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1938接受1998、2018的致敬
(原標題:讓1938接受1998、2018的致敬)
王若婷
一位退休後才自學油畫的老幹部
一幅陷入構思困境的創作
一番跨越八十年、連接三代人的戰地恩情
2017年12月26日臨近傍晚,冬日的餘暉透過三角形的玻璃窗,照進國防大學聯合勤務學院的一間閣樓里,給窗邊的油畫布留下一抹橘黃。畫布前站著一位年過七旬的老先生,他是鍾殿英,從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指揮學院政治部副主任崗位上退下來後,便走進中央美術學院,學習油畫專業。這一個多月,他日日寢食難安,如今終於大功告成。
畫布左上角是目光堅毅、望向遠方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諾爾曼·白求恩,右下角是一位胸前佩戴四枚勳章、舉手敬禮的白髮蒼蒼的老者。鍾殿英告訴筆者,「1938年1月8日,白求恩從加拿大啟程趕往中國。到今年,已經過去八十年了。這幅畫是我為紀念白求恩援華抗戰八十周年所創作的。」
構思陷入困境時,突然有人拍了一下老鐘的肩膀
之所以會產生創作的念頭,鍾殿英老先生主要是受到了「中國白求恩精神研究會」副會長馬國慶的啟發。去年11月,馬副會長告訴他2018年是白求恩援華抗戰的八十周年,建議他以白求恩為題材畫一幅油畫。
這個提議就像一枚石子,在鍾殿英心中激起了層層漣漪。白求恩對於鍾殿英那個年代的人來說並不陌生,毛主席那篇《紀念白求恩》的文章,他不知道認真讀過多少遍。「但是近些年似乎對白求恩精神提得有些少了,」鍾殿英說,「如今能為八十周年畫一幅畫,也是我的責任。」
回到家後,鍾殿英從書架上找到專著《白求恩——援華抗戰的674個日夜》,並仔細閱讀,往日的歷史在書頁中重現,他的內心也隨之波動起伏,更加堅定了創作的信念。然而激動之餘,他卻在構思中碰到了困難:該從什麼角度用畫筆講好白求恩的故事呢?
他再次聯繫馬副會長,想多得到一些白求恩的資料。卻不巧因工作原因,馬國慶已在國外。於是,鍾殿英陷入了一籌莫展的境地,一連幾天都眉頭緊鎖,儘管馬國慶在電話里寬慰他說,「老鍾,等我回去,咱倆好好商量。」但眼見著日子一天天流水般過去,鍾老先生的內心十分焦灼。
構思的日子裡,鍾殿英茶飯不思、夜不能寐,心中好不容易有了模糊的構圖。他回憶說,「我最初的設想是要畫一個白求恩紀念館的場景,一群少年兒童在老師的帶領下參觀白求恩像。這個構圖的寓意在於一代代人不要忘了白求恩精神。」但斟酌一二後,鍾殿英卻隨即將之否定。在他看來,這樣的構思過於呆板,流於教育的形式。
為了開拓思路,11月20日,他到中國美術館參觀「美在新時代:慶祝 十九大 勝利召開中國美術館典藏精品特展」,以尋求靈感。剛走到美術館,只見門口人山人海,排著長龍般的隊伍。正要排隊,鍾殿英突然感覺肩膀被人重重拍了一下,他回頭一看,這不是鄰居盧江林政委嘛。
盧政委向他打了招呼,問他近況如何,鍾殿英遂將自己創作白求恩題材油畫的打算及困難一併說出。
一聽到「白求恩」這三個字,盧江林頓時脫口而出,「白求恩是我父親的救命恩人,如果沒有他就沒有我們這一大家子。」並提出要送給鍾殿英一本由自己父親盧來發口述而成的回憶錄,這本書詳細地記錄了盧江林父親與白求恩的點滴往事。
雖然兩人早已相識多年,但這是鍾殿英第一次聽盧江林講起這件事。隨著盧江林話匣子的打開,懸在鍾殿英心口上多日的大石頭也逐漸消失得無影無蹤。他有種莫名的直覺,這幅畫的構思會在盧江林所講的故事中找到突破口。
父親細數一身的疤痕,數到頭部時他再次說起了白求恩
盧江林政委的父親盧來發是江西贛南安遠人,1929年1月參加紅軍,1938年5月從抗大畢業被分配到晉察冀軍區第二分區,成為第五大隊三營營長。
同年9月,日軍集結五萬餘人對晉察冀軍區進行圍攻,在一場戰鬥中,盧來發被日軍炮彈彈片擊中頭部,身負重傷,不省人事。當他再次醒來,已經是十幾天之後在敵後晉察冀軍區模範醫院裡了。醫護人員告訴他,是白求恩大夫親自為他做的手術,從腦部取出了兩塊彈藥碎片,保住了他年輕的生命。
回憶起父親的這件往事,盧江林的心情難以平靜,他告訴鍾殿英,其實父親盧來發腦部還殘留著一粒很小的彈片碎屑,但因傷的位置很深,白求恩大夫擔心在簡陋的醫療條件下,如將其取出,會傷及性命,遂只得作罷。
父親被白求恩救治的事情,盧江林自小便很清楚,他腦海中始終揮之不去的,是小時候父親親自輔導他學習毛主席《紀念白求恩》一文的場景,在他看來,這是他生命中最生動的一課。同時讓他難以忘懷的,是父親最後一次給他講白求恩時的樣子。
那是1995年,盧來發因患有結腸癌,在武漢手術。術後,盧江林幫父親擦洗身子,脫下衣服的剎那,他被父親一身的疤痕震驚了。他從前只知道父親負過傷,卻從不知道傷口有這樣多、這樣深。
他一邊幫父親擦洗,一邊數著傷疤,大的傷口有七處。每數到一處,父親就詳細地告訴他是哪一年、哪個地方、哪場戰役留下的。
數到頭部時,父親再一次回憶起白求恩,說他性子很急,但對待傷病員態度極好,當年手術之後,白求恩還專門到病床前看望了他,對他講,「孩子,你有很頑強的生命力!」不過白求恩對工作要求非常嚴格,盧來發甚至還見過他因為醫務人員消毒不嚴格而大發雷霆。1998年,帶著腦中那粒小小的彈屑,盧來發老人逝世。
聽過盧政委的父親與白求恩之間的故事,鍾殿英很受感動,沒想到美術館的偶遇竟然幫自己找到了這麼有價值的素材。兩天之後,盧江林贈給他一本父親的回憶錄《萬馬戰猶酣》,同時還送給他一張白求恩1938年在延安作報告的黑白翻洗照片。
據盧江林介紹,這張照片的得來也是機緣巧合。他在閱讀親家公父親的回憶錄時,偶然看到了這張照片。
據他回憶,「我當時已經看到過不少關於白求恩的照片,但這張是我第一次見。」好奇之下,他向親家公請教。原來,親家公的父親本是學航空的上海大學生,當年參加革命,曾在延安的陝北公學進修。進修期間,恰逢白求恩在那裡作報告,於是便用從上海帶來的照相機,為正在講話的白求恩照了一張照片。1939年,得知白求恩在河北唐縣不幸犧牲的消息之後,他就一直珍藏這張照片。
導演一場跨越時空的致敬
拿到盧江林父親的回憶錄和那張老照片,鍾殿英便開始認真翻閱,不久就形成了自己的構思:他要在畫布上導演一場跨越時空的致敬,要讓1938年的白求恩接受來自1998年的盧來發老人的敬禮,並傳達2018年我們對這一代先烈的敬意。
在參考了許多白求恩的資料後,鍾殿英將身穿手術服的白求恩布局在畫布偏左上的黃金分割點處,並取其仰視角度。因為在一些歷史照片中,他注意到白求恩的一個習慣性動作——頭部微微抬高向前傾,這展現了白求恩的自信與昂揚。畫布上的白求恩正在用毛巾輕輕擦拭雙手,這一方面表明了白求恩的工作狀態——可能剛剛完成一個手術,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他犧牲的原因——手指感染。
為了凸顯歷史年代感,白求恩的部分色調偏黃,整體顯虛,鍾殿英還特意將白求恩身後的土牆處理得掉下了牆皮,因為若干資料顯示,戰地沒有像樣的醫院、設備,白求恩就在野外破廟開刀、做手術。
而在畫布偏右下的黃金分割點處,鍾殿英用較為實在的深色調塑造了盧來發老人的形象。「其實最開始我是被他父親年輕時的照片所吸引了,」鍾殿英接著說,「盧政委父親年輕時濃眉大眼,很帥氣。起初我都已經把他父親二十七八歲年輕團長的形象滲透到所畫的畫里了。」但面對畫稿,鍾殿英反覆思忖,覺得不妥,他解釋道,若畫年輕時的形象就沒有拉開時空感。
在鍾殿英心中,畫布上盧來發老人的敬禮肯定與閱兵式上威武的年輕戰士不同,應當略微帶有幸福感。他一面參考了多張盧來發老年後的微笑照片,一面借鑒閱兵式上那些老兵敬禮的儀態,經過多次修改,才完成了盧來發老人的形象。
在一個多月的繪畫創作過程中,鍾殿英每天8點半就到了畫室,一直創作到中午12點。回家吃過午飯,稍微休息十多分鐘,還沒等學院上班,他就又一頭扎進畫室,開始幹活,直到日落西山。由於畫室位於閣樓,環境很安靜,為了趕進度,鍾殿英每天晚上還要在這裡待上兩個小時。
即便這樣,回到家中,鍾殿英的心思也全部在畫上。他的老伴畢爾芹說,「每次老鍾回來,就聽見他自己嘟嘟囔囔,說這個色彩不行、那個結構不好。我也插不上嘴。他就自己考慮去了。」就連睡覺的時候,鍾殿英也在思考盧來發老人的衣服到底是該偏藍還是偏黑,用他的話講,「衣服的色彩看似隨意,但要考慮這個顏色是不是符合整體畫面的感覺。」
為了畫好盧來發老人胸前的四枚勳章,鍾殿英也是煞費苦心。「資料上的四枚勳章雖然都是彩色照片,但像素較低,很多細節都看不大清楚,」他補充道,「即便我畫的時候,會有實有虛、有明有暗,可我也得清楚這些勳章上的具體圖案,這樣才會心裡踏實。」於是老伴又上網,幫他查明資料。最後,在鍾殿英整整三天的努力之下,四枚璀璨奪目的勳章得以閃耀於畫布之上。
當問及為何要花費心力畫好勳章,鍾殿英答道,「這些勳章代表了中國革命勝利的成果,它離不開白求恩等國際友人的幫助。沒有白求恩的救治,就沒有盧來發日後的卓著戰功。畫中父親的一個敬禮,代表著那一代的感恩。這些勳章要往下一代傳,也啟示著後人,要繼承這種白求恩精神。」
已經找到的第二個被白求恩救活的英雄後人
就在繪畫工作即將進入尾聲的時候,鍾殿英為這幅畫起了兩個名字:一個是《戰場的英雄與戰場的恩人》,另一個是《跨越時空的致敬》。就在他舉棋不定的時候,後一個題目得到了盧江林的肯定。他說,「首先,我不想把我父親說成是英雄,歷史上像我父親一樣的人有很多。其次,這絕不僅僅只是我一家的事情,也不光是老一輩和恩人的故事,而是要體現出中國人民對白求恩的敬意。」
在得知北京有一個「中國白求恩精神研究會」後,盧江林曾將父親的這本口述回憶錄、親家公父親所拍攝的照片送給他們。看過回憶錄後,研究會的工作人員興奮地說,「哎呀,我們現在已經找到兩個白求恩救活的人的後人了。您這是第二個。」盧江林由此說道,「這就說明我父親被白求恩救活,在當時不是個例。只不過可能留下來有名有姓的人比較少,或者找到他們的後人比較少。」
回顧整個創作過程,鍾殿英表示,他的心靈無時無刻不受到衝擊與凈化。他始終堅信著臧克家的那句話:「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在他看來,白求恩所展現的人性的光輝值得被中國人民長久紀念、銘記於心。
而反觀鍾老先生的繪畫歷程,他也是這樣踐行的。退休後,他自費在中央美術學院、首都師範大學油畫專業的研究生班學習。四年後,抱著為最基層的老百姓作畫的決心,鍾殿英和老伴索性住到了鄉下,在那些「老、少、邊、窮」地區,採訪、寫生、創作。
他既畫過思念父母的留守兒童,也畫過盼兒歸來的空巢老人,同時還不乏對外來務工人員生活狀態的記錄。有人這樣評價鍾殿英的畫:「30年前不可能有,因為當時沒有這樣的問題。30年後再回過頭看這些畫,這是中國社會的一個歷史符號。」
常有人問他一幅畫能賣多少錢,但他們卻不知道,鍾殿英作畫二十年,從不賣畫,不僅不掙錢、倒貼錢,有時甚至會為了畫畫,而威脅到自己的生命健康——奔波在各地寫生的鐘殿英,因為寫生路途上的車禍,眼睛落下了復視的毛病;常年的徒步奔走,讓他腳上骨裂的舊傷未好又添新傷。
也有朋友反對鍾殿英這種公益的作畫方式,那時鐘殿英還負擔著不菲的畫室租金。朋友勸他說,「您畫這些連畫室租金都不夠,還不如和我一起按照畫商的喜好畫畫。」但鍾殿英卻認為,人活著,還是應該將個人命運與時代要求結合在一起,做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有益於社會的人,現在自己老了,也只能用這些油畫為弱勢群體向社會發聲,怎麼還能收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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