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以「自然」釋「道」對《周易》「時」「位」觀念的唱和——中國人人格精神探源（四）

對《周易》及儒、道、禪三家思想作文化上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作為以《易經》為中心的《周易》系統是先於儒家、道家、禪宗思想產生的，並對三家的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中國兩千多年的學術傳統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周易》思想的儒家、道家和禪宗是不可想像的。

正是《周易》具有如此非凡的地位，「『道』之『時』『位』」的範式對於三家來說才顯得格外重要，正是在對這一範式的回應中，三家建立了各自的獨特人格觀念，各不相同而又不離其宗。而其中關鍵就在其對「道」的理解上。

道家在許多人的眼中只講天道而少及人倫，似乎是不近人事的。其實不然，道家以「自然」釋「道」，在更高的層次上提出了他們的「時」「位」觀念和人格理想。

在道家學說的開創者老子那裡，「道」是最高的範疇。「道」法之於「自然」，其特質即是「無為而無不為」。雖然老子較少講「時」與「位」，但老子講的「自然」即代表了其「時」「位」的觀念。「自然」就是事物本來安閑的樣子，即是「自然而然」之意。老子強調：無論是處理人與外在於人的自然界和社會，還是處理人與人自身的關係時，都要象「天」化生萬物一樣「自然而然」、「無為而無不為」。無論是外在於人的世界，還是人本身，都是「道」創生的。老子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只有把握了「道」，才能從更本上把握自然社會運行的規律，也才能從更本上處理好人同內外世界的關係。在老子看來，人與外在自然在「道」面前是沒有分別的，人對外在世界不是無能為力的，假如懂得了「道」，物與我都是「道」的產物，兩者之間就沒有分別。所以，只要人能夠順應自然之「道」，那麼，人也就把握住了外部世界的本質，這樣一來，就可以「無為而無不為」，達到無為而治的境界。

在道家的另一個重要開創者莊子那裡，「時」「位」觀念主要體現在「安時處順」上。這裡的「安時」顧名思義即是教人們不擇時而安，不擇地而安，不擇事而安。

莊子打比方說：「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之人。」。「不祥之金」不能安於天命，，「之人」不能安於性命，這都不是「安時」或安於自然的表現。「安時」就是強調無論碰到什麼情況，處於什麼境地，都能泰然處之，保持內心的平和。

莊子又講「處順」，「順」即是順從、順隨，「處順」即是與世偕行而不相抵觸。相對而言，「安時」側重於解決人同人之外的自然、社會之間的關係，「處順」則側重於解決人同他人以及人自身的關係。莊子的這種思想，是他的「安之若命」思想的必然結果。

莊子和老子一樣都很看重「命」。所謂：「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這裡的「一」即是「道」，「道」之中已然蘊涵的規定性即是「命」。在老、庄那裡，「命」對於具體事物而言是先驗的，它是具體事物產生的必然條件，所謂「命有所成，而行有所適」。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命」的先驗存在，莊子才要求「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這也就是要求人們看到外在世界與人本身安閑自為的那種規定性，行事處世都要以這種內在規定性為前提，而不能超出甚至僭越。所以，莊子上面提出的「安時處順」實際上是安「道」之「時」，處「道」之順。

相對於儒家而言，這種「時」「位」觀更看重宇宙規律的客觀性，更強調人對這種客觀規律性的絕對遵守，在老莊看來，孔子等人強調「仁、義、禮、智、信」，無一例外地都是「有為之為」，是與作為宇宙根本規律的「道」相違反的，所以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莊子更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道家是不同意基於「仁」之上來理解「道」的，他們從「自然之道」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所推崇的人格觀念，即「聖人人格」在道家的老子和莊子那裡，只有把握了自然之「道」才能稱為聖人，也只有聖人才能從對「道」得體悟出發，行無為之為，處無為之事。老子有言：「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在內在修養上，老子強調：「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這裡的「一」即是「道」，而「自見」、「自是」、「自伐」、「自矜」都不是順從「道」的「自然而然」的作為，故而聖人要排除這些一己之見、一得之私。

老子教人們在對待具體問題上，不要用主觀的眼光來看世界、看問題，而要把握事物乃至於人自身所固有的內在規律性，以此作為熟悉的出發點。莊子有言：「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所安」即自然；「所不安」即人為。聖人與俗人應付生存環境的不同態度就在於聖人安於自然，不安於人為；俗人則正好相反。莊子為了強調這種「自然而然」還在《逍遙遊》中比較了人對「道」所能達到的三種狀態：「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僅僅只是不求有名，這是「自然而然」最基本境界，相對於神人不求有功和至人的順應自然，忘卻自己而言，聖人階段還只是得「道」的「入門階段」，這正說明道家所推崇的「聖人人格」思想並不是僵死的教條，也不是其「時」「位」觀念的終點，其內部的超越性是無止境的。

道家的這種「聖人人格」體現了其人格追求的理想，與儒家的「君子人格」相比，「聖人人格」對「無為」的強調似乎有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傾向。其實不然，道家思想並非排斥社會，貶低人為，而是更強調人在精神層面的安閑自為，認為這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之所在，而不能用外在於人的其他標準作為人的規定性。所以我們可以說，儒家和道家兩種人格精神是互補的，這種互補，是內在精神與外在實踐性的辯證的互補。正是有了這種互補性，中華人格才基本上成為了一個完整而健全的系統，成為了從內在精神到外在表現，從理想上的超越到現實中的經世致用都一應俱全的健康的人格思想體系。正是這種基本由儒道兩家奠定的人格觀念，成就了歷代無數的高尚人物。在後世的屈原、陶淵明、蘇東坡等知識分子身上，這兩種人格都或多或少地共同存在並相互作用著，從而使他們顯現出相當高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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