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黨社、田靜：《秦都雍城豆腐村戰國制陶作坊遺址》的學術意義

秦文化專輯

雍城（今陝西鳳翔）作為秦都，從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一直到秦獻公二年（公元前383年）後徙治櫟陽，時間長達294年，是秦為都時間最長的首都，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令人注目的。陝西考古院等單位（田亞岐等執筆）2013年出版的《秦都雍城豆腐村戰國制陶作坊遺址》（下簡稱《豆腐村報告》），作為雍城考古的系列報告的第一本，足令秦史、秦文化研究界為之興奮。概括起來，筆者認為本書的學術價值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雍城考古的第一本報告

雍城考古若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北平研究院徐旭生等先生的踏勘算起，已經進行了整整八十年；若從五十年代末期正式的工作開始，也愈半個世紀，大量的城址、宮殿、陵園、國人墓地、作坊等遺存被揭露出來，全景式的考古報告的出現已經勢在必行。由於習知的原因，中國的許多考古報告是缺乏時效性的，作為雍城考古系列考古報告的第一本，《豆腐村報告》打破了沉寂，開了個好頭，給學術界帶來了更多的期待。

在本書的開頭，第一章是專門敘述雍城八十年的考古史的，這也是本書的一大特色。當一門學科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進行一定的理論性的總結和思考，是學科發展的前提，但考古學史一直是中國考古學的弱項，在許多考古報告中，對於相關歷史的回望，往往都是最簡略的部分，文字猶如排比句或大事年表。此前雍城考古也有數種綜述性的文章，作為雍城考古八十年的第一本專題性報告，所以專辟一章論述雍城考古史，十分必要和恰當。這樣的學術史回顧，需要熟悉情況並且公允，連續參與、主持雍城考古三十年的田亞岐等先生，足堪大任。

2，反映秦獨特的都城史

考慮豆腐村遺址的價值，首先的出發點自然是物質的層面，這跟其他考古報告並無不同，本報告已經給了很好的體現，描述全面客觀，連書中的圖版都質量很高，似乎比我原來去現場看標本還要清晰，看來田先生在此方面也是用了點力氣的。

都城由於歷史信息的集中，往往是一個國家或族群歷史的集中體現。秦的都城史，走的是一條與列國有所不同的道路。在《史記·秦始皇本紀》的最後，附有一段話，原來頗讓讀者費解。這段話記載了從春秋早期的文公到戰國早期的躁公的居地，來源應是秦人的官方歷史記錄《秦記》，真實性不容懷疑。本段記載其實可以看作秦都城的發展史，但在說到秦君居地之時，除了說憲公所居為「西新邑」、靈公所居為西陵之外，卻都不說都邑那樣的居地之名，而是直接記載西垂宮-受寢等九個宮室之名，文字格式是「某君居某宮」，而不是「某君居某地或某都邑」，其中關於雍城的記載又比較詳細，提到的宮室之名有大鄭宮、陽宮、之（走）宮、高寢、太寢、左宮、受寢等七個，從春秋早期的秦德公一直延續到戰國早期的躁公。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晚期的悼公之時，才有了「城雍」的記載。按秦悼公公元前490-477年在位，築城必在這個年代區間內，秦都雍城修築城牆的記載，以此為最早。據此可以推測，此前的秦都雍城，大概是沒有城牆的。再往前推，綜合《秦始皇本紀》與《秦本紀》的記載，襄公所居為西犬丘；文公元年移居西垂宮，四年又徙居「汧渭之會」；憲公本居「西新邑」，二年徙居平陽（當是從「西新邑」而來）；出子居西陵；武公元年，徙居平陽封宮。其中西犬丘、「西新邑」，「汧渭之會」、西陵可以理解為城，其餘西垂宮、平陽封宮自是宮室了。自襄公-憲公的半個多世紀，都是宮與城並存；武公-惠公200年有餘，則只有以宮室作為都城了，這麼長以宮代城的歷史，在都城史上並不多見。宮殿與城一樣，都發揮了政治中心的作用。這樣的理解，可能在以後考古實踐中對秦「都」的尋找有一定的參考作用，在定位新發現秦「都」是城還是宮時，是需要慎重的。當一宮足以作為政治的中心時，或者河流、地形足以防衛（如西犬丘、雍）、宮殿的圍牆可以代替郭城之時（如秦都咸陽），又何必建設規模更大的都城呢？這其實反映了秦都城建設史的獨特之處：經常只建宮室，城牆之類的隨後逐漸建成，在某一個歷史階段甚或沒有城牆，此點已經被雍城、咸陽的考古發現所證實，與列國形成了鮮明對比。

3．秦式「動物紋」對探索秦文化傳統與秦人來源的意義

若從一些常見的視角，例如藝術史、思想文化方面去觀察，都可體現本書的價值。不過與北美那樣被歸入人類學不同，大陸的考古學，是被劃入歷史這個大的學科範圍之內的，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所以，對待相關考古資料，再向前走一步進行社會歷史層面的探討，就是必要的。

「屢遷」即都邑頻繁遷移，是秦史中的一個重要現象，春秋時代猶甚。秦頻繁遷「都」的原因，由於當時伐戎的形勢，以及新君立則遷移的原則，我們很容易會歸結為軍事、政治那樣的原因，另外還可能有土木建築本身的原因（因為秦都或宮使用時間大部分較短）。可是，若考慮這些地方或處一地（如平陽與平陽封宮），或位置臨近（西垂、西新邑；「汧渭之會」、平陽、雍），這樣可能有把問題簡單化的傾向，或許在這些原因之外，還可以找到別的選項。十分重要的是，文公從西垂宮移居「汧渭之會」給我們提供了這樣的線索。

原來曾經發現過一些秦動物蚊瓦當，這次豆腐溝出土的更加集中，數量也更多，藝術特徵明顯，使人一眼便可認出其為秦之遺物。

這些「動物紋」有風鳥、虎、鹿、雁、蟾、狗、飛鳥等多種，除了狗是家養的之外，這些動物都是野生的，都是秦人日常所熟悉的動物，應該與秦人從事的畜牧狩獵經濟有關（狗也與狩獵有關，風鳥應是野雞）。把這些動物跟反映「遊獵」的石鼓文、《秦風》詩、秦簡《公車司馬獵律》中的動物相比較，種類很多雷同，可知許多是秦人狩獵的對象，或與狩獵有關。如石鼓文中狩獵對象有鹿、兔、雉（野雞）等，《秦風》詩中有獫驕（狗），《公車司馬獵律》則有虎、豹。在此之前，已經發現的一些瓦當，紋飾就與狩獵直接相關，例如東社發明的人刺虎瓦當，年代與豆腐溝的相當。這些資料可以說明秦人與狩獵、畜牧的關係，我們可以把此歸結為秦文化、秦人性格行為的「畜牧特徵」，秦史中的許多現象，都可以這個「畜牧特徵」加以解釋。上述文公的「遊獵」，進行了兩個年頭，時間不可謂不長。或許，這種「遊獵」，正是本地族群的存在方式，也是畜牧經濟的特徵之一。

秦人的來源，無論是「東來」還是「西來」，都以西北為其「發跡」之地。西北地區的黃土高原、丘陵山地與河谷地帶，也是「西戎」生活之地，所以秦人與「西戎」身處一地，具有相似的經濟形態和文化特徵，甚至族群性格都與「西戎」類似，具有一定的「夷翟」屬性，是自然不過的事情。這一點，自東周以來就是人們認識到的。

本地的經濟形態，畜牧特徵明顯，在西北、華北地區的乾旱、半乾旱環境中，自新石器時代直到青銅時代，這種經濟形態逐漸演變為一種普遍的形式。這種經濟是畜牧、農業、狩獵經濟成分並存的，在家畜飼養與放牧經濟之外，並不排斥農業與一定數量的狩獵成分，族群性格和行為也崇尚勇猛和氣力。在戰國時代典型的游牧文化在北方擴散之前，這個傳統就已形成。豆腐溝動物紋瓦當的大量發現，再一次給我們證明了秦文化與西北地方古文化的聯繫，也說明秦人起源與西北畜牧族群不無聯繫。

（《秦都雍城豆腐村戰國制陶作坊遺址》，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寶雞市考古研究所、鳳翔縣博物館編著，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本文原載《中國文物報》2014年12月19日第4版。

秦文化專輯組稿：史黨社

編輯：熊佳暉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