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行書風格演變

最新 01-16

郎紹君談齊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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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對李邕的學習主要在行書方面。李邕(678—747),字泰和，因官北海太守,人稱「李北海」。他的父親是為《文選》作注的著名學者李善。《舊唐書》說「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宣和畫譜》說他「初學右軍行法既得其妙,復乃擺脫舊習,筆力一新」。李邕行書,以《雲麾將軍李思訓碑》和《麓山寺碑》最著名。

齊白石1910年同黎薇蓀等游麓山,訪《麓山寺碑》。但齊白石所寫最多的是《李思訓碑》。此碑結體方而峻峭,勢多斜欹,筆畫細勁挺拔,與《麓山寺碑》的渾厚沉雄有所不同。齊白石曾對弟子說:「我早年寫字學何紹基,後來又學金冬心,最後我學李北海。以寫李北海雲麾碑下的工夫最大,幾乎每天手不離筆,不僅對著碑臨,還背著碑臨」。「最後學李北海」指晚於學金冬心。從《賜桃圖》款題可知其學李北海至晩在1906年。

1911年行書軸

《齊白石全集》第1卷收入之《竹枝游鴨》(911)、《仁女條屏》(1911)、《煮茶圖》(1911年)中的款題,以及同年所作《行書軸》,都是筆力瘦勁,似行非行,似楷非楷,一眼即可看出仿自《李思訓碑》,但都比較拘謹,用以題畫也遠不如金體好看。

胡佩衡說:「白石老人行書吸收鄭板橋的筆法很多,這是一般人都不知道的。我特意請他背臨鄭板橋筆法,結果和鄭板橋原作對照,筆意大致相同。可見老人對鄭板橋的書法也是下過很深功夫的。」從《齊白石畫法與欣賞》一書提供的證據看,只能說略「有相似處」。鄭氏書對齊白石晚年書法沒有明顯影響。

對白石晚年書法影響最大的,還是李邕,但他學李邕與學金冬心不同,學金始終摹仿,學李則由摹仿改為融其大意,把《李思訓碑》的行楷變為行草。這樣,他就獲得了比學金農更大的自由,更易於引發自己的個性。1917年的題畫,已能看到自成一格的行草書風,如《花鳥草蟲冊》(首都博物館藏)、《戲擬八大山人》(霍宗傑藏)的題跋。

齊白石在1922年的行書聯上題道：

余行年六十學書不成,以為書不必工,旦(但)能雅足矣。嘗見人摹寫漢碑,其用筆擺舞做成古狀,以愚世人。嘗居海上,時人稱為書中之聖、書中之王,深知書中三昧者恥之。今渭城仁仲索此,余之大慚,知書者自知耳。

強調「書不必工,但能雅足矣」並對摹古者的做作書風表示蔑視。這意味著齊白石初步形成自己的書風後，開始進入自由表現、追求更高格調的新階段，但整個20年代的行書，瘦硬奔放有餘，渾厚蘊藉不足，字形多修長，撇筆收尾時多翻翹向上,運筆迅疾而略見習氣。

約20年代後期至30年代，隨著畫風的變化，運筆放慢，逐漸融入畫意，吸收吳昌碩運筆的樸拙厚重,字的肥瘦大小、筆畫的精細長短有了更多變化,字與字、行與行之間有了更明顯的錯落節奏,撇筆收尾上翻的情況也大大減少。

典型者如1935年之《行書題籤》,1937年之《行書橫幅》。

1935年《行書題籤》

1937年行書橫幅局部

約1940年前後,白石行書又出現新變化,結體多趨平正而意態愈見微妙,筆畫重輕有度,沉凝中時見飄忽,法度謹嚴而神意靜,整個的格趣勝於30年代。代表性作品,如1943年為張次溪所寫斗方《重上陶然亭詞》、1945年題草蟲冊《冷逸如雪個》。

1945年題草蟲冊《冷逸如雪個》

至50年代,所用行書時常加入篆字結體與筆意,結字運毫去掉了一切險奇、輕俏甚至頓挫,而回歸大自由、大平朴,筆勢時方時圓,使力忽輕忽重,墨跡亦斷亦連,筆鋒所到,時而細如毛髮,時而一片糊塗,還有時隨意拉長筆線,減少或增加筆畫,好似兒意書寫,而筆力、意態又蒼拙老辣,可謂「人書俱老」,在境界上與老人晚年所畫牡丹在伯仲之間。

代表性作品有1952年為黃琪翔所寫詩軸《楊柳青青春雨余》,1953年為王曼碩所寫橫幅《沁園春·詠雪》,為賀澹江所寫詩軸《難得當年快活時》,1954年為東北博物館所寫橫幅《白石畫展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