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眾一心，只為皿方罍漂洋過海榮歸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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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nza
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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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天晚上剛剛結束的《國家寶藏·湖南省博物館》中，黃渤化身國寶「皿方罍」[léi]的守護人，深情演繹國寶曲折的歸國路。
1922 年皿方罍於湖南桃源縣漆家河出土後器身和罍蓋分離，幾經輾轉流散到不同藏家手中。
「The King of 方罍」——「皿而全」銅方罍
罍蓋在1952 年收歸國有後移交湖南省博物館；器身則流落海外，經盧芹齋、姚昌復、包爾祿、淺野梅吉等多位古董商及藏家之手。1950年代後為日本藏家新田棟一收藏。
《國家寶藏》中的盧芹齋
2001 年新田棟一家族交付紐約佳士得進行拍賣。當時上海博物館、台灣知名藏家曹興誠與其他外國藏家參與競投，最後由法國買家以924.6 萬美元競得，創下當時中國青銅器的拍賣紀錄。
《國家寶藏》中的新田棟一
2013年皿方罍再次現身拍場的消息引發各界關注，「完罍歸湘」活動發起人譚國斌與湖南省博物館、全球華人藏家、來自湖南的6家企業通力合作，向佳士得正式提出聯合洽購，在多方支持與努力下，終於洽購成功。
左二為「完罍歸湘」活動發起人譚國斌先生
給佳士得的一封信
器身與器蓋分離近一個世紀的皿方罍，經多方努力終於「身首合一，完罍歸湘」。
鴉片戰爭後，國寶流散世界，其中廣為人知莫過於來自清宮的國寶。眾所周知，1860 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洗劫紫禁城，1900 年八國聯軍再陷北京，清宮又遭劫難。建國後，搶救國寶的行動從未停止，那些漂洋過海的國寶也通過回購、回贈、洽購等多種方式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
在此，點點分享藍玉琦於2013年《典藏》雜誌中國版創刊號的一篇文章《出宮、入市、回歸人民》，文中介紹了五件來自於清宮的重要藏品的顛沛流離回家路，以饗讀者。
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永離水火蟲魚之厄，
使昔賢精魄長存於尺幅之中，
與日月山河而並壽，寧非幸歟？
兩岸故宮，
館藏的重要體系皆建立在清宮收藏上
昔日的皇帝家藏，今日在博物館中開放公眾觀覽。宮中珍藏如何離散？這得從清乾隆說起。乾隆帝絕對是歷史上最喜歡藝術品的皇帝之一，除了今日畫跡上滿滿的乾隆鈐印與題跋，他將中國歷代傳世名跡文物納入清內府收藏，並編撰《石渠寶笈·秘殿珠林》記錄法書名畫，打造一部國寶檔案。
而後，嘉慶皇帝喜用宮中所藏法書名跡頒賜親王與大臣，如：晉陸機《平復帖》賜與成親王永瑆，後於光緒年間為恭親王奕欣所有，其孫溥偉、溥儒繼承。溥儒乏資，最後售予張伯駒，張伯駒於上世紀五十年代贈與北京故宮博物院。
後來的道光帝在賞賜上有增無減，賜與恭親王奕欣宋徽宗《五色鸚鵡圖》、陳容《九龍圖》，侍臣曹文埴元趙孟頫《二羊圖》，這些作品今為美國波士頓美術館、佛利爾美術館收藏。清宮賞賜只是小小的開端。
1860 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洗劫紫禁城、圓明園，後者付之一炬；據推斷圓明園當年的文物數量不會少於150 萬件，又依《石渠寶笈》，藏於圓明園的書畫計有200 余件，若無火焚湮滅，則多流向海外。1900 年八國聯軍再陷北京，清宮又遭劫難。清宮家傳寶傳到末代皇帝溥儀，再也守不住了。
現今佚失在民間的作品多因晚清宮廷制度鬆弛，溥儀年幼即位，不少朝臣哄騙皇上賞賜，至1919 年時，紫禁城內已是小朝廷，「那時宮內開支仍然十分龐大，而優待條件規定的經費，年年拖欠。內務府為了籌辦經費，每年都要拿出古玩字畫金銀瓷器去變賣和抵押。＂
而後1922 年溥儀以「賞賜＂溥傑之名，將書畫文物運出宮外，包括有東晉王羲之的《曹娥碑》、《二謝帖》、顧愷之《洛神賦圖》，唐代歐陽詢《行書千字文》、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宋米芾《吳江舟中詩》、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宋徽宗趙佶《瑞鶴圖》，元朝趙孟頫《歸去來辭》等，僅1922年9 月4 日至1923 年1 月28 日，即統計有珍貴圖書502 函及210 部，字畫1, 353 件。其後皇宮珍寶經溥儀運至天津張園，再到東北偽滿洲國長春小白樓、通化大栗子溝，一路流散而出。
宮苑草深，
皇宮裡的寶物散佚至民間，
中國文物流布在世界
於今，在書畫方面，可由《石渠寶笈》、《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國寶沉浮錄》知悉清宮流散出的書畫。器物方面，雖有從乾隆二十年開始陸續繪製的陶瓷和青銅器圖冊，如乾隆五十年代的《珍陶萃美》和《精陶韞古》，但缺乏像《石渠寶笈》般大規模的整理造冊，復因清朝燒造御制款器物總量極大，若要判定該品是否為清宮內府所用而後流傳民間，有一定難度。
不論法書名畫、器物文房，這些寶物們輾轉離散，或流入歐美日各地館藏，或由私人收藏，流入民間的書畫作品有多少件？據楊仁愷2007 年再版之《國寶沉浮錄》記載：晉至清代法書名畫有1,331 件，於中國文博單位收藏有1,288件，私家收藏約37 件，經市場而重現於世者共有52 件。於今初步統計資料，扣除重複者，曾在市場中出現並能與《石渠寶笈》著錄內文相對應者已超過200 件。書畫作品比例懸殊，畫作與書法約為八比二，最少為緙絲；在作品時代上以清朝最多，其中又以朝臣畫家為主，明代居次，宋代再次，元代則為最少；形式上以手卷為多，畫題表現則以山水居首。
國寶出了宮又入宮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中國文物拍賣市場逐漸成形，當時的圖錄中即有不少名件標註有「此拍賣品僅限於境內博物館、圖書館、國有企業單位競買＂，文博單位經由「定向拍賣＂的方式，使不少作品重新回歸國有。隨著拍賣價位高漲、購藏經費所限等因素，國家文博單位要經由市場購藏名作也日趨困難。北京故宮博物院在書畫方面，由拍場迴流者有:《隋人出師頌》、宋張先《十詠圖》卷、宋米芾《研山銘》卷、宋高宗《敕詹棫、王曮易任牒》卷、宋孝宗《敕詹棫及夫人等書》卷、宋孝宗《賜詹騤詩拓及詹騤謝表》卷、宋孝宗《授詹儀之文林郎敕牒》卷、宋朱熹等三家六札卷、明沈周《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清石濤《高呼與可圖》卷……等，其中不乏從清宮散佚出的瑰寶。以下僅就部分清宮舊藏經由拍賣市場進入博物館者舉例：
市場拍品，首入中國繆斯殿堂
張先《十詠圖》
1995 年10 月5 日北京翰海「中國繪畫（古代）＂編號311 北宋張先《十詠圖》手卷，設色絹本，通長52×651.6 公分，估價待詢，由北京故宮博物院以人民幣1,980 萬購藏。
北宋 張先，《十詠圖》，絹本設色，北京故宮藏。
《十詠圖》是北宋熙寧五年（1072）詞人張先82 歲致仕家居，將其父張維生前所詠自愛詩十首《吳興太守馬大卿會六老於南園人各賦詩》、《庭鶴》、《玉蝴蝶花》、《孤帆》、《宿清江小舍》、《歸燕》、《聞砧》、《宿後陳庄偶書》、《送丁秀才赴舉》、《貧女》圖繪，取景吳興南園，每段並具行楷書詩。
此卷於南宋時為賈似道所藏，並據周密《齊東野語》記載有「先世舊藏吳興張氏《十詠圖》＂之說，可知南宋末年至元初時收在周密家，其好友趙孟頫《松雪齋集》亦見有此圖題詩。後經明代內府及清內府遞藏，溥儀以賞賜溥傑之名流出宮外，散於民間、不知下落。1995 年，原北京文物店總經理秦公說服《十詠圖》持有者將此畫在北京翰海秋季上拍，並請啟功、徐邦達、謝稚柳、劉九庵、傅熹年等鑒定《十詠圖》，無論從歷史流傳還是文獻記載，證明這是張先僅此一幅的繪畫孤本；畫中山石皴法及布局構圖，大體承襲荊浩、關仝北派山水系統，為北宋前期的風格。此作開拍時，由時任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的馬自樹和書畫鑒定家徐邦達親自到場，由電話委託席代為競買，最終由北京故宮博物院以人民幣1,980 萬元購藏。此卷開了中國公家博物館從藝術品拍賣市場購買文物的大門，也是中國市場拍賣品入主博物館殿堂的首例。
帝王寶翰長卷，進駐滬城
宋高宗《真草二體書嵇康養生論》
2000 年11 月6 日中國嘉德「中國古代書畫＂編號898 宋高宗《真草二體書嵇康養生論》，水墨紙本，23.5 cm×602.8 cm，正文共2,472 字，估價人民幣600 萬至800 萬元，由上海博物館以人民幣990 萬元購藏。
宋高宗，《真草二體書嵇康養生論》( 局部)，水墨紙本，23.5cm×602.8cm，上海博物館藏。
宋高宗趙構曾自言「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仿，未始一日舍筆墨，＂其存世書法作品不多，以遼寧省博物館藏《草書洛神賦》著稱。以真草二體書之，則可見上海博物館藏趙構《臨虞世南真草千字文卷》絹本，其書雖得虞世南之圓潤，然略乏筆力。
本卷《真草二體書嵇康養生論》無作者款，書於金粟山藏經箋，以真書與草書間夾排列寫成，由卷後鈐「德壽御書＂朱文印來看，可知此為趙構55 歲後遜位稱太上皇時所書。用筆潤媚圓和，精奧純正，豐腴圓潤又不失清逸之氣，溫柔妍婉頗具清和流宕之象。
宋高宗，《真草二體書嵇康養生論》( 局部)，水墨紙本，23.5cm×602.8cm，上海博物館藏。
結字疏朗秀整，真書工穩而韻意縈繞，草書流動而意態沖和，互為映照，氣暢理順，充溢著勻整平和之美。最難得的是，此卷雖劃以朱絲欄界格，然通體卻牝牡相銜、氣韻自然。可見歐陽詢、虞世南楷書體式，嚴守草書格則，並受智永《真草千字文》的影響，其直從二王法度而來遒美圓熟的運筆結字，形成高度和諧。
宋高宗，《真草二體書嵇康養生論》( 局部)，水墨紙本，23.5cm×602.8cm，上海博物館藏。
此時期編刻「閣帖＂之風空前興盛，作為宋代酷愛書法的君王，將晉唐的書法奉為圭臬，宋徽宗趙佶如此、九世孫宋高宗趙構亦如此，由《真草二體書嵇康養生論》映證了這一事實。是卷曾入宋元內府，明代為楊一清等收藏，清初歸梁清標後藏於清宮，清亡後流入民間。此卷於2000 年現身市場，經上海博物館以人民幣990 萬元購藏，並發表於官方網站典藏精選書法類項中。
北京故宮再獲書史關鍵作品
隋人書晉索靖《出師頌》手卷
2003 年7 月13 日中國嘉德「古籍善本＂編號1657 隋人書晉索靖《出師頌》手卷，21.2 cm×29.1cm，估價待詢，經北京故宮以人民幣2,200 萬元購藏。
隋人書晉索靖《出師頌》( 局部)，21.2cm×29.1cm，北京故宮藏。
歷代見於著錄的章草《出師頌》墨跡有二，一為「宣和本＂，一為「紹興本＂。2003 年嘉德十周年春拍推出《出師頌》正文部分，北京故宮博物院意欲購買，邀請徐邦達、啟功、朱家溍、傅熹年、楊新、單國強一同鑒定。專家們一致認為，該作品確為見於歷代著錄的《隋人書出師頌卷》，其南宋紹興內府藏印和卷後的南宋米友仁題跋均真；引首用紙所繪龍形則為明代風格，宋高宗「晉墨＂二字和畫押印章與真跡不符，應為明代拼配，但並不影響作品本身的價值；加之該作品原為清宮舊藏，後流散於社會，是重要文物，因此一致建議應由北京故宮博物院購藏。在流傳史上，此卷於唐代經太平公主、李約、王涯先後鑒藏；南宋紹興年間入內府；明歸王世懋；清初由安岐收藏，後入乾隆內府，並刻入《三希堂法帖》；1922 年溥儀以賞賜溥傑的名義攜出宮外，1945 年後散落匿於民間。據楊仁愷記：「此卷在長春偽宮小白樓中被國兵爭奪，卷尾題跋已與原作品分離，中國嘉德先期將題跋於小拍時拍出，現為私人所藏。＂
北京故宮購買此卷時因作品真偽與價位引發外界質疑，院方事後以正式的文字稿響應輿論，表明北京故宮文物徵集方針是「徵集原清宮遺散在外的文物和各藝術門類的精品＂，並說明理由；此作亦在隨著學術討論研究和公開展出後，漸次平息爭議。單國霖文《存世〈出師頌〉墨跡本與刻本關係考》中說明「《出師頌》的古寫本，在歷史上曾經存在過多種，在書法史上備受帝王、書家和文人的珍視。至今最高古的南朝梁蕭子云的手跡已蕩然無存，宣和天府本墨跡也杳無蹤影，唯有紹興內府本碩果僅存，猶為我們提供了除西晉陸機《平復帖》之外，最高古的章草書原跡。＂據知，時北京故宮收藏之隋代書作僅《隋人寫經》一件，其歷史、藝術價值與《出師頌》無法並論，藉由購藏《出師頌》，加強了北京故宮藏品在早期書法史關鍵環節上的重要性。
50 余儒聖，形象典範長存首博
（傳）閻立本《孔子弟子像》
2002 年春季中貿聖佳「中國書畫（海外）＂（傳）唐閻立本《孔子弟子像》，設色絹本，32.3cm×870cm。未上拍，於拍前由首都博物館以人民幣800 萬元購得。
( 傳) 唐 閻立本，《孔子弟子像》，絹本設色，32.3cm×870cm，首都博物館藏。
此卷繪孔子弟子立像，現存59 像，無名款。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單國強著文《唐閻立本〈孔子與弟子像〉卷初鑒》考證，以此《孔子弟子像》與北京故宮藏宋元佑三年、佚名《七十二賢像》兩圖對照，「兩圖的人物體貌十分相仿，孔子、子淵、子路等人尤其相像，面貌、穿戴與動作、朝向都大體一致。兩圖也許出自同一稿本，也可能是此本臨自彼本。
( 傳) 唐 閻立本，《孔子弟子像》，絹本設色，32.3cm×870cm，首都博物館藏。
是否可以這樣說，兩圖如此巧合絕非偶然，明顯是複本畫，即一稿兩本；其二：兩圖的畫法共同處很多，如人物造型均為短粗，雙目都呈丹鳳眼，衣紋多是流暢的琴弦描，設色素淡，基本用了平塗法。可以肯定兩圖時代相近。＂單國強再與宋王利用《寫神老君別號事實圖》卷( 美國納爾遜博物館藏) 比較，得出以下結論：《孔子弟子像》卷的作者不是唐代閻立本，從畫法判斷，很可能為北宋作品。而絹質粗稀，非宋代宮內精細的貢絹，屬於民間用絹，此材質與出自民間畫家之手的該畫水平亦相吻合。
( 傳) 唐 閻立本，《孔子弟子像》，絹本設色，32.3cm×870cm，首都博物館藏。
此卷無明代以前鈐印，鑒藏印記均為清代。然其裝潢形式屬明代，包首為明錦緞，有諸多摺痕，推測入清宮後未經重裱。清初藏於內府，後於順治三年（1646）欽賜給大學士宋權，再傳其子宋犖，乾隆二十二年（1757）宋氏後人轉鬻他所，為蔣溥購得，即貢入內廷，而後流出皇宮，20 世紀初被日本軍火商買走，列入日本文化財（即日本國寶）。2001 年中貿聖佳公司徵集到這件珍品，在12 月拍賣預展時引起海內外關注，有上海博物館等多家博物館表示購買意願。後經中貿聖佳總經理易蘇昊親自勸說物主，將此畫以人民幣800 萬元轉賣給當時經濟實力難以競買的首都博物館( 時址在北京國子監孔廟內)。
清宮廷御用佳器，覓得永久新歸宿
清乾隆《外粉青醬釉地描金銀蓮紋粉彩鏤空三多瓜果
內心繪青花纏枝花卉紋六角套瓶》
2000 年5 月2 日香港蘇富比「中國瓷器及工藝品＂編號639 清乾隆《外粉青醬釉地描金銀蓮紋粉彩鏤空三多瓜果內心繪青花纏枝花卉紋六角套瓶》，高40.6cm、徑11.4cm、底徑12.4cm，原估價待詢，北京市文物公司以2094.7 萬港元拍回，後捐藏於首都博物館。
《外粉青醬釉地描金銀蓮紋粉彩鏤空三多瓜果內心繪青花纏枝花卉紋六角套瓶》
乾隆初年，為迎合新皇帝的喜好，唐英試製了一些奇特品種，瓷器史上最為精巧的鏤雕器、套瓶、轉心瓶，於焉誕生。本件鏤雕六角套瓶，內為青花瓶，外為粉彩，腹部雕刻六組鏤空花果紋，燒製成型難度極高，疑即是乾隆八年（1743）唐英奏摺中所稱「夾層玲瓏交泰瓶＂等九種新擬式樣之一。套瓶瓶身紋飾和釉彩，洋溢著中西合璧特色，與約當同時動工的圓明園西洋樓風格雷同，尤其是在淡乳褐色地上，以金銀雙色勾繪出纏枝「洋蓮＂，無論明暗或線條皆帶著濃厚歐風，繁縟華麗、工藝精緻。據此瓶所貼「Fonthill Heirlooms＂收藏標記，可證明是1860 年英法聯軍之役期間，被當時英國公使額爾金（James Bruce Eigin，1811 ～1863）的私人秘書洛克爵士（Henry Brougsham Loch）攫取帶回英國，後售予莫里遜氏的圓明園遺物。此瓶原是圓明園中乾隆皇帝的觀賞瓷，亦可賴以確認。
此瓶原為一對。另一隻在1988 年5 月的香港蘇富比拍賣會上，由台北鴻禧美術館以170 萬港元購藏。2000 年5 月2 日香港蘇富比春拍此瓶引起中國各界注目，時任北京市文物公司總經理秦公委託身在香港的朋友劉岩、董國強（現任北京匡時總經理）代為舉投買牌，同場競爭的還有台灣「寒舍＂王定干，最後由北京市文物公司以2.095 萬港元競得。此瓶最終於秦公逝世六年多後，在北京市文物局主持下，捐撥給坐落在北京長安街的首都博物館新館，成為該館的鎮館之寶。
文 |藍玉琦
圖 | 本刊資料室
本文原刊載於2013年《典藏·畫刊》5月刊，原標題為《出宮、入市、回歸人民——博物館敲響市場大門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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