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與碑林
西至書院門的三學街夾在古老的南城牆和同樣古老的碑林中間，如今依然因書法而繁華，這讓人不禁感嘆，唐長安城的輝煌雖然早已成為過去，但那些流瀉在石碑上的青史卻千百年來不曾漫漶。
于右任（1879~1964）
老宅里的紀念館
于右任留給西安家族老宅的舊物並不多。除了西廂房裡存放的幾件卧室傢具外，最重要的是一個深褐色的三層書架，上面整齊地排放著舊書和于右任書與家人的親筆信。上世紀初，于右任的二弟於孝先買下了書院門東邊的這座宅院，那時在西安陝西中學堂讀書的于右任已經高中舉人，但因印行諷刺時政的詩集《半哭半笑樓詩草》，被清廷革去舉人銜，並下密旨捉拿且要就地處死。于右任最後僥倖出城，逃亡至上海，從此開始了革命生涯。
在陝西中學堂讀書前，于右任曾就讀於三原宏道學堂，當時他已經表現出強烈的革命意願。「考官在他的策略考試試卷上批複：『中《新民業報》之毒深矣』，但是又特別讚賞他『筆端奇氣不可遏制』。」于右任書法研究者、著名書法家鍾明善研究過這份試卷的影印資料，他告訴本刊，這篇文章的書法「中宮緊收而筆勢開張」，可以看出於右任當時明顯受王獻之、歐陽詢等書法家的影響，「筆法追求舒放的個性」。
1906年，意氣風發的于右任在日本與孫中山結識，加入了同盟會，次年4月他回到上海創辦了《神州日報》，這是革命派在國內創辦的第一家大型日報，之後他又接連創辦了《民呼日報》、《民吁日報》和《民立報》，並親自題寫報頭。為了追憶他這段傑出的辦報經歷，老宅紀念館四處搜羅這四份報紙，並以突出豎排報頭的形式將其置於書房裡。仔細比較這些字，似乎能揣測到一些當年的心緒：「民呼日報」四個字寫得敦厚紮實，「民吁日報」就變得稜角銳利起來，于右任曾說，之所以將「呼」去掉兩點改成「吁」字，是為了向封殺《民呼日報》的清政府示威，稱自己「挖去了眼睛也要呼喊」。
于右任書法作品
這是一座屬於於家的私人紀念館，館長是於孝先的嫡孫於大方。解放後，包括四座電影院、百貨公司、被服廠在內的大多數於家產業被公私合營，唯有書院門52號老宅一直在於家名下。于右任去台灣後，他的原配夫人高仲林和長女於秀芝就長期居住在此，直至70年代相繼去世。2002年，於大方的父親於隆領頭出資千萬餘元，開始在原址修建紀念館，這之前，一直有家人在這裡住，最多的時候住過30多口人。「窗戶漏風，牆裡全都是灰，拆開裡面很多白蟻，但全家人都捨不得離開這裡。」於大方告訴本刊，「父親有很多回憶在這，有些是關於于右任的。民國時，于右任領導陝西民主革命，每次回到西安，都要親自駕轅。于右任留著長長的鬍子，被稱作『美髯公』，城裡的人們聽說于右任回家，從南城牆邊開始就沿路歡迎，興奮地喊『鬍子來了，鬍子來了』。本地的民主人士、文化人、書法家也都要趕到我們家迎接他，相當熱鬧。」於大方和兄弟姐妹的回憶則主要圍繞被叫作「大婆」和「姑媽」的于右任妻女。「大婆就住在現在擺著于右任用過的傢具的西廂房裡，冬天的晚上，我們幾個輪流拿銅壺給她焐被子，她有雙很小的腳。」於秀芝姑媽更加有趣，她曾被于右任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和蔣經國等國民黨高官子女是同期同學。「她給家裡帶來很多洋氣的東西。我記得她很喜歡喝咖啡，我和弟弟常常收集她的各種煙盒，小時候我覺得她本身就是一個俄國人，深深的眼窩，很消瘦。」
2009年開放的紀念館仍然沿用了最初的磚木結構，按照家人意願，儘可能地忠實老宅的構造。「拆房子時老的門窗我們都留著，這些新的門窗都是照著原樣做的，上面的花紋一模一樣。請的也是三原老家的施工隊，他們在三原就幫著修了于右任老宅，對於右任都是很有感情的。」紀念館面寬三間，進深有80米，由門房、花園、廳房、廂房、上房、後院組成。「門房在『文革』時被佔了，最後花了雙倍的拆遷款才讓那戶人家搬走。」於大方小時候對老宅最大的印象是「樹多，有花有草，後花園裡還有口井」，現在儘力恢復了原有三分之二數量的植物。另外，房子也從原來的兩層變成現在的三層，「旁邊的房子都是四層，考慮到消防的因素，規劃局建議我們也加高」。
三層現在是於大方的辦公和會客室。站在三層連接前後院的過道里，能清晰地看出「房子半邊蓋」的陝西特色，只不過為了通風，在背後的牆上也開了窗。即便是在儘力典藏古態的西安城牆裡，這樣的房子也不多見，院外兩邊的樓房雖然也用青灰色的磚瓦保持老宅風貌，但已經完全是現代的樓房結構了。
三層的通道里大致可以看清於大方對紀念館的空間設計。年輕時他曾在日本留學8年，學的就是博物館學，回國後一直在做外貿生意，現在又回到了老本行。二層空著，是做臨時展陳的地方。「有時會搞一些畫展和書法展結合的形式，根據來參展的國畫作品，我們挑出於右任的書法來配。」於大方說。一層主要是于右任的生平介紹和家族歷史，用圖片形式錯落放置在客廳、廈房中。最有趣也最珍貴的空間在地下，從客廳旁稍一轉彎能找到向下的台階。
這裡相當於地下半層，原本是家中放雜物的地方，現在是于右任書法作品陳列室。于右任的書法作品在拍賣市場上價格不菲，於大方無力購買，這裡的幾十幅作品是通過於家親屬和朋友圈子低價回收回來的。「有的是於老在台灣的朋友，收藏了他的字，知道我們在做紀念館，無償捐贈的。有的是和我們家一直有聯繫的朋友，於老曾經給他們的長輩送過字，現在家裡困難，把字賣給我們。也有於老在台灣的親屬幫忙收集來的。」
空間設計頗有點日本風格的素雅。漆木框簡單的裝裱，配上介紹來由的文字，在兩側疏鬆地排開，最盡頭處是一個小型討論區。於大方說，這裡曾經舉辦過詩會和古琴雅集，但更多活動是圍繞著于右任書法本身的鑒賞和討論。「這裡基本上都是他給別人寫的新婚賀詞、祝壽詞或者臨別贈言，從中可以讀出很多東西。比如他寫給原基隆市長的一幅字，當時他去市長家中赴宴，對方向他求字，從紙上就能看出，這位市長並不懂書法，紙薄而墨淡，如果是一般的書家，可能會換紙，不然就是寫得慌了神，但於老的字依然雄勁，他選了《醉翁亭記》中『臨溪而漁』的一段，用太守宴來形容市長的款待還是十分恰當的。」
于右任故居紀念館
「鴛鴦七志齋」與碑林藏石
1918年，于右任在護法運動中回陝擔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在此期間，他開始悉心研究北朝書法，並廣為搜尋北朝的墓誌與造像記。他在此後20多年中收藏的漢至宋代石刻、墓誌共400餘方，其中大多都來自河南洛陽。
和于右任一起收集志石碑刻的是當時任靖國軍副總司令的張鈁。兩人愛好相同，私交甚篤，張鈁是河南新安人，兩人達成默契，凡在洛陽搜集到的北朝墓誌都歸於右任，而唐朝墓誌則都歸張鈁，最後張鈁收藏的唐代墓誌多達1900餘方，取名《千唐志齋》，與于右任的《鴛鴦七志齋》藏石堪稱墓誌收藏雙璧，前者現存於河南新安張氏故里。
鍾明善告訴本刊，于右任搜集各朝墓刻的過程相當不易，除了洛陽的碑刻，他在陝西期間也常常親自去找，其中收穫最大的是前秦苻堅時期的名碑《廣武將軍碑》。這塊碑立於368年，約乾隆年間佚失，曾擔任陝西巡撫的清代學者畢沅在《關中金石記》中稱，該碑位於陝西宜君縣。1918年，于右任曾騎馬出城搜尋，鍾明善說：「他在1955年回憶時寫道：『從宜川、延長、延安一路到了宜君。在宜君耽誤了好幾天，沒有找到，找不到。』但同一年，他巡視高陵時，卻在友人李春堂家看到了此碑的拓片，這才得知此碑原來在陝西白水縣。」于右任為此十分高興，洋洋洒洒寫下近600字的文章《廣武將軍碑復出土歌贈李君春堂》。
于右任曾寫詩句「朝寫石門銘，暮臨二十品，竟夜集詩聯，不知淚濕枕」，其中《石門銘》和《二十品》分別是北魏時期的石刻和造像記，由此可見他對魏碑的鐘愛。在歷代的書法流派中，為什麼他唯獨青睞魏碑？鍾明善剛編纂完《于右任書法全集》，他告訴本刊，于右任開始研究魏碑時，正是護法運動失敗後，他主持陝西靖國軍的時期。「當年，靖國軍總指揮井勿幕被謀害，於先生痛失戰友，當時他寫下《吊井勿幕》等詩作。書為心畫，能看出他書寫的浮躁和病筆。而魏碑是方筆棱錚，神氣外露的，體現的正是北魏時期尚武善戰的濃厚風氣，這是於先生所推崇的。」
他花20多年時間、耗資十餘萬兩白銀收集來的近400方石碑現在收藏於西安碑林博物館內。
碑林博物館距離於氏老宅只有不到500米的距離，但于右任將墓誌「捐歸公有」卻著實費了一番周折。首先是交通問題。碑林博物館副研究員路遠在他寫的《西安碑林史》中介紹道，這批藏石中的大部分當時存放於北平西直門菊兒衚衕的一個舊王府後院內，由於中日關係緊張，平津受日軍嚴重威脅，于右任擔心藏石被毀，就委託楊虎城將其運回西安保存。但當時隴海鐵路尚未通至西安，最後經過多人幫忙，才包了火車皮，由部隊護送經鄭州最終送抵。但于右任捐贈石碑是有條件的，他要求將這批墓誌拓售所得用來資助自己在三原縣創辦的民治小學，當時負責碑林整修的監修委員會為慎重起見，多次在會議上討論于右任碑石存放問題，最後決定另闢一塊區域專門存放這批墓誌。究竟是否將碑拓所得用於民治小學沒有記載，但這批墓誌很快就在碑林博物館裡安置妥當，現在碑林第二、三室之間，第三、四室之間，第五、六室之間的碑廊上，就可以看到青磚牆面上鑲嵌的《鴛鴦七志齋》藏石精品，經統計，這批藏石共387方，其中北魏160方，隋116方，剩餘的屬於晉、北齊、梁、北周、唐、宋，以及一些年代不詳者和殘石。
《鴛鴦七志齋》這個名字是由七對夫婦的墓誌而得來，但具體是哪七對，于右任並沒有具體說明，後人有很多猜測，爭論不一，但北魏「穆亮及妻尉太妃墓誌」、「元遙及妻梁氏墓誌」、「元珽及妻穆玉容墓誌」等幾對貴族的墓誌是大家確認無疑的。這些墓誌除了在內容上反映出幾個朝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風貌，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外，呈現方式更是堪稱中國書法藝術中的瑰寶。
目前看起來，于右任所捐的《鴛鴦七志齋》藏石中價值最大的當屬東漢《熹平石經殘石》。《熹平石經》是東漢熹平四年所刻的《詩》、《書》、《儀禮》、《周易》等儒家經典的通稱，原立於洛陽太學，目的是為防止流傳中的訛誤，但它最終不幸毀於戰火。于右任花高價從洛陽古董商中購得了一塊《周易》的較大殘石，現存於碑林第三展室東側。相傳《熹平石經》的書寫者是東漢著名文學家和書法家蔡邕，除此之外，它的價值還在於是我國最早的一次刻經活動，所刻的是當時仍具有官學性質的今文經。今文經是指戰國以來學者師徒授受傳述，到漢代才以通行文字隸書寫成定本的儒家經典，「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就是今文經學的大師。
西安碑林博物館
有趣的是，董仲舒墓與碑林的距離也並不遙遠，從三學街往東600多米即是。三學街在柏樹林街以東稱為下馬陵路，當時由漢武帝親自為董仲舒墓選址，據說漢武帝每次經過他的陵園，都要在三十丈外下馬步行，以示尊敬，所以這條街命名為了「下馬陵」。但這位西漢最傑出的儒學大師卻在當代備受冷遇。我們找了兩次，才終於打聽到董仲舒墓的正確位置，原來它已經劃在了某干休所院內。漢武帝曾在董仲舒墓前修董子祠，現在這間老祠堂舊貌換新顏，變成了干休所內老幹部活動中心，幾桌老年人正在裡面熱火朝天地打麻將。董仲舒墓在祠堂的北面，與他的身份相比實在寒酸，現在僅僅剩下一個巴掌大的小土包，周圍砌磚牆圍著，如果沒有墓前的一方石碑，實在令人難以分辨。
「曠世草聖」的追隨者
于右任在陝西書法界有著一大群忠實擁躉，他們將他的書法奉為圭臬，並潛心研究。1988年，由省里的書法研究者和政界人士一起發起成立了民間組織于右任書法學會。該組織現任會長王改民向本刊介紹說，學會一開始以書法研究為主，但在26年的發展中已經將于右任的文化、思想、詩詞研究納入其中，目前學會共有1300多名會員，共組織四屆包括台灣、港澳地區，以及日本、加拿大、美國等地研究者在內的于右任流派展。「11月我們馬上要去台灣參加于右任的書法論壇和展覽，到時候要拜謁於老的墓，我們會帶著他愛聽的秦腔一起去。」
與他對碑學的巨大貢獻相比，于右任的書法造詣甚至更為研究者稱頌，研究者從他不同時期書寫的作品中判斷其風格的轉向和筆法的日益純熟。
鍾明善在咸陽讀高中時，中學校長梁益堂是于右任的學生，寫一手漂亮的於體行楷令他印象深刻，後來他在陝西師範大學讀書，導師霍松林又與于右任有忘年深交，1979年陝西省書協成立後，鍾明善為省政協對台辦寫過第一篇介紹于右任書法的廣播稿，早期還曾經訪問過於右任的女婿屈武、學生胡公石等人，是國內于右任研究領域的佼佼者。他告訴本刊，于右任11歲時跟隨關中有名的私塾老師毛班香學習，首先臨習的是王羲之的《換鵝帖》，之後他又深受趙孟頫書法的影響。「光緒中葉，人們學習書法的首選範本依然是趙孟頫、歐陽詢、董其昌等人，尤其是趙孟頫的楷書最為一般文人所推崇，是能被普遍接受的端莊、豐腴和溫雅的風格。于右任的書法啟蒙老師毛班香也是趙體的追隨者之一，于右任一開始的書法練習就是圍繞著趙體進行的。」鍾明善說，「有人說于右任之所以拋棄趙孟頫，轉而練習魏碑，是因為他感覺到了趙體中的『二臣氣』，因為趙孟頫是南宋貴裔，但在元朝卻官居一品。這種說法並不可信，即使在於右任的字形完全借鑒魏碑方頭滯重的風格後，仍然能看出他用筆上的清秀和圓融，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他1919年所寫的《富平劉仲貞先生墓志銘》。而到了1923年的《張清和墓志銘》，他已不再受制於魏碑扁方的體勢，稱要『各盡字之真態』，逐漸形成了以魏碑為基礎的於體楷書風格。」到了1928年書寫《石室生虛白》中堂時，于右任又「在行書中融入篆、隸、草書的筆法，結字斜正誇張變形，個人風格已經逐步形成」。鍾明善說：「在同一時期，他開始著手研究草書，搜集歷代草書大家的《千字文》約300多種。」
標準草書的確立是于右任留在中國書法史上尤為重要的一筆。1932年，于右任在南京成立了草書社，在兩年後改名為標準草書社。王改民告訴本刊：「之所以成立草書社，是因為當時社會上有一種使用羅馬字替代漢字的潮流，於老痛感漢字書寫費時，認為草書是一種最值得推廣的書寫方式，但草書又是最有想像力的，不同書家書寫差異很大，後人很難認，所以他決心整理出一套草書書寫的標準。」關於這段歷史，草書社核心成員、著名書法家劉延濤在《民國於右任先生年譜》中寫得非常詳細：「自1932年先生成立草書社以來，以『易識、易寫、標準、美麗』為原則，致力於草書標準化，以兼顧草書之藝術價值，而弘揚其實用文字功能，然此工作實屬不易。初，主張用章草，因章草之幾大優點：其一為『字字區別』，即字與字之間分割明白；其二乃『萬字皆同』，即章草之每字有其固定寫法；其三曰『筆斷意連』，即筆與字之間不必實連，致使遊絲滿紙。於是，先生擬編訂一部完善的《急就章》，將《急就章》徹底考證了一遍，但不久發現《急就章》存有許多缺點：許多字的章法太過落後，有些甚至不是草書；一些句子太過艱澀，以致許多字也成為『死』字；『一字萬同』並不真切，草法不一。此時，草書社改變計劃，預訂一部完善的《二王法帖》。他們將散見於各種業帖和零章斷篇的草書搜集起來，相互比較，取之最好，斟酌義理，編訂釋文，然而在浩繁的工作結束後卻發現，二王之草書雖美，但在有些字的組織上，一些當時及後世的書者，都有更進步的書法。於此情境，先生不得不把一部已即將編訂完成的二王法帖放棄，在此之後，草書社的工作才是編訂後來的《標準草書千字文》。」
如今，在各地都有標準草書的研究者。解放後恢復成立了中國標準草書學社，社址現在南京，同時台灣也成立了標草學會。在陝西于右任書法學會裡，有兩位會員曾經出版過《標準草書字典》，搜集每一個漢字的不同草書書寫方法，歷時幾年，工程相當浩大。甚至在日本，也有一大批於體的追隨者，編纂了于右任的書法字典，並成立書道會研究于右任的書法藝術。鍾明善與日本書法界交流頗多，他告訴本刊：「高崎書道會原會長金澤子卿是于右任唯一的日本弟子，他的草書最能再現於老的神韻，書法水平在絕大多數中國同仁之上。」
今年10月上旬，鍾明善在西安交通大學博物館主辦了一場于右任《望大陸》手稿及書法精品展覽，于右任在美國的兒子、數學家於中令也親自到場。這次展出的主要展品來自日本收藏家西出義心先生。鍾明善告訴本刊，今年4月他去日本參加書法大賽頒獎時，順道去看了西出義心的收藏。「西出義心先生只收藏兩個人的作品，日本畫家秋月明的畫和于右任先生的字，還包括他的印章、鎮紙、毛筆、衣服和長袍。」《望大陸》詩作是于右任逝世後在他保險箱里找到的，後來輾轉到字畫商手中，被西出義心買下。「我看到他收藏的手稿和于右任1962年的日記，非常激動。今年是于右任誕辰135周年，也是他逝世50周年，我問西出先生能不能把這些收藏拿到中國展出，他非常痛快地答應了，但當時準備時間已非常緊張，沒想到國家有關部門為此都給了特批，展品很快就運來了。」
碑拓與三學街
三學街西起書院門，從二者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這裡曾是書香雲集之地。于右任故居紀念館的斜對面就是著名的關中書院，于右任也曾在此讀書過一段時間。關中書院是明清兩代陝西的最高學府，明末馮從吾怒辭朝官歸故里，在書院門附近的寶慶寺講學，弟子日眾。為了給馮從吾創造更寬敞的環境，陝西布政使汪可受在寶慶寺旁修建關中書院，初建時建築規模宏大，後因魏忠賢鎮壓東林黨人波及馮從吾，熹宗下令將關中書院拆毀。一直到清康熙三年，關中書院才被重新修葺開啟，至光緒年間，已成為西北五省的最高學府，民國時這裡改為省立師範學校，在書院的第一進院路旁還立著一塊1933年師範學潮的紀念石碑。
除了大牌樓上學者王大智的隸書題名和門外小廣場上的馮從吾紀念雕像，關中書院已然完全換了模樣。現在的關中書院是西安文理學院初級教育學院「大一」年級的校園，清朝復校時擴建的東院現在是文化課的教室，書院正中為馮從吾講學修建的講堂「允執堂」經過歷次重修，現在是學校圖書館，裡面的設施已顯得十分陳舊。
緊挨著關中書院西側的是陝西師範附小，除此之外，老的學府都幾乎消失殆盡。與碑林一起遷至現址時設立的京兆府學，後改成西安府學，一直沿用到清末廢除科舉制度前，現在府學巷內能找到當年的魁星樓舊址，如今這裡是三學街社區委員會。而長安學巷裡的長安縣學和咸寧學巷的咸寧縣學，舊址都淹沒在民居中不見蹤跡了。
但三學街依然熱鬧。現在這裡是西安著名的文房四寶街，也有一些做古玩雜件生意的夾雜其中，一些愛寫字的老者在攤位上鋪開氈子揮毫，也有一些靠寫生賺錢的街頭畫家，隨手描摹幾張人像，擺在旁邊招攬生意。三學街的文房四寶特色是在90年代才慢慢形成的，街上的老住戶李輝宇對當時的改造印象深刻。他告訴本刊，當時家裡房子已經年久失修，正是需要重建的時候，碑林區給的政策不錯，「出圖紙，幫住戶通電，通上下水，還減免了很多配套的費用」。改造後，三學街統一成了明清仿古街的樣式，逐漸聚集了很多來做筆墨紙硯生意的商人。李輝宇家開了間字畫裝裱店，他始終堅持祖傳三代的純手工手藝，所以慕名而來找他裝裱的人特別多，他已經忙不過來。他家門面房租給一個叫馬景相的退休教師。馬景相愛好寫字，退休後就在這裡練字賣字，怡然自樂。馬景相是陝西武功人，離於右任的老家三原縣很近。他告訴我們，他的大伯馬秉剛書法非常好，並因此與于右任結緣，于右任創辦西北農林專科學校時，將馬秉剛介紹到該校的秘書處去工作。「我小時候就是跟大伯學的書法，他寫字我磨墨，過年他寫春聯，我寫敬神的小聯。」馬景相的字工整而收斂，他說因為自己第一個練習的字帖是大伯送他的柳公權《玄秘塔碑》，之後又練了顏真卿的《多寶塔碑》和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這幾部作品直到現在仍被書法界奉為經典。
收藏於西安碑林博物館的《顏氏家廟碑》
與其他的書畫用品街相比，三學街最大的特色就是數量龐大的碑拓帖。隨便打聽了一下，一小幅的《蘭亭序》25元，大幅的《集王聖教序》50～60元。碑林博物館裡也有幾個專門賣碑拓真跡的攤位，問了價格，一幅最小尺寸的碑拓也要將近200元。
碑林博物館的拓印主管趙旗讓我們不要去外面買碑拓，「假的很多。有些甚至翻刻的不是石碑，而是木板，成本很低，但很容易分辨出來，木板沒有石質感，印出來墨色均勻，沒有花紋」。尤其是有些聲稱是唐、宋原碑的拓片，更加存疑。「國家文物局已經規定，元代及元代之前的碑刻不得進行拓印。很早以前從碑林流出去的唐代原碑拓印本數量已經非常少了，基本上我們對它們的流向都很清楚，一般市面上很難見到。」
所以，我們在碑林里能買到的拓片或者是明清書法家的作品，或者是明清時期碑刻師復刻先人的作品，甚至還有一些是現在拓印部老師重新複製來的。「印得多必然對碑有一些損傷，這時候就要洗碑，如果有些筆畫因為反覆拓印已經變淺變窄，還需要拓印老師重新開鑿，所以即便是明清時期也是需要適當復刻新碑的。」趙旗說，復刻石碑的難度非常大，要先用印藍紙在原碑上雙勾雙描，再將其刻至新碑上面。「原碑對於原作的還原本身會有誤差，再加上時間久遠很可能還有損失，現在重新刻碑，這種差距沒準會更加拉大了。」
但碑林已經儘力尋找最優秀的老師來完成這項工作。趙旗說，解放前，碑林周邊有9個碑拓鋪子，「每年交50塊大洋給碑林的管理部門，但並不是隨時都可以拓，9個鋪子輪流進去，每個鋪子可以連續拓印一周，並且只能是一個技師帶一個徒弟，不能再有其他人進去」。解放後，碑林收回了拓印權，幾家鋪子被取締，原來經營碑帖鋪的師傅趙敏生成了碑林博物館裡第一個拓印主管，另一個鋪子的姚師傅後來成了第二任拓印主管，現在拓印部的老師們都是趙、姚及趙師傅徒弟張師傅等人的學生。
（轉自三聯生活周刊）
業務聯繫電話：15899791715（可加微信）
歡迎聯繫，加入盛世藝拍拍友群，感受收藏的快樂！
————中國書法網微信公眾平台————
關注熱點，傳播最及時的書畫資訊；
堅守傳統，打造專業書畫權威平台。
廖偉夫 13510562597(可加微信）
QQ:19689887
郵箱：cmlwf@126.com
往期經典
書畫高清資料
名家訪談
經典專題
推薦展覽
TAG:中國書法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