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八斗蛐蛐兒的歷史：唐宋元明清 玩法各不同
據史料記載，唐代開元年間，「每至秋時，宮中婦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此時人們把蟋蟀作為寵物飼養。後來，人們在玩賞過程中發現了蟋蟀好鬥的特性，於是從宮禁開始興起斗蟀之風。天寶年間，人們「鏤象牙為籠而畜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喙」。
如果說唐代斗蟀沾有貴族味道的話，那麼宋代則更加趨於平民化，無論是普通市民，還是身處方外的僧尼也都參與到了這項活動中。相傳天台人道濟，就是濟癲和尚，曾為其蟋蟀「鐵槍」之死而傷悼，為之安葬，並作悼詞、祭文等。
此時玩蟋蟀最出名的當屬權臣賈似道，當時襄陽城被蒙軍圍攻數年，他隱匿不報，也不派兵救援，卻在西湖葛嶺的家中率閑堂和眾妾踞在地上鬥蟋蟀，而且還寫出了一本蟋蟀研究的專門著作《促織經》。誤國的奸相，卻成為昆蟲學研究的開創者，被後人稱為「蟋蟀宰相」。
明代斗蟀之風並沒有停息，更要命的是當時的宣德皇帝好此道，下令官府採辦蟋蟀，年年徵收，搞得民不聊生，許多家庭為了進貢一頭蟋蟀而傾家蕩產的事情時有發生，清代文學家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促織》就是記載當時這一慘事的血淚篇。後人也把這位坐了九年的宣德皇帝冠以「蟋蟀皇帝」之名。
清代更是集斗蟀之大成，除了今天遺留下來的許多蟋蟀的用具都產生在那個時代之外，更是編出了很多關於蟋蟀的書籍，如金文錦的《促織經》，石蓮的《蟋蟀秘要》，朱翠庭輯的《蟋蟀譜》，金六廠刪定的《促織經》和朱從延纂輯、林德垓、庄樂耕重訂的《蚟孫鑒》等，大都在賈似道《促織經》的基礎上增益而成。
民國之後，由於時局動蕩，鬥蟋蟀的人也漸漸少了，到新中國建立之前幾近絕跡，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斗蟀之風又有再起之勢。
鬥蟋蟀具有相當複雜的流程。以北京為例，蟋蟀的玩家稱為「玩家兒」，首先到市場購買大約140頭蟋蟀，回家後挑選「頭圓、牙大、腿須長、頸粗、毛糙、勢強」的養起來。原先蟋蟀多來自北京西山八大處、永定河西邊的雲崗，而現在則多來源於河北的易縣、山東樂陵、寧陽等地。
養蟋蟀的器具也有講究，最好的是用保溫保濕性能好的澄漿泥燒制而成，口大、膛深、壁厚、有蓋。新罐先用黃土、黑土、白灰按比例混合而成的泥土墊在罐底，幹了之後放到水裡泡，把鹼性除去，底兒不掉不碎就可以用了。
除了蟋蟀罐，還要準備水槽和過籠。水槽直徑75px，高17.5px，槽深7.5px，呈半圓型，瓷質，小巧精緻，不僅掛著釉，描畫著金魚、水草、蟋蟀等圖案，而且還寫著「勇戰三秋」四個字。因為每年的白露、秋分、寒露是北京人斗蛐蛐的三個高潮，因此用「三秋」來指這三個節氣。
過籠既是蟋蟀的窩，因為蟋蟀喜歡待在黑暗中；也是蟋蟀的洞房，因為只有雄雌蟋蟀洞房之後，雄蟋蟀才會和其他蟋蟀斗，因此它也很重要。過籠也用澄漿泥製成，高不到75px，扇面形，兩端有門洞，蟋蟀可以穿過，上面有蓋，蓋上有提手，可以揭開。
經過好吃好喝伺候和主人的悉心調教之後，蟋蟀就可以上場比賽了。和人類的角力比賽相同，上場之前，每頭蟋蟀都要稱體重，一來是為了公平，二來也是為了保護蟋蟀不受傷。而後比賽雙方將蟋蟀放入「斗盆」之中，全場鴉雀無聲，靜觀雙方比賽。
蟋蟀較量時也講究套路，有的只要對方僅僅一碰牙就可將其摔了出去，使對方根本無法靠近自己，這種鬥法像一陣風從口中吹出，吹跑對方，稱為「吹夾」；與「吹夾」相反，有的一開始就可把對方死死咬住不放，一直往後拖，最後對方不得不忍痛逃離，稱為「留夾」；有的一開始將對方的牙齒猛力鉗住，繼而左右快速甩頭，蕩來蕩去，使對方無還擊的餘地，稱為「盪夾」。
此外，還有「背夾」、「攢夾」等多種格鬥「拳法」，可以說蟋蟀也是一個功夫高手。每當這個時候，它們的主人卻是緊張異常，煙灰燒手而不覺，撅臀踮腳酸脹而不知，咬唇發狠見血而不疼。
斗贏的主人喜，斗敗的主人嘆。過去斗贏的蟋蟀死後，主人會用白銀薄片打一個小棺材入殮，並謚以「常勝將軍」、「開國大元帥」等稱號。
可以說，經過千百年的發展，鬥蟋蟀和其他文化一樣，成為了流傳在民間很重要的一種娛樂活動。當然在此中間，有人因此誤國，有人因此禍民，也有人藉此為賭具，但也不能因此就把它看成是喪身敗德的禍源。
古人說玩蟋蟀有三個境界：一是「留意於物」，如賈似道之流；二是「以娛為賭」，這是「賈之流毒」；三是「寓意於物」，這是最高境界，多是文人雅士所為。「聽其鳴，可以忘倦；觀其斗，可以怡情。」玩得好，也可以把鬥蟋蟀發展成為陶冶情趣、修身養性的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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