相一致的是體現在儒家經典中的「位」的觀念，孔子有言：「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這是強調立「位」之本，「位」本之於「道」，「道」立起來了，「位」也就有了。又如孔子講：「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主張根據自己所在之「位」決定自己的作為。孔子還講：「君子思不出其位」，更是強調內在思想也要與所處之「位」相一致。這種對人的外在行為和內在修養起規定和約束作用的「位」就是「仁」之「道」在為人處世中的顯現。
儒家的「時」「位」觀，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所獨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與使命感。他們對「時」「位」的強調，落實到個人層面是為了個人在待人處事上的通達，落實到人與社會的關係層面則是為了國家社稷的長治久安。其所推崇的「君子」就是這種「時」「位」觀念的實踐者。在儒家看來，所謂君子，一方面要「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另一方面則要；「在其位謀其政」。儒家對「時」「位」的理解側重於社會環境的層面，他們所注重的是面對現實的社會，君子應有怎樣的作為，以及如何作為。這是他們所主要考慮的問題。所以，「時」「位」在他們那裡更多的現實的「時」「位」，而非道家那裡理想之「時」「位」。
孟子有言：「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不貪謂之「清」、勝任謂之「任」、寬以待人謂之「和」，這些都是儒家所提倡的君子所應具備的基本品質。孟子在這些品質之外，尤其強調孔子對「時」的身體力行，這就非凡突出了孔子對於那個時代所獨有的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和擔當意識。這是他區別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所在，也是君子人格的內涵之所在。孟子說：「夫天未欲賓士天下也；如欲賓士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這種「捨我其誰」的氣概正是君子人格在那個時代的傑出體現。這一點不僅體現在孔孟這些「聖人」身上，在其他儒家思想的實踐者身上也比比皆是。孔子的學生子路在衛國擔任小官，時值衛國內亂，子路當時本不在國內，但他毅然趕回衛國參加平亂鬥爭，結果戰死在沙場。這就是儒家「位」的觀念的最好詮釋。春秋戰國時期，戰亂平仍，能夠「苟全性命」已屬不易，從「全身」的角度講，子路完全可以躲開不理，但是，「位」的觀念強調在其「位」要謀其政，你選擇了自己在這個社會上所要擔當的角色，你就要盡到自己的職責。所以，哪怕是平日理被孔子「哂之」的子路，實踐起儒家的「時」「位」觀念來也是義無反顧的，儒家思想這種源之於「仁」之「道」的「時」「位」觀念所要確立的是一種「君子人格」，這種人格精神強調有德行的人要根據自身情況結合外在環境來決定自己的行為和思想。
也許有人會認為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危邦不人，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態度是其「時」「位」觀念的某種體現，而這是與其擔當意識及獨立精神相違反的。其實不然，儒家除了強調上面所說的責任感和擔當意識之外，的確是非常強調君子應具有獨立精神。比如孔子就提倡「和而不同」，孟子也提倡「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種擔當意識和獨立精神是作為儒家思想的內在驅動力促使他們關心世事，積極進取；而依「仁」之「道」而處「時」當「位」，則是一種靈活性，是其獨立精神和主體意識得以實現的保障。「時」與「位」是要隨具體情況發生改變的，但作為內在精神的「仁」之「道」是不變的。對「時」與「位」的強調就是對靈活性的強調。這也正是《周易》中「易」與「時」「位」之間關係的準確反映。正因為有了這種靈活性與原則性的統一，儒家所看重的「君子人格」才會成為中華民族所共有的人格精神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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