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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一五計劃」的真相

原標題:蘇聯「一五計劃」的真相


為了這個工業化,斯大林不惜打到了自己的一系列戰友,指責他們反黨反人民反蘇反國家,開除出黨的開除出黨,關監牢的關監牢,槍斃的槍斃。斯大林為自己的工業化付出的代價是他的死魂也承擔不起的重負。


本文轉自《社會科學論壇》,原題為《蘇聯有過現代化嗎?》


工業化和現代化是個很時髦的題目,時至今日人們似乎只對西方的工業化感興趣,只承認西方的工業化是世界現代化的惟一途徑。這也是一種風吧,風刮起來也就一下子止不住了。於是,在這些文字里只承認一個結論:只有在西方,工業化才等於現代化。於是,也才有了計劃的革命,生產的革命,市場的革命,股票證券的革命,投資的革命,破產的革命,知識經濟的革命,思維的革命,教育的革命,學習的革命,以及諸如此類還必然會到來的革命。


然而,且不管這些革命將導致怎樣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我要說的是蘇聯的工業化畢竟曾經是離我們最近的一種工業化。所謂最近,是因為我們曾把這種工業化視為真理和神聖,視為人類通向現代化的惟一正確的金光道路,是因為我們曾經在一段時間裡毫無條件、毫無保留和歌功頌德地學習、模仿和引進了這種工業化,因而在這種工業化的進程中流去了太多的汗水鮮血,積累了太多的酸甜苦辣。也許,沒有對這種最近的工業化——蘇聯的工業化的深切的和深刻的認識,任何的西方工業化,任何鼓噪起來的革命都不會把我們引上真正的現代化之途。


在我看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只要能實現真正的工業化,就一定能實現真正的現代化,真正的工業化必定等於真正的現代化。但我還是同意這樣一個結論:蘇聯的工業化之途並不是現代化之途。不過,我在這裡不上想重複這個結論,而要說的是為什麼。也許,還是不為許多人所知的為什麼。為什麼?因為蘇聯的工業化並不是一種真正的工業化,而是一種失敗的工業化,在蘇聯這塊土地上,尤其是在二三十年代,就從來沒有使國家的工業真正的工業化過。

當年,斯大林在提出蘇聯的工業化問題時,是首先把這種工業化稱為「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並說實現了這種工業化就會「把國家引上新的歷史階段」。為了這個工業化,斯大林不惜打倒了自己的一系列戰友,指責他們反黨反人民反蘇反國家,開除出黨的開除出黨,關監牢的關監牢,槍斃的槍斃。斯大林為自己的工業化付出的代價是他的死魂也承擔不起的重負。


那斯大林的工業化究竟是個什麼工業呢?其實簡單得很,歸結起來只有三條:一是必須新建「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所必需的」沙俄所沒有的一系列工業部門;二是必須建立「為了在資本主義包圍下保衛蘇聯所必需的」新的國防工業;三是必須建立「為了社會主義在農村的勝利所必需的」拖拉機製造廠和現代化農業機器製造廠。斯大林認為,只要實現了這三點就是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就會由此走上繁榮昌盛的道路。他並且把這種「工業化」的時期圈定在1926-1929年的範圍之內。


這是一個字面上好話說盡、而根本上和國家的長遠規劃(更不用說什麼國家的現代化了)沒有什麼關係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斯大林在他的全部考慮中根本就沒有將國家的工業化問題和國家的現代化問題聯繫起來。在這種決策中,只是用了「現代化」這個詞來形容「農業機器製造廠」。他從來沒有說過「現代化的工業化」這個概念,這期間他也從來沒有說過「國家的現代化」。斯大林只承認一點,只實行一點,那就是「國防的現代化」。這是一個很漂亮的辭藻,尤其是出自斯大林這個聖人之口,這辭藻的迷人和鼓動就具有特別的分量。似乎沒有了這種「國防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工業,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農業,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的天下。我們且不說先該有國防的發展和發達,還是先該有整個的國民經濟發展和發達、誰為本誰為次誰推動誰的問題。在這裡,斯大林至少混淆了兩個概念:一是將一切為了國防和一切為了社會主義混為一談;另一是將國防工業和重工業混淆起來,將工業的重工業化、國防化和社會主義工業化混為一談。


時間是判斷是非曲直的最公正和最無情的標尺。這把尺子可以衡量任何人,即便是斯大林這樣的曾經想要駕馭並要讓時間聽從自己命令的人。我在這裡要將時間稍微地延伸一下,即從1926-1929年向後推至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這第一個(以及後來的第二個)五年計劃被斯大林說成是發揮工業化成果的偉大計劃,是工業化在蘇聯的國民經濟中發揮巨大作用的時期。在我的根據事實而形成的思維邏輯里,從1926年起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束的這段時期應是蘇聯歷史上較為準確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時期」。關於這個時期,自上而下蓄意編造的神話,自下而上謀士文人加工的著作,多得山般高海水般難計其量、什麼林立的煙囪到處在噴出濃煙,什麼高聳的腳手架到處在拔地而起,什麼每時每刻都有新工廠投產,什麼幾十家大企業成了蘇聯工業化的標誌,什麼無產階級的覺悟、火熱的激情、高昂的鬥志、熱火朝天的競賽運動,什麼社會主義的新人新事……所有這一切似乎都在告訴人們,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這個國家工業全面發展和全速向前推進的運動,是顯示這個國家美好現實和光輝未來的歷史進程。


然而,是這樣嗎?現在,哪些過去不為人知的絕密文件、記錄、檔案在不斷地向世人揭示出這一運動和進程的另一個方面,也許是最為實質的一個方面,從而令當今的人們發生困惑,不得不去進行另一種思考。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的計劃?多年來,由於這個「工業化」頂的是一頂社會主義的帽子,披的是十月革命的紅色大旗,所以實施這種「工業化」的計劃就被看得特別的神聖,是一項全面改造和發展工業的史無前例的計劃。事實上,在這個被神聖、史無前例、社會主義和紅色大旗所包裹著的計劃的核心確是一目了然的,它單純、簡單和明白得幾乎沒有任何別的東西,那就是集中全部力量生產彈藥、槍支、飛機、大炮和坦克!這完全是一個準備戰爭和準備在近期內打仗的計劃。有人說,這不可能,1926年已經遠離了國內戰爭,而且在近期內無法預見到會發生另一場戰爭。然而,儘管你可以這樣分析,但我們卻不能無視事實,因為歷史的基石不是分析,而是事實。


事實是,從1926年的秋天起,關於工業的恢復、改造和發展,也就是關於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計劃就是以生產軍火武器為惟一內容的。集中體現了這一計劃內容的是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團1927年4月5日的一份報告——《發展軍事工業的初步計劃》。這個計劃承認蘇聯軍事工業的能力大大落後於西方國家,並明確要求首先要使國家的軍工生產恢復到戰前的水平。因此,國家集中最主要的力量恢復兵工廠的生產,生產的品種有步槍、機槍、火炮零件、炸藥、雷管、有毒滑雪物品和飛機。不僅在「純」軍工廠生產武器彈藥,而且在民用工業中不斷擴大生產武器彈藥的數額。全國的形勢是,幾乎在軍工的和能從事這種生產的民用工廠中都展開了武器彈藥的生產,是十足意義上的全國一片備戰的生產。


僅僅名正言順的「國防支出」在1926/1927年就是7.8億盧布,1927/1928年增加到10億盧布,它們在預算總支出中所佔的比例也就從15.4%增加到了17.3%。1928/1929年又在原有的數字上增加了1.35個億。武器彈藥的研製費用,民用企業中的軍工生產費用,各種國防基金的費用和在國外購買武器、戰略原料和引進新武器樣品的費用,所有這一切隱蔽的國防支出都還沒有計算在內。而從這時起的蘇聯「工業化」傳統就是,隱蔽的國防支出比亮在賬面上、公諸世人之前的國防支出要大出去許多許多倍。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隱蔽的國防支出是蘇聯國家財政中愈積愈多、愈背愈沉的「黑色影子經濟」。


因此,蘇聯迅速恢復了俄國遺留下來的軍工廠的生產:生產步槍和機槍的熱諾夫兵工廠和土拉兵工廠,生產彈藥的盧甘斯克彈藥廠、烏里揚諾夫斯克彈藥廠和波多爾斯克彈藥廠,生產火炮零件、炸藥、雷管的列寧格勒兵工廠、平扎兵工廠和薩馬拉雷管廠。為了管理這些軍工工廠和軍工生產,也就是說為了順利實施這種「社會主義工業,從1926年12月起就在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下設立了5個軍工托拉斯:火炮武器托拉斯,彈藥雷管托拉斯,軍事化學托拉斯,機槍武器托拉斯和航空托拉斯,並隨著經濟的不斷武器彈藥和國防化,這種托拉斯就不斷地進行改組和完善。

當領導人把槍支彈藥武器的生產視為工業化的中心內容時,實際上就是把國家的經濟綁在了一輛待命而戰的戰車上了。這種以武器彈藥生產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速度是相當快的,但領導人認為還不夠快,還要把整個國家的經濟當成一個「戰時動員經濟」來考慮和安排。還在1925年5月的中央全會上,掌管軍事工作的伏龍芝就呼籲把國家的經濟「迅速地和有計劃地從和平狀態轉向軍事狀態」,他稱「這是國家和軍隊領導機構最複雜和最重大的任務之一」。蘇聯的最高決策機構實際上從1927年6月就開始在經濟的各個方面備戰,勞動國防委員會通過決議,為使全國經濟的軍事化和國防化成立了「中央動員機構」,隨後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指令各部作動員工作。



伏龍芝


這種「社會主義工業化」所掀起的武器彈藥的生產高潮就是蘇聯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形勢和背景。這時,蘇聯最高決策人的概念十分的明確:「五年計劃應是一個戰時的國民經濟計劃」。考慮這個計劃的基本出發點有三:一是對蘇聯武裝入侵的不可避免性和動員一切資源來保衛蘇聯的國防;二是工業化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蘇聯的國防能力,工業的區域部署應符合戰略安全,冶金,尤其是有色冶金應保證國防的需要,農業的發展主要應是迅速解決國防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問題;三是任何一種儲備的建立都要全面考慮國防的需要。1928年12月下旬,勞動國防委員會批准了這個動員計劃。1929年7月中旬,蘇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這個計劃,認為它所列出的各項指標還低,還不符合需要,它所戰時的技術基礎還很弱,物質保證遠遠不夠,國防的物資儲備很不足,對於應付戰時的生產準備很不充分。政治局要求修改計劃,並在自己的決議中明確規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期末時武裝部隊發展的硬性指標:軍隊的人數要達到近65萬人(和平時期),300萬人(動員時期),服役的飛機2000架戰鬥機,預備隊500架,儲備1000架;服役的坦克1500輛,預備隊1000——2000輛,儲備1500輛;中口徑和大口徑炮9348門,小口徑炮3394門。政治局的指示說得十分的清楚,蘇聯的武裝部隊「在人數上,在最主要的戰場上應不少於我們設想的敵人,在技術上,要在兩三個有決定意義的武器——飛機、大炮和坦克上比敵人更強大」。

1929年7月,蘇共中央最後通過了這個代號為《c-30》的備戰工業動員計劃,而對世人來說它就是有名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核心,其中心內容用一句簡單的話就可以說明:在最短的時期內,建立50-60個大型企業,重點生產飛機和坦克。因此,從這些事實不難看出,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實際上就是一個備戰的工業動員計劃,這個計劃的一系列硬性指標——「控制數字」實際上就是蘇聯參戰情況下的軍工生產的「控制數字」。因而,也不難看出,這一時期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實際上根本就不是什麼工業化、重工業化,而是竭盡全力的武器彈藥生產化、國民經濟的國防化。


過去,人們只常常微詞於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過分重工業化,但不反對這種工業化的速度。他們認為輕重工業的發展比重是可以研究考慮的事,而速度確實萬萬否定不了的。如果承認第一個五年計劃是以發展軍火工業為中心,就連「重工業化」也還談不上的話,那速度,斯大林的高速度就恰恰是這個計劃的要害之處。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速度越快,「控制數字」就越高,越難以達到,為此,人民就愈益地勒緊褲帶,市場就會愈益地蕭條,通貨就要愈益地膨脹,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就將愈益得嚴重。高速度就意味著高指標、高投資、高強度、高控制和高失敗率。這話怎講?


這就是說,蘇聯當時沒有那麼多的資金去生產那麼多的彈藥,那麼高指標的飛機、坦克和大炮。錢是個常數,用到軍火生產上就不能用到其他的方面去。為了建設50-60個大型企業,撥出的款項占預算投資總額的45%!這就不能不緊縮對其他一切的投資。再加上高額度的國家機構的管理費用,留給普通人的生存、生活和提高福利的錢究竟還能有多少?其次是,錢沒有來路,就那麼多。斯大林曾經誇耀說,蘇聯的重工業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積累和提供了資金。這可信嗎?這是個常識問題,一是重工業的積累資金本來就周期長,二是斯大林的重工業——生產武器彈藥的軍火工業怎麼會在幾年內積累起大規模工業化的資金。一切武器彈藥是消耗的,它們除了在瞬間把自己和它們所碰到的一切化為灰燼外,並不能去從事再生產,更不能創造財富。除非,去從事軍火生意發財,而當時的蘇聯還顧不上從事軍火生意。所以,資金就不能不高度緊張,越來越緊張。事實上,在這個時期,蘇聯政府在凍結物價的同時,也凍結了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和工廠企業中一切人員的工資,以保證所有的錢都能用于軍火生產。此外,一個重大措施就是開始大規模剝奪農業,這就像斯大林自己所說的,強迫農業為社會主義工業化「納貢」。關於資金,其實,這並不是個信不信的問題,這還是個事實問題,各個軍工廠——重工業工廠由於短缺資金常常難以為繼,不斷地向上級——軍事工業總管理局要錢,而總管理局就向國家預算要撥款。如果這些工廠都在大量積累資金,為什麼還要這麼犯難?


為保證生產的高強度,就必然要維持企業中的工作的高強度和實行高控制。政府採取的主要措施,一是不斷增加軍工廠的工人的人數,二是不斷地將軍工廠轉為「臨時動員工廠」,對其生產、生活和工人實行軍事管理和管制,三是實行工廠的24小時工作制,一切人員無權自由辭職和轉換工作。這樣一種強制管理辦法,必然會引起糾紛、矛盾、不滿、甚至對抗和衝突。於是,就有了另一項重大措施,就是把高指標計劃的完不成看成是人為的破壞,階級敵人的破壞,緊接著就是在工廠里不斷地清除「破壞分子」,不斷得查揪「暗藏的敵人」,不斷地更換工廠的領導人。當然,首當其衝的自然是知識分子——工程技術人員。有的數字是很值得人們深思的: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剛剛開始實施時,在軍事工業總管理局下屬的45家軍工廠里有10000名工程師和16500名技術人員,而一年後,經過不斷的清查和清除,只剩下了1897名工程師和4329名技術員!


然而,高指標、高投資、高強度、高控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並沒有達到它預期的高速度。在那時鋪天蓋地得只許報喜不許報憂的宣傳中,當然只能有情緒的高漲、人心的振奮和紅旗漫卷西風的氣概。然而,這一切都是對老百姓而言。可事實上,那些主管軍工生產的部門,那些監督軍工生產的部門是最了解實情的:一份又一份的致最高當局的報告里所說的都是計劃完成的百分比很低,或計劃遠遠沒有完成……所要求的就是問「怎麼辦?」斯大林和其他蘇聯最高領導人明晰嗎?他們是最明晰的,只不過最明晰的人卻要讓最不明晰的人越發地糊塗起來。否則,「社會主義工業化」就無法進行下去,那種領導人要求顯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高速度就無法維持下去。


斯大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四年零三月完成」,它的高速度曾使許多人欣喜若狂。然而,這只不過是一些人製造的神話和另一些人願意相信的神話。此外,這種工業化並不等於是重工業化,在加強和保衛國防的重工業化的旗幟下所掩蓋的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純軍火工業性質和純備戰性質,那種熱火朝天,那種替代一切的軍工生產的後面是整個國民經濟面臨著軍事工業化深淵的處境。這種經濟的軍事工業化愈是向前發展、發展的速度愈高和愈是不可遏制,蘇聯的經濟發展就愈是積重難返,蘇聯就愈是遠離世界發展的真正現代化進程。蘇聯其後的歷史進程可悲地證明了這一點。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畢竟是人類現代化歷史上的一頁篇章,儘管它並沒有把人類引向所設想和預期的輝煌。對於後人來說,前人的成功和失敗同樣都是寶貴的。咂摸咂摸這杯涼透了的濃茶還是有意思的,倒掉了未免可惜。


有了生產武器彈藥的軍工廠並不等於就有了工業化,有了軍工廠並不等於就能實現現代化,有了軍事工業化並不等於就能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民用工業能生產軍用物資不等於就是工業化,有了軍工工業並不等於就有了重工業,有了重工業在投資上的絕對比例並不等於就能實現真正的工業化。所有這一切過去都隱藏在令人眩暈和王二起敬的速度之中。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所要求的速度是近乎瘋狂的。現在瘋狂已經遠去,瘋狂已經消失於永恆之中。但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他的高速度卻迴音尚存,它曾激起的歡愉和理想之光留給後人的遺產是沉重的:速度可以是讚美詩,也可以是預言的悼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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