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韓蘄王太清夢》批判
明末松江才子宋存標編《情種》卷五有文言小說《韓蘄王太清夢》，三千六百餘言，借岳飛同僚蘄王韓世忠入地府觀斷案之夢，對岳飛等主戰派進行了全盤否定，兼及孫臏、諸葛亮等軍事名家，而且將司馬遷、李白等一干文人亦全數一筆抹倒，顛覆了傳統的價值觀念，完全是一篇離經叛道的驚世之作。文章作者現不可考，當為南宋文人。因為受厄文人僅及白居易，未及宋代文人。韓世忠紹興二十一年（1151）卒，十七年後，孝宗乾道四年（1168）追封蘄王。文章提到韓世忠的蘄王封號，故其寫作時間應在1168年之後。岳飛紹興十一年（1142）除夕賜死於風波亭。紹興三十二年（1162），孝宗下詔平反，恢復官爵。淳熙五年（1178）追謚為武穆。嘉泰四年（1204）寧宗追封鄂王。其時距岳飛平反覆爵已6年有餘，文章作者對岳飛還敢如此詆毀，可見作者之膽量，且自認為在「理」了。宋存標在該文後評註中猜測：「抑作者若束皙（按：西漢詼諧作家）漫戲為此言，以嘲謔天地耶？悲憤之極甚於痛哭，怒罵之深轉同嬉笑。」但是不可否認此文客觀體現出來的歷史虛無觀，很有必要對其加以剖析，以正本清源。
一
文章以「上帝之德，好生不好殺」為立論根基，並以之為判斷是非曲直的最高標準，直接抹殺了武將們的歷史地位、歷史功勞。姜尚、孫臏、穰苴、孫武、李靖等，「不惟身為大將，多所殺戮。且皆著造兵法，教天下後世以慘毒譎詐之術，貽害無窮」，因而受到「萬劫不赦」的懲罰。但「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禮記·雜記》），「文武二途舍一不可。與時優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廢也」（《帝范》卷四唐太宗語）。
文章在息兵至上的前提下反對戰爭，完全否定了正義與非正義之分，沒有站在人類普遍正義的基礎上正確看待戰爭，片面強調了戰爭殘酷廝殺的一面，強調「一人之忠孝，在天地間如一萍浮於江，一芥之沉于海，所裨其小」，從而過分強調生存而忽略價值觀念：「或欲成其忠孝之故，而遺害蒼生，殉之以萬骨而不足，則尤上帝之深惡也。諧臣媚子，上帝所惡。然臨事消阻，或反以媚退縮而致生靈保全；處事糊塗，或反以多所漏網而成及物之德，亦上帝所曲宥也。」
最後，文章消解了國家民族觀念，對保家衛國、抗擊侵略者取貶斥態度，對喪權辱國者進行了歌頌。文章認為，宋高宗「恭儉愛民，憫南北用兵，無辜塗炭。乃納宰臣弭兵之策，稱臣上國，割地講和。固將紹歸馬放牛之遺風，繼封山禪父之洪烈矣」，為高宗的投降行徑進行了辯護，對岳飛、岳雲、王貴、牛皋、張憲等維護民族利益的主戰派將領進行了貶斥，反而認為他們「好事佳兵，爭城爭地」，導致「白骨蔽於草莽，膏血塗於川澤」，因而有「君臣生有流離顛沛之虞，死有幽囚譴責之報」的結局。韓世忠後來「修水陸善果，度僧尼二百牒」，「生前殺戮罪過免」，「再世亦得至卿相」。
二
李林甫、秦檜之奸，許巡、岳飛之忠，歷史已經作出公正評判。蔡京、王黼是徽宗朝「六賊」之一，王欽若是真宗朝「五鬼」之一。然而文章指認宋高宗是西清帝主、秦檜是絳霄洞主、檜妻王氏是北嶽紫陽夫人、李林甫是紫薇仙官、道君皇帝是長生大帝、蔡京是左元仙伯、王黼是文華使。他們秉承上帝旨意下凡，或「奉行天善」，或「免鋒鏑」而「以救萬姓」。通過所謂的因果報應，小說將傳統倫理認定的「奸行」歸結為上帝的安排，事實上就消解了忠奸之辨。
韓世忠夢遊中發現「上帝有法曹如人間廷尉，一切過惡，皆由閻羅讞者，復由法曹對薄，始達上帝」，法曹都官是「取下界大臣中聰明正直者充之」。在韓世忠和眾人眼裡，「林甫乃唐朝之罪人，欽若亦得罪先朝，縉紳不齒」。但文章將二人設置為「上帝執法」（法曹前任都官是李林甫，新都官是王欽若），就進一步解構了歷史事實和公正性。
三
文章認為，張巡、許遠「以一孤城之故，殘數萬之生，使城內生靈得保，猶可以功贖罪。終乃勢窮力屈，城內城外盡飽敵手，則孰若早致身而死，猶救一城之命乎？且他人為將，慘毒止於士卒。此二人害及鳥雀蛇鼠皆不保其餘生，又罪人中之巨魁，永劫不復者也」。文章忽視歷史背景，以苛刻的評價抹殺了張巡、許遠孤軍奮戰的歷史意義。睢陽之戰是古代戰爭史上最慘烈的保衛戰之一，因為兵糧斷絕、援軍不至，睢陽守軍以城內百姓為食，許遠由此成為一個充滿爭議性的人物。但張巡的功績，早已載入史冊。如《新唐書·忠義傳》載，張巡、許遠「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豗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文章對古代名相的典型代表諸葛亮進行了無恥污衊，認為諸葛亮「以兄事吳，故每事必左袒吳。關羽性傲士大夫，故嘗慢亮，亮乃銜之，陰委羽於虎口而不為之援，卒陷其軀。後蜀主興報仇之師，亮復受謹密囑，不獻一籌。致六十萬之命，盡付烈焰」，至唐轉生為西川節度使韋皋後，「重斂暴斂，嚴刑好殺」，「罪過種種，故不免系獄」，但因劉漢諸帝求情，論其「鞠躬盡瘁」，「功過相准」，「復謫人間」。然而稽之史實，關羽陷於虎口實是自身輕敵驕縱；劉備報仇敗師，也因亮勸阻無效。
文章指責宋朝的主戰派人物有人格缺陷，強烈進行人身攻擊。岳飛「性獨忍鷙暴伉」，「行同梟獍，性逾豺虎」，因而「銳請出兵，好殺不已」，「中間大小二百餘戰，所殺金人一百萬七千有奇，殺中原人二百萬六千有奇」。但事實是：「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當曹成擁眾十餘萬，被敗而奔連州後，岳飛告誡部屬：「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眾，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因為維護民族正義，岳飛所領導的抗金隊伍受到廣泛歡迎：「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俱見《宋史》）但是在文章中，岳飛等卻受到「安置阿鼻獄四千餘年，然後徐議譴罰」，天道實在不公。
文章中唯一受到稱讚的武將只有曹彬，認為他「不殺一人，子孫鐘鼎相繼」。據《宋史·曹彬傳》載：曹彬為人仁厚，「平居於百蟲之蟄猶不忍傷」，「總戎專征，而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者」。如南唐城破之時，「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更有曹彬敬畏文臣，雖然「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既不嗜殺，也與文臣友好，在文章中受到稱讚，實非偶然。
四
文章不但在否認戰爭的基礎上否認了兵家著作，而且否認了豐富人類生活的文學藝術。左丘明、司馬遷、司馬相如、班固、鄒陽、枚乘、蘇武、李陵、陳琳、王粲、曹植、阮籍、嵇康、陸機兄弟、潘岳、謝靈運兄弟、陶淵明、沈約、江淹、杜甫、李白、韓愈、白居易等人，創造了優秀的文化成果，在中國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是中華民族的傑出代表。但是文章無理地指責他們「泄造化之奇，鑿神鬼之秘，擅天地之名，奪山川之秀，上帝所深忌。且又作好作惡，變亂是非，意有所喜者盜跖目為夷齊，意有所惡者白壁指為頑石」，因而都入「慧業之獄」「禁錮」。
文章還讓偉大史學家司馬遷和班固自誣道，「二人材質鹵莽，實未嘗敢希作者之林」，「無顏與諸文人為伍」；並說《史記》「於漢以前大都竊取《左傳》《國語》《戰國策》，漢興以後竊取《楚漢春秋》等書」，《漢書》則「半竊取於《史記》，半竊取於劉向父子刊定諸書」，二人僅是「第為繕錄成書而已」。因為「遷、固二人，剽竊舊文，攘奪父輩，胸中實無所有」而得以免罰，文章就通過「自誣」「自瀆」的形式徹底否定了司馬遷、班固二人的著作權、文學才華和文學地位。
（作者：向志柱，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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