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水篇：言論的邊界2.0，《時代》周刊公司訴希爾案
我在上一篇《言論的邊界：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里，著重講述了《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的過程，由於限於篇幅，有關判決過程中的決策，判例的引用，沒有做過多的詳述。
這一篇將分為三部分來寫，第一部分，回顧《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以下簡稱訴沙利文案）的影響，第二部分，擴大沙利文案適用範圍的《時代周刊》訴希爾案，第三部分，試圖說明一些問題，又不能全然保證說的明白，美其名曰，試水篇。
英國詩人彌爾頓認為，世上本無絕對真理，只有讓不同意見爭執衝突，彼此互補，部分真理才有發展為完全真理的可能。
英國哲學家密爾提出，一種言論如果有害，就需要更多的言論來校正、稀釋、中和，而非厲行禁止，令萬馬齊喑。
就在2017年下半年，有報道指出ABC新聞與肉類加工廠BPI達成庭外和解，賠償對方1.77億美元。這是源於2012年的一場誹謗訴訟，BPI認為是ABC對「粉紅肉渣」的不實報道，嚴重挫傷了他們的銷量，當時要求索賠金額是10億美元。
劃重點，1.77億美元的賠償是庭外和解達成的協議，並不是法院判決，具體數字也是從迪士尼的財報中披露出來的。這個賠償金額，相當於ABC晚間新聞一年的廣告收入，由於和解條款是保密的，有相關人士猜測，和解金額可能會更高。
ABC作為迪士尼的子公司，美國三大公共電視台之一，官司如果一直拖下去的
話，就算是律師團的支出費用也不會少，庭外和解應該對他們來說是在可接受範圍內的。但是，1.77億美元的賠償金額，恐怕是位列美國誹謗案史上的榜首了。
回過頭來說，繼續說半個世紀之前的訴沙利文案的成因和影響。
1931 年，最高法院在「尼爾訴明尼蘇達州案」中，打破英國常例，宣布第一修正案不允許對出版物進行事前限制。1941 年，最高法院在「布里奇斯訴加利福尼亞州案」中，廢棄英國傳統，禁止將批評法院的行為按藐視法庭罪處理。
如今，到了 1964 年，最高法院徹底顛覆英國做法，宣布對政府官員的誹謗言論，同樣受第一修正案保護。當時，正在各州進行的誹謗訴訟，仍沿用普通法做法，亟待進行全面變革。布倫南大法官在判決意見中，逐一要求各州厲行改革，以滿足第一修正案的標準。
這個判決和適用範圍，在當時是有一定歷史原因的，訴沙利文案之前，有太多的媒體和報紙，都深陷誹謗官司的纏身，這些提起訴訟的原告，往往都還是來自掌握公權力的政府人員。當時的各州政府，還不適用聯邦的權利法案，州法院的判決依據的都是各州自己的法律條款。
二戰後的羅斯福新政，在很大程度上，擴充了聯邦政府的權力範圍，這也給了最高法院發起司法改革的契機。當年沙利文局長要求賠償金額是50萬美元，如果是5萬美元的話，《紐約時報》就可能當場接受判決了，或許就沒有後來的發生的一切了。
因此說，「能不能在法庭上證明這是真的」不是最重要的，「能不能花得起錢在法庭上證明這是真的」才是最重要的。《紐約時報》也是面臨財務危機，拚死一搏的時候，正好被歷史的命運選中了。如果《紐約時報》承擔的起賠償費用的話，那麼改變歷史進程的，可能就是另一家瀕臨破產的媒體了。
「《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判決全面改造了美國的誹謗法。今後，但凡原告為政府官員的誹謗訴訟，律師都必須參酌包括第一修正案內的聯邦法律。此後不久，最高法院進一步擴大了「沙利文案」相關原則的適用範圍，幾乎將所有的誹謗案件都納入其中。
《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只是開始，絕非終點。此後數年，甚至數十年，最高法院與各下級法院針對不同事實，不斷釐清本案判決的意義。
接下來，就進入本文的第二部分，《時代周刊》訴希爾案的始末。
1952 年 9 月 11 日，三名越獄逃犯闖入費城郊區一處民宅，劫持了詹姆斯·希爾一家。希爾家裡除了他本人，還包括妻子伊莉莎白和五個兒女。幸運的是，被挾持期間，逃犯們還算客氣，並未為難他們。事後，媒體關於此事的報道鋪天蓋地，細節渲染上亦極盡聳人聽聞之能事。
希爾一家，尤其是希爾太太，實在難以忍受媒體的密集曝光，被迫遷往康涅狄格州，並謝絕所有媒體的採訪，一家人逐步淡出公眾視野。可是，到了 1955 年 2 月，《生活》雜誌突然刊出一則文章，介紹一出名為《絕望時刻》的新戲。
這部戲描述了一戶被逃犯劫持的人家的悲慘經歷。《生活》雜誌指出，該戲原型就是希爾一家，還刊出了演員們在費城郊區希爾家舊宅的合影。這種刻意營造出來的印象，完全是胡編亂造。《絕望時刻》編劇約瑟夫·海斯壓根兒沒將希爾家的遭遇作為創作背景，劇中情節也與希爾一家被劫持的真實情況有很大出入。
比如，在戲劇里，逃犯們極度兇殘，不僅毒打了父親，還強姦了一個女兒。《生活》雜誌刊登的文章、照片彷彿在暗示人們，這就是希爾一家當年的真實遭遇。這對希爾一家來說，簡直就是另一場噩夢，希爾太太受到很大傷害，精神近乎崩潰。他們只好以法律為武器，捍衛自身權益。
希爾太太不堪忍受，以侵犯隱私為由，向《生活》雜誌提起訴訟，她認為《生活》雜誌，有意發布不實信息，將《絕望時刻》中的殘暴情節，與他的家庭遭遇聯繫在一起，違反了紐約州保護隱私權的法律。這一場官司，在紐約州法院打了整整十年，陪審團最終裁定他獲得 3 萬美元補償性賠償，並得到法官支持。
這一判決，引起了《生活》雜誌發行方《時代》周刊公司的不滿，他們以相關文章應該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為由，上訴到最高法院。1965 年，「沙利文案」判決一年後，最高法院同意受理「《時代》周刊公司訴希爾案」。
希爾案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希爾一家不是政府人員，只是普通家庭，此案也不屬於公共事物的議題，與批評政府和官員的權利更不相關。《時代》周刊援引「沙利文案」的判例，是否能適用本案，也在大法官們之中引起了巨大的爭議。
在涉及誹謗訴訟的法律中，有一個問題被認為特別棘手，那就是：如何劃分公共領域與私人生活領域的界限？米克爾約翰教授向來倡導公共話題討論的言論自由，但他也認為，「侵害個人名譽」的言論，亦即與公共事務無關的誹謗言論，不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
最初，最高法院似乎認同米克爾約翰的觀點。「沙利文案」的法理基礎，就是確保人民自由無忌地發表關於政府的言論。正如布倫南大法官所言，這是「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含義」。隨後，最高法院又借「蓋瑞森訴路易斯安那州案」一案，強調了上述前提。
但是，另一起名為「《時代》周刊公司訴希爾案」的案件，卻引發了新的疑問。將「沙利文規則」適用至案情迥然不同的「希爾案」，再次令最高法院內部意見趨於分裂。大法官們以 5 票對 4 票，決定撤銷原判。
福塔斯大法官發布了異議意見，沃倫首席大法官和克拉克大法官加入了這份意見。福塔斯的措辭雖較前稿緩和，但在文末仍提出強有力的警告：「不管媒體是如實報道，還是曲意逢迎，最高法院一律賦予其免責權，這種做法是不妥當的。事實上，在與評價公眾人物或討論公共事務無關的領域，這種免責權根本不是新聞自由的保障，而是令公眾仇視這種自由的誘因。」
1967年1月，《時代》周刊訴希爾案，最終以希爾太太敗訴告終，最高法院的最終判決意見，改由布倫南大法官主筆，仍沿用訴沙利文案中的判決規則，如果「沒有證據證明被告明知陳述虛假，故意為之；或玩忽放任，罔顧真相」，就不得根據紐約州保護隱私的法律，對那些「對公眾關注之事的不實報道」判處損害賠償。
布倫南大法官解釋說：憲法對言論、出版自由的保障，不局限於對公共事務的政治表達或評價，這一切對一個健全的政府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一個人只需隨便拿起一份報紙或雜誌，便可了解到呈現在公眾面前的大千世界，包括對普通公民和政府官員的報道。
面向他人不同程度的自我曝光，是對生活在文明共同體中的每一個人的附帶要求。在一個以言論、出版自由為首要價值的社會中，這種被曝光的風險，是我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我們要求媒體必須承擔證明報道對象姓名、圖片和肖像真實性的責任，將對自由社會中的自由報業，造成難以挽回的嚴重威脅。
1971年8月，希爾太太自殺，再次引發公眾對於判決的不滿。這就產生了一個悖論，如果要求媒體句句屬實，那麼就會令他們舉步維艱。另一方面，為了給媒體最大的自由度，而犧牲個人的名譽，尤其是那些被迫捲入公眾議題的公民的隱私權，這樣的做法是否正當。
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中描述的世界，就是政府濫用各種監控手段，強制窺探公民的生活隱私，美國的第一憲法修正案，會不會成為「老大哥」侵犯個體公民隱私的幫凶。這樣的說法也不是沒有道理，沒有限制的權力，就會像脫韁的野馬，即使是第四權力的媒體，也不例外。
那麼，事實真的會如此嗎，即便是第一修正案賦予了媒體一定的豁免權，但是脆弱的法律體系，能否經得住金錢對於新聞自由的衝擊。這裡並不是指金錢政治，或者遊說政府，而是本文開頭BPI訴ABC案中，遇到的最大的問題，媒體舉證和請律師的花費。
這就進入本文的第三部分，援引一些後續的案例，來試圖說明一些問題，不保證能說的很明白。
1964 年，他們原本以為，美國人民從此可以縱論時事，對公共事務暢所欲言，不必顧忌巨額誹謗賠償的威脅。然而，這種一廂情願的奢望很快落空。與之相反，誹謗訴訟如雨後春筍般增多，索賠金額也越來越大。1984 年，羅伯特·博克法官曾感嘆：「過去幾年來，誹謗訴訟如潮水般遞增，訴訟金額隨之暴漲，媒體受到重重威脅，不得不加強自我審查……」今人或許難以想像，動輒百萬的誹謗判決，當時竟成司空見慣的常態。
訴沙利文案中，最高法院曾指出，被告惟有在明知報道內容有誤，卻「罔顧真相」，執意刊出時，才能被判處賠償。這樣一來，提起訴訟的原告，就會挖空心思，尋找媒體刊出前的決策經過。這時候，就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媒體是否有權拒絕外界索取采編信息？」
赫伯特訴蘭度案」給出了答案。安東尼·赫伯特上校是位越戰老兵，他對外宣稱，自己因揭發美軍屠殺行徑，多次受軍方迫害。CBS電視台為此製作了一期名為「赫伯特上校的交易」的節目，質疑上校聲明的真實性。赫伯特上校怒不可遏，起訴 CBS 製片人巴里·蘭度誹謗。
上校的律師向法庭提出申請，要求調取 CBS 的原始素材和母帶，以了解節目製作方掌握了哪些素材，以及如何權衡取捨、剪輯製作。CBS 當然不願配合，並據理力爭，說這麼做會威脅到節目編導，進而導致「沙利文案」判決所竭力防止發生的媒體「自我審查」。1978 年，CBS 最終在最高法院輸了官司。
製片人蘭度共出席過 28 次聽證會，涉及 240 份證物，相關文字記錄長達 3000 多頁。此外，他不得不交出全部節目素材和採訪母帶。1982 年，即本案終結前四年，根據參與節目製作，同樣是本案被告之一的著名主持人邁克·華萊士的估算，CBS 為此案支付的律師費用，大概在 300 萬到 400 萬元之間。
CBS是美國三大公共電視台之一，還算能承擔起巨額的訴訟誹謗費用，那些規模較小的媒體，就只能聽天由命了。美劇《新聞編輯室》第一季第一集中，就對此有著深刻的恐懼，對於英國BP石油公司的鑽井泄露報道，持有非常大的懷疑態度，就是因為怕惹上誹謗官司。
「《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二十年後，誹謗訴訟竟成為美國一項欣欣向榮的產業。從演藝明星、商業大佬，到將軍、州長、參議員，都踴躍成為誹謗官司原告。駐越南美軍總司令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曾指控 CBS 誹謗。以色列名將阿里爾·沙龍亦將《時代》雜誌告上法庭。就連賓夕法尼亞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也曾集體控告《費城詢問者報》誹謗。
此外，《詢問者報》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應付檢察官理查德·斯普拉格的起訴。（經過漫長的審判、上訴，1990 年，本案發回一審法院重審後，斯普拉格成功獲得 3400 萬賠償金，《詢問者報》決定繼續上訴。
地產名人唐納德·特朗普因一篇嘲弄其建築規劃的專欄文章，憤而起訴《芝加哥論壇報》和相關評論員，並索要 5000 萬美元的賠償。幸好，特朗普最終輸了官司。不過，照這個趨勢，遲早有人會提起標的額超過 10 億美元的誹謗訴訟。
《批評官員的尺度》這本書出版的早，當時的特朗普還只是一名地產商人，原來這就是他一直痛恨媒體的原因所在。不過，也能從側面來說明，第一修正案的威力巨大了，即便是美國總統，也只能在推特上，通過個人言論來批評媒體，而不能動用公權力或者訴訟，讓他們閉嘴。
一方面，也是媒體死硬不認錯的態度，比如《時代》周刊公司訴希爾案，另一方面，只要不利於媒體的判決，媒體人就大呼「憲法已死」。憲法保護的並非只有媒體的權利，也要兼顧其他普通公民應有的合法權利，大多數時候沒有絕對的公平而言。
任何規則，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都是通過不斷地探索、修正來完善的，但是有一個底線，那就是對於天賦人權的不可侵犯。至於，沙利文案在今天的影響，開頭的BPI訴ABC案已經給出了答案，還沒等到法庭判決，ABC就已經招架不住了，不能不承認，這就是現實的一種悲哀。
沙利文案後續的影響，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其實已經有分明的界限了，批評美國政府官員仍是自由的權利，但是對於非官員和非公務人員，只要對方有錢有閑，就能迫使媒體付出對等的代價。我覺得應該再去看一遍《新聞編輯室》了，裡面所呈現出來的東西，太多太精彩了。
參考資料：《批評官員的尺度:〈紐約時報〉訴警察局長沙利文案》，作者，安東尼·劉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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