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五代人：活了一輩子，只干一件事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楊傑
梁金生69歲了，老北京人，整日騎著自行車進出故宮，同事叫他「大內總管」。
他家上數五代都在故宮工作。高祖父是咸豐皇帝的宮廷畫師，曾祖父在光緒年間擔任如意館掌管。到他爺爺這輩，一場大變革發生，鉸了辮子，祖孫三人先後成了故宮博物院的保管。
當年北京冬季的氣溫比現在低一些，零下十幾度，一進神武門洞，無法行走，西北風打得身子直轉，他爺爺的大褂吹得綳綳響。到他這年，冷風依舊，呢子大衣也掀起一角。
「像您這樣祖上幾代都在故宮工作的人，還有嗎？」別人問他。
「有！」梁金生一口京腔，「皇上！」
一輩子就干一件事
從東華門進，沿著筒子河北行數十步，過一座橋，再過三座門，梁金生把自行車一支，也不鎖，推門進了辦公室。
這地兒前清時叫會典館，北臨御馬廄，現在改成了停車場。安靜偏僻，遊客進不來。
梁金生一坐就是一天，放大鏡比臉還大，對著幾本古籍緩慢移動。古籍卷了邊，黃紙上用毛筆寫了些數字。
他的工作就是數數，眼鏡戴了摘，摘了戴。故宮180多萬件文物，他一個一個數出來，用了7年。
「數清楚了，對得起前人，對後人也是個交代，」中途來了電話，他得先標記好再去接，「當時覺得歷史就落在我肩上了，根本躲不過去。」
不光是數，還得核對尺寸、重量、時代、級別、什麼時候入院、什麼時候銷號、現狀如何、附件有多少、專家的鑒定意見、繪畫上有哪些章。早前皇帝喜歡在畫上蓋章，印璽一個蓋一個，類似「到此一游」的意思。
文物都有編號，像人的身份證，「編號能反映它流傳的過程。」
溥儀出宮後的第二年，故宮博物院成立，第一個編號取的《千字文》，「天」字分給乾清宮，「地」字給了坤寧宮。人們好奇天字一號文物到底是個什麼寶貝？
「墊腳凳。當年進屋第一眼看到什麼，就編了號。」梁金生說。
後來又添上南遷時期的號、日偽時期的號，等到了梁金生手裡，號簽貼得滿，有的落款都看不見了。
還得防著一些「歷史的筆誤」，像「5」和「8」，手寫連了，對不上，梁金生就得查明白。出錯的位數在前面還好，要是末尾，且得查呢。
這麼幾經周折，梁金生倒也不著急。「我一輩子就干這一件事。」
「你進故宮報到的第一天，就應該知道退休什麼樣。」梁金生的同事餘輝說，「你推著自行車進來，還得推著自行車出去。」他已近退休年齡，在研究室當主任，把古人的畫小心翼翼地往高處掛，琢磨來又琢磨去。
餘輝的辦公室在西北角，跟梁金生串成對角線。安靜是一樣的，暖氣流水的聲音都顯得鬧騰。書從水泥地堆到柜子上，自有一套規律。下午太陽夕照，隔著帘子，又暗了幾度。
「我在這屋子待的時間不長，」他喝了口茶，發出呲溜的聲音，「才十年。」
磨破皮的沙發，積了灰的桌子，屋裡的色彩飽和度低。「很多人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戲劇性的變化，得有個飛躍，不然太平淡，索然無味，覺得人生不精彩。但在平淡中也能做出些事來。」餘輝研究古代繪畫里，少數民族的頭髮是什麼形態，花了幾年，還要借鑒別的學科知識，「當我把少數民族的頭髮弄清楚了，我自己已經沒有頭髮了。」
紫禁城牆厚近10米，氣溫總比外面低個三五度，花開也比外面晚一點。景山前街車水馬龍，賣糖葫蘆的、拉三輪車的、旅遊拉客的吆喝聲陣陣。
幾十年里，這條街變化不小。以前有牌坊，後來牌坊拆了，通成馬路，一度住著人家。經濟大潮湧來商店，紅紅火火的，現在又企圖恢復清凈。再往前倒，一般老百姓走近城下望望宮牆殿角也是犯忌的。
牆裡的人不急不躁。一樹一樹的棗子彎彎地搭在紅牆外，藍天下的太和殿、日落時的角樓，怎麼看都看不夠。有人在南三所打羽毛球，能打一個下午，但該出活的時候也得出活。
「故宮一直四平八穩的。」梁金生說，他這一輩子，和他祖上的幾輩子，都這樣「四平八穩」地度過了。
人有心，文物有靈
梁匡忠的大兒子出生於四川峨眉，取名梁峨生。二女兒在樂山出生，樂山古時叫嘉定府，所以叫梁嘉生。梁金生是老三，生在金陵南京。還有個妹妹也生在南京，索性取了梁寧生。最小的弟弟在北京出生，叫梁燕生。
「十多年，文物走到哪兒，我們一家就跟到哪兒。」梁金生說，兄弟姐妹的名字，就是文物流轉軌跡。
1933年2月5日夜，北平全城戒嚴。幾十輛板車從神武門出發，直奔火車站。月光清極，夜氣大涼。道路兩旁，軍警林立。
車上裝的，是故宮博物院精選、打包好的13427箱又64包文物。梁金生的爺爺梁廷煒著長衫，同20名押送人員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後，向南出發了。
「九一八事變」後，華北告急，專家提出「文物南遷」，反對聲四起。有說動搖人心的，「沒有文物就不是北京」；有說「一散不可複合」；魯迅、胡適也不贊同。故宮牆外聚了好些人遊行示威，膽大的還恐嚇工作人員。梁廷煒怕招惹麻煩，把家門口「梁宅」的牌子，改成「楊宅」。
同去的人里，有個研究文獻學的叫歐陽道達，他後來在《故宮文物避寇記》中說，「溯當日搶運文物出京工作，其倉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際，間不容髮」。
梁金生沒機會聽爺爺親口講那些驚心動魄的故事，家人聚會時，間或談起些片段。
先是這麼多寶貝，如何裝箱的問題。有的古瓷薄如紙，有的大如缸；還有青銅，看起來如鋼鐵，其實一用力就碎了。
梁金生的電腦里，有當年木箱子的圖片。箱子長三尺，寬高各一尺，厚實、粗糙，鐵皮在邊緣裹了一圈，箱口有釘子留痕。祖父就是陪著這些松木箱子南下輾轉。
他們當時琢磨了好些辦法打包。比如瓷器，一開始要將把手和壺嘴用繩狀的棉花纏繞，壺內也要塞緊棉花，整個捆成一個長方形。再用細繩綁緊，裹上棉花，用紙緊捆成包。裝箱時，木箱內用稻草把瓷器塞緊，每件瓷器要用棉花緊置隔開，封箱。
這法子叫「穩准隔緊」，梁廷煒和同事還大量收購油紙，包裹書畫，以免被雨水浸濕。據說，裝箱就花了一年時間。
後來文物運抵上海，又分五批運到南京。梁匡忠跟母親來到南京追隨父親梁廷煒。抗戰爆發後，文物分三批西遷，運往貴州安順「華岩洞」， 後運往四川巴縣、四川峨眉和四川樂山。2900多箱來不及運走，滯留南京。
古物運輸的過程中，17歲的梁匡忠正式「入了宮」，照看文物。走到四川樂山，他認識了梁金生的母親，結了婚。「我父親對四川的感情很深，」梁金生說，「我家現在都很能吃辣。」
途中發生好些事，悲歡離合。1939年夏，文物從重慶向樂山緊急轉移，長江漲潮期時間短，押送人員著急了。一位故宮職員要到船艙下布置裝運，外面是黑夜，船中昏暗，他沒注意到艙蓋已打開，一腳踏空，墜身艙底，重傷身亡。
梁金生聽老一輩人說起的，還有大雪封山、汽車翻覆、土匪騷擾、敵機轟炸的驚險。
有一次，祖父梁廷煒留在漢中辦理交接，忽然警報來了，他和同事商量，認為得趕快跑出城去，藏在菜籽地里，最為妥當。
可是來不及了，沒轍，只好先找一條幹河，在橋下躲起來。警報過後，才得知城外的菜籽地里死了不少人。起初他們後悔不該遲遲走出，以致沒有趕到菜籽地，最後又慶幸自己出來得遲了。
那志良在《我與故宮五十年》里記下了這段故事。「文物有靈。」一路顛沛流離，但總化險為夷。
早前文物存放在長沙嶽麓圖書館，後來往貴州轉移，半個月不到，圖書館就被炸了。還有一次在樂山，半個城都炸毀，存放文物的安谷鄉上空卻被一片烏雲覆蓋，逃過一劫。
多年後，安谷村民還建起了一座故宮古物西遷的紀念館，「村民說起我家的事，如數家珍。院子里還有我父親的雕塑。」梁金生在紀念館開館儀式時到了現場，大夥說起這事，都說烏雲把文物保住了。
西遷路上，多藉助當地的祠堂存放文物。四川潮濕，每到天氣晴好、相對平安時，梁家父子和同事們就把文物拿出來晾曬。每一次晾曬都有專家在場，衛兵把守，多人簽字確認。
為防白蟻，他們在箱子底部墊上鵝卵石。白蟻畏光，要進箱子，就得在鵝卵石上築隧道。一旦發現隧道，工作人員就把一堆箱子全部卸下來檢查，在鵝卵石下挖深坑，傾倒防蟻藥水，再回填泥土。
臭蟲也多得嚇人，天晴時，晾床墊在地下拍打，能掉下幾百個臭蟲。工作人員趕緊用開水澆木縫殺蟲，可到了晚上，地板、牆縫裡的臭蟲又爬出來了。
珠櫝相分
溥儀出宮後，紫禁城引起各方面的關注。各路軍閥割據政局，強者進，弱者出。變換的執政府個個都想控制故宮，遜帝遺老也不甘心就這麼走了。種種勢力圍繞清室善後委員會展開爭鬥，祖父梁廷煒是其中一員，有禮有節應付難局，見證了故宮博物院的成立。
梁金生從史料中得知，爺爺那時清點文物，一人執筆，一人唱讀，身穿特製無口袋的工作服，還以白帶繫緊袖口，雙手無處可藏，以預防發生偷盜之事。
老故宮人單士元也參與了點查，當時還是個學生，回憶文章里寫：「進得宮禁，其凄涼之狀躍然入目，每到一院落都是蓬蒿滿地，高與人齊。年輕人手持鍬鎬鐮刀為點查人員開路。步入冷宮，寒氣襲人，又無爐火，兩足站地三至四小時痛如刀刺。」
點查完成後，故宮博物院成立的日子確定下來了。清室善後委員會的委員長李煜瀛被推選為理事長，他粘連丈余黃毛邊紙鋪於地上，用大抓筆半跪著書寫了「故宮博物院」五個大字。他善榜書，功力極深。
成立的慶典大會上，五個字莊重地鑲嵌在神武門的紅牆。如今「故宮博物院」幾個大字並非出自他手，而是新中國成立後由名家所寫。
梁金生看到這幾個字時，他已經6歲了。6歲以前，梁金生在南京跟著父親看文物。他記得警報一響，得趕緊往地下室跑。玻璃都用米字型的紙貼著，防止炸碎了傷人。
一到過年，故宮職工團聚著演節目，小孩也跟著熱鬧。庫房後面有野山，摘桑葚、掏鳥窩，肚皮從上到下剌個口子。有時跟著大人坐馬車去南京博物院，車夫坐在包廂前面高高的凳子上，他坐在車夫旁邊，車底下有一個大銅鈴，用腳一踩，啷噹啷噹。
那時，他已經見不到見證了「故宮博物院」幾個大字的祖父。
1949年2月22日，國民黨海軍運輸艦「崑崙號」駛抵台灣基隆港，故宮南遷文物中的四分之一，共計2972箱分3批運往台中，暫時借台中糖廠的倉庫貯存，職員及眷屬們都住在合作旅社。
梁廷煒作為押運人，帶著妻子、二兒子和大孫子梁峨生跟隨，以為是一次尋常的護送。但直至1972年離世，他再也沒能回大陸。
北京這邊也不知家人所蹤。無故背了「海外關係」的帽子。梁金生從小成績好、當班長，但始終不夠「紅」。
上世紀80年代，一位曾在台北故宮工作的文物專家來北京交流，提到了「終日穿著長衫，夾一個布包，走路慢慢悠悠」的梁廷煒先生。
梁金生趕忙代表家人寫了一封家書，在信中提到媽媽已經去世，附上了幾張家人照片，對照字典，寫了繁體字。托這位先生從美國轉寄台灣。因為不清楚地址，只填了「台北故宮博物院」。
後來台北故宮幫忙，把信件交到梁金生的大哥梁峨生手中。幾年後，梁家人才真正團聚。見到大兒子，梁匡忠的眼神好像獃滯了一樣，過了很長時間才緩過來，大家都掉了眼淚。
1993年，梁金生第一次去台灣，見了家人和爺爺的老同事。老人們回憶，文物抵台後，很多文物箱子沒有打開過，大家只買最便宜的竹製傢具，隨時準備回大陸。
直到台北故宮博物院成立，大家才意識到，怕是回不了家了。蔣介石對故宮文物很重視，1954年年底親自視察，還在文物庫房門口與梁廷煒等人合影。
台北故宮有一件唐代懷素《自敘帖》，當年打包匆忙，包裝盒還留在北京，珠櫝相分。
「只有讓我進故宮，我才回來」
梁金生31歲才正式進故宮工作。之前在內蒙古插隊，孩子也在草原出生。故宮招工時，要求年齡在30歲以下，他沒猶豫，進了唯一接收「大齡」的工程隊。
「當時有人為了回北京，說掃大街也干；我不行，只有讓我進故宮，我才回來。」
每個春天，他都爬上宮院屋頂，用紅色的瓦刀灰把琉璃瓦的縫隙重新壓一遍。這個技術百年未變。「你對古建築不實在，它對你也不實在。」彩色琉璃瓦被日頭曬得很燙，軍綠膠鞋踩上去滋啦啦地響。
那時候腳手架沒有綠網攔著，師傅們個個身手矯健，繩子往上一扔一繞，結就打好了。梁金生和工友們光著膀子「上房揭瓦」，來故宮參觀的外國人看見這「東洋景」喜歡拍照，咔嚓一聲，「又出國了」——人沒到國外，照片先登了。
梁金生腦子裡，故宮模糊的影像出現在6歲。新中國成立後，文物分批運回北京故宮。1953年，父親梁匡忠押運第二批文物北返，家人跟隨。梁金生每天佩戴家屬證來故宮送飯，順便四處溜達，「老想找沒開放的地兒」，抓蛐蛐，逮螞蚱。神武門外有故宮露天電影院，一毛錢一張票，小孩都愛看。那時故宮院里有很多雜草，拔野草，干一暑假活，下學期書本費就有了。
「變化最大的御花園，以前有活物、籬笆牆和竹子，後來都拆了。」
文物北歸後，故宮終於能喘息修整。老有戰亂，之前對故宮的維修微乎其微。「破敗勁兒太大了，西城牆的渣土堆得快到城牆上頭了。」1952到1958年間運出的渣土有25萬立方米，如果利用這些建築垃圾修築一條2米寬1米深的公路，可以由北京直達天津。
那些年，父親梁匡忠為人低調，「內向，平時說話很謹慎。」聶崇正跟父子倆是同事，今年79歲，退休返聘至今，是老故宮人。
二人的交集始於「文革」時印小報。聶崇正等人刻鋼版，梁匡忠油印，「聶崇正心很細，平常一張蠟紙印50份就損壞了，他能印100份。」
1965年，聶崇正一畢業就分配到故宮，碰上四清運動，下鄉到陝西臨潼。
他回來沒幾個月，「文革」開始，故宮全員參與，你斗我，我斗你。梁匡忠因為「海外關係」被貼了大字報。
「好在沒有一個人提出砸文物的，明白人的默契。」「文革」期間，故宮文物沒有損失。
「文革」初期，紅衛兵串聯的時候，故宮開放過，有些紅衛兵說皇帝老子待的地方要砸了，「上面有人覺得危險」，馬上關了大門，停止開放。
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前身是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那時，他們共用一個食堂，在一起吃飯，革命博物館的看不起歷史博物館的，「我們搞革命的，牛！」
緊接著，文化部的幹部下放到湖北咸寧五七幹校，大多數故宮人也是，「種水稻種了3年」。很多文化名人都在那待過，詩人臧克家、作家沈從文、冰心，頂著「敵對分子」的帽子種田。
梁匡忠雖有「海外關係」，但進駐的軍代表和工人代表看過他的檔案，沒讓他挨整、進牛棚。但好些事非人意所能左右。
故宮人徐邦達，是古代書畫權威，活了101歲。他人很瘦弱，上工要走過長長的淤泥地，雨季路更難走。「我們中間休息時，他才扛著鐵鍬走到；晚上我們都洗漱完了，他才回來。」
「沒人敢扶他，那是反動權威。」聶崇正想起來，有次徐邦達在長江邊上，買了當地農民小攤上的梨，結果被舉報，除了「貪圖享受，不好好改造」外，還有頂很大的帽子，「徐邦達的行為助長了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
唐蘭，故宮前副院長，南方人，平時吃東西細膩。幹校都是大鍋飯，吃飽為主，談不上味道。唐蘭想調劑調劑口味，讓老婆從北京寄罐頭。被告發後，當場在宿舍批鬥他，「他蜷縮在角落。」
故宮用搞陳列的特長把罐頭擺放出來，像文物一樣寫好說明，稱之為「原狀陳列」。
「十年，全都荒廢了。原來學的東西都忘得差不多了，不要說有什麼長進。」1976年之後，聶崇正回到故宮陳列部書畫組，負責繪畫書法作品的對外展覽和研究。
在工程隊幹了5年，梁金生被調入保管部。在那裡，有一排灰色平房，叫東長房，梁金生第一次見到了爺爺參與編輯的三本文物目錄：《故宮物品點查報告》《故宮已佚古物目錄二種》《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梁金生開始了與祖父、父親相同的工作。
後來他組建文物管理處，搬到慈寧宮，又搬到現在的居所，還是老沙發、老暖壺、老冊子、老畫環繞。梁金生的同事曾給他發過一張《山水圖》扇面。遠山清廓，密布枯樹瘦石，近處有兩個人在橋上說話，是宮廷畫典型的青綠設色。落款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寫著「梁德潤恭畫」。
梁金生數過，故宮收藏了81件高祖父的畫，以小幅的山水、花卉居多，這件的編號是「故8742」。
恆定與流變
擺畫的地方叫武英殿，是研究畫的餘輝和聶崇正最常來的地方。大明王朝被推翻以前，這座宮殿先後做過皇帝御臨的便殿、齋宮和皇后生日時接受命婦朝賀的地方。李自成在這裡登基，當天夜裡，又帶著他的人馬匆匆離開，再也沒有回來。
書畫愛好者現在喜歡來這裡，拿著放大鏡，貓腰一點一點細細地看。以前，這些在中軸線以外的宮殿沒什麼人氣。來參觀的都直奔大殿，看皇帝的寶座在哪。
那時故宮的員工需要「站殿」，看守文物，現在早就交給了安保系統。過去一到秋天，國慶之前，全院都會動員起來拔草，尤其是不開放的院子。每年國慶外面放煙花，怕著火。
文物的待遇改善了，庫房恆溫恆濕。「以前庫房都是灰，走進去像太空步一樣，輕輕一邁，噗噗噗起塵土。」梁金生做保管，看到磚上還長出白毛。上個世紀80年代，夏天庫房很潮，沒有空調，早上上班用塑料桶能抽出半桶水。
聶崇正等人開玩笑說應該叫「苦工研究院」。一直流傳下來的工作服是藍色大褂，還是沒有兜，據說台北故宮的也沒有。聶崇正等人給它起了個名字，叫「紫禁城牌風衣」。
中央美術學院畢業後，他也想研究當代藝術，後來發現「還是在故宮最保險，搞當代的很複雜。」
他提起文化這幾十年遭遇的變革，直呼「荒唐」。「故宮的定位討論了很多年，『文革』時期要說是展示皇帝怎麼生活，一定會受批判的。」
梁金生記得，上世紀60年代的時候，故宮把「凡是有礙博物館發展的、沒用的東西」都處理了，「省錢又省地方」。皮貨、藥材給了藥材公司。
後來故宮定位為「明清歷史基礎為主的歷代藝術館」，皇上的腳墊不算藝術，不要。八旗盔甲九成都處理了，撥給幾個電影製片廠、北京電影學院等，拍電影用了。「八旗盔甲的襯裡，還給我兒子當過尿介子。」梁金生說。
故宮人好像寵辱不驚的，埋頭干自己的事兒。餘輝在故宮裡算「年輕人」，抓住一個問題，一查就是十幾個小時，焦慮失去研究對象，像警察一下子找不到小偷，「很少留意鏡中的自己，忘了自己的老臉。」但在進庫看文物的時候，會想起上次看時是和誰一起，說了怎樣的話。「文物像生命的坐標，永遠不會消失。」
從2005年開始，梁金生每年都給新入職故宮博物院的年輕人講課，講的是文物管理的規則和制度，一板一眼，但他每次都從自己的身世開場，大略梳理五代人的起起伏伏。
東華門裡有一片二月蘭，二三月份一開，滿地藍色，梁金生很喜歡。花在五月變枯草，大概是嫌不好看，後來換成了人工草坪。
「秋天銀杏，冬天雪景都不錯，在高處一看，都是雪白的，人一踩過去，就亂七八糟了。」
梁金生的兒子沒能成為第六代故宮人。他幹了旅遊的行當，早些年帶團來故宮，也沒借過父親的名義進紫禁城。只有一次，「遊客都進去了，他手裡沒票了，再排隊要幾個小時。」
唯一一次，兒子報了「梁金生」的名字，走進他祖輩父輩工作的地方。
TAG:中青報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