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章太炎的明史研究
明史修纂和研究有兩個比較集中的時期：一是明末清初，二是清末民初。明末清初的明史修纂和研究，既有清廷的官修《明史》，也有大量的私修明史著述，如談遷《國榷》、查繼佐《罪惟錄》、傅維鱗《明書》、張岱《石匱書》和《石匱書後集》等。這些明史著述不僅體裁多樣，而且風格各異，代表著不同史家群體對明史的思考和探索，同時也反映著他們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場和政治立場。如果說明末清初的明史修纂熱潮是中國古代易代修史傳統的延續，那麼清末民初的明史修纂和研究熱潮就是中國史學和社會由古代向現代轉型的產物了。這次熱潮在研究對象和問題的選擇、研究旨趣與取向等方面顯示出與前次不同的特點。其中，章太炎的明史研究獨具特色，既有其個人的文化特點，也反映了轉型期的時代訴求，值得深入探討。
一、章太炎的「明遺」情結
明季多遺民，而以江浙最為集中。他們隱居著述，結社交遊，以遺民氣節相砥礪，引領一時風氣，直接影響著清初的文化生態和政治格局，也塑造了江浙文人特有的風骨，流風所及，直至清末。章太炎生長於茲，深受江浙文化土壤的滋養。他的朋友、弟子也多把他與明季遺民相提並論。宋平子認為他「一孺生欲覆滿洲三百年帝業，云何不量力至此，得非明室遺老魂魄憑身」。章太炎逝世後，蔡元培題寫的輓聯有「後太沖炎武已兩百餘年，驅韃復華竊比遺老」之語，他的嫡傳弟子錢玄同及吳承仕分別題寫「纘蒼水寧人太沖姜齋之遺緒」、「繼述王李顧黃卒光復五千載」。朋輩師友弟子不約而同地將章太炎與晚明遺老相提並論，其感受當來自於章太炎日常言談舉止之濡染，較為真確，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章太炎的「明遺」情結。這種情結可以通過章太炎對南明紀年的執著、明裔史料的留心和對顧炎武學行的慕效來加以認識。
章太炎曾對李光地「薦降臣施琅可用狀。玄燁內其言。二十二年，卒下台灣。自是明氏子孫，與奉中國年曆冠帶者，無遺育」，表達了深切的痛恨和遺憾，從中可見他對「中國年曆冠帶」的眷念。「冠帶」自是一種具象化的文化宣示，而「年曆」則在中國傳統的歷史書寫中具有重要的象徵性意義，能夠展示史家的政治和文化立場。為了尊奉「中國年曆」，章太炎有意在其論著中大量使用南明「年曆」，以彰顯其民族立場。《訄書》初刻本後有「辛丑後二百三十八年十二月」之書法，類似書法曾反覆出現，如「自永曆傷亡以至庚子，二百三十有九年」，「自永曆建元，窮於辛丑，明祚既移，則炎黃姬漢之幫族，亦因以澌滅。顧望皋瀆，雲霧如故，惟茲元首，不知誰氏？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永曆是南明桂王的年號，辛丑是南明桂王永曆十五年(1661年)，這一年桂王政權為清人所滅。在章太炎看來，辛丑年最後一個南明小朝廷的覆亡，不僅標誌著「明祚既移」，而且還意味著「炎黃姬漢之幫族，亦因以澌滅」。顯然，他是將南明政權視為正統的，並以之為「炎黃姬漢之幫族」和文化的象徵。他看重的是「永曆」和「辛丑」所蘊含的「炎黃姬漢之幫族」和文化的延續，並為它的「澌滅」而痛心。對此，有人指出：「那時他雖然還在『與尊清者游』，卻已對清朝的腐敗統治懷著深刻憤懣，以致不願用清朝紀年。他把南明桂王政權滅亡以後的清朝統治，都視為非法，因而使用『辛丑後』紀年」。後來，章太炎走上「排滿革命」之路，他在《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書》中公開呼籲：「願我滇人，無忘李定國；願吾閩人，無忘鄭成功；願吾越人，無忘張煌言；願吾桂人，無忘瞿式耜；願吾楚人，無忘何騰蛟；願吾遼人，無忘李成梁」。這種充滿了明遺情結的呼籲無疑是對「中夏復國」的期冀，真實地反映了章太炎當時的心境與追求。
留心明季史料、表彰明遺民「潛德」是章太炎「明遺」情結的又一重要表現。民國稽勛，章太炎以為，明室遺民「皆宜表意，以彰潛德，具見主持公道，不忘本源，所謂狐死首丘、葉落歸根者」。(11)所謂「本源」和「根」，顯系指「中夏」種族與文化。為表彰作為「本源」的明遺民及其後裔的事迹，他用心考索，甚至親自聯絡，查找明遺民的宗譜族譜，「以彰潛德」。這正反映出他「不忘本源」、「葉落歸根」的文化立場。章太炎從《滇系》里發現「永曆帝崩於舊晚坡，從官遺嗣殆盡。然清乾隆時尚有宮裹雁者，為永曆帝後」。該書附有詳細的考索，指出「永昌守楊重谷聞變，欲以宮裹雁為功，乃詗周某，好迓之，至永昌，至省，不敢輕動。獄已具，殺之於甕城」。他痛恨清廷「滅台灣，後必殺宮裹雁，遺燼滅息，百無一二存」。或許是不甘心永曆後裔就此「遺燼滅息」，他推測說：「桂家生齒既繁，不獨一宮裹雁。曩占之歸，其男夫盡從以往，則永曆猶有遺種」，可惜「緬甸滅於英吉利，其蹤跡遂不可得詳」。(12)類似的考索還有很多，比如章太炎對明太祖第十五子遼簡王之後松滋王和李赤心後裔的考索。他認為「史表不載術經薨年，亦無謚號，是必終於崇禎亡後，及荊州陷虜，亦不知術經所終」。他據騰衝李根源所言「(李)赤心有後，在騰衝城東南二十里洞坪邨山後，更姓段」，又據松滋王后《朱氏家譜》所載「永曆帝西走永昌，(李)赤心之子實從，復從至緬甸。二年而帝為緬甸送致虜君，赤心得脫，遂寄住騰越。以段為雲南大族，遂改稱段氏以自晦」，斷言「清末騰越有把總朱開寶，即松滋王后。貢生段爾超者，即李赤心後」，「其一心為民，未嘗攜貳，而赤心獨有後，是亦君子所樂道」。(13)對於呂用晦，章太炎稱讚他是「以俠士報國者」，明亡「年始十六，散萬金以結客，往來銅爐爐石鏡間。竄伏林莽，數日不一食，事竟不就」，後因曾靜案慘遭戮屍，諸孫「皆戍寧古塔。後以它事又改發黑龍江，隸水師營」。這樣的遺民忠烈深受章太炎仰慕，民國元年章氏還「至齊齊哈爾，釋奠於用晦影堂。後裔多以塾師醫藥商販為業，士人稱之為老呂家。雖為台隸，求師者必於呂氏。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士人不敢輕，其後裔亦未嘗自屈」。(14)民國二年，章氏任東三省籌邊使，猶不忘「為黑龍江的浙江同鄉會呈請褒揚呂留良的後裔」，(15)還親自「至其家，見《三魚堂文集》，其中有《祭呂晚村先生文》一首，因知陸稼書實為晚村弟子，今通行《三魚堂文集》無此祭文，則乾隆以後抽毀之本」。(16)從以上數例即可看出，章太炎之所以留心明季史料、表彰明季遺民，實出於對中夏「遺種」和文化的期冀和深情。
對明季遺民尤其是對顧炎武學行的慕效也展現了章太炎濃厚的「明遺」情結。他曾說：「中國餓死之故鬼，第一伯夷，第二龔勝，第三司空圖，第四謝枋得，第五劉宗周。若前三子者，吾不為；若後二子，吾為之」。(17)其實，他欲慕效的何止謝枋得、劉宗周，顧炎武對他的影響更為深遠。章太炎認為，「要增進愛國的熱腸，一切功業學問上的人物，須選擇幾個出來，時常放在心裡」。(18)他「早歲即慕亭林，其嚴種姓，重風俗，皆與亭林論學之旨相近」，(19)「遠紹亭林，志節亦相似」。(20)無論是他早期宣揚「排滿」，還是「後期演說當中，提及顧炎武的頻率，要遠遠高於晚明其他人物」。(21)這是他「時常放在心裡」的人物。
章太炎對顧炎武之學頗為推崇，認為「亭林研治經史最深，又講音韻、地理之學，清人推為漢學之祖」。(22)無論是顧氏治經史的旨趣與方法，還是顧氏的種姓思想和文化立場，都成為章氏治學的內在酵素。他的音韻學頗受顧炎武影響，治學之初就「求顧氏《音學五書》」，(23)對顧氏「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的說法表示「是則然」。(24)他認為顧氏著「《唐韻正》、《易詩本音》，古韻始明，其後言聲音訓詁者稟焉」(25)，而他自己就是其後一位「稟」顧氏之法的「言聲音訓詁者」。對顧炎武的讀經講學之法，章太炎也慕而效之，他辦國學講習會就是效仿顧炎武的讀經會。他曾說：「寧人所以啟清儒戶牗者，《音學五書》、《日知錄》為最著。然握其樞者，讀經會也」。(26)他如此描繪顧氏讀經會的情形：「亭林先生少時，每年以春夏溫經，請文學中聲音宏敞者四人設左右座，置註疏本於前，先生居中」(27)。而章太炎「除星期講演會以外，還組織讀書會，集弟子於一室，逐章逐句，扎紮實實，通讀全書，弟子最佳者，為楊立三，為師所稱許」。(28)錢基博認為這就是「以亭林溫經溫史之法為習」，(29)章太炎也承認自己是「效顧先生讀經會制」。(30)明季遺民嚴種姓，顧炎武欲撰《姓氏書》以彰之，未就。章太炎對此深表惋惜，表示自己「於顧君，未能執鞭也，亦欲因其凡目，第次種別」。後來，他「就建姓本氏及蕃族亂氏者，為《序種姓篇》」，(31)以宣揚種姓思想。以「未能執鞭」為憾充分說明了他對顧炎武的態度。同樣，他指出顧炎武提出「亡國」與「亡天下」之說的背景是「東胡僭亂，神州陸沈，慨然於道德之亡」，表示「深有味其言匹夫有責之說」。而時人「以為常談，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32)於是他作《革命之道德》，把顧氏之言為天下學說發揮成推行革命道德的準則，並認為革命能取得成功，「舍寧人之法無由」。(33)章太炎對「寧人之法」的推重，體現了他對顧炎武文化立場的認同。在章太炎看來，「寧人之法」不僅要學習，更要躬行，治學與立身本是一體之事。「顧寧人者，甄明古韻，纖悉尋求，而金石遺文，帝王陵寢，亦靡不殫精考索，惟懼不究；其用在興起幽情，感懷前德，輩言民族主義者猶食其賜」。(34)這種「學用一體論」在章太炎身上亦有鮮明的體現。以上事實表明，章太炎幾乎把顧炎武作為「一生行為動機的坐標」，(35)他的言行處處可見顧炎武的影子，反映出濃厚的「明遺」情結。
章太炎的「明遺」情結，表面上是對明朝歷史的追憶和明遺民的慕效，實質上是將他們視為華夏文化的象徵，藉此宣揚華夏文化主義和民族主義。他曾自責說，中國「閎碩壯美之學，而遂斬其統緒，國故民紀，絕於余手，是則余之罪」。(36)為使「國故民紀」不「絕於余手」，他將學術視角轉向了明史研究。
二、章太炎補撰《明史》的設想與實踐
章太炎對清官修《明史》多有不滿，一直想補撰《明史》，於是就有了關於《後明史》和《明通鑒》的設想，也對明清之際的人物和史事進行了諸多考證，撰成了《清建國別記》等。他思考的諸多問題，為此後學人開闢了研究路徑，孟森、柳詒徵、孫靜庵、朱希祖、錢海岳、謝國楨、柳亞子等人對明遺民和南明史的探究，就多受章氏啟發，有些還直接繼承了他的觀點。
(一)「作《後明史》以繼萬氏」
章太炎曾明確提出修纂《後明史》的願望和目標：「昔搜集季明事狀，欲作《後明史》以繼萬氏」。(37)他之所以提出要「繼萬氏」，主要是因為萬斯同所撰《明史稿》原本與官修《明史》對南明的態度和書法不同。他認為，「《明史》世稱佳史，蓋以上比宋、元則為簡練翔實耳。然乾隆重修，已有不逮《史稿》者，而萬氏原本則較《史稿》更信，恐其中惡諱之文已為王鴻緒刪盡也。」(38)《明史》大致尚佳，《太祖紀》不須改定。乃其當有討論者，則三王自當立本紀，而不可廁之宗室諸王傳中」。(39)他嚴厲抨擊清官修《明史》不承認南明三帝為正統有違史法，不滿「《明史》以聖安、思文及永曆帝，雜在宗室諸王」，(40)認為官修《明史》是「去本干而存枝葉，首尾橫決，遂至於此，於義為不通」。(41)他晚年特別指出清代史家的一大顧忌，即「論史不敢論及《明史》，甚至考史亦不敢考及《明史》。此因《明史》乃是所謂『欽定』之書，且事涉清室，自應避免，不贊一詞。其實《明史》非無可議者，是則有待於後人」。(42)他指出：「《明史稿》所以優於《明史》者，福王、唐王、桂王事為之特敘。《明史》則附於《三王宗室傳》中，先後倒置，眉目不清，此其一也。《明史稿》於府縣設置之沿革，備著年月，甚見清楚」。(43)章太炎認為，「本紀猶經，而諸臣列傳猶緯，此史官之大律也。明末三帝，不列於紀，而其臣史可法、何騰蛟、瞿式耜，及三朝將相四十餘人，皆有列傳，此其所事者何主？所立者誰之朝邪？」(44)因此，他主張「三帝當著紀，而魯監國、鄭成功宜作世家，將相如何騰蛟、瞿式耜、堵胤錫、劉文秀、李定國輩，功施赫然，著於郝搖旗。金、李雖曾降虜，窮阨反正，有迷復之功；孫可望、李赤心、郝永忠之徒，強寇桀黠，空為豺狼，無損於虜，皆宜錄入，以著勸戒」。(45)顯然，無論是批評官修《明史》，還是為南明爭地位，章太炎都將南明史的書寫視為《後明史》的一個核心問題，而為南明立正統則是他的基本傾向。
除了對南明史的重視，章太炎還對《後明史》的史志提出了自己的設想。他在與劉師培論學時提出：「《後明史》當作地理、職官、藝文三志，最是。遺老故書，搜尋未易，然《禁書目錄》於今尚存，即編排亦非難事，特四部、七略諸科，不易分配耳。職官經制，略與全勝之世有殊，惟臨事題署者，致為紛拏，非細考不能得實。地理最易，直於《黃圖》中抹去數省，遞縮遞微，則瞭然明白矣」。(46)從所補內容來看，藝文志重禁書，職官志、地理志重變化，皆是官修《明史》所有意壓制或不夠詳實之處，確有補正之功。
為撰述《後明史》，章太炎非常注重明季史料的搜集，並對《明史》有所辨證。章氏對明季軼事、著述如數家珍，可知他搜尋明季史料用功之勤，辨別史料真偽之精。他流亡台北，尋到《莽蒼園文稿余》，自稱「得之館森鴻子漸迻書一本。是書今日本已鮮存者，故子漸特珍祛之」。(47)僅此一例，已可見他對明季史事時時留心、處處在意。對於《明史》，他也非常重視。比如，對《明史·流寇列傳》，他以為「李自成轉徙不常，自為流寇，名實未背；張獻忠定都四川，則不得以流寇目之」。(48)他晚年「頗留意明史，在臨歿前數日尚讀《明史》不輟。以明前為蒙古、後為滿清，其史取材不純，語多忌諱。嘗擬另行撰述，並囑其門人朱希祖注意」。(49)這些思考和辨證，其實都是在為《後明史》的撰述做準備。可是，章太炎四處奔波，幾遭困厄，辛亥後時局動蕩，故「晚明遺老之書，欲為整理而未逮」，(50)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二)修《明通鑒》以「正《明史》之誤」
修《後明史》未果，章太炎又提出了修《明通鑒》的設想。他說：「東南大學中友人有發願修《明史》者，仆謂此事甚難。因明人遺著十不存一也。唯作《明通鑒》尚易。」(51)在此之前，夏燮著有《明通鑒》一書，主要包括《明前紀》、《明紀》和《附編》三部分，記述從元順帝至正十二年(1352)迄康熙三年(1664)的史事。《附編》是夏燮修撰《明通鑒》的創例，巧妙地將南明史納入了明史體系，保證了明史的完整性。徐鼒著有《小靦紀傳》，用編年體記載了福、唐、桂、魯四王和台灣鄭氏史事，以清朝為正統，附記南明年號，史事的異同用「附考」形式予以折衷，系以論斷。對於這兩部史書，章太炎評價並不高。他指出：「夏燮之書，援引既少，而徐燕《小靦紀傳》多據清人刪改之書，殊不足據。今但增補其闕，加以考異，雖未能上比溫公，或較畢氏可勝之」。(52)他指摘夏燮《明通鑒》「援引既少」，大概是批評該書在所引史料尤其是南明史料方面有所不足。而徐鼒《小靦紀傳》因「多據清人刪改之書」，章太炎直接對其可靠性表示了懷疑，「殊不足據」。正是由於前人之書或不足於史料，或不足於徵信，所以他才產生了重修《明通鑒》的設想。他的辦法是「增補其闕，加以考異」，無疑是從史料的豐富性和可靠性兩方面入手的。他對這部書充滿自信，「雖未能上比溫公，或較畢氏可勝之。」以司馬光《資治通鑒》和畢沅《續資治通鑒》相比，且自居於畢氏之上，可見他對此書的期許。
後來，他再次重申了修撰《明通鑒》的意願，並提出了「正《明史》之誤」的修撰目的。他說：「明世遺文，今存者百不及五，則修改亦難，唯清代發原之際今堪增補。黨人是非之見，今漸平允。以修史則恐較季野而不足，以修明鑒，則必較夏燮而有餘，如能精為考異，亦足以正《明史》之誤」。(53)這裡，他提出了修撰《明通鑒》的目的，就是要超越夏燮的《明通鑒》，以「正《明史》之誤」。若結合他對《明史》的批評和對《後明史》的設想，可以推知南明史將是《明通鑒》的重要內容，而華夏民族主義和正統觀念將是其指導思想。他曾和柳詒徵探討過重修《明史》的問題，「教習柳翼謀頗諳史學，欲重修《明史》，翼謀尚未知《明實錄》完具不闕，仆亦以為難事」，所以當時他們把修《明通鑒》作為一個主要目標，「因謂無已則修《明通鑒》耳」。後來，他們「知《實錄》具存，他日或當與翼謀果此願，而此《清建國別記》其發軔」。(54)但章太炎終其一生，並未修成《後明史》和《明通鑒》，而以《清建國別記》傳世。
(三)以《清建國別記》補《明史》之不足
清人立國之後，對清朝開國史的書寫小心翼翼，尤其對滿洲臣屬於明朝的事實諱莫如深。而一些私修史家也揣摩上意，大加掩飾或曲筆而書，反而使得清朝開國史混沌不清。且清遺老把持官修《清史》，對清朝開國史也是有選擇的記載。章太炎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博採明季文獻，對清朝開國史進行了深入考索，撰成《清建國別記》。對於這部探討滿洲起源和早期發展的著作，有人將之視為章太炎的清史研究成果，當然有其道理。但《清建國別記》所論滿洲之早期發展正當明朝，章太炎也是站在明朝的歷史時空和明人立場上去探討滿洲歷史和滿明關係等問題的，所以將該書歸入章太炎的明史研究範圍，亦無不可。在這部著述及與吳承仕的書信里，章太炎研究了滿清種源世系、滿洲稱謂及滿明關係等許多重大問題，考辯精細，立論允實，其中很多論斷也成為學界共識。
章太炎通過反覆考訂，提出清為金裔的觀點，認為「其氏姓茫昧，不足以自建，胡明時或賜姓或借他姓，晚始追述祖德，私署曰愛新覺羅」。(55)他還指出「猛哥、凡察為兄弟，而李滿住又與凡察同以逢吉為叔，則知猛、凡與李為同堂兄弟，同祖阿哈出也」。(56)這些觀點得到了孟森等學者的贊同。(57)
對於滿洲稱謂，章太炎「竊疑此名乃剌麻以曼殊師利寵錫之，非其本稱」，不過他還「不敢斷為剌麻寵錫，但其絕無根據，則可知已」。(58)後來，他根據「《滿洲源流考》謂『西藏獻書稱曼殊師利大皇帝，鴻號肇稱，實本諸此』為確證」。(59)此論斷是章氏通過多次對比否定得出的結論。從他與吳承仕的信中可知，他否定過「肅慎音變為朱里真，又變為女真，為珠申，珠申語變為滿珠，滿珠語變為滿洲」，因為「滿珠不與朱里真、珠申對音，觸耳可辨。此種附會，真不值一笑」；(60)也不贊同「滿洲即靺鞨轉音」(61)(這個觀點卻為王鍾翰接受，提出「滿洲一名當由靺鞨而來」(62)之說)。雖然文獻證明西藏遣使入清是比較晚的事情，但是他們通信可能較早，也不能否認滿洲稱謂非源自「曼殊師利寵錫之」。但孟森以為「既言佛號，非言地名，而又雲部族之名，此亦屬牽強」，(63)他考出「建州可謂以滿住即文殊，為其酋長之部落，此即所謂滿住部落，亦可謂為文殊部落。既借『洲』字以影附地名，則即謂之滿洲部落宜」，(64)也有學者認為「以滿住之酋長名為滿洲，難以成立」。(65)儘管「滿洲」一詞的來源，至今仍沒有定論，但章太炎對滿洲稱謂的考證，仍有相當的學術價值。
清初官方對其祖上與明的關係，多有避諱，《清史稿》也諱言明季滿人隸明的關係，對「建州頭目受明官號者，明人書載之甚詳，而清人皆不知」。(66)章太炎「考王杲於嘉靖三十六年已為右衛都指揮」，(67)並認為「各衛都督尚有安台失及台恭輩，其世系皆不可詳，亦非獨一王杲」。(68)他特意考證努爾哈赤起兵所提出的「七大恨」，認為這是他們自己的內鬥，對明則屬「契薄背恩」。(69)章太炎關於滿明關係的考證廓清了清人對此問題的有意掩飾，對《明史》的相關記述有補正之功。
對於《清建國別記》，有人指出，章氏可能因史料掌握不全，「在論斷上就不可能不存在缺點和錯誤」。但若就此認為他的清朝開國史研究「趕不上同時人孟森等學者」，(70)此論值得商榷。「章太炎寫清朝開國史，頗展現現代實證派史家的精神與方法，用最原始的資料，相互參證，力求事實的真相，重建混沌不清的源流，使清室可靠的世系，眉目頓現，隨之完成一篇信而可征的清代開國前政治史」。(71)這個評價比較客觀，但還應指出的是，章太炎的論著對清朝開國史研究有開拓疆域、引領潮流的影響。
(四)體例新裁：別錄體與事狀體
章太炎在修《後明史》時曾提出要用傳統的紀傳體，但他對傳統史體有著深刻的批判與思考。他說：「紀傳表志肇於史遷，編年建於荀悅，紀事本末作於袁樞，皆具體之記述，非抽象之原論」，(72)認為「杜、馬綴列典章，闓置方類，是近分析法矣。君卿評議簡短，貴與持論鄙倍，二子優絀，誠巧曆所不能計，然於演繹法，皆未盡也。衡陽之聖，讀《通鑒》、《宋史》，而造論最為雅馴，其法亦近演繹；乃其文辯反覆，而辭無組織，譬諸織女，終日七襄，不成報章」。(73)他是以近代西方分析演繹法和社會進化論來檢視中國傳統史體，強調作史「大端令知古今進化之軌」。(74)在章太炎看來，「史職範圍，今昔各異，以是史體變遷，亦各殊狀」，他提出了以表、典、記、考紀、別錄五體來修撰中國通史的設想。五體在因襲傳統史體的基礎上，亦有別裁。對此，有研究者指出，章氏「對於史書體裁的變革要『能破』、『能立』，做到『以古經說為客體，新思想為主觀』」，認為章太炎提出的五體之說「注入了『新思想為主觀』的歷史哲學，反映了中國史學走向近代的過程中在中國通史撰述構想上的新發展」。(75)章太炎關於史體的設想也在他的明史研究中得到了體現，這主要表現為別錄體和事狀體的應用。
關於別錄體，章太炎在《中國通史目錄》里列舉了《李斯別錄》、《多爾袞別錄》、《管商蕭葛別錄》、《董公孫張別錄》、《遊俠別錄》、《貨殖別錄》、《會黨別錄》等(76)，其中關於明史的類別較少，僅有《別錄甲》及《別錄乙》。
章太炎在《別錄甲》里把錢謙益與揚雄、顏之推並列，他們的共同身份是貳臣。然「薦紳在朝，無權藉，或有箸位，遭易姓則逐流而徙，其間雖挽仰異趣，然睠懷故國，情不自挫，悲憤發於文辭者，故所在而有」。(77)他們雖身歸新朝，但仍心繫故主。錢謙益「仕明及清，再至尚書」，「鄭成功常從受學，既而舉舟師入南京，皖南諸府皆反正。謙益則和杜甫《秋興》詩為凱歌」，「後二年，吳三桂弒末帝於雲南。謙益復和《秋興》詩以告哀。凡前後所和，幾百章，編次為《投筆集》。其悲中夏之沈淪，與犬羊之俶擾，未嘗不有餘哀」。(78)在章太炎筆下，儘管這些人是貳臣，但是他們並沒有諂媚新主，而是心懷故國故土，章氏欣賞他們對中夏文化的眷戀和堅守，大體對他們抱有同情之理解。
章太炎在《別錄乙》里收錄了許衡、魏象樞、魏裔介、湯斌、李光地等人，許衡佐元，後幾位輔清。這些人積極與異族合作，汲汲於事功，如魏裔介助清亡明，湯斌助清打擊殘明等。這些人受到了章太炎的嚴厲斥責，認為「『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孫卿是言」，(79)痛批「(魏)裔介恃齊給」、「(湯)斌詐諼飾儉」、「(李)光地外淫」。對許衡、魏象樞等人，他雖然表示痛恨，但仍贊同他們「僭怛思反本」(80)的為民思想。
章太炎的別錄體，儘管有為個人而設的情況，但大部分是按類而設，有點像傳統的類傳。他把不同時代而具有相同或相近特點的人，歸為一類，設一別錄，以共性描述為主，《別錄甲》和《別錄乙》皆是如此。他說，別錄「其體與老、韓，孟、荀，儒林諸傳相類」。(81)但自從司馬遷之後，斷代為史，很少有把不同時代的人物歸為一類者。章太炎的別錄體與《史記》的類傳相似，但明顯與劉向、章學誠的別錄體不同。劉向的別錄體，主要是他彙集校書的敘錄，稱為《別錄》。梁阮孝緒《七錄序》云：「昔劉向校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82)因此，劉向的別錄體屬於文獻學的範疇。章學誠曾提出用別錄體來補編年、紀傳二體之弊：「於紀傳之史，必當標舉事目，大書為綱，而於紀表志傳與事連者，各於其類附註篇目於下，定著別錄一編，冠於全書之首，俾覽者如振衣之得領，張網之挈綱。治紀傳之要義，未有加於此」。(83)他指出：「為編年而作別錄，則如每帝紀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勛戚、將相、節鎮、卿尹、台諫、侍從、郡縣、守令之屬，區別其名，注其見於某年為始，某年為終，是亦編年之中可尋列傳之規模」(84)，故「紀傳苦於篇分，別錄聯而合之，分者不終散矣；編年苦於年合，別錄分而著之，合者不終混」。(85)他主張別錄「為提綱挈領，次於本書目錄之後，別為一錄，使與本書目錄相為經緯」。(86)章學誠的別錄體更像是一個史事索引，與章太炎所言並不相同。總的看來，章太炎的別錄體似可視為對中國傳統史體中類傳的改造，可謂他的別識心裁。他超越時代界限，把同一類歷史人物融為一錄，有利於擴大歷史書寫的容量，深化對歷史人物的類型化認識，也便於史家藉此表達對歷史人物的評價。
事狀體集中反映在章太炎的《清建國別記》之中，主要有《凡察董山李滿住事狀》、《卜哈禿兀者禿木事狀》、《伏當加事狀》、《覺昌安塔克世奴兒哈赤事狀》等。章太炎的事狀體與紀事本末體類似，但也有不同。他說：「紀事本末作於袁樞，皆具體之記述，非抽象之原論」，(87)且「紀事本末，只有大事，沒有小事」。(88)它可「使紀傳、編年貫而為一，以事為經，以時為緯，遠因近果，於是麤備」，(89)彌縫編年、紀傳的弱處，然「其取材少客觀之精鑒，敘事尟主觀之斷制，輕重詳略，多失其宜」。(90)章氏的事狀體，正好有紀事本末體的優勢，亦可補其不足。章太炎在《清建國別記》中的取材多是精選、慎考，敘事也蘊含有判斷，集考證史料與敘事於一體。如他撰寫《凡察董山李滿住事狀》，主要依據黃道周《博物典匯》(崇禎原刊本)、毛瑞徵《東夷考略》、葉向高《朝鮮女真二考》、天都山臣《建州女真考》、嚴從簡《使職文獻通編》、陳建《皇明通紀》(91)等史料，並做了細緻的考辯：「正統初，建州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為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董倉逃之朝鮮，並失印，詔更給以董倉弟董山，襲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董山歸，得故印，詔上更給者，凡察輒匿不出，乃更分置左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而董山盜邊無虛月，尋諸之邊。」(92)在《卜哈禿兀者禿木事狀》里，他憑藉《憲宗實錄》、《清實錄》、《世宗實錄》等記載，爬梳史料，指出「凡察以正統二年奔朝鮮，歸長建州右衛，自爾訖於成化六年，已三十四年矣，猛可帖木兒與范察兄弟二人不聞有餘子，今以納郎哈之叔卜哈禿襲職，卜哈禿必非其凡范察弟，其為庶子可知也。」(93)其他還如「建州衛都指揮兀者禿木等欲舉兵侵朝鮮」(94)等，都是有考有敘，敘考結合。章太炎的事狀體，取材多是未經清人刪削的史料，較為可信，其敘事也有自己取捨尺度，蘊含他的歷史判斷。這種記敘方式改良了紀事本末體，是他的創建和貢獻，對當今修史也有裨益。
(五)對明季史事的整理與考證
為補撰《明史》，章太炎晚年做了很多明季史事、人物、史料的整理與考據工作，並對一些存疑史事提出了自己的論斷。其中許多觀點論證嚴密、可靠性較高，受到後人重視。其中，他對李自成之死的考證頗有代表性。
章太炎對李自成之死存有疑議，認為他可能未死。他懷疑「《明史》及王而農《永曆實錄》皆雲以略食為村民所斃」，以為「其事暗昧，不足徵信者有數端」：其一「《明史·流寇傳》言自成死在九月，《實錄·高李列傳》言自成死在五月，其差已四月」；其二「《明史》於自成之死，一雲自縊，一雲鉏擊。又雲大兵遣人驗屍，屍朽莫辨。夫形色膚理之異，朽潰則不可知。若鉏擊之與自溢，其骨有傷無傷易辨」；其三「自成兵部，《明史》稱數十萬，《實錄》雖不具數，然十三家營以萬人為一營，則兵數至十三萬則可知」；其四「輕騎掠食必非寬衣大褶，《明史》稱剝衣得龍衣，此龍衣者為袞服乎？則非輕騎所宜。為中衣短襦織為龍文者乎？則偏裨小寇亦得服之」；其五「自成所部十三萬兵，縱為村民掩斃，部曲報復，如洪爐燎毛髮耳，何以束手不報，聽其告於清人」；其六「自成果死，高李必親言之，何以騰蛟告捷朝士，皆以自成未死為疑」。他提出六疑，以為「自成之死竟無誠證」。他還提出「意者南都在時，自成已有降志，而已負罪深重，不便歸附，故先去之，以紓其眾耶？是則皂角出家之說」有可能，其「寺(詩)有自成詩集，集久蠹爛，惟詠梅花詩存」，但「舊有百首，今存五首」，其詩「無草澤粗獷之氣，而舉止羞澀，似學童初為詩者，亦舉事無就之徵」，(95)認為此詩疑似李自成所作，符合他的身份、心態。章太炎後來又查閱「《清世祖實錄》靖遠大將軍阿濟格等疏報自成死事，則在潤六月，與《明史》所載在九月者又殊」，確認「清廷於自成之死，固知其虛造。合之《明史》、《永曆實錄》所載，隆武帝及閩中朝士皆疑自成未死，則知縊死鋤擊悉為讏言」。他揣度原因，認為「阿濟格奉命征討，則務於虛報戰功；何中湘撫安高李，則利於速了舊案；高李竭誠反正，則懼於引起猜嫌」，這是現實原因；「《明史》欲言自成死於五月，則礙於攝政王七月之諭；欲言自成不死，則又有護惜寇賊之嫌。敘述之道既窮，於是強移其事於九月，冀以此彌縫」，(96)這是歷史書寫的原因。這些考證皆能補《明史》之不足。
另外，章太炎還對明季諸多人物如袁崇煥、張英等皆有考證，另有《書顧亭林軼事》、《清為金裔考》、《建州方域考》、《凡察董山李滿住事狀後考》、《佟氏考》等考據之作。他的考證善用原始材料，尤其是未經清人刪改的明人文獻，從而為他的論斷提供了堅實的文獻基礎，提高了論斷的可靠性。章太炎關於「明史」的史論也不少，有《書原君篇後》、《王學》、《顏學》、《遣王氏》、《衡三老》、《非黃》、《議王》、《論東林誤國事》等，多是對明代著名學人、學說的評論，眼光銳利，嚴謹平允，大都有理有據，可備一說。章太炎還撰有一些關於「明史」的書序，如《書〈莽蒼園文稿余〉》、《〈張蒼水集〉後序》、《〈南疆逸史〉序》、《〈誠意伯集〉序》、《〈王文成公全集〉題詞》、《〈王文成公全集〉後序》、《書曾刻〈船山遺書〉後》、《〈日知錄校記〉序》等。這些書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章太炎對有關史事和人物的認識，同時也寄託了自己的志趣。
章太炎補撰《明史》的設想和實踐實肇此後史家《明史》補撰和南明史研究之開端，在朱希祖、梁啟超、孟森、柳亞子、錢海岳、謝國楨、顧誠、司徒琳等身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章太炎的影響。
三、明史研究對章太炎的意義
章太炎是一個「有學問的革命家」，(97)而明史研究則是「學問」和「革命」的一個重要結合點。有人說，章太炎是「以一個明朝遺民的思想，參加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98)這是對其明史研究特色的一個極佳註腳。這使得明史研究對章太炎具有了超出學術之外的多重意義：它是一種文化意象，代表著華夏文化的血脈；它是一種思想資源，可以從中挖掘理論武器，激發國人種族意識；它還是一種人生指導，明人的立身行事鍛冶了他的個人志趣，也為他提供了可資借鑒的人生坐標。
文化是歷史在現實之中的投影，史學則代表著一種文化的意象。對於章太炎來說，明史是華夏文化的一種象徵，研究明史則意味著對華夏文化的堅守與弘揚。這為他的種族思想提供了一個堅實的歷史基礎。章太炎指出：「血氣心知之類，惟人能合群。群之大者，在建國家、辨種族。其條列所系，曰語言、風俗、歷史。三者喪一，其萌不值」。這是把歷史與語言、風俗一起視為國家、種族的重要文化象徵。但是，「滿洲滅支那而毀其歷史。自歷史毀，明之遺緒，滿洲之穢德，後世不聞」。(99)古人有「國可滅，史不可滅」之說，看重的正是史學所承載的歷史記憶和文化保存功能。在國族滅亡不可挽回的情況下，歷史的保存和史學的發展往往會被視為保國、保種的重要方式，遺民重史學正是出於這個緣由。清人「滅支那而毀歷史」，以致「明之遺緒，滿洲之穢德，後世不聞」，這顯然是章太炎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要投身明史研究，以保華夏文化之種。歷史的保存需要藉助文獻的保存，清人「毀歷史」的手段，一方面是禁書、焚書，寓禁於修，進行文化控制；另一方面則大興「文字獄」，設《明史》館，爭奪史權。章太炎對此十分痛心。他說：「自明季諸臣奏議、文集而外，上及宋末之書，靡不燒滅，欲令民心忘舊、習為降虜」；(100)「當弘光、隆武，則袁繼咸《六柳堂集》、黃道周《廣百將傳注》、金聲《金大史集》；當永曆及魯王監國，則錢肅樂《偶吟》、張肯堂《寓農初義》、國維《撫吳疏草》、煌言《北征紀略》；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孫氏則《夏峰集》，顧氏則《亭林集》、《日知錄》，黃氏則《行朝錄》、《南雷文定》，及諸文士侯、魏、丘、彭所撰述，皆以詆觸見燼」；(101)「《逸史》所載，南都、閔、浙遺事詳矣。傾側擾攘，滇粵台嶠之間，兩蹶名王，合圍南都，庶幾康、杼中興之業，皆闕不著」。(102)清人對文獻的毀滅和修史活動的控制，使章太炎深切地感受到了「民心忘舊，習為降虜」的危險，而清人對南明文獻的破壞尤使他感到憤恨。所以，他才立志要修《後明史》、《明通鑒》，用心搜集被禁被毀的史書和明季文獻，親訪遺民後裔，致力於保存明季遺學。可以說，明史研究對章太炎而言乃是保種之學。
「排滿革命」是清末的重要社會思潮，章太炎是最有力的倡導者之一。而他的明史研究則為他的「排滿」論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和理論武器，其中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以「夷夏之辯」為核心的種族光復思想。明季大儒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皆宣揚「夷夏之辯」，力主「嚴夷夏之防」。章太炎深受他們的影響，「建《黃書》而為律，植攘夷以作經」，(103)宣稱「吾支那之與滿洲，不共戴天，不共履后土」。(104)這種激憤是那個時代革命者的共同心態。到了晚年，章太炎回憶說：「明末滿人攘我神州，近三百年，我人今日獨能恢復我固有之國土。蓋亦以儒者提倡民族主義，已深入人心」。(105)他所謂儒者所倡之民族主義，其實就是「夷夏之辯」。
「夷夏之辯」強調的是華夏與周邊各族在地域、種族和文化上的差異，而章太炎獨重種族，「早歲所作政談，專提倡單調的『種族革命論』，使眾易喻，故鼓吹之力綦大」，(106)所以有人說他「專註於強調種族差異的『華夷之辨』」。(107)在進行明史研究時，他一方面對明人所代表的華夏「年曆冠帶」表示推崇，另一方面則著力於將滿洲刻畫為「夷狄」，渲染其野蠻與殘暴。他說：「今之滿洲，明時號野人女真，烝報殘殺，是其天性」，(108)「堂子妖神，非效丘之教；辨髪瓔珞，非弁冕之服；清書國語，非斯、邈之文」。(109)明清易代的歷史，既是滿洲征服華夏的歷史，也是華夏反抗滿洲的歷史。這段悲壯的抵抗史成 為清末革命者宣揚「排滿」的絕佳歷史資源，因而受到了包括章太炎在內的革命者們特別關注。他們通過復活文獻來複活那段歷史，其中《揚州十日記》、《嘉定紀略》等明季文獻的整理出版具有極強的象徵意義。章太炎指出：「自流寇肆虐，遺黎凋喪，東南一隅，猶自完具。虜下江南，遂悉殘破，南畿有揚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陰之屠，浙江有嘉興之屠，金華之屠，廣州有廣州之屠。復有大同故將，仗義反正，城陷之後，丁壯悉誅，婦女毀郭，漢民無罪，盡為鯨鯢」。(110)滿洲人的殘暴狡詐甚至超越了蒙元，他曾作詩表露情懷：「忽展埼亭集，逾驚秀楚詞」，(111)「群公辛苦懷忠憤，尚憶揚州十日不？」(112)對清軍暴行的「驚」是一種批判和控訴，對揚州十日的「憶」則是一種抗爭與責任。這個「憶」，不僅是個人的歷史記憶，更是社會的集體記憶。章太炎希望當時的社會大眾不要忘記「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希望以此塑造大眾關於明清易代的集體記憶，「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113)「揚州十日」等明季史事經過他們大力宣揚，已然成為代表清廷暴行的典型符號，也成為有效的社會動員武器，極大地激發了民眾的種族意識和抗爭意識，影響和塑造了晚清的社會輿論環境。這才是章太炎進行明史研究的真正意義。可以說，章太炎為他的「排滿革命」論穿上了「明史」的外衣，而這件外衣則讓他的革命思想具有了更好的鼓動性和可接受性，充分顯現了史論與政論結合的思想威力。
有人說，顧炎武是章太炎「一生行為動機的坐標」。(114)其實，何止一個顧炎武，對明史的研究曾在很多方面給予章太炎以人生的啟示，指引他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鍛冶人生志趣。
章太炎最初是從閱讀明季文獻、了解明季史事之中獲得人生啟示的。他自稱：「余年十三四，始讀蔣氏《東華錄》，見呂留良、曾靜事，悵然不怡，輒言『以清代明，寧與張李也』。弱冠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灣諸事甚詳，益奮然，欲為浙父老雪恥。次又得王夫之《黃書》，志行益定」。(115)從章太炎家的藏書來看，《東華錄》、《明季稗史》等均有購藏，他曾多次回憶「得《明季稗史》十七種，排滿思想始盛」。(116)看來，這些著述直接影響到了章太炎的思想傾向。
隨著對明史研究的深入，章太炎在接受明季遺民思想的同時，也欲效法他們的志節。他對顧炎武的慕效前文已述，其實章太炎的思想訴求及其所處的時代環境與明遺民頗為相似，自然容易產生惺惺相惜之感。明清易代之後，很多明遺民不與清廷合作，殉節者如劉宗周，遊走者如顧炎武，隱居著述者如黃宗羲、張岱等。章太炎為他們撰寫傳記，刊布詩文，以表彰他們的民族氣節，多次表達慕效之意，甚至以不能為他們「執鞭」為憾。對於那些在清廷威逼利誘之下不能堅守遺民氣節者，他則大加撻伐，痛斥他們對國族的背叛。章太炎的立身行事幾乎就是一個生活於清末的「明遺民」了，這不能不說是明人給予他的人生的影響。
作為一位學者，章太炎對明人的治學有著濃厚的興趣，明人尤其是明遺民治學的態度與方式對他的學術與人生產生了直接影響。清初很多遺民學者不為清廷所誘，隱居向學，「制行之高潔，成學著書之精嚴，影響清代兩百六十年，迄今弗衰」，(117)「學隱」思潮形成，或許與此有關。章太炎對這些遺民表示充分的同情與理解：「處無望之世，炫其術略，出則足以佐寇；反是，欲與寇競，即羅網周密，虞侯迦互，執羽籥除暴，終不可得；進退跋疐，能事無所寫，非施之訓詁，且安施耶？」(118)此語道出了此時學人嗜漢學的微旨。而明遺民所選擇的學問與人生結合的方式也給予他極大的啟發，促使他選擇了「學隱」的人生方式。(119)
無論是把明史研究視為華夏文化的意象，或者當作思想資源，抑或是作為人生指引，都體現了這一時期章太炎的史學價值觀，即以學為用、學用一體。章太炎自謂「少時治經，謹守樸學」，主要遵循求是之學；後來「遭世衰微，不忘經國，尋求政術」，(120)又追求致用之學。他認為學術「趨於致用，不趨於求是，可以浮說致人；趨於求是，不趨於致用，左證有事，攻守有法，非誠說釋，則不為服」，(121)所以主張「合致用與求是二者冶於一爐」。(122)不過，「求是」是「致用」的前提和基礎，他曾做過一個比喻：「為匠者，必有規矩繩墨，模型惟肖，審諦如帝，用彌天地，而不求是，則絕之」。(123)這表明他的學術取向以樸學的求真為根底，不為「致用」而「蔽真」。他雖時常借明史研究倡導種族光復，卻並不因「致用」的追求而脫離史學的求真原則，所以他的明史研究皆力求客觀，並無虛論。不過，他的求真並非是「為求真以求真」，而是「為用以求真」。(124)這種史學價值觀與當時流行的民族主義和社會秩序變遷相關聯，反映了清末民初史家與史學共同的時代風格。
注釋：
陳祖武主編：《太炎先生自訂年譜》，《晚清名儒年譜》第17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版，第601-602頁。
章念馳編：《章太炎生平與學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17頁。
章念馳編：《章太炎生平與學術》，第18頁。
章念馳編：《章太炎生平與學術》，第19頁。
章太炎：《訄書》，《章太炎全集》第3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5頁。
章太炎：《訄書》，《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6頁。
章太炎：《訄書》，《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78頁。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章太炎全集》第4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頁。
朱維錚：《前言》，《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4頁。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189頁。
(11)湯志鈞編：《稽勛意見書》，《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640頁。
(12)章太炎：《太炎文錄續編》，《章太炎全集》第5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309頁。
(13)章太炎：《太炎文錄續編》，《章太炎全集》第5冊，第309-310頁。
(14)章太炎：《太炎文錄續編》，《章太炎全集》第5冊，第317-318頁。
(15)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428頁。
(16)孫世楊：《吳下隨筆》，《制言》1936年第31期。
(17)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第191頁。
(18)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第279頁。
(19)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2冊，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版，第536頁。
(20)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修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49頁。
(21)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頁。
(22)章念馳編訂：《諸子略說》(上)，《章太炎演講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76頁。
(23)陳祖武主編：《太炎先生自訂年譜》，《晚清名儒年譜》第17冊，第592頁。
(24)章太炎：《訄書》，《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229頁。
(25)章太炎：《訄書》，《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156頁。
(26)馬勇編：《與人論讀經書》，《章太炎書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47頁。
(27)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修訂本)，第382頁。
(28)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修訂本)，第300頁。
(29)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修訂本)，第382頁。
(30)章太炎：《太炎文錄續編》，《章太炎全集》第5冊，第158頁。
(31)章太炎：《訄書》，《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172頁。
(32)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284-285頁。
(33)湯志鈞編：《革命之道德》，《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20頁。
(34)章太炎：《答夢庵》，《民報》1908年第21號。
(35)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第119頁。
(36)姚奠中、董國炎：《章太炎學術年譜》，第83頁。
(37)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202頁。
(38)馬勇編：《與柳翼謀》，《章太炎書信集》，第742頁。
(39)馬勇編：《與王宏先》，《章太炎書信集》，第805頁。
(40)章太炎：《檢論》，《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590頁。
(41)章太炎：《檢論》，《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590頁。
(42)章念馳編訂：《清代學術之系統》，《章太炎演講集》，第306頁。
(43)章念馳編訂：《略論讀史之法》，《章太炎演講集》，第440頁。
(44)章太炎：《檢論》，《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590頁。
(45)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202頁。
(46)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150頁。
(47)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198頁。
(48)章念馳編訂：《略論讀史之法》，《章太炎演講集》，第437頁。
(49)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修訂本)，第356頁。
(50)章太炎、劉師培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頁。
(51)馬勇編：《與吳承仕》，《章太炎書信集》，第319頁。
(52)馬勇編：《與吳承仕》，《章太炎書信集》，第319頁。
(53)馬勇編：《與柳翼謀》，《章太炎書信集》，第742頁。
(54)馬勇編：《與吳承仕》，《章太炎書信集》，第322頁。
(55)章太炎：《清建國別記》，民國十三年仿宋本，第3頁。
(56)馬勇編：《與吳承仕》，《章太炎書信集》，第325頁。
(57)孟森指出：「清初本自附於金，而自稱後金」，「清之部落，自為建州，其早時則為斡朵里。斡朵里為元代所設之萬戶府，以處金之遺民。其受此萬戶府者，即清之始祖」，且「清代自言其姓為愛新，所謂愛新覺羅」。孟森還指出「凡察與猛哥帖木兒，非同父弟」(孟森：《滿洲開國史講義》，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9、2、9、128頁)。
(58)馬勇編：《與吳承仕》，《章太炎書信集》，第320頁。
(59)馬勇編：《與吳承仕》，《章太炎書信集》，第327頁。
(60)馬勇編：《與吳承仕》，《章太炎書信集》，第320頁。
(61)馬勇編：《與吳承仕》，《章太炎書信集》，第327頁。
(62)王鍾翰：《王鍾翰史學論文集》第1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5頁。
(63)孟森：《滿洲開國史講義》，第2頁。
(64)孟森：《滿洲開國史講義》，第5頁。
(65)王吳、張甫白：《「滿洲」名稱考釋》，《史學集刊》1996年第3期。
(66)馬勇編：《與吳承仕》，《章太炎書信集》，第317頁。
(67)馬勇編：《與吳承仕》，《章太炎書信集》，第325頁。
(68)馬勇編：《與吳承仕》，《章太炎書信集》，第325頁。
(69)章太炎：《清建國別記》，第37頁。
(70)袁英光：《章太炎與〈清建國別記〉》，《歷史論叢》第1輯，齊魯書社1980年版，第282頁。
(71)汪榮祖：《史學九章》，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42頁。
(72)章太炎：《訄書》，《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328頁。
(73)章太炎：《訄書》，《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328-329頁。
(74)章太炎：《訄書》，《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329頁。
(75)瞿林東：《繼承傳統與走向近代：章太炎史學思想的時代意義》，《學術研究》2003年第4期。
(76)章太炎：《訄書》，《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332頁。
(77)章太炎：《訄書》，《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337頁。
(78)章太炎：《訄書》，《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339頁。
(79)章太炎：《訄書》，《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344頁。
(80)章太炎：《訄書》，《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346頁。
(81)章太炎：《七略別錄佚文征序》，《章太炎全集》第1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9頁。
(82)張元濟等輯：《四部叢刊·廣弘明集》第477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影印本。
(83)章學誠著，倉修良編註：《史篇別錄例議》，《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頁。
(84)章學誠著，倉修良編註：《史篇別錄例議》，《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429頁。
(85)章學誠著，倉修良編註：《史篇別錄例議》，《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428頁。
(86)章學誠著，倉修良編註：《史篇別錄例議》，《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430頁。
(87)章太炎：《訄書》，《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328頁。
(88)章念馳編訂：《中國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學問的發達》，《章太炎演講集》，第56頁。
(89)朱希祖：《中國史學通論史館論議》，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54-55頁。
(90)朱希祖：《中國史學通論史館論議》，第57頁。
(91)章太炎：《清建國別記》，第9頁。
(92)章太炎：《清建國別記》，第9頁。
(93)章太炎：《清建國別記》，第22頁。
(94)章太炎：《清建國別記》，第23頁。
(95)章太炎：《太炎文錄續編》，《章太炎全集》第5冊，第305-307頁。
(96)章太炎：《太炎文錄續編》，《章太炎全集》第5冊，第312頁。
(97)章念馳編：《章太炎生平與學術》，第9頁。
(98)唐振常：《論章太炎》，《歷史研究》1978年第1期。
(99)章太炎：《訄書》，《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323-324頁。
(100)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192頁。
(101)章太炎：《訄書》，《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323頁。
(102)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201頁。
(103)湯志鈞編：《祭沈禹希文》，《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245頁。
(104)章太炎(菿漢閣主)：《正疆論》，《台灣日日新報》1899年1月1日。
(105)章念馳編訂：《在吳縣紀念孔子誕生大會上之演說》，《章太炎演講集》，第444頁。
(106)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頁。
(107)章開沅：《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動員——以「排滿」宣傳為實例》，《社會科學研究》1996年第5期。
(108)馬勇編：《請嚴拒滿蒙人入國會狀》，《章太炎書信集》，第56頁。
(109)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174頁。
(110)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191頁。
(111)湯志鈞編：《台北旅館書懷寄呈南海先生》，《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78頁。
(112)湯志鈞編：《詩二首》，《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281頁。
(113)湯志鈞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276頁。
(114)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第119頁。
(115)章太炎：《檢論》，《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623頁。
(116)朱希祖：《本師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筆記》，《制言》1936年第25期。
(117)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序，台灣允晨文化股份實業有限公司1986年版。
(118)章太炎：《訄書》，《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111頁。
(119)敖光旭：《章太炎的「學隱」思想及其淵源》，《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20)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第511頁。
(121)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139頁。
(122)章念馳編訂：《論今日切要之學》，《章太炎演講集》，第300頁。
(123)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151-152頁。
(124)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修訂本)，第347頁。
尤學工, 余康. 論章太炎的明史研究[J]. 史學史研究, 2016(4):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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