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國龍：《高明先生九秩華誕慶壽論文集》編後記
編者按：據悉，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著名古文字學家高明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2018年1月10日13時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受來國龍先生囑託，我們重推此文，以表達來先生和我們對高先生的悼念！高明先生千古！
《高明先生九秩華誕慶壽論文集》編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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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先生九秩華誕慶壽論文集編訖待印，編輯劉能囑曹瑋師兄寫一篇編後記。曹師兄要我執筆。曹師兄是我的兩重師兄，我們既是高先生的學生，高先生又先後把我們送到中華書局王文錦先生那裡學「三禮」，所以我們又是王先生的學生。且師兄尊師道，重情義，有事每每都是他張羅主持。他的吩咐，我只得應命。
去年春節後一天，李零先生在郵件中跟曹師兄和我說，他前一天和王世民先生一起去看望了高先生，高先生八十九歲了，可能是年齡最大的古文字學家，我們應該以什麼方式來慶祝一下。曹師兄與葛英會老師和北大考古文博學院杭侃院長聯繫，劉能也與古代文明中心徐天進主任聯繫，我們的建議得到了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大力支持，決定以論文集的形式，出一本慶壽文集，文集由我們來組稿編輯。在和曹瑋師兄、馮時老師討論之後，我們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和社科院考古所考古網上刊登了文集的徵稿啟事，並由曹師兄的學生畢經緯博士設立了一個專門收稿件的郵箱。
不久我們就收到認識的和不認識的學者的來信。嚴文明先生不顧眼疾，在回信中說，「高明先生是我的師兄，又是多年的同事和至交好友，我一定在稍後提供一篇文章來慶祝和紀念。」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的蘇榮譽教授，在北大考古系講授青銅冶金鑄造多年，他回信說，「弟夙敬仰高先生道德文章，值此大慶，當以小文以忝其盛。」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胡海帆先生，曾經和高先生一起整理容媛先生留下來的石刻資料，也送來了他的論文。馮時老師的學生、社科院考古所的年輕後俊黃益飛博士也為高先生祝嘏作文。韓國的朴載福和李永徹兩教授是在北大考古文博學院拿的博士學位，他們來信說，「高先生是我們的恩師。我們在北京的時候經常與高先生交流。」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他們以及其他一些文章最後沒來得及收到本論文集。因此，這本論文集所代表的只是我們老中青三代對高先生敬意的小小的一部分而已。
自從北京大學考古系退休以來，高先生仍然勤於著述，筆耕不綴，近年屢有新作發表。2011年和塗白奎師兄一起增訂的《古文字類編》出版，2013年又出版了自己的論文集《古文獻古文字考古學論集》。之後又本著一個歷史工作者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在最近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學生的北大考古口述史的採訪中，坦誠地講述了自己對過往歷史的回憶，不為尊者賢者諱，說了一些以前他不願意形諸文字的往事。這些事在高先生心中也是積攢了多年。記得1994年春在我碩士論文答辯結束之後，高先生和我有一次幾個小時的長談。他的意思是，我畢業了，以後出去到社會上工作，有些事情我應該知道。我當時分配到中國歷史博物館（現在的國家博物館）工作。歷博的館長是高先生以前北大的朋友兼同事俞偉超先生。高先生深情地回憶了他和俞先生數十年在北大共事的友誼，他們合寫《周代用鼎制度研究》的經過以及後來的一些誤會。最後囑咐我去了歷博工作以後，要處理好和俞先生的關係。
高先生沒有門戶之見。他從來不把他的學生當作子弟兵。我在北大學習期間，他給我做了課程的安排：前兩年四個學期，第一學期專攻說文段注，第二學期甲骨，第三學期金文，第四學期戰國文字；接下來就是寫碩士論文，然後畢業。其他則給我們充分的自由。他倒特意要我去上中文系唐作藩先生的音韻學課和地理系王北辰先生的歷史地理課，還幫我們聯繫去中華書局王文錦先生那裡學習「三禮」。他鼓勵我去中文系聽裘錫圭先生、李家浩先生的課。在我北大入學不久，李零先生從美國回來，高先生說，「李零年輕，學問好，以後多去跟他學吧！」就把我介紹給了李零先生。
後來我認識考古、文物界的人多了，發現他不只對學生是這樣，對幾乎所有向他請教的青年學子、書法篆刻愛好者，都是這樣，一視同仁，有教無類。很多年輕人都受到過他的提攜與幫助。那年在北大，還有從雲南民族學院來北大進修的彝族學者張純德老師，作彝文與漢語古文字的比較，高先生也是定期和他見面，他們還合寫了秦簡日書和彝文日書的研究文章。
清代學者王夫之說，「立門庭者必餖飣，非餖飣不可以立門庭」。高先生不立門戶，但他有自己的大的堅持。他曾經二十多年參加田野發掘工作，北大後來做得轟轟烈烈的曲村遺址和周原遺址的發掘，最初的調查與試掘是高先生的努力，但是他事成而退，從來沒有居功自傲。他曾經很關心考古系的古文字學建設，精心編著了全國第一套古文字學教材，在考古系教學孜孜矻矻三十多年。因為他認為，多數古文字材料，首先是考古材料，因此對於考古環境的認識對古文字研究至關重要。對文字起源的研究，他認為唯一的希望是今後的考古發掘。改革開放以後，他積极參与了中國古文字學術研究會的建設，為漢語古文字學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在他退休之前，耿耿於懷的一件事，是北京大學從來沒有主辦過一次古文字學會的年會，都是其他兄弟院校操辦，他覺得很過意不去。我到北大念書之初，他還諄諄教導，做考古古文字研究的，要與收藏文物、買賣文物和古董商劃清界線。他說這是夏鼐、張政烺等老先生從史語所傳下來的老傳統、好傳統。先生待人以誠，持之以恆，無怨無悔。在朋友、學生有困難的時候，他常是第一個伸出援手支持。「文革」中俞偉超先生受到衝擊，數次自殺未遂，雖然活了下來，但是傷了身體，事後幫著照料養傷的是高先生一家。張忠培先生在故宮博物院院長任上被停職反省，承受巨大的政治壓力，高先生親自登門探望。而一旦故友舊人身居高位，飛黃騰達，高先生則避之唯恐不及，「不想給人家添麻煩」。
這就是我們敬愛的高明先生。後來我出國念書、工作，回北京的機會少了，與高先生見面的機會也少了。但每次見面都很親切，高先生和師母問寒問暖，問長問短，問個人的生活與學習，問國內外故人的近況，仍然關心著我們最近在做什麼研究，學界有什麼新的進展。2011年夏，我到北京開古代墓葬美術會議，我利用會議的空當去藍旗營寓所看望他。高先生說現在出土的、盜掘的古文字材料太多了，他已經趕不上時代了，你們年輕人應該好好做。談到學界一些不良風氣時，清癯矍鑠的高先生嘆息說，高郵二王在他們那個時代當然是佼佼者，但是如果我們現在有這樣他們所不得見的新材料，還停留在他們那樣的水平，不能超越他們，那就落後了。他還說，中國有敬老的傳統固然好，但要是老而不自知，抱殘守缺，甚至利用自己的權威，左右局勢，阻止年輕人創新，那就更可悲了。
我常想，和自己年邁的父母一樣，高先生有時也會感到寂寞吧。非常愧疚的是，這些年，我們東奔西跑的，陪他說說話的時間，實在太少。但或許如汪曾祺老先生說的，「安於寂寞是一種美德，寂寞的人是充實的」，「寂寞是一種境界，一種很美的境界」。
這就是高先生的境界。
來國龍
2016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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