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重視禮教」與「無為而治」
孔子表達過這樣的觀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
比較之下，以道德、禮義來教化民眾不僅能起到使其「知恥」的作用，還能讓百姓心甘情願來歸順。（「格」即至、來之意。）這是政策、刑罰所不能及的。
孟子認為，居上者不能「置民之產」，迫使其做壞事然後懲處之，這是陷害百姓；孔子認為，為政者不以禮義教導民眾，放任其做壞事然後誅殺之，這是虐待百姓。（《論語·堯曰》）
懲治犯罪、維護正義，這固然是政刑法度存在的本意和目的，但若沒有「富民」和「教民」為前提，那些完備的律條、嚴格的刑罰就會變成「罔民」和「虐民」的工具。
道理如此，但歷史上多見的是重刑律的施政方針，而鮮有君王將禮教作為重點來抓的。
太史公曾分析過其中潛在的原因：「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史記·太史公自序》）
禮教的作用是預防犯罪，法律的作用則是懲治犯罪。這就好比中醫主張「治未病」。在病症已顯、危害已至之後用藥，這就如同「法」的作用，雖能祛病除疾，但軀體已然受害。「治未病」則講究在病未發時提前做好防範措施，免遭病邪侵襲，這便類似於「禮」的功效了。
法發揮效力的過程是可見的，而禮教因是防患於未然，其效反而難以為人所知，因此它的力量和重要性往往被忽視和低估，這是一個特別需要引起當政者注意的問題。
教民的必要性既明，接下來就要考慮如何「教」了。同為教民，也有境界高低之分。下面，我就由淺入深，試列舉教民的各種方式和途徑。
第一種方式，也是最容易想到的，當然是設立教育機構，並派專人負責。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司徒」就是專司教化民眾事務的官職。「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孟子·滕文公上》）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兩段話中都提到了「人倫」。孟子又說：「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
可見，那時的公共教育不像現在，以傳授知識為主，其核心功能就是為民眾樹立「重人倫」的觀念，建立「長幼尊卑」的秩序意識，提高個人修養，強化道德觀念。
孟子還分別解釋了對鄉里學校的三種叫法的由來：「庠，養也；校教也；序，射也。」其中「教」、「養」意思都很明確，「射」通「繹」，「陳列」之意。
學校的功能就是將人倫秩序展現給受教者，以此為規範指導其日常行為。而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人們越來越注重對文化知識的傳授，學校的初始功能逐漸被淡化、忽視了。
韓愈就指出，「師」本來的作用是「傳道授業解惑」，所謂「傳道」，傳的就是聖人之道，是針對思想進行的教育。然令他非常困惑和不滿的，是當時的教師以「授之書而習其句讀」為主要教學內容了，他認為這是偏離教師本身職能的，故此發出「小學而大遺」的哀嘆。
設立學校教化民眾，這是比較常規的方法；其實還有一種更「高級」的手段，簡言之就是「無為而治」。
很多人一看到這四個字，第一反應就是：這是道家的主張。而同樣有很多人，對這四個字的理解就是：什麼都不做，什麼都不管，國家、人民自然就好了。
必須指出的是，這兩種觀念都是大錯特錯！
首先，「無為而治」絕非僅是道家的主張，從孔子到孟子，或明說或暗指，都表達過類似的觀點，而且他們都認為，這不是一般的君王能做到的，而是治國的至高境界。
孔子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
舜是為儒家所推崇的聖君，是後世為君者的楷模。孔子稱其做到了「無為而治」，可見這樣的治國方策在儒家思想里也是被宣揚而非反對的。
但是，舜是真的「無所作為」嗎？孔子說他「恭己正南面」——這也是一種「為」，只是其所施為的對象不是百姓，而是自己罷了。所謂「無為而治」，其中的「為」可以理解為煩勞，也可以理解為強加於人。
孔子所認同的是，為君上者端正自身，做好自己分內之事，為天下表率，如此則不必殫精竭慮去想整治民風，百姓自然追隨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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