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用火器的明軍會輸給野蠻的後金騎兵？原因無非5點
「1635—1666年間，世界各地共發生大規模叛亂與革命49次，其中歐洲27次，美洲7次，亞洲和非洲共15次」
其中包括了中國明朝。
這個時間段世界範圍發生了很多變動，這被學者們稱為了17世紀全球危機，並不只是中國，全世界範圍都在動蕩之中，滅亡的不僅是明朝，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只不過清軍乘亂入關挺偶然，令人惋惜。
其實後金並不游牧。後金騎兵裝備也不原始，而是武裝到牙齒的重甲騎兵。
一般來說，很多人會給女真掛個漁獵的標籤，但是在努爾哈赤反明之時，建州女真社會已經是個純粹的農耕社會，女真不僅僅會種地，他們修了城池「赫圖阿拉」，城內有明顯的功能分化，還有大量的鐵匠負責盔甲武器製作。
明朝面對的後金，並不是「不當中國一大縣」的蠻夷，而是對明朝而言空前強大的一個軍事集團，實力遠遠超過了發動土木之變的也先。明朝在遼東持續不斷的投入下，每年幾百萬遼餉，財力已經過度透支，對社會資源消耗之大已經超過了明朝的承受能力。
而從明末的資料，可以看出一些顯而易見的明朝問題:
1 內部朝政腐敗，黨爭不斷，朝內局勢總能左右邊關局勢，讓邊臣無力貫徹守邊策略，無論是熊廷弼、王在晉、孫承宗、高第、王之臣，袁崇煥等等，不論他們的策略是對是錯，事實上都不能很好的貫徹下去，在遼事上朝令夕改成了家常便飯。主攻與主守的不同意見互相扯後腿，邊臣一方面要面對複雜的邊防局勢，一方面要擔心朝內對己的各種攻訐，稍有不慎未敗於敵手，卻敗在自己人手上。
2 明自中後期隨著衛所制的敗壞，事實上已經轉變為依賴募兵的鎮守營兵制，但是並未解決好正兵（普通營兵）與家丁的矛盾。將領們依然習慣依賴少數精銳家丁作戰，從而忽視正兵的作用。為了養家丁，往往剋扣普通營兵的兵餉，甚至冒空餉。以宣鎮為例，甚至出現了七八種兵餉，士兵與將領分親疏遠近兵餉差距巨大，導致雖然賬面上有很多兵力，實際能打的兵力並不多。即使是孫承宗苦心經營的關寧營兵，事實上也很快演變成了依賴少數家丁作戰的軍隊。以吳襄為例，他曾上疏給崇禎說全遼能戰的兵力只有數千家丁，這基本是吐露了實際情況。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遼東戰場上，少數精銳往往能取得驚人的戰果，大凌河之戰祖二瘋子帶少數家丁突襲就能差點砍到皇太極坐騎，松錦曹變蛟乘亂突襲了皇太極大營，這類戰例都是遼軍這些精銳的表現。然而面對八旗這種數萬兵力全部都堪戰的軍隊，這些家丁數量太少。
部分訓練良好堪戰的軍隊數量也並不足，如白桿兵，浙兵，宋偉車營這類兵力很少。同時大量兵力事實上分散在遼西各個堡壘中，並不能有效的集中應用。一旦有事，往往演變成大量兵力困守孤城，在外機動兵力卻捉襟見肘，以大凌河為例，僅靠遼軍自己力量，賬面有六七萬兵力的遼軍，救援大凌河的居然僅有宋偉（5000車營）吳襄（不到兩千家丁），再加上錦州等地加入的扈從兵力，不到2萬而已。
因此，整個明清遼東戰爭，貌似明軍總體兵力很多，實際真正堪戰的機動兵力反而是劣勢。
3 明末引入的紅夷大炮等西方火器，事實上也為他人做了嫁衣。
天聰五年後金通過掠奪而來的遵化工匠仿製出了紅夷大炮，並短時間內應用在大凌河之戰上用於轟擊明軍城池。
這種炮雖然並不能轟塌明代重力壩結構的厚重城牆，卻可以用火炮轟擊跺牆，使城牆上守軍無法立足，從而掩護己方士兵攻城。並不擅長攻城的後金首次擁有了一種有效且可以避免己方攻城傷亡的攻城方式。隨著孔有德帶領山東叛軍降清，大量火炮包括經過訓練的炮手，以及鑄炮的匠師被帶到了後金一方，全面加強了後金的軍事力量。這導致明清遼東戰場上，後金一方的火力優勢居然超過了明軍。
4 隨著大量資源被填入了遼東這個無底洞。明朝已經無力維持九邊體系，九邊處處是窟窿，這為清軍數次入關提供了先決條件。
同時關內在災害和過度徵稅雙重作用下，爆發了農民起義，沉重打擊了明朝內部的力量，使明廷疲於奔命，陷入了兩線作戰的絕地。
5 明朝對基層組織的控制基本處於失控的狀態。之所以這麼講源於明末的賦稅。明末陷入了一個怪圈，朝廷拚命的加稅，總的稅額很高，但是朝廷卻看不到錢，各地欠餉，永遠無法收齊稅，某些省居然連續三年未繳賦稅。另一方面大量農民卻因稅家破人亡，即使將所有農田的收成上繳，也依然繳不齊稅。而因為士紳優待的政策，大量田地也以各種方式寄在士紳名下以逃避賦稅，掌握大量田土的富戶們卻少交稅不交稅，甚至大量拖欠。這個怪圈一直未能解決直到明亡。
對明清戰爭而言，並不單純是個軍事問題，明朝輸也不是單純輸在軍事，而是死於各種陳年積弊的總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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