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時代 | 地緣樞紐「台灣島」
原標題：大航海時代 | 地緣樞紐「台灣島」
西班牙人完全有機會比荷蘭人更早一步登陸台灣。要知道，儘管麥哲倫「發現」菲律賓後，西班牙因為歐洲戰事的原因，延緩了對這片亞洲殖民地的開發，但殖民呂宋島的起點時間（1571年），仍然比荷蘭人登陸台灣的時間（1624年）早了半個多世紀。而台灣島與菲律賓的主島「呂宋島」之間，直線距離僅360公里，大半海程還有隸屬菲律賓的一系列島嶼以為中繼。
1635年荷蘭人所繪製的台灣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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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島與呂宋島之間，最寬的水道是台灣島與菲最北部巴丹群島之間，寬140公里 「巴士海峽」；巴丹群島與呂宋島之間，另有一組被稱之為「巴布延群島」的島嶼。分布於這些群島之間（包括與呂宋島之間）的諸條水道，被統稱為「菲北海峽」。其中，巴丹群島與巴布延群島之間的水道，被稱之為「巴林塘海峽」；巴布延海峽與呂宋島之間的水道，則被命名為「巴布延海峽」。相比之下，巴士海峽的名聲看起來會更大些，這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寬度，更在於這個地標頻繁與「風」、「浪」一起，出現在海洋天氣預報中。
台灣島與呂宋島之間的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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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海峽、菲北海峽所處的海區，是西太平洋著名的大浪區，在季風影響下，出現大風、大浪頻率很高。考慮到海峽兩側並沒有大片陸地為之緩衝，這種情況並不難理解。惡劣氣候看起來，似乎影響西班牙人登陸台灣的信心，然而對比航海者們在茫茫大洋中遇到過的那些風險，這個理由並不充分。真正讓西班牙人止步於呂宋島的原因，在於「南下」要比「北上」看起來更有價值。無論是葡萄牙人還是西班牙人、荷蘭人，不遠千里的來到南洋，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香料群島上的那些硬通貨。西班牙人更願意以呂宋島、米加鄢群島為基地，向南擴張勢力範圍，以迫近這片盛產香料的土地。
一個原因，在於當時的台灣島看起來，實在是沒有什麼經濟價值。先來看看台灣島的地緣位置。
從位置上看，台灣無疑是東亞大陸（中國）、東亞外島（日本），以及東南亞地區的地緣交會點。這意味著，如果從地緣屬性上看，台灣島被劃入哪一個地緣政治圈，都是說得過去的。比如以台灣島的原住民的語言及種族屬性上來說，無疑與南洋群島上的馬來人有著密切的關係，甚至被很多研究者定位為，馬來人的遷徙源點。今天那些試圖擺脫中國大陸影響，希望將對外政、經交流主方向定位東南亞甚至印度（比如經濟上的「南向政策」、「新南向政策」）的台獨主義者，同樣更願意突出台灣的這一屬性。
然而，從台灣島與福建處於同一緯度區間的位置及其距離來看，無疑卻又屬於東亞大陸附屬島嶼。如果東亞大陸一如歐洲那樣政治分裂，那麼台灣島謀得一個如英國、愛爾蘭那樣的獨立國家地位，幾乎是沒有懸念的。問題在於，這片在「家國天下」理念下融合而成的大陸，與歐洲的情況完全相反。儘管台灣海峽的寬度要數倍於英吉利海峽，但東亞大陸諸板塊整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合力，足以將地緣影響力延伸到台灣島。這一點幫助長期秉持大陸優先政策的中央之國，最終能夠將台灣島納入自己的政治範疇。
作為東亞外島以及第一島鏈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對台灣的企圖是盡人皆知的。單純從地理屬性上看，作為東亞外島中的最強者，日本沿島鏈向南擴張，在其戰略上並非沒有可行之處。一個很多人都了解的事實，是關於日本在二戰時的「南下」「北上」之爭。所謂北上，說到底就是堅持以大陸為擴張方向。所必須承受的戰略後果，就是與蘇聯開戰；南下，則是不惜向美、英宣戰，以東南亞地區為擴張方向。前者更多依賴於日本的陸戰實力及大陸屬性；後者則仰仗於它的海戰能力及海洋屬性。
最終，日本還是選擇了「南下」政策，並且通過珍珠港事件開啟了太平洋戰爭。作出這一決定的原因有兩點：一是日本能夠在19、20世紀相交的這個特殊歷史時期，抓住這個千年一遇的機會崛起，受益於其「脫亞入歐」的基本國策，而這一國策的根本點在於，擺脫受中國影響而形成的「大陸屬性」，通過強化「海洋屬性」完成逆襲。事實證明，這一戰略性調整對於日本來說是正確的。表現在軍事上，則是使得日本擁有了世界一流的海軍，並且有信心在已經被西方列強瓜分殆盡的東南亞進行決戰；二是相比冰封的西伯利亞，東南亞資源要豐富的多，尤其已經被西方列強開發出來的橡膠、礦產、石油等重要戰略物資，更是日本所急需的。
從更高的戰略層面來看，日本在二戰中決定挑戰潛力巨大的美國，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問題是，就政治家的決策來說，當時決策勢必要受經濟因素所影響。如果一項決定，不能迅速達到經濟上的收支平衡，即使大方向再正確也是難以為繼的。一個鮮為人知的情況是，在日本的對外擴張戰略中，台灣進入日本視線中的時間，要遠早於大多數人的認知。早在16世紀末，當時剛剛結束戰國時代的日本就已經考慮過是否要南下台灣。
對日本歷史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日本的戰國時代結束之時，共經歷了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三任主導者（史稱「日本戰國三傑」），然後進入了內部矛盾趨於穩定的「江戶時代」。這個承上啟下的過渡歷史期，又被稱之為「織豐時代」（公元1573-1603年）或「安土桃山時代」（安土、桃山兩城為織田、豐臣的本城）。當我們習慣性的將「英雄史」放置於在大歷史的進行審視後，會發現日本戰國三傑實際承擔了日本當時的三個需求：其中織田信長結束了日本的戰國分裂期；德川家康則最後穩定局面，將日本帶入200餘年「江戶幕府」時代。
結束一個動亂時代，並開創一個穩定的新時代，固然是一個歷史周期律，但在承上、啟下之間，一定還存在一個武力過剩需要消化的問題。通常情況下，如果不再迎來一個新的混亂時代，就需要通過對外戰爭來進行軟著陸了。比如秦朝在統一六國之後立即的征南越之役。在日本的戰國三傑中，豐臣秀吉所代表的正是這樣一種時代需求。為此，公元1592——1598年，豐臣秀吉策動了日本歷史上，第一次對朝鮮半島的大規模軍事入侵。這場戰爭在日本被稱之為「文祿.慶長戰爭」，半島則命名為「壬辰倭亂」。而在中國，由於發生於明萬曆年間，且中國出兵援朝，遂被稱為「萬曆朝鮮戰爭」或者「萬曆援朝戰爭」。
豐臣秀吉上書天皇：圖朝鮮，窺視中華，此乃臣之素志
萬曆朝鮮戰爭的過程，並非我們這一階段的解讀重點。關於朝鮮半島對日本地緣政治擴張的重要性，自是勿需多言。大航海時代對這場戰爭的影響，更多是通過中、日軍隊所引入的西式火炮、火槍技術來體現出來。然而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即使沒有大航海時代所引發的技術影響，以當時的日本國力來說，想拿下有中央之國為後盾的朝鮮半島同樣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我們感興趣的是，在16世紀末的這場日本擴張衝動中，日本除了朝鮮半島這個一直覬覦的方向以外，將台灣島所代表的南下路線也納入了考慮之中。南蠻貿易所帶來的想像空間，以及台灣海峽在中日貿易及中國東南倭亂中，所展現出來的重要價值，突顯了台灣島的地緣政治價值。換句話說，在日本急需用開疆擴土之舉，消化戰國時代所蓄積的武力壓力之時，尚處在政治開發空白期，卻又已經顯現出樞紐潛力的台灣，成為了選項之一。
在發動侵朝戰爭的第二年（1593年），豐臣秀吉派出的使者抵達台灣島，以探查這個島嶼的政治現狀及資源。在使者帶回的報告中，台灣島被稱之為「高山國」，而在後來的日據時間，居住於島上的原住民則被命名為「高砂族」。令日本方面失望的是，當時的台灣島尚處在幾乎沒有被開發的狀態，居住於中央山地及山前平原生存的原住民部落，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上都處於原始階段（甚至有獵頭的習慣）。對於急於獲取資源、以戰養戰的日本來說，這樣一座未開發的島嶼並不是理想的對象。相比之下，朝鮮半島所能給予日本貴族、武士階層的回報要大得多。
一個認知上的誤區，在於征服者和貿易者的目標是在於土地本身。在人類已經能憑藉工業之力，高效開發每一片土地的潛力之後，這樣的認知並不算錯誤。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列強雖然很早就已經開始了全球爭奪，但直至1884年的柏林會議後，才開會真正分割世界。然而在工業時代以前，「人」才是最大的資源。一片土地上如果沒有通過生產力的進步蓄積足夠人口，往往並不會被認定是有價值的。同樣的心理也體現在葡萄牙人對台灣的態度上。早在1542年，葡萄牙水手就已經發現台灣島，並將之命名為「福爾摩薩」（意為美麗的島嶼），這個標籤遂長期成為了台灣島在西方的名稱。
然而出於經濟因素考慮，人力缺乏的葡萄牙卻對台灣島完全沒有興趣，寧願大費周章的從中、日兩國租界澳門、長崎這兩個彈丸之地。對於當時的日本來說，同樣沒有多餘的人力向台灣移民，如果台灣島本身沒有足夠的人力供他們征服，且他們眼中的「高山國」之民又是那麼難服王化的話，那麼即使是出於長期經營的角度，征服這片土地的前景也實在堪憂。隨著日本在征朝之役的失敗，以及江戶時代鎖國政策的開啟，作為B計劃的臣服台灣想法，亦隨之無疾而終。
其實就算接下來的江戶幕府有想法，遠征台灣的想法也是難以實現的。要知道，日本與台灣島之間，當時還間隔有獨立的琉球王國。在征朝之戰結束、江戶幕府建立後不久（公元1609年），位於九州島也是日本最南端的薩摩藩，派軍征服了近在咫尺的琉球王國。在這場戰爭中，日本自戰國時代所蓄積的武力，包括大量從葡萄牙人那時仿製得來的「鐵炮」發揮了重要作用。可以說，這兩個戰略、戰術因素，使得琉球從此淪為了薩摩/日本的藩屬。
然而接下來的日本，並沒有直接吞併琉球。究其根源，還是在於中國。一方面，中國方面仍然對日本實行海禁，如果說琉球之所以能夠在15世紀後崛起，是因為明朝政府對日實施海禁，但卻允許琉球擁有官方貿易渠道的話，那麼當時日本方面之所以要征服琉球，所圖謀的主要也是這個渠道。而維繫這個貿易渠道的根本，在於讓琉球繼續以獨立國家的身份，留在中國的朝貢體系內（同時實際上臣服於日本）。
簡單點說，自公元1609年起，琉球王國在政治上實際就處在中、日兩屬的境地，並且被迫向中國方面隱瞞實情。是不是看起來很難？其實也不是很難。畢竟以中央帝國自居的中原王朝，對這些蠻夷的政權更迭，本身並不是特別在意。儘管在後來的朝貢貿易中，明朝官員曾經產生了些許懷疑，但並沒有去深究。在這種顧慮之下，日本即使有能力登陸台灣島，也不會冒引發明朝政府警覺的風險。
臣服琉球，可以被看作是日本在西征朝鮮失敗後，在南線所得到的一種補償。當然，如果有能力的話，日本肯定是想魚和熊掌兼得的。公元1879年，通過明治維新崛起為帝國的日本，終於在法律上正式吞併琉球，將之變成了現在的日本「沖繩縣」。16年後，在甲午戰爭中獲勝的日本，又通過《馬關條約》，從當時的清王朝手中得到了台灣島及其附屬島嶼（包括澎湖列島）。
有趣的是，日本使者出現在台灣島的消息，一度讓身在呂宋島的西班牙人產生了恐慌。在西班牙將呂宋島，打造為自己的亞洲貿易基地後，西班牙商船作為日本「南蠻貿易」的一部分，同樣被獲准前往平戶貿易。這使得身處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政府，第一時間收到了日本遣使南下的消息。基於台灣島與呂宋島的距離，西班牙人產生了是不是要搶在日本之前搶灘台灣的想法，包括派出了先遣船北上台灣探查情況（被風暴吹了回來）。只不過，隨著日本方面的放棄，西班牙方面還是把注意力，放在了菲律賓的經營上。
在日、西兩國，將台灣島納入政治視線的16世紀初，與台灣島地理關係更為緊密中央之國，似乎沒有理由缺席。實際情況的確如此，只不過在中央政權無意于海外擴張，且必須優先應對北方壓力的情況下，先行代表中央之國向台灣島滲透的，是來自東南沿海的民間力量。事實上，在東亞海上貿易大部為中國海商所控制的情況下，台灣島能夠進入日本的政治視線，信息很有可能便是源自於與之交好的中國商人。下一節，我們就將解讀一下，到底是什麼力量為台灣烙上了中國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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