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歲原中央特科戰士姚子健逝世，由潘漢年介紹前往延安
澎湃新聞記者從姚子健先生親友處獲悉，原中央特科戰士、原電子工業部雷達局十院紀委書記姚子健於2018年1月12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103歲。
2017年8月，姚子健在北京家中接受記者採訪。環視聽 圖
新華社解放軍分社此前報道，2017年5月23日，姚子健還曾參加了由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英雄兒女品牌聯盟主辦的中央特科90周年紀念會。
2017年，人民日報中央廚房「環視聽」欄目曾多次前往姚子健位於北京地鐵1號線八寶山站附近一座老式居民樓的家中進行採訪。
1915年，姚子健出生在江蘇省宜興市。根據人民日報中央廚房「環視聽」欄目報道，當時姚子健的父母在江蘇省宜興市徐舍鎮開了一家茶館。小學畢業後，姚子健考入上海江灣國立勞動大學中學部。學校不要學費、不要飯錢，還給每位學生髮一套衣服。
「九一八」事變爆發，同學們走上街頭請願，當局下令解散學校。姚子健很氣憤：「不但沒書讀了，也沒飯吃了，什麼都沒了。」他回到家鄉，當了幾個月小學老師。他思考著一個問題：「我為什麼會有如此遭遇？是學校免費不免費的問題嗎？不是。這是社會制度的問題，是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問題。只有社會制度變了，才有出路。」他心裡燃起加入當時的進步力量——中國共產黨的願望。但怎麼加入？他不知道，只好先工作著，但隨時為入黨做準備。
1933年初，姚子健看報紙發現，南京國民黨中央陸地測量學校招生，一切免費。他考了進去。當時，學校分了航測班、地形班、製圖班等，姚子健想：「要搞革命，就要干宣傳，要宣傳就要印刷，製圖班中有印刷專業，那我就選印刷專業吧！」
當年8月，姚子健得知，同鄉好友舒曰信入了黨，並且也在上海。姚子健就請他幫忙找黨組織。1934年4月，姚子健在舒曰信的引薦下見到中共黨員魯自誠，在魯的介紹下入了黨。
入黨後不久，姚子健結束印刷班的學業，到南京國民黨中央陸地測量總局製圖科工作，當了第四股的技佐，負責描繪印刷地圖底板。他每月能拿28塊大洋，生活條件大大改善。為向黨組織提供有價值的情報，姚子健以眼疾為由，提出要調到製圖科第五股。這樣一來，他就能收發、保管標有機密和絕密級別的五萬分之一、十萬分之一等比例的軍用地圖。
來取用地圖的人要登記所在部隊的番號等信息，姚子健便暗暗記下。來人拿走哪張地圖，他就偷偷抽一張相同的自留。「當時，國民黨內部規章制度不嚴格，從成摞地圖中抽出一兩張也看不出什麼破綻。」姚一群說。
每周六晚，姚子健結束一周的工作，就帶著地圖乘火車去上海。他把地圖放在皮箱最裡層，上面再放衣服和書。國民黨軍警見他穿的是軍裝，知道是自己人，不會盤查。周日一早，姚子健抵達上海，把地圖和資料交給舒曰信或其同為中共黨員的妻子沈伊娜，彙報國民黨一周以來調用地圖的情況。地圖轉交完畢，姚子健便乘火車返回南京，周一照常上班。整個過程就像利用周末休息時間到上海遊玩了一趟。
這些地圖和情報通過地下交通渠道送到中央蘇區。「比如國民黨某部隊取走了江西某地的地圖，就表明他們可能要對該地區採取軍事行動。」姚一群說，「我們知道了這個情況，就要在第一時間逐級向上彙報，為蘇區領導掌握分析敵情提供幫助。」
地圖有多重要？姚子健先生的兒子姚一群講了個例子：「1936年『西安事變』前，張學良第一次見周恩來，送了三件禮物：幾萬大洋、幾萬法幣和一本彩色的中國分省地圖冊，說：『共同保衛中國。』這地圖在當時是貴重禮物。如果沒地圖，不知道地形，怎麼行軍？怎麼判定下一步往哪兒走？」
一次，姚子健在單位突然碰到自己單線聯繫的地下工作者吳錫峻。而吳錫峻的身份，是時任湯恩伯部隊駐南京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二人從未在國民黨機關內部見過面。為防止見面後引人懷疑，情急之下，姚子健扭身就走。
隱蔽戰線的工作人員往往單線聯繫，不是一條線上的人見了也不認識。姚子健有次去舒曰信住處的亭子間談工作，發現有位西裝革履的男青年也在。舒曰信就向他介紹：「這是李先生。」只見「李先生」點點頭，什麼都沒說就走了。
1937年，舒曰信、沈伊娜夫婦從上海調到南京，姚子健就不必每周乘火車去上海了。「七七事變」後，舒曰信、沈伊娜夫婦調離南京，姚子健也隨測量總局機關撤退到武昌。這時，他的上線成了「熊先生」。兩人見面時除了交接任務，從未多言。「上級知道下級，下級不知道上級。我領導你，就知道你，但你對我住在哪兒、幹什麼一概不知。」姚一群說到這裡，一旁的姚子健打趣道：「『熊』不『熊』不知道，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姚子健向「熊先生」提出，希望到抗日前線工作。1938年4月，組織安排姚子健去香港情報站。他向國民黨方面請了長假，從此脫離國民黨。在香港工作了4個月後，組織上同意他去延安。中共香港情報站的負責人潘漢年給他寫了兩張紙條，內容均是「姚子健有抗日熱情，已經為黨工作多年」，落款是「小開」。
姚子健結束了隱蔽戰線生涯，懷揣這兩張紙條輾轉來到延安。中央組織部領導把它們分別交給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抗大校長林彪。後來，姚子健便進入抗大和中央組織部培訓班學習。1939年10月，姚子健去了蘇豫皖根據地工作，之後就根據黨的工作需要，輾轉各地。
「文革」期間，造反派為了審查姚子健在國民黨政府工作的歷史，找到他的入黨介紹人、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顧問的魯自誠。魯自誠說：「我1934年介紹姚子健入黨，他在敵人營壘里收集軍用地圖和情報，為中央紅軍粉碎國民黨『圍剿』和長征勝利做出了貢獻。對他那段工作，組織上多次給予充分肯定。我可以為他寫證明材料。」從此，造反派再沒糾纏過姚子健。
「我父親的地下工作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誰也說不清，只有魯自誠留下了這段評價。那個年代，選擇干這個，就得隨時準備犧牲，犧牲了也沒人知道。」姚一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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