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馬和水牛「躺槍」 為什麼人類戰爭會導致動物大量死亡？
據美國《大西洋月刊》1月10日報道，科學家發現，地區武裝衝突與非洲大型動物數量銳減存在直接聯繫。編譯/李鑫（參考消息網獨家編譯，轉載請註明出處）
經歷過殘酷的獨立戰爭後，莫三比克擺脫了葡萄牙統治者的桎梏。兩年後，莫三比克又陷入了內戰之中。此後的15年中，衝突和暴亂奪走了至少100萬人的性命。戰爭也給動物帶來了滅頂之災。政府軍隊和反政府軍一路衝突不斷，甚至血洗了曾經馳名全國的「自然天堂」——戈龍戈薩國家公園。衝突雙方為了購買軍備武器、招募軍隊，不惜屠殺幾千頭大象以得到象牙。他們還宰殺了斑馬、角馬和水牛獲取肉食。公園裡逾九成的大型哺乳動物或死於人們的瘋狂射殺，或死於飢餓。
「這裡的野生動物遭遇了滅頂之災。」Joshua Daskin是耶魯大學的一名生物學家。自2013年起，他就在戈龍戈薩工作。他在接受採訪時談道：「我在思索，這到底是偶發事件，還是普遍趨勢。」
答案自然是後者。Joshua和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的Rob Pringle一起，分析了65年來非洲大陸大型哺乳動物種群變化的數據。他們發現，在和平年月里，這些動物的數量趨於穩定；而在爆發戰爭和動亂的年份里，動物的數量急劇下降。在導致野生動物數量銳減的因素中，影響力最強的莫過於戰爭的侵襲——並非是人口密度，並非是城鎮、城市的增長，更不是乾旱的折磨，而是戰爭！
「這也反映了暴力衝突無處不在的負面影響力。」Daskin談道，「戰爭直接影響到政府實施自然保護工作的能力、責任和動力，也會擾亂當地的社會秩序：人們越來越貧窮，流離失所，不得不搬到自然保護區里。在那兒，他們可能會獵殺野生動物。由於戰爭的影響，非營利性組織不敢繼續介入，政府的執法能力也會受到衝擊，偷獵事件不斷攀升。」
報道稱，戰爭多爆發於野生動物繁衍的地區，這對於野生動物更是雪上加霜。1950年到2000年間，80%的主要武裝衝突爆發於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地區。Daskin認為，戰爭多發於這些地區的原因，與給野生動物帶來危險的原因一致：氣候變化的影響、掠奪豐富自然資源的衝動、人口不斷增長，這些因素都可能加劇人與人之間緊張和矛盾升級。人類宣戰的同時無意間也向自然宣戰了。
不過，也有案例表明，戰爭衝突也可能對野生動物有好處。
例如，在辛巴威內戰中，國內衝突對立嚴重到偷獵者不敢動手的局面——僅大象的數量就回升到了幾十年來的最高水平。
不過，這微妙的希望背後隱藏著巨大的危機：戰爭中，動物可能受到附帶傷害，可能成為肉食、換取金錢的籌碼，甚至成為一種政治勢力。在葉門的森林裡，至今還殘留有美國軍隊遺留下來的化學武器，時刻威脅著森林裡動物的生活；在衣索比亞，當年內戰中交易的武器流到了黑市裡，最終落了偷獵者手裡；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反叛者威脅政府：若政府對他們採取行動，反叛者就要殺掉受國家保護的瀕危大猩猩。
事實上，戰爭對物種的積極和消極影響很難估量和平衡。Daskin說：「正如你所想的，生物學家一般在安定的地方工作。所以，我們很難獲取到戰亂衝突地區的數據。」
Daskin和Pringle找到了所有能找到的數據：戰爭對253個大型食草動物種群的影響情況，顯示出了在126個保護區內36個物種的數量變化。之後，他們將這些信息與人們在組織衝突中的傷亡數量匹配。Daskin和Pringle發現，雖然各個保護區的情況各不相同，但平均而言，和平地區保護區里的動物數量更趨於穩定，這裡的動物更能自給自足。而且，不管戰爭暴力局面的影響力如何，戰爭改變了一切。
事實上，二人研究的最主要因素是衝突的頻率，而衝突的強度反而是影響因素里影響力最弱的。「不管爆發戰爭的規模是小還是大，只要有戰爭，對野生動物的保護能力都會受到影響。」
生活在戰亂地區的人們「對野生動物極度依賴，既要將其作為食物，也要將其作為健康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Kaitlyn Gaynor一直致力於研究這一問題，她提到，「戰爭導致了野生動物數量銳減。而野生動物數量銳減反過來延長了戰爭持續的時間。」
Daskin和Pringle同時也發現了一些令人鼓舞的好消息：在戰爭衝突最嚴重的地區，很少會有大型動物走向滅亡。二人猜測，一旦暴力衝突停止，人們還有可能拯救那些遭受打擊的物種。以戈龍戈薩國家公園裡的野生動物為例，在衝突結束後，許多動物數量恢復到了正常水平。這也得益於政府的努力和美國非營利性組織「戈龍戈薩恢復工程」的幫助。
Gaynor說：「武裝衝突的本質和其對野生動物的影響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並不存在著一刀切的解決方案。飽受戰爭蹂躪的保護地區的環境保護狀況並非無藥可救。但我們經常忽略了戰爭對這些區域野生動物的威脅。更重要的一點是，戰爭還會危害依賴健康生態系統的脆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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