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V.S.性權：反對性騷擾妨礙了性自由嗎？| 思想界

原標題：女權V.S.性權：反對性騷擾妨礙了性自由嗎？| 思想界

在剛剛過去的2017年，好萊塢歷史上最嚴重的性侵醜聞被曝光，金牌製片人韋恩斯坦一夜之間淪為過街老鼠，被逐出好萊塢。然而事件並沒有停止發酵，在席捲全國的「#MeToo」運動中，受到韋恩斯坦性侵受害者們鼓舞的普通美國女性紛紛站出來分享自己遭遇性侵的經驗，實名舉報性侵者，合力掀起了前所未有的輿論波瀾。

在上周日舉行的金球獎頒獎典禮上，所有出席的嘉賓都身著黑色禮服，佩戴寫有「Time』s Up」字樣的徽章，表示對「#MeToo」運動的聲援。然而，在一洋之隔的歐洲大陸上，一群以法國國寶級女演員凱瑟琳·德納芙為首的女性藝術家發表聯名信，公開譴責「#MeToo」運動，認為「這些清教徒式的女權，妨礙了我們求歡調情的性自由」。

就在同時，一場針對高校性騷擾的「#MeToo」運動，也正在中國呈現出星火燎原之勢。2018年的第一天，北航校友羅茜茜在微博上實名舉報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陳小武性騷擾其門下女學生。在她的感召下，已有五十多所高校的在校生和校友發表了聯名信，要求建立高校校園性騷擾防治機制。1月10日，北航宣布撤銷陳小武的全部職務，取消其教師資格；就在昨天，教育部也宣布撤銷其長江學者稱號，並承諾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預防性騷擾的長效機制。

於是我們看到，在美國、歐洲、中國這三個政治氣候、社會環境以及性別平等狀況各異的國家和地區，性騷擾同時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美國人試圖通過集體造勢和公開對質來有效地解決個案，中國人想藉助青年的力量從高校打開健全制度的突破口，而法國人則在擔憂對於性騷擾者的輿論「圍剿」會不會導致缺乏司法程序的「快速正義」以及在性自由議題上的倒退。

今天的思想界，我們就來關注反對性騷擾的「#MeToo」運動在中、美、歐三地的不同訴求和行動路徑，同時，我們也試圖通過國內學界的一些討論，來釐清在性騷擾這一議題中，女權主張者和性權主張者之間的觀點碰撞和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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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個案 V.S. 建立制度：

中美「#MeToo」的不同訴求

2018年開年第一天，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校友羅茜茜在微博上實名舉報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陳小武長期性騷擾女學生。羅茜茜稱，她12年前在北航讀博期間就曾被自己的副導師陳小武性騷擾，其門下許多女學生都有過類似經歷，她們一起向北航紀委提供了證據，希望校方能夠嚴肅處理。當晚，北航就在其官方微博上發布聲明，稱已在第一時間成立了工作組，將迅速開展調查核實。十天之後，北航發布了調查處理通報，通報稱「經研究決定，撤銷陳小武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職務，取消其研究生導師資格，撤銷其教師職務，取消其教師資格。」

而在這十天之中，中國的「#MeToo」運動也正在各大高校和其他場域內迅速發酵，截止到北航通報陳小武的處理結果之前，全國已經有52所高校的學生和校友以給校長寫聯名信的形式，呼籲建立高校校園性騷擾防治機制。與2017年席捲美國的「#MeToo」運動類似，中國的反校園性騷擾的「#MeToo」運動，藉助公共事件的影響力和社交媒體的動員、傳播能力，將女性難以啟齒的私人經驗變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集體反抗，它所帶來的效應是林奕含、阿廖沙等孤立事件所難以企及的。

羅茜茜的實名舉報微博

在《中國式反性騷擾的新女性前途》一文中，女權工作者呂頻從羅茜茜實名舉報陳小武一事，談到了女性如何在社交網路上發聲，以及反性騷擾倡議的未來機會。

呂頻指出，高校性騷擾的新聞之所以能夠引發廣泛、強烈、持續的憤慨，是因為高等教育體制內的父權式霸凌，早已在許多年輕人心中種下憤慨。這一體制已經被無數次地證實與性騷擾者合謀，用官僚主義——老師對學生的管理和指導——包裝和庇護暴力，並拒絕糾正。當教育系統公開地、體制化地堅持阻擊女生的進步，貶低女生的價值，變相為性騷擾鋪就溫床，再加上老師與學生之間畸形的宰制與依附，以及不受約束的父權式關係，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性騷擾很難不成為公害。

在中國女權議題的版圖上，性騷擾早就存在，但長期處於初級階段：女性怨聲載道，男權社會置若罔聞。像其他所謂的「婦女問題」一樣，性騷擾也被歸為「婦女的問題」，是婦女不自重、不反抗以及投機誣告的問題。騷擾者可以免於處罰，而受害者無論如何選擇，都會陷於指責和凌辱——不是被騷擾者凌辱，就是被譴責受害者的文化凌辱。

被舉報性騷擾的北航教授陳小武

當今性騷擾問題的關鍵，不是女權主義式的「提高意識」，正如美國「#MeToo」運動最早的發起人所說，女性並不需要就性騷擾被教育，因為她們從來都知道。而騷擾者們也知道自己做了什麼，只是他們不在乎。關鍵在於，就像所有性別暴力議題的取向一樣，反性騷的訴求在於終結有罪不罰（impunity）以及對受害者的迫害。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制度是必須的，但我們需要的不是條文程序的官僚主義，也不是像信訪那樣消耗與折磨的迷宮，制度也不可能烏托邦式地運作，在一個充斥父權霸凌的體制內，設置一個「性騷擾投訴郵箱」又有什麼用呢？

制度設計的訴求是中國的「#MeToo」運動與美國最大的不同。美國的「#MeToo」運動沒有具體的政策性訴求，而是通過強有力的集體造勢和公開對質，更有效地、非建制性地解決個案。它的成功在於發聲角度的重大轉變，從此前的「倖存者分享經歷」變為「實名指認騷擾者」，這一發聲角度的轉變導致了權力關係的反轉，並且造成了全民追究性騷擾的轟動以及對騷擾者的震懾。然而，美國「#MeToo」運動的成功是建立在互聯網自由、相對透明的治理，以及數十年來積累的反性騷擾的社會共識的基礎之上的，在目前的中國，這幾個條件都還沒有充分滿足。因此，中國的反性騷擾工作，可能要從權力監督和文化改造這類「基礎工程」入手。

金球獎頒獎典禮上女明星們身著黑衣聲援「#MeToo」

在另一篇題為《北航性騷擾醜聞能否演變成中國版「#MeToo」？》的文章中，呂頻談到了如何讓高校，以及其他父權性的權力體，能夠接納女性權利的訴求。呂頻指出，對於校園性騷擾的指控，以及建立反性騷擾機制的聯名倡議，各個高校的反應所有不同——有強行勒令刪帖的；也有做官僚式回應，表示「可以考慮」卻不做明確承諾的；也有與學生對話，顯示積極姿態的同時卻要求學生不再傳播的。總的來說，高校希望能夠停止公開的倡議，通過官僚化的回應拖延和消化訴求。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次各個大學的反饋都非常迅速，這至少說明，校方感受到了這次運動的潛力，並且無法否認其正當性。

然而，問題的關鍵是，如果高校內部既有的利益結構能滿足其成員目前的需要，那麼這一結構就沒有動力去進一步開放和改進，因為改變往往意味著利益的讓渡和損失。相反，如果這些權力體意識到自己會為目前的利益結構付出代價，並且無法逃避這一代價，那麼其計算得失的方式就會改變，就有可能承認女性的權利，並將其內化為它的一個部分。例如，為什麼新一季的《紙牌屋》會刪掉所有凱文·史派西的戲份？一定是因為史派西的性騷擾事實確鑿，片方如果不與他及時切割，損失會比換角更大。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一個社會已經建立起性騷擾不可逃脫懲罰的普遍規則，這正是這次中國「#MeToo」運動的目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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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 V.S. 性權：

反對性騷擾妨礙了性自由嗎？

《文化縱橫》以這次高校性騷擾事件為契機，重刊了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家黃盈盈和潘綏銘所做的「21世紀中國性騷擾實證調查」。需要指出的是，黃、潘二人作為性社會學家，與性別研究者切入性騷擾問題的路徑並不相同，相反，他們與近日以凱瑟琳·德納芙為首的歐洲女性藝術家們的觀點有相似之處，即反對以泛化的反性騷擾話語，強化女性在性中的受害者地位，以及誇大性的危險與暴力性，從而導致在性自由議題上的倒退。

黃盈盈在2017年12月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專訪時，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她認為性與性別是兩個獨立的概念，儘管它們的關係非常緊密且相互建構，但不能以性別來涵蓋性，因為在這種涵蓋之下，性基本就不可見了，或者經常以否定的形式出現。在她看來，一些性別研究者只強調性別的不平等結構，而忽視性別主體的能動性，因此在行動層面，召喚「me too」式的情感連結，甚至培訓性經驗的講述和分享方法，並在此基礎上呼籲制度和法律介入對性的治理，對於這些，她持保留意見。

然而，在此需要釐清的是，無論是由韋恩斯坦性侵案引發的美國「#MeToo」運動，還是由北航性騷擾事件引發的中國「#MeToo」運動，針對的都是不平等的性別權力關係滋生的性騷擾，前者是在職場中，後者是在高校中，這都是十分典型的父權制的權力場域。更進一步說，這兩場運動反對的，是讓性騷擾得以持續發生並且不受懲罰，讓受害者沉默甚至被污名化的一種權力支配關係。它們反對的不是男性，不是性愛的快樂和自由，更不是性本身。

法國演員凱瑟琳·德納芙

在明確這一前提的基礎上，再來閱讀黃和潘的這篇舊文，有助於我們從性社會學的角度思考性騷擾的問題，尤其是關於性騷擾的社會主流話語和個人主體建構之間的張力，或許可以有更多元的理解。

文章指出，2000年、2006年和2010年先後三次「中國人的性」全國人口隨機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2000年中國實際發生的性騷擾最多，但擔心自己會遭到性騷擾的人反而最少，到了性騷擾實際顯著減少的2010年，擔心自己遭到性騷擾的人卻增加了。這表明，反對性騷擾的主張，不是根據該現象實際的多少而提出的，而是出於對普遍正義的追求而提出的，一旦它成為一種社會話語，在社會輿論的大聲疾呼之下，人們就會對日常生活中的性騷擾逐漸提高警惕，換言之，對於性騷擾的警示作用就越來越有效，其結果是，實際發生的性騷擾就不得不趨於減少。

也就是說，進入21世紀以來，現實中的性騷擾在日漸減少，可是人們對它的焦慮卻與日俱增。從這一角度看，一切反對性騷然的宣傳教育都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可預見的一段時間內，很可能出現性騷擾「越反越多」的局面。隨著越來越多的人認同和遵從反對性騷擾的主流話語，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主訴」自己遭到了性騷擾，這是由於人們判定性騷擾的標準被主流話語改造了。

因此，黃盈盈和潘綏銘提出，儘管反對性騷擾的正義性與迫切性毋庸置疑，但從理論上我們仍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我們反對的究竟是誰定義的「性騷擾」？這方面的「啟蒙」是否有可能變質為一種「規訓」？這就涉及到了以凱瑟琳·德納芙為代表的百位歐洲女性藝術家的聯名公開信中所談到的情況，即當一場反對性騷擾的社會運動「規訓」了人們對於性騷擾的認知和判斷，那麼會不會導致一種人人自危的氣候，甚至為誣告和迫害提供了可能性？

黃盈盈和潘綏銘的調查顯示，中國人對於性騷擾的主體建構不同於美國社會，也不同於主流的反性騷擾話語。中國人將不是發生在職場等權力場域內的、男性所受到的，以及發生在同性之間的的情況，統統納入了性騷擾的範疇；而對於性騷擾的界定，也較少考慮所謂的「客觀判定標準」，而是根據自己的感受以及對對方動機的推測給出自己的定義。

性社會學家潘綏銘

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個體對性騷擾的定義與主流話語之間的距離呢？是國民不覺悟還是話語太過脫離生活？黃盈盈和潘綏銘認為，這很可能是21世紀以來，中國的權力（power）、社會性別（gender）和性（sexuality）三者之間日益凸顯的新的相互關係結構造成的。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這三者呈現為金字塔結構：權力籠罩性別，性別籠罩性，這基本上是一個超穩定系統。因此，任何實際發生的性騷擾都根本不會被視為性騷擾。21世紀之前，這三者的關係轉化為重疊狀態，形成了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局面，因此，一切性騷擾都會被視為是三者共同造成的結果。到了今天，至少在中國，這三者已經開始呈現出一種「三原色分布」的狀態，也就是說，三者既互有交集、相互建構，又日益走向分離，各自的獨立性和特殊性日益凸顯出來。

這種分離具體表現為：權力在私領域中變為「隱身在場」，社會性別從「唯異性戀」走向多元取向，性則從「生物本能」擴展為彌散可變的「全性」。這就使得「性騷擾」這一概念也不得不進一步細化和深化。然而，在黃盈盈和潘綏銘看來，目前中國的反性騷擾話語，遠遠沒有跟上時代的發展，基本停留在公權侵害、男尊女卑和「性即醜惡」三者重疊的滯後狀態中。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采寫：張之琪 ，編輯：黃月、張之琪，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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