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蔣介石與「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主義——基於張學良回憶的討論
作者簡介：李東朗，男，1956年出生，陝西人，研究生學歷，教授，博士生導師。現為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主要從事中共黨史的教學和研究，科研方向民主革命時期黨史。撰寫《抗戰不能忘卻的事件》,先後主編《長征全史》(二人)、《影響二十世紀中國的十件大事》等著作8部、參寫10餘部，在《中共黨史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黨的文獻》、《抗日戰爭研究》、《黨建研究》、《黨建》、《光明日報》、《黨史研究與教學》、《人文雜誌》、《百年潮》、《理論前沿》、《學習時報》等刊物上，發表論文百餘篇。
不抵抗主義使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的陰謀輕易得逞,造成東北淪陷、日本向關內大肆侵略的非常嚴重的後果,因此受到普遍的批判和譴責。不抵抗主義誰之過?成為頗受關注和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20世紀90年代,張學良「開口說話」,述及其生平重大經歷,其中對「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問題多有闡述。張學良關於不抵抗問題的回憶主要包含三個方面的含義:一是,「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命令是他下達的。二是,他之所以下達不抵抗的命令,是沒有想到日本會大規模地進攻,是對日本侵略形勢的判斷錯誤,「我情報不夠,我判斷錯誤!」 三是,不抵抗命令與國民黨中央具體講與蔣介石無關,國民黨中央和蔣介石沒有下達過這樣的命令。張學良的回憶,引發研究不抵抗主義的熱潮,中國知網1990年至2015年間,以「不抵抗主義」為主題詞的文章達467篇之多。關於不抵抗主義的責任的討論,有人認為不抵抗令出自張學良,張學良應對此負責; 有人認為「不抵抗主義」源自蔣介石和張學良的「力避衝突」的共識,因此二人均應負責; 有人認為張學良應對狹義的「九一八」事變的處理負直接責任,蔣介石應對廣義的「九一八」事變的處理負主要責任; 有人認為「不抵抗主義」的始作俑者是蔣介石,張學良不過是一個自覺的執行者; 有人認為不抵抗是蔣介石和張學良在權衡利弊得失後做出的主動選擇; 有人認為張學良和蔣介石在不抵抗問題上的基本態度是大體相同的。 等等,眾說紛紜,認識分歧。通覽各種研究成果,張學良的回憶是重要的論據。有鑒於此,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主要圍繞張學良的回憶做一些討論,就不抵抗主義的形成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見。
一
張學良所謂「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的命令,是他下達的,蔣介石未曾有過此類指令的回憶,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1990年,張學良在接受日本廣播協會採訪時,針對不抵抗主義的責任問題說:「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確實,當時中央給過我一個指示,但內容不是不抵抗。當時的中央政府行政院長是孫科,他下達的指示是『相應處理』。『相應處理』意思就是根據狀況做適當處理,換一句話說就是中央不負責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國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的政策。我反覆說過,當時沒想到日本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如果當時知道日本的真正意圖,事態很可能是另一種結局。」 同年張學良在與歷史學家唐德剛的談話中說:關於「九一八」事變不抵抗,「我要鄭重地聲明……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他解釋說:「當時,因為奉天與日本的關係很緊張,發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幾個事情。那麼我就有了關於日本方面的情報,說日本要來挑釁,想借著挑釁來擴大雙方的矛盾。明白嗎,我已經有了這樣的情報。所以,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日本人在東北同我們搗蛋不是第一次了,他搗了許多年了,搗了許多次了,每次都是這樣處理的嘛。」唐德剛因社會傳言張學良把蔣介石給他的不抵抗命令的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而詢問蔣介石是否給他下達過不抵抗指示時,張學良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並且說:「那個時候,蔣公根本就不負責任,他不負這責任,我也根本沒有向他請示的必要。我要請示也是向南京政府請示,沒有必要打電報給他,你說是不是?」 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與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等人的談話中,再次說明:「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借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
張學良的上述回憶,反覆說明「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命令,是他下達的,蔣介石無此令。語意明確,斬釘截鐵,毫不含糊。
揆諸史實,張學良的這個回憶是成立的。第一,「九一八」事變以後,張學良和參與處理「九一八」事變的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遼寧省主席臧式毅都明確說明,不抵抗之令出自張學良。「九一八」事變後,當時的媒體在採訪榮臻後的報道中說:「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時,榮臻「當即叫北平長途電話,向張副總司令報告,並請示應付方法。其時北大營駐軍長官由電話中向榮請示,榮命令全取不抵抗主義,繳械則任其繳械,入占營內即聽其侵入,並告以雖口頭命令亦須絕對服從」。在獲悉日軍進攻迫擊炮廠及火藥、兵工兩廠以後,榮臻再次用長途電話向張學良報告,「副總司令諭仍取不抵抗主義」。 臧式毅於1951年7月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寫的交代材料中,在談及「九一八」事變的應變時寫道:「會同總司令部留守參謀長榮臻急電北京,向張學良總司令報告並請示應付方策。奉命是採取不抵抗主義。」
事變後,張學良公開宣示他曾下令不抵抗。9月19日,張學良在接受天津《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說:「實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即日軍犯我北大營時,亦毫無抵抗。」 當天下午,他在向外報記者講述「九一八」事變時說:對於「中日衝突事件,惟東北軍既無抵抗之力量,亦無開戰之理由,已經電沈,嚴飭其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 9月20日晚,張學良在與外報記者談「九一八」事變時,再次說:「余窺透日軍擬在滿洲有某種行動後,即令部下倘遇日軍進攻,中國軍警不得抗拒,須將軍械子彈存入庫房。當日軍進攻消息傳來時,立時又下令收繳軍械,不得作報復行動,故當日軍開槍與機關槍並用炮轟擊北大營與其他各處時,中國軍隊並無有組織之報復行為。」
張學良、榮臻、臧式毅三人俱為「九一八」事變的當事人,他們的敘述一致,並且張、榮是事變之時的敘述,應該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
第二,蔣介石下達不抵抗指示的相關記述存在漏洞。以往關於不抵抗指令來自蔣介石的主要依據,是曾經擔任張學良的機要秘書郭維城的回憶。郭維城回憶說:「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將軍在北平,一夜之間,十幾次電南京蔣介石請示,而蔣介石卻若無其事地十幾次複電不準抵抗,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一律點交日軍。這些電文一直到現在還保存著,蔣介石是無法抵賴的。」 但是,現有研究表明,「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蔣介石不在南京。蔣介石1931年9月18日晚9時半(即「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前)乘永綏艦前往南昌督師「剿共」,9月19日晚抵達南昌。這可以從9月19日晚蔣介石致張學良的電報和日記得到證實。蔣介石在致張學良的這封電報中說:「北平張副司令勛鑒: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滬電,知日兵昨夜進攻瀋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有拆毀鐵路之計劃,其藉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力辟之。近情盼時刻電告。蔣中正叩。皓戌。」 「皓」,即19日,「戌」,即大約21點至22點之間。當晚,他在日記中寫道: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瀋陽兵工廠,並佔領我營房。刻接報,已佔領我瀋陽與長春,並有佔領牛庄消息。如此,證明郭維城的回憶有誤。既然「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蔣介石不在南京,並且不知道「九一八」事變發生,因此也就不可能發出對尚不知情之事件的指示。
上述材料證實,張學良關於「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命令出自他手、蔣介石未有此令的回憶,是準確的。
二
但是,張學良關於「九一八」事變發布不抵抗命令的原因的回憶,即他關於對日軍侵略情況誤判的回憶,所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與歷史場景存在很大的事實出入。
1931年7月2日萬寶山事件發生後,7月6日,張學良收到時任國民政府外交次長的王家禎從「東京諸友」那裡獲得的日本對華政策的報告。該報告說:日本方面為了解決其領土狹小而帶來的困難,「不得不急遽在大陸(指滿蒙)定國家基礎」,其「進行計劃為,以朝鮮為根據地,以朝鮮人為與中國人衝突的先鋒。日本以全力後援之,用武力侵略中國」。 根據這個情報和日本借萬寶山事件大肆製造事端的情勢,張學良認識到日本「推展其大陸政策,有急侵滿蒙之意」。 此後,他不斷得到「日本對東北之密謀」的情報。如8月9日,他在給協助張作相料理東北政務的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秘書廳廳長吳家象的電報中,轉述從日本得到的情報:日本政府「擬乘我國時局不靖,欲一手解決所謂滿蒙問題」,日本當局「虎視耽耽,往往藉口我官憲侵犯日本既得權及壓迫鮮人,欲使衝突發生,然後乘機動兵,其陰謀甚大」。 基於這些情報,張學良認識到日本的動作,「事既關係滿蒙存亡」,於是他連續兩次致電蔣介石,提議討論應對之策,並與時任東北邊防副司令長官兼吉林省主席、有東北軍「輔帥」之稱的張作相和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有許多互動。如7月7日,張作相專門到北京與其商討萬寶山事件解決辦法。 8月17日,日本政府公布中村事件「調查報告」,歪曲事實真相,大肆煽動戰爭狂熱。銜張學良之命與日本朝野疏通的湯爾和多次從日本向張學良報告:「中村事此間軍人方面極為激昂」,日本陸相南次郎「於中村事,態度極嚴重」。 國民政府駐朝鮮總領事張維城也連續報告:「連日日報登載中村大尉事件,鼓吹武力解決。」並且報告了日本當局的軍事動態:「據報載,日本政府擬移駐內地師團於朝鮮、滿洲各五千人,共一萬人。」 根據這些信息,張學良知悉「日方對中村事件表示極嚴重」、「日陸軍方面異常憤慨」。 特別是日軍在瀋陽等地頻繁進行武裝演習,挑釁不斷。日軍將在東北製造大事端,當時已為東北軍上層熟知,事變「前數日,沈政界已傳有日本將向東北實力發動之說」。 對此形勢,張學良是非常清楚的。他在9月20日晚對外國記者談話中說:「此事發生,在日本已有數星期之煽動」,並且「余窺透日軍擬在滿洲有某種行動」。甚至30多年後,他仍回憶說:「日本野心家,先利用萬寶山事件,再利用中村事件,在國內大肆煽動,以期鼓盪,欺騙日本民眾,思以製造成侵華是正當之行動的觀念。當時我方已知此種情形」。綜上所述,張學良對萬寶山事件特別是中村事件以後日本當局狂躁侵華的態勢、東北面臨日本嚴重軍事威脅的形勢,是相當了解的。
即使退一步說,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對日軍侵略陰謀不甚清晰,那麼事變後日軍向東北全境擴展的情勢下,他總應該洞悉日軍侵略東北的意圖了吧。事實上,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後一再指出:「日人之目的殊堪疑慮」,「日軍突然襲擊瀋陽,並將該處與滿洲其它各處佔領,成一作戰行動」。「全般事件,系極端越軌行為。」但他在22日仍指示所部,如果日軍進攻,「應即避免衝突,暫向安全地帶退避,以期保全」,並以「至要」而強調之。 9月26日,他在給東北軍的指示中嚴厲譴責日軍的侵略行徑:「日本突然採取侵略暴行,驅使軍隊,大舉進攻,佔領我城池,屠殺我人民,時至今日,其兇惡的氣焰絲毫不減」。然而他又再次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一、此次之所以命令不抵抗主義,是因將此次事變訴諸於國際公審,以外交求得最後勝利。二、尚未到與日軍抗爭之時機,因此各軍將士對日人依然平常那樣對待,不得侵害。」 這樣的決策,很難說是因為形勢判斷錯誤所造成的。
基於上述事實,張學良所謂對日本的侵略野心失察、「判斷錯誤」似嫌簡單,也不準確。也就是說,張學良針對日軍大規模侵略下達的不抵抗命令,不是簡單的形勢誤判的問題,而是另有原因。
三
實際上,深刻影響張學良「九一八」事變決策的,是蔣介石此時的對日方略和東北與國民黨中央的關係。蔣介石與不抵抗主義是否有關聯?答案應是確定的。
目前學術界已對以往用於論證蔣介石指示張學良不抵抗的兩個材料提出了質疑。一是「銑電」,即蔣介石1931年8月16日致張學良的電報。該電稱:「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該電出自時任張學良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洪鈁的回憶文章,但迄今沒有查到「銑電」的原始檔案。台灣學者劉維開說他遍查台灣「國史館」庫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亦不見此則電報」。 這就是說,洪鈁回憶中所述的「銑電」是孤證,其可靠性存在疑問。一是時任東北軍獨立第九旅中將旅長何柱國的9月12日蔣介石、張學良石家莊會面說。何柱國回憶說:蔣、張會談後,張學良親自告訴我,蔣介石對他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只有提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如果我們回擊了,事情就不好辦了,明明是日軍先開釁的,他們可以硬說是我們先打他的,他們的嘴大,我們的嘴小,到那時就分辯不清了。」過了一個星期,「九一八」事變果然爆發了,張學良下的一道道不準抵抗的命令的來源和真相就是這樣。 但據蔣介石《事略稿本》記載,蔣介石9月12日整日在南京活動:「上午,與夫人等至天保城浙軍紀念塔野餐。下午,吳忠信持粵方汪兆銘等複電。」 並且有吳忠信的日記予以證實。何柱國的9月12日蔣、張會面說,難以成立。
但是,即使擯棄上述兩個論據,仍無法排除蔣介石的對日應對之策對張學良所產生的影響。
通覽張學良這一時期處理政務的理念,突出的是兩點。第一點是外交歸中央。「中央主外交,地方主內政」,即「對外問題由中央負責辦理」。1930年11月至12月間,張學良在列席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期間,與蔣介石商定,東北外交完全歸中央辦理,內部事務則徵詢張學良意見。由此,其後東北政委會「凡遇地方交涉重要案件」都「先直電請示」。其時作為張學良要員的戢翼翹回憶說:東北「易幟」以後,張學良「把對日外交全交中央,有問題向中央推」。這種理念,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後仍一以貫之。他9月20日在回答記者問題時宣稱,關於「九一八」事變的處理,「對此事全國一致,當然歸中央應付。倘此事由國聯討論時,亦將由中央處理。」9月28日,張學良接見北平抗日救國市民大會代表時,再次申明:「關於外交問題,必聽中央政府指揮,決無自行辦理之事」,「兄弟諸事皆聽命中央辦理」。第二點是服膺蔣介石。對蔣介石的方略和行動,採取接受和積極贊助的態度。如1931年6月6日蔣介石發表以「剿滅赤匪」為主旨的《出發剿匪告全國將士書》,張學良於6月8日即發出《復蔣介石電》,稱讚蔣介石:「鈞座負經文緯武之資,秉遺大投艱之任,謨猷籌劃,海內同瞻。」表示「學良忝膺重寄,陳力戎行,仰指示之周詳,幸遵循之有自,除將鈞旨轉諭所屬外,敬當獎率師旅,惟鈞座之命是從」。其時蔣介石的注意力放在「剿共」和「平定」在廣東另立政府的國民黨內反蔣派上。7月23日他在南昌發表《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書》說:「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7月24日,張學良在既發給蔣介石又公示全國的《響應蔣介石安內攘外通電之通電》中表示:「奉讀梗(23日)政通電,宣示廓清障害匡濟時艱之宏旨,謨猷深切,大公無私。循復再三,莫名欽服。」「學良奉教承義,志切服從,擐甲執戈,惟殷待命。」9月1日,蔣介石在漢口發表《為呼籲和平告全國同胞書》說:「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冀其他。」9月5日,張學良再次致電蔣介石,表示擁護:「學良夙凜服從」,「茲奉諄誥,倍有遵循,敢勉馭駘,唯力是視,敬陳末悃,伏維鑒察。」直至1946年,張學良在回顧這段歷史時仍在日記中寫道:在東北執政三年期間,「我一意的擁護中央,依賴中央」。因此可以說,這一時期是蔣介石和張學良合作的「蜜月期」,張學良擁戴、追從蔣介石的立場非常明顯。
在「外交」歸中央的理念支配下,張學良在面臨日軍嚴重威脅的危機時,就把如何應對的問題交給了國民黨中央。1931年7月萬寶山事件發生後,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挑釁和進逼,張學良自忖僅只東北軍不是日本的對手,因此於7月6日致電東北政委會,指示:「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償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力避衝突,以公理為周旋。」但他深感「日本對東北之密謀」的嚴重性,要求國民黨中央統籌應對。他兩次密電蔣介石:「東北之安全,非藉武力無以確保,日本既一意對外,我方亦應有所自省。」「由萬寶山事件及韓人排華風潮以觀,日本推展其大陸政策,有急侵滿蒙之意,已無疑問;無論其對手為中國抑或為蘇聯,事既關係滿蒙存亡,吾人自應早為之計。」據其時與張學良密切來往的顧維鈞回憶:早在瀋陽事件之前的夏天,張學良就向蔣介石提出「對日採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
在服膺蔣介石心理支配下,張學良接受了蔣介石的應對日本威脅之策。
7月11日,蔣介石就萬寶山事件致電張學良,稱日人行事狡猾陰險,要求東北當局保持冷靜,小心應付,避免抗議行動過激,風潮擴大,強調「此非對日作戰之時」。次日,時任國民黨中央常委和國民政府審計長的于右任致電張學良,稱:「中央以平定內亂為第一,東北同志宜加體會。」 據此,張學良致電東北政委會,指示:「對日不能開戰,只能據理以爭,並須制止民眾反日運動。」 7月12日,蔣介石自江西再次致電張學良:「發生全國的排日運動時,恐被共產黨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時對於中日紛爭,更有導入一層紛亂之虞。故官民須協力抑制排日運動,宜隱忍自重,以待機會。」 張隨即複電表示接受蔣介石的指示:「努力隱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間隙。」
此外,蔣介石7月23日公開宣示的「攘外必先安內」方針,以及8月4日致電國民黨中央的對當前國民排日運動「應取慎重態度,免為日方借口」, 應該都對張學良產生了影響。特別是張學良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秘書長王樹翰轉達了蔣介石的指示:不必驚慌,有九國公約及國際聯盟,日本不能強佔我領土。萬一進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擴大,處理困難。 這應該是深契張學良之意的。「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提出的訴之國際聯盟的方案,應該最早出自於此。
另外,張學良基於日本實力強大的現實和中東路事件的教訓,知道抗日必須全國一致,東北軍若孤軍作戰,不過是作「無謂的犧牲」,而且還可能「擴大事態」,招致更大的災禍和苦難。 由此,更加堅定了在應對日本威脅問題上必須與國民黨中央一致的理念。
據常鉞、饒勝文所著《九一八事變背後的角力》記載:1931年9月,南京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給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發來密令,指示:「查中日情形之惡化,素有緣由,如該公使之報告,因東三省與日本接壤,交涉案件靡月無之,涉及常駐軍與鮮民之案件尤為重大。此亦被日本方面作為借口,進行挑戰之借口,實為橫蠻無理之至。日方雖有任何行動。此時應以鎮靜態度相待,萬不可輕率行事,致啟戰端。」該電報還指出:「頃據駐日使領館報稱:近來日本各政黨,不問當政與否,皆對我國絕對無誠意與親善之態度,反而採取積極之侵略政策。最近,日政府當局,有以我國在東北修築對於滿鐵之並行線、對抗滿鐵特殊權利、我國正規軍隊殺害中村大尉、青島民眾襲擊日本僑民、在東北各地壓迫鮮民、組織排日會為口實,實行挑戰準備之舉。而且,日本陸軍當局已公然通告常備及預備役軍官,必須在滿蒙方面積極地進行作戰準備,並採取如下充實各種實力之行動。……查日人對中日各交涉案之無誠意,國人早已洞悉,而且,其對滿蒙之侵略政策亦固人所共知。今又以中村大尉事件及滿鐵並行線和鮮人壓迫事件為名,進行挑戰準備充實軍備,我東三省必首當其衝。……滿鐵沿線之常駐軍又有越界演習之舉動,可見其居心叵測。故而,將所探知之情況報告如上,請予注意。」
如前所述,張學良在萬寶山事件後曾要求抗日,但蔣介石的「現非抗日之時」、「宜隱忍自重」和依靠國際聯盟的方針,打消了他抵抗的念頭。於是,兩人在「力求避免與日人發生衝突」上達成高度的共識。於是,9月6日張學良向在東北的大員發出一份電報指令:「查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釁,我方務須萬分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此即「九一八」事變歷史上的「魚電」。由此,「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下達、東北軍執行了「不抵抗」的命令。
綜上所述,雖然「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沒有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但這不等於蔣介石與此無關。事實是,張學良發出的不抵抗命令,與蔣介石的有關指示是密切相關的。張學良所謂蔣介石和不抵抗主義沒有關聯的回憶,是難以成立的。
四
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在「九一八」事變後的決策,證明不抵抗主義是國民黨當局應對日本進攻的共識和基本方針。
9月19日,在獲知「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中執委常務委員會議討論了應對之策:「會議中,眾意對外仍采訴之國際聯盟,請其主持公道」。當日晚蔣介石致電張學良:「接滬電知日兵昨進攻瀋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有拆毀鐵路之計劃,其藉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力辟之。」面對日軍進攻,蔣介石僅僅提出了反駁日軍污衊的問題,即宣傳問題,而對日軍進攻這個需要關鍵應對的問題,沒有主張,更無明確抵抗的指示。9月20日,國民黨中常會作出決議:「對日武力可退讓,交涉決不放鬆。」9月21日下午2時,在蔣介石回到南京後召開的國民黨黨政軍要員會議上,蔣介石明確把依賴國聯作為主要對策:「余主張以日本侵佔東三省事實先行提交國際聯盟與簽約非戰公約諸國,此時唯有訴諸於公理,一面則團結國內,共赴國難。忍耐至於相當程度,乃出以最後自衛之行動。」可見,訴之國聯是國民黨應對「九一八」事變的基本方針。
這裡需要討論一下,「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下令不抵抗的依據是「將此次事變訴諸於國際公審」,國民黨中央也是訴之國聯,如此高度一致,毫無歧義。這是瞬間決策的不約而同,還是早有討論、已有預案?值得深入研究。
9月22日上午,蔣介石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將國民黨訴之國聯的方針公之於眾,並就此論述說:「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並且對此舉充滿自信:國聯盟約和非戰公約,「皆各國為確保世界和平而訂定。余敢信凡國際聯合會之參加國及非戰公約之簽字國,對於日本破壞條約之暴行,必有適當之裁判」。 23日的《國民政府告全國國民書》中明確提出:「今茲事變起後,政府已立即將日人之暴行,報告於國聯……政府現時既以此次案件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已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斷不容以任何意氣情感,搖動中央所決定之方策與步驟,以影響一致救國之決心。」同時還重複了與蔣介石一樣的自信:「深信此次事件,苟經一公平之調查,國聯本其應有之職責,必能與我以充分之公道,乃合理之援救。」 寄希望於國聯解決,為此「對日軍避免衝突」,「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上述決定說明五個問題:一是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認可張學良處理「九一八」事變的做法;二是國民黨在「九一八」事變後確定的對日方針也是不抵抗,幻想依靠國聯的力量壓迫日本從東北撤兵,即繼續了張學良執行的不抵抗主義的方針;三是「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的對策是符合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方針的;四是至少可以說蔣介石此時是不主張抵抗的;五是國民黨掌控著「九一八」事變後應對日本大規模侵略的決策權。張學良22日和26日對東北軍下達的不抵抗命令,應與此有關。9月23日後,日軍對東北深入和擴大侵略之得逞,與國民黨中央對不抵抗主義方針的繼續實行是有關的,結果是導致整個東北迅速的丟失。
正因如此,著名報人、政論家王芸生在《國聞周報》發表評論說:「不抵抗主義這個名詞,並不是由張學良創始的,但是如今我們,一提到不抵抗主義,可就會聯想到張學良,張學良是這個主義的實行者。……等到九一八事變發生了,他覺著『打是打不過日本的,以不抵抗對付之,不使事端擴大,以待國際來解決。』那時候張學良是這種心理,中央也是這種心理。所以我說就是換作他人是東北邊防司令長官,也是十分之九的一樣不抵抗。」 美國學者吳天威就此評論說:「九一八事變前對日軍之『不抵抗』決定出自蔣張二人,事變後所作的對策基本上也出自他二人之共議和協議。」 台灣學者蔣永敬、李雲漢也認為,對張學良之不抵抗,蔣介石「默認」,蔣與張是「命運共同體」。 蔣永敬還認為:「九一八的災難,應是可以預知的,惜未能事先預防之,秉國者不免有誤國之咎矣。」
需要說明的是,國民黨此前曾有請求國聯解決而失敗的教訓。1928年「濟南慘案」發生後,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致函國聯秘書長,請求國聯干預、調查、公斷:「現在日本侵略行動,實已侵犯中國領土與獨立,而危害國際和平;應請執事依照國際聯盟規約第十一條第二項,即行召集理事會會議。余亟盼國際聯盟知照日本,停止日軍暴行,並立即撤回山東軍隊。國民政府深信我方理直,對於此次事件之最後處決,願承諾國際調查或國際公斷之適當方法」。但國聯以尚未承認國民政府而拒絕。1929年中東路事件引起中蘇軍事衝突,國民政府令駐德國大使蔣作賓將此「依據(國聯盟約)十一、十七兩條提出國際聯盟」,因英、日反對國聯干預和蘇聯一再聲稱拒絕第三者插手中東路問題,此舉亦無效而終。國聯之所作所為,國民政府應因前案之教訓而應該有所警覺,但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竟然在九一八事變後對其充滿信心,不知憑據若何?
五
圍繞張學良關於不抵抗問題的回憶,還有幾個具體問題需要辨析。
第一,張學良的關於不抵抗問題的回憶還存在一些錯誤。一是,所謂「當時中央給過我一個指示,但內容不是不抵抗。當時的中央政府行政院長是孫科,他下達的指示是『相應處理』。『相應處理』意思就是根據狀況做適當處理,換一句話說就是中央不負責任」。張學良的這個回憶有誤。孫科是在1931年12月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後擔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任職時間是1932年1月1日到28日,不及1月。而此時距離「九一八」事變已經3月有餘,所謂孫科政府的「相應處理」指示與不抵抗命令,毫無關聯。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孫科政府成立之時,正逢日軍向錦州發動進攻。孫科政府給張學良的是「積極籌劃自衛,以固疆圉」等抵抗日軍的指示,張學良1932年1月6日給國民政府的電報也說:「錦州為重要衝衢,前迭奉命責成禦侮保疆」,而非「相應處理」;二是,張學良所謂「那個時候,蔣公根本就不負責任,他不負這責任,我也根本沒有向他請示的必要」,更是不確。蔣介石是在1931年12月15日,在國民黨化解因扣押胡漢民而寧粵對峙矛盾過程中而被迫下野(第二次下野)的。「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和陸海空軍總司令,操控國民黨中央及其政權的大權,並不是「不負責任」。實際上,從東北「易幟」直至蔣介石第二次下野,張學良與國民黨中央的聯繫,主要就是與蔣介石的聯繫。「九一八」事變前後,應對日本挑釁、侵略的方針,如前所述,張學良請示的更是蔣介石。張學良回憶中的這些錯誤,容易讓不了解歷史者產生誤解。
第二,蔣介石有關淞滬、山東等地防範和抵抗日本進攻的指示,論證不了蔣介石應對日軍進攻東北的方針就是抵抗。「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確曾發出防範日軍進攻的指示。9月22日,時任蔣介石的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兼南昌行營參謀長的熊式輝請示:「淞滬為通商巨埠,日艦駐舶甚多,交涉萬一不能迅速解決,日方擴大行動,對我要塞、兵工廠及重要機關施行威脅襲擊時,我陸海軍究如何行動?」23日,蔣介石批示:「應當防範。如日軍越軌行動,我軍應以武裝自衛可也。」同日,蔣介石致電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指示對日方略:我應採取正當防範,如日軍有越軌行動,我應以武裝自衛。據此,何應欽在當天發布告全國軍人書,聲稱:我同胞一方面應服從政府之指導,靜候國際公道之解決,一方面,尤應恪守軍人之天職,妥籌實力自衛之準備。25日,蔣介石致電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我軍應在濰縣多加兵力,以防日軍出青島或煙台,侵入濟南。我軍決在濰縣附近與之抗戰。」有論者以此認為,面對日本侵略,蔣介石和張學良的方針不同,張學良是不抵抗,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有準備抵抗的決心。是否如此?值得商榷。應該強調的是,其時在蔣介石的認識中,東北與關內的地位和利害關係存在很大差異。蔣介石認為:「東北問題,非東北之單純問題,當留待東亞問題全部之解決」;「東三省不是國民革命的策源地,而是國民革命最後目的地。因為東北問題,乃是一個關係整個國際局勢之東亞整個的問題,所以不是我們在革命發動之始所可能解決,而必須求之於國民革命目的達成之際,才能得到根本解決」。東北「至少可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1934年時他甚至說:「即就東北四省被佔為例,在中國國家喪失此重要之領土,當然為一極嚴重之損失,但以革命期內的國民政府的性質視之,一時的得喪幾無關係,且無寧謂塞翁失馬。」基於這樣的認識,蔣介石對待東北的方針和處理思維不同於關內。因此,用蔣介石指示內地準備抵抗來推斷他在東北也是要抵抗的,恐怕不甚周全。此地非彼地,此時非彼時,不可同理而論。關於這一點,台灣學者劉維開已經做了精當的分析:蔣介石認為東北問題有國際性、複雜性,且屬於邊疆問題,宜採取柔性政策羈縻,吾人「實力不夠,欲解決邊疆問題,只能講究政策」,如此,「邊疆問題雖不能徹底解決,亦可免其更加惡化;將來易於解決」。正是這樣的體識,蔣介石在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後提示張學良「此非對日作戰之時」。
第三,有論者以「力求避免衝突」並非「不抵抗主義」,而為蔣介石辯護,認為是張學良將「力求避免衝突」的共識單方面推向了「不可與之反抗」即「不抵抗」。但是,客觀地分析,「力求避免衝突」,即爭取或保證不能與之發生「衝突」,那麼當對方進行挑釁、發動攻擊等「衝突」舉動時,則一定要「避開」、退讓,不與之接手,實質即是「不抵抗」。否則就「避免」不了「衝突」,更達不到「力求避免衝突」。所以,雖然「力求避免衝突」不完全等同「不抵抗」,但兩者存在因果關係,「力避衝突」是不抵抗的思想基礎,「不抵抗」是「力避衝突」的邏輯結果。「力避衝突」實行的結果就是「不抵抗」。以此來區分蔣介石和張學良在不抵抗問題上的責任,是難以有說服力的。
第四,有一種觀點以中日力量懸殊、抗日時機未到而肯定「不抵抗主義」。對此,地質學家丁文江1933年1月的論述應該是很好的回答:日本要稱霸「全亞洲」,要吞併整個中國,我們的唯一生路就是盡我們的力量來抵抗。儘管無論我們如何抵抗,日本都不可能因此放棄他們的計劃,但要讓日本付出最高的代價,而不是拱手相讓。我們要生存當然要靠國際的均勢,但是先要自己肯犧牲,有犧牲的辦法,我們才會得到別人的援助。如果我們對自己的國土都不愛惜,希望別國的人來替我們抵抗,天下怎麼會有如此便宜的事。所以主張抵抗就不是一種高調,而是最低的低調,不是基於一時的情感,而是從十分的理智出發的,不是謀自殺,而是圖生存。
文章來源：《史學集刊》2017年第1期，西北史地微信公號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
責任編輯：隴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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