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文學800年
葡萄牙文學800年
文符辰希
在脫非入歐的新時代里，誠如薩拉馬戈在小說《石筏》中所創造的意象，葡萄牙作為伊比利亞半島的一部分，在歐、非、美三塊大陸之間找到屬於自己的全新定位與獨特身份，葡萄牙文學也需要尋求新的表達。
作為歐洲第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葡萄牙雖偏居伊比利亞半島西端，卻長時間擁有明確的疆界、單一的人口構成和獨特的民族文化。公元8世紀，摩爾人佔領伊比利亞大部，拉開了七個多世紀「光復運動」的帷幕，葡萄牙的建政就是其產物。公元12世紀，阿方索·恩里克（1109-1185）領導的軍事抗爭既驅逐了異教徒摩爾人，也抵擋住萊昂與卡斯蒂利亞兩個王國的聯合絞殺，為新國家誕生奠定基礎。從1179年教皇首次正式承認葡萄牙王國至今，除了幾次短暫的吞併和入侵，葡萄牙民族800餘年國史連貫，文脈未斷，葡萄牙語也成為兩億多人使用的世界性語種。
早期抒情詩歌和散文創作
目前公認最早的葡萄牙語文學作品出現於公元11世紀，今葡萄牙北部及西班牙西北部地區的詩人使用加利西亞-葡萄牙語寫下很多抒情詩歌。對於該文學體裁的起源雖說法不一，但其明顯與中世紀晚期法國南部普羅旺斯地區盛行的吟唱詩歌互相滲透，彼此影響，直至14世紀中葉，譜寫者中甚至不乏卡斯蒂利亞的「智者」國王阿方索十世和葡萄牙的「詩人」國王迪尼仕一世。按照主題，這些詩歌大體可分為「情人詩」、「愛情詩」和「戲謔詩」三類，其中「情人詩」最為獨特：男性詩人進入女性視角，尤其是春心初動的少女，用口頭化的語言表達對情人的思念。「愛情詩」中的歌者則是男性，無論男女主角的階級地位與社會關係如何，詩中表達的愛情都是中世紀典型的騎士-貴婦模式，高貴、純潔卻遙不可及。「戲謔詩」相比之下則志趣不高，不乏侮辱女性的「問題作品」。
光復運動
中世紀的散文創作則是在迪尼仕一世推廣正字法後才發展成熟，本國的語言逐漸脫離加利西亞-葡萄牙語的母體，在非詩歌文本中得到實踐與錘鍊。文藝復興前的葡萄牙散文寫作與同時期歐洲其他地區大致風貌相似，內容不外乎記錄查理大帝生平、宣揚十字軍東征、改寫希臘羅馬史詩和模仿不列顛的聖杯騎士系列。惟一亮點當屬史家費爾南·洛佩斯，他著寫的《堂·佩德羅一世編年史》《堂·費爾南多一世編年史》和《堂·若昂編年史》三部，既是記錄葡萄牙國族歷史的重要文獻，也是早期葡萄牙語散文寫作的典範。洛佩斯出生的1385年，葡萄牙剛度過王朝危機，為了不使國君大位旁落卡斯蒂利亞之手，佩德羅一世的私生子若昂一世在本國民眾的擁護下贏得內戰，加冕葡王，開啟了全新的阿維什王朝。1434年，洛佩斯受若昂次子杜阿爾特一世之託，為幾代先王修撰國史，隱而未言之意在於為若昂一世及阿維什王朝正名。洛佩斯標榜自己的史書以真實公正為目的，用近似中世紀騎士小說的語言，描寫了佩德羅一世與伊內斯·德·卡斯特羅的愛情悲劇、其子費爾南多一世的短暫王朝和私生子若昂贏得王位的輝煌事迹。洛佩斯的敘事引人入勝，且在以王室貴族為軸心的傳統史家視角之外，首創性地添加平民的維度：除了血統之外，領袖品格、大眾利益也成為國王統治合法性的要素，超越了時代。
費爾南多一世
航海大發現帶來文學繁榮
航海大發現既給葡萄牙社會帶來輝煌氣象，也促進了文學的繁榮。1516年，曼努埃爾一世的朝臣、史官、宮廷詩人加西亞·德·雷森德主持出版了《總歌集》，收錄了阿方索五世、若昂二世及曼努埃爾一世時期多達286位藝術家的作品，內容涵括西葡雙語的宮廷詩、戲劇、諷喻詩和一些貴族聚會的應景之作，其中不乏精品，既有歐洲尤其是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影響，也有葡萄牙民族歷史、文學資源的重鑄與再造，而航海貿易帶來的全盤劇變也刺激了當時的文學家、思想家對新的社會現象和道德問題做出回應。《總歌集》所定格的群英像中，除了詩人薩·德·米蘭達和小說家貝爾納丁·里貝羅，更有吉爾·維森特這位葡萄牙戲劇史上空前絕後的人物。早期葡萄牙的表演藝術不外乎宗教劇、啞劇和詩文朗誦，要麼有戲無文，要麼有文無戲，就此意義而言，維森特簡直「創造」了葡萄牙戲劇。他一生服務於宮廷，除了數部作品在宗教裁判所的干預下不知所蹤，流傳至今的劇目也有46部之多，囊括了笑劇、喜劇、悲喜劇等，其寓意劇更是獨樹一幟，跳出了宮廷娛樂的狹小格局，生動的民間語言與作者的詩才熔於一爐，在大航海時代背景下，將中世紀晚期社會各個階層的生活真實鮮活又夾帶諷刺地呈現在劇中。其代表作《印度寓意劇》《地獄之船寓意劇》和《伊內斯·佩雷拉笑劇》等不僅在16世紀的葡萄牙、西班牙作家中受到廣泛稱頌和競相模仿，至今仍是葡語文學的經典。
葡萄牙文藝復興高原上的頂峰當屬路易斯·德·卡蒙斯。目前大抵可知，卡蒙斯生於里斯本一戶清貧家庭，出身或為低階貴族，曾多年在葡萄牙位於北非和遠東的擴張據點服役，一生放浪，亦多經坎坷。據說其漂泊軌跡遠至中國澳門，後在湄公河船舶失事，卡蒙斯一手抱住浮板一手托起詩稿的場景至今仍為人們津津樂道。他的民族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是葡萄牙文學史上的豐碑，甚至可以說，它參與構成了葡萄牙民族、語言、身份認同的核心，因此有中文版本將其譯為《葡國魂》。全詩共分10章，開篇便通過對維吉爾《埃涅阿斯紀》的模仿明確了這部30年嘔心瀝血之作的史詩抱負，而詩中冒險、歷史與神話三個層面的敘述彼此推動、渾然一體，又蔚然有荷馬之風。卡蒙斯的史詩不是政治獻禮，其結構與思想的複雜性與藝術上極高的完成度，都非邀功取寵之輩所能企及。15世紀下半葉的大航海不僅打通全球歷史脈絡，更拓展了人類心靈的邊界，一艘艘航船從伊比利亞半島出發，駛向的是無垠的未知，征服的是內心的恐懼。在《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中，達伽馬這樣的航海家在這一維度被賦予偉大。海上的艱難險阻在詩中具象化為暴虐的巨怪、嫉妒的酒神，而葡萄牙水手也藉此具備了超越性，猶如對抗命運與神旨的古希臘英雄。一方面，卡蒙斯用詩歌語言與現實題材，譜寫出人類精神的崇高；另一方面，他在航海冒險與諸神之爭的兩層敘述間，巧妙穿插進葡萄牙的民族史，並且通過「雷斯特羅老者」這樣的形象和對帝國逝去的慨嘆，構建出歷史的豐富性：榮耀的另一面是虛空，崛起的後話是衰落。
路易斯·德·卡蒙斯
卡蒙斯也是文藝復興時期重要的抒情詩作者。他的詩歌既有對傳統形式的採用，如首尾韻四行詩；也有對新格律的嘗試。就主旨而言，卡蒙斯的抒情詩與史詩頗多呼應，包括愛情、田園牧歌、人生無常和對社會現實的批判等。即便是同時期的史學家和遊記文學作家，在描寫海外殖民地的戰爭、掠奪與腐敗方面，都沒有誰像卡蒙斯那樣直言不諱、赤裸寫實。當然，詩人表達的思想需要還原到時代思潮中考量。隨著文藝復興的到來，新柏拉圖主義也順利融入當時基督教世界觀的大框架。因此，卡蒙斯的詩歌不是在簡單抱怨社會不公，而是隱藏著形而上學的張力，純凈、秩序的理想與污濁、紛亂的現實讓詩人感到無所適從，而正是這種痛苦成就了詩中的歌者。同理，卡蒙斯的愛情詩雖然繼承了中世紀將女性理想化、將愛情抽象化的傾向，但新柏拉圖主義的二元思維決定了詩人所面對的根本矛盾是感官之愛與精神之愛的協調問題，愛情美好崇高的理念如何在不完美的人間實現？不得實現的痛苦又讓人作何理解？這是卡蒙斯詩歌創作的核心所在。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是與卡蒙斯同時期的遊記作家，雖然二人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語，但今天，平托的《遠遊記》大大激發了後現代文藝批評家與後殖民主義理論家的興趣。該書半寫實半虛構地記敘了作者遠遊中國、日本的見聞，其中的東方風情描寫，雖是基於平托本人的實際經歷，但通過有意無意的誇張、扭曲，作者構建出一個奇異的「他者」，以此映照出葡萄牙本國的文化問題和社會風氣。雖然葡萄牙人至今仍取笑平托多有虛言妄語，然而他將自己塑造為「反面英雄型」主人公，並在遊記題材幌子下「大膽杜撰」，其創造性使得《遠遊記》成為文學與歷史學殿堂中的一部奇書。
巴洛克文學的平庸
璀璨與危機並存的16世紀，最終以民族的悲劇收場。1578年，曾資助卡蒙斯寫作《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的年輕國王賽巴斯蒂昂戰死在北非戰場，葡萄牙王位繼承再次出現危機。兩年後，賽巴斯蒂昂的叔父，即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接過葡萄牙大位，兩國兼并達60年之久。這一時期，王宮從里斯本遷至馬德里，大批貴族精英也隨之轉移，葡萄牙在全球的政治與經濟勢力遭到蠶食，文化上也日漸邊緣。為了取悅更多讀者，大批葡萄牙知識精英轉而用西班牙語寫作，如堂·弗朗西斯科·曼努埃爾·德·梅洛，早期就是用西葡雙語寫作、支持馬德里朝廷的貴族典型。他的一些「道德文章」與戲劇作品雖有流傳，但其封建保守的價值觀，尤其是對女性的貶低，多為現代讀者所詬病。與此同時，王權日益集中、專斷，宗教裁判所的壓迫逐漸加強，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17世紀葡萄牙文學的平庸。葡萄牙文學的巴洛克時期，在卡蒙斯與西班牙黃金世紀詩人路易斯·德·貢戈拉·伊·阿爾戈特的影響下鮮有創新。自1572年至17世紀中葉，模仿《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的史詩作品在葡萄牙就出現了30餘部；在貢戈拉誇飾主義風格的影響下，效法者多追求精緻修辭然而言之無物。
安東尼奧·維埃拉神父或許是巴洛克文學中惟一值得稱道的人物，他留下的書信與佈道詞展現了其文風的華麗與論證的雄辯，曾被譽為「天主教講道者中的王子」，費爾南多·佩索阿也盛讚其為「葡萄牙語的帝王」。除了語言運用的傑出才華，維埃拉也因其在殖民地活動中的人道主義立場為歷史所銘記。他6歲時隨家人移居巴西，人生一半的時間都是在巴西度過，是葡萄牙與巴西文學史所「共享」的一位大家。他在多篇講道中為美洲原住民發聲，批判奴隸制度，呼籲天主教會停止迫害被迫改教的猶太人。因為這些超前於時代的見解，在巴西，他被種植園主排擠迫害，回到葡萄牙又被宗教裁判指控為異端，後幸得教皇赦免。此外，維埃拉神父也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他公開支持葡萄牙擺脫西班牙的統治，光榮復國，並且留下一部《未來之史》，成為葡萄牙賽巴斯蒂昂歸來主義文學傳統的奠基作品。這一傳統的核心是一種彌賽亞式的等待，等待著葡萄牙的真命天子歸來，結束本國本族的屈辱、奴役與身份危機。維埃拉在《未來之史》中暢想了一個叫作「第五帝國」的烏托邦，他預言繼敘利亞、波斯、古希臘、羅馬之後，將出現葡萄牙所引領的基督教帝國，人類彼此和睦，平息刀兵。後來，佩索阿在詩集《音訊》中繼承並發展了「第五帝國」的主題。
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的轉變
18世紀對於葡萄牙乃至整個歐洲而言，都是變革的世紀。經濟上，工業革命改變了社會結構，新興事物受到追捧，資產階級被推到歷史舞台中心；政治上，絕對君權從理論到實踐都得到空前加強，法國波旁王朝的君主不可一世，葡萄牙也出現了大權獨攬的彭巴爾伯爵實施開明專制；文化上，啟蒙主義風潮吹遍全歐，以天主教神學為基礎的政治學說和文藝理論大遭撻伐，新古典主義悄然興盛，巴洛克風格逐漸消亡。而以「葡萄牙詩社」（又名「里斯本詩社」）為標誌的新文藝思潮則高舉人本主義與古典主義兩面大旗，嘗試確立一種高貴而簡潔的詩歌理念，代表人物有古雷亞·加爾桑、尼科勞·托倫蒂諾·德·阿爾梅達、葡萄牙浪漫主義的發起人阿羅納女侯爵以及詩社中成就最高的詩人杜·博卡熱。
19世紀初，葡萄牙再經劇變，法國軍隊三次入侵，迫使王室倉皇出逃里約。恢復國土後，自由立憲派與專制保皇派展開多輪拉鋸戰，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血與火的啟蒙中成長：異國流放、浴血奮戰、出任使節、奔走政壇，這些經歷為19世紀上半葉的浪漫主義運動做了深厚準備。作家亞歷山大·厄爾古拉諾和阿爾梅達·加勒特跨過前兩個世紀的晦暗與壓抑，重新尋找葡萄牙人的身份認同。加勒特堪稱葡萄牙浪漫主義早期最偉大的作家，政治履歷耀眼，在文學創作方面也成就甚高。他的長詩《卡蒙斯》、戲劇《吉爾·維森特的一部寓意劇》和《路易斯·德·索薩修士》都是將歷史主觀化演繹的作品，其中既有加勒特個人天才的匠心獨運，也有英法浪漫主義文學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在《路易斯·德·索薩修士》中，加勒特採取古希臘悲劇的模式，表現了枯等賽巴斯蒂昂歸來的「舊葡萄牙」和敢愛敢恨敢擔當的「新葡萄牙」之間強烈的反差，一種新的民族身份和集體人格呼之欲出。加勒特最重要的小說《故鄉之旅》某種程度上也在述說同樣的時代矛盾，所謂的故鄉之旅，只有里斯本到聖塔倫不到100公里的距離，但是這趟象徵著自我認知的旅行支撐起了獨特、多層的架構，散漫的遊記敘述巧妙串連起作者的哲學探討、政治評論與小說的核心故事，在自由黨人革命的大背景下，一個國家同時面臨覺醒的緊張和抉擇的痛苦。其語言之新、結構之奇、內容之廣，使小說成為浪漫主義乃至葡萄牙文學中獨一無二之作。
更晚一代的卡梅洛·卡斯特羅·布蘭科是葡萄牙浪漫主義後期的標杆人物，與加勒特旗幟鮮明的自由主義立場和赤誠奔放的抒情文風相比，布蘭科的生平和作品，都一定程度上遊離於任何主義或學派之外。布蘭科的葡萄牙語用詞精準、豐富，句法編排之中蘊含著極大張力，作為一代語言大師，他擅長以文字操控感情，可敘事絕不濫情。與同時代浪漫主義作家相比，布蘭科更明白國民生活的實際，不會將「人民」理想化。就本質而言，布蘭科的小說屬於經典悲劇，而非近代新潮，他筆下的人物很多仍為古典時代的榮譽感和道德觀所驅動，面對愛情、理想、公義，他們不惜生命，《毀滅之戀》是這類作品的代表。
布蘭科在小說敘事中保持克制、甚至有意與讀者拉開距離的傾向中，已依稀可見文壇風氣向現實主義的轉變。布翁後半生已閱讀到艾薩·德·奎羅斯《阿馬羅神父的罪惡》這樣的小說，並意識到現實主義不可逆轉的崛起，然而他的調整終歸不夠徹底，也沒有寫出更成功的作品。
1865年，大學城科英布拉的一群保守派文人公開批評某些學生青年作家缺乏良好感知力、品位低下，被點名者包括詩人安泰羅·德·肯塔爾和特奧非羅·布拉加，後者不僅是近代葡萄牙文學史上重要的散文家、文學史研究者，共和國建立後還短暫出任葡萄牙總統。這次詰難史稱「科英布拉問題」。肯塔爾當即公開還擊，並聯合奎羅斯、布拉加、拉米略·奧爾蒂岡、歷史學家奧利維拉·馬爾丁斯等人，在1871年夏正式提出了「70一代」的文藝路線與政治主張，宣告浪漫主義已經過時，作為對「科英布拉問題」的最終回應。曾出使世界各地、長年旅居英法的奎羅斯吸收了福樓拜等現實主義作家的影響，結合他眼中本國社會的諸多問題，以實證主義的因果視角，在小說創作中深入批判了葡萄牙政治低效、文化落後、宗教僵死、民智未開、道德腐化等問題，寫出了「葡萄牙的《包法利夫人》」——《巴濟里奧表兄》和巨著《馬亞一家》。在奎羅斯眼中，葡萄牙的男男女女大多如敢做不敢當的阿馬羅神父，或是巴濟里奧表兄的「獵物」路易莎一樣，人格軟弱，見識粗淺，而《馬亞一家》中的亂倫情節更象徵了葡萄牙民族性格深處的自戀與病態。奎羅斯與「70一代」同僚一度堅信，強盛的英國、德國應是葡萄牙的效法對象，也正因為這種「落後感」帶來的焦慮與悲觀，有人將這群知識分子叫作「被生活所勝的一代」。不過，在遺作《城與山》中，能看到奎羅斯人生末期對於鼓吹「文明」、篤信「進步」的反思：落後農業國葡萄牙涅槃重生的民族自信與文化資源，不在於工廠或城市，也許在一種健碩、勤勞、豁達的鄉村生活之中。
《馬亞一家》
現代主義：佩索阿與托爾加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葡萄牙社會外憂內困，全球性帝國支撐乏力，在不可避免的陣痛中誕下了虛弱的共和國。然而，在大局動蕩又百廢待興的1910年代，葡萄牙文學迎來了以費爾南多·佩索阿為核心的又一高峰。1910年共和國肇始，一群文壇新秀在波爾圖創刊文藝雜誌《鷹》，並以此為陣地，掀起了名為「葡萄牙文藝復興」的運動。《鷹》延續辦刊二十餘載，見證了文學界幾代人的成長與變遷，其中早期的領軍人物特謝拉·德·帕斯誇斯，作為懷戀主義首席詩人，在10年代初曾風靡全國。佩索阿的早期詩歌顯然吸收了帕斯誇斯的元素，在其30年代出版的神秘民族主義詩集《音訊》中也依然可尋懷戀主義的迴音。除此之外，19世紀末的兩位天才詩人塞薩里奧·維爾德和卡梅洛·庇山耶也深刻影響了佩索阿，儘管前者英年早逝，作品不多，但他以市井生活入詩的角度啟發了一批現代詩人，而後者的象徵主義詩歌則為佩索阿提供了語言資源。
1915年出版的《俄耳甫斯》雜誌雖僅發刊兩期，但正式宣告了葡萄牙現代主義石破天驚的出場。《俄耳甫斯》在文學史上所標誌的，是以佩索阿、馬里奧·德·薩-卡內羅、阿爾馬達·內格雷羅斯為代表的第一軍團與舊傳統猝然斷裂，將外來的先鋒藝術理論付諸實踐的一次勇敢嘗試。也正因為此，這一時期的現代主義作家與作品，與頌讚機器文明的義大利未來主義有密切關聯，例如佩索阿創造的主要「異名」之一阿爾瓦羅·德·岡波斯就在這一時期發表了《勝利頌歌》《航海頌歌》等夾雜機器轟鳴與惠特曼式豪壯詩情的作品。甚至可以說，佩索阿創造的「異名」本身就是現代文藝思潮的產物。「異名」與筆名不同，筆名只是掩藏真實身份的符號，而異名則是作者人格的分身，例如佩索阿一生至少構建了七十餘個異名，各有不同的出身、教育、政見、哲學和文風，每一個異名都像一個獨立的演員，而作者本人就是所有分身共同演繹的整台大戲。這種人格的裂變與主體的多元，或許在晚近的思想史中才能找到相應的理論基礎，例如尼採在《權力意志》中提出，自我的多重性與多重人格之間的互動是人類思想、意識的基礎。同樣，佩索阿自稱為「戲劇詩人」，因為其詩歌創作建立在異名世界之上，所有人格與文學出於一身，而自己這場沒有情節的戲劇就是其一切創作的終極審美對象，這恰好實踐了尼採在《悲劇的誕生》中將審美樹立為絕對價值、強調「鬼魂附體」是藝術先決條件的論調。在葡萄牙文學傳統中，大概也只有弗拉迪克·門德斯可與之相比。門德斯最早是奎羅斯青年時代虛構的人物，他週遊世界、個性崢嶸，後來整個「70一代」作家集體用書信、雜文等參與構建、維護了這個共同的「朋友」。與之相較，佩索阿則將創建「他我」的異名遊戲推向極致，其中廣為讀者熟悉的「作者」有農民詩人阿爾貝托·卡埃羅、輪船工程師阿爾瓦羅·德·岡波斯、醫生里卡多、雷耶斯和會計員貝爾納多·索亞雷斯，文字也大相徑庭，有古體詩、無韻詩，還有深邃而充滿哲思的散文，除此之外，即便「費爾南多·佩索阿」這個名字也彷彿數位詩人共用的面具。更難能可貴的是，佩索阿在各個時期、各種風格的創作中，都達到極高水準，無論是詩歌的思想性、韻律感，還是對人生和藝術深刻諷刺性的敏感覺悟，都足以使佩索阿比肩西方文學史上最頂尖的大師。
費爾南多·佩索阿
然而，佩索阿一生47年多半低調，生前只集結出版過一本英文詩集、一本葡文詩集，但身後留下巨大的文學遺產，直到20世紀後半葉才逐漸引起國內外學界的重視，一箱遺稿時至今日仍未完成整理。繼《俄耳甫斯》之後，以《在場》雜誌為核心的一群年輕知識分子發起了現代主義的第二波，他們名為延續實為修正地接過《俄耳甫斯》的使命，並且早在20年代便意識到佩索阿的偉大，尊其為導師和先驅，這批人包括了最早的佩索阿研究權威若昂·加斯帕爾·西蒙斯，還有20世紀中期漫長獨裁統治下葡萄牙文壇獨一無二的巨人米蓋爾·托爾加。
托爾加一生幾乎覆蓋了整個20世紀，見證了葡萄牙社會從君主到共和，從亂世到獨裁再到解禁。托爾加是筆名，本是其家鄉山後省的一種歐石楠花。而正如這一筆名所寓意的，無論周遭百家之言如何爭辯，各種主義勝負幾何，托爾加的寫作始終與故鄉和土地密切相聯。托爾加本業是耳鼻喉科醫生，早年便因為醫治窮人分文不取而為人稱頌；作為詩人、小說家、劇作家的他，同時也用筆為故土、為封閉窮苦的山後省人發聲抗爭。其身後留下的16卷《日記》涵蓋了托爾加寬泛的創作光譜，包括詩歌、抒情散文、時政評論和文化反思，富有真情實感，亦不乏真知灼見。此外，其代表作還有短篇小說集《動物趣事》和《山村故事》等，投射出作者對鄉土故人的熱愛與悲憫。詩集《伊比利亞的詩》雖常被拿來與佩索阿的《音訊》比較，但托爾加的「大地詩歌」里沒有佩索阿天馬行空的詩學和對超然上帝的神秘感知，他的哲學很具體：人性的卑微與溫暖就是其全部信仰。因為這種具體，托爾加會為底層民眾的遭遇感到義憤，對薩拉查政府多有齟齬，次被捕；也因為這份具體，托爾加似乎一生都遊離於政治之外，始終保持著超然的冷靜，他不向獨夫之政屈膝獻媚，也不為民主革命忘我歡呼，他永遠像卡蒙斯筆下「雷斯特羅的老者」，憑著經驗主義的理智，指點歷史深處的憂慮。總之，米蓋爾·托爾加之於20世紀葡萄牙和葡萄牙語文學的重要意義毋庸置疑，1989年他獲頒首屆「卡蒙斯獎」可謂眾望所歸，該獎項也自此成為當代葡語文學的至高榮譽。
米蓋爾·托爾加
當代葡萄牙文學對歷史的獨到思考
雖然早在1960年托爾加就曾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但1998年，若澤·薩拉馬戈才成為第一位折桂諾獎的葡萄牙語作家。薩拉馬戈曾做過編輯、記者、專欄作家，較早接觸文學界，早年出版過幾本詩集，但作為小說家的他大器晚成，53歲才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1982年的《修道院紀事》、1984年的《里卡多·雷耶斯死去那年》都大獲成功，也成為其代表作。1995年，薩拉馬戈憑藉《修道院紀事》斬獲第七屆卡蒙斯獎，這一年他完成的《失明症漫記》更是助其3年後問鼎諾獎。薩拉馬戈的作品很多從還原歷史開始，無論是葡萄牙王朝、教會的陳年故事，還是費爾南多·佩索阿的「異名」小傳，薩拉馬戈都通過大膽想像開闢出一條奇異的時空隧道，構建出一個高度模擬但細節上面目全非的歷史版本，婦孺皆知的典故在他綿長而充滿轉折的語句中不知不覺被顛覆，帝王將相的讚辭頌歌、世外賢人的清談高論成為了戲仿、諷刺的對象，藉此樹立的是基於作者共產主義、人文主義意識形態的歷史觀和正義論。當然，薩拉馬戈激進的政治立場能為整個葡語世界乃至全球讀者所欣賞，憑藉的是他對葡萄牙語的天才妙用、對葡萄牙歷史文化的獨到思考和赤子之誠。
安東尼奧·洛博·安圖內斯是當代葡萄牙文壇的另一座高峰。安圖內斯是心理醫生出身，曾在葡萄牙殖民地戰爭末期作為軍醫在安哥拉服役，兩年多的戰地經歷直接影響了其《大象回憶錄》《不毛之地》等早期作品。戰爭的殘酷與個體的苦難讓作者洞徹了官方愛國主義宣傳的空洞與荒謬，由此反思、批判的是貫穿整個葡萄牙歷史對於海外殖民的英雄主義敘事。安圖內斯的語言風格在後期愈發凝重簡練，但仍保持了心理敘述的深刻與精確，他的許多小說以家庭紐帶、人際關係的錯位為切入點，以小見大，反映葡萄牙社會走入民主時代過程中的陣痛和迷惘。1974年的「康乃馨革命」不止結束了曠日持久的海外戰爭，改變了上層建築，更在微觀上將無數家庭從過去的傳統價值觀上鬆綁，擁抱自由的同時也迎來失落和無措。因此，安圖內斯的小說雖然充滿晦澀厚重的心理描寫，但仍成功引起了當代葡萄牙讀者的廣泛共鳴。
安東尼奧·洛博·安圖內斯
現代葡萄牙文壇才情各異的作家還有維爾吉奧·費雷拉、若熱·德·塞納、索菲亞·德·梅洛·布萊那·安德雷森、愛德華多·洛倫索、莉迪亞·若熱、阿爾·貝托、曼努埃爾·阿萊格雷等，歷史終究會留下誰的名字，還有待時光的淘洗揀選。
回望800年，葡萄牙雖偏居歐洲一隅，人口稀少，但歷史因緣成為真正全球歷史的開幕主角。15-16世紀大航海時代的輝煌根源於葡萄牙民族對人類精神邊界的勇敢開拓，其開放的胸襟、高遠的眼界、虔誠的情懷在文學領域也綻放出燦爛成果，與此同時，航海者的形象也凝聚成葡萄牙民族氣質與身份認同的核心。當榮耀逝去，帝國衰落，民族變得憂鬱懷舊，其文學也是抒情多於哲思，詩歌強於敘事。後400年葡萄牙社會與文化的流變都難以繞開歷史的迷局，落後狹小的土地承載著世界性帝國的夢想，懷戀過去即是盼望未來。在脫非入歐的新時代里，誠如薩拉馬戈在小說《石筏》中所創造的意象，葡萄牙作為伊比利亞半島的一部分，在歐、非、美三塊大陸之間找到屬於自己的全新定位與獨特身份，葡萄牙文學也需要尋求新的表達。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8年1月15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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