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士有百行 以德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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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春秋》作為孔子自作之書，亦經亦史。《春秋》有經書的微言大義和超越性，但並非脫離具體的情境懸空立說；《春秋》有史書般對興衰成敗的呈現，卻又不陷入功利主義的泥淖，流於以成敗論英雄。這從《春秋》敘事中對於人性中美好品行的推崇和對正能量的大力弘揚中也可以感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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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春秋》「尊禮而貴信」、「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為也」。《春秋》「賢死義」，提倡貴族精神，肯定仇牧、荀息等不畏強御、見危授命的賢大夫，而對苟且偷生的行為不以為然。此外，《春秋》還倡導仁義、謙讓，主張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它不簡單評價梳理了二百四十二年中的是與非，還為後人確立了一套價值體系。這或許就是孟子將孔子修《春秋》與大禹治水、周公驅夷狄猛獸並稱人類文明史上三大不朽功業的原因吧。

中國是一個有個悠久文明的國度，但悠久也有悠久的苦惱。榮光時代太多了，想找出一個最榮光的時代就比較麻煩。例如古往今來諸多學者對夏商周三代之後哪個朝代最偉大就一直沒有一直的看法：文人們喜歡士人地位優越、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武夫們則嚮往張弛有度、雄渾剛健的前漢盛唐。但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卻對東漢情有獨鍾，他在《日知錄》說：「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東漢）者。」

顧炎武的依據是，在東漢桓（帝）靈（帝）之際，即便普通人也感受到大禍將至，天下即將分崩離析。但梟雄如曹操也畏懼於國人對其名節上的非議，不敢公然篡權自立；孫權向曹操上勸進表，曹操認為這是把自己架在火上烤。終曹操之世，只敢以「周文王」自居。

再如名士張儉因為懲處得罪宦官，在被全國通緝的情況下，望門投止，廣大士民因為推崇他的名節，不懼包庇之罪並冒著破家危險收容他，孔褒、孔融兄弟甚至爭著認領包庇窩藏之罪，可見東漢節義之盛、風俗之善，也無怪乎顧炎武老先生對此十分推崇了。

正如《周易》中指出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東漢這種良好風俗的養成也是很不容易的。自光武帝「退功臣而進文吏」、以「柔道治國」始，明帝、章帝持續地尊崇經術、推重節義、獎勵廉潔，終於收到了效果。

但遺憾的是，曹操當政後出於爭奪天下的考慮，發布了重才不重德「舉賢勿拘品行令」，提出「士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只要有才能，哪怕在道德上劣跡斑斑都可以，從此士人「不復以學問為本」，而「以趨勢求利為先」。這個改變固然有利於曹操掃平群雄，收到一時之效。但從更為廣闊的角度來看，並非幸事，曹丕篡漢後，司馬氏故伎重演，代魏而立，然後五胡亂華、南北分裂對峙，一直亂了幾百年，到隋唐中國才重新統一整合起來，期間統治者之肆無忌憚、殘暴不仁，百姓之困苦窘迫，達到了空前的程度。歷史的辯證法進一步說明：士有百行，以德為先。或許是基於這種考慮，顧炎武老先生才感嘆，要是曹操不貪圖眼前利益，把東漢風俗延續到現在該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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