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無行之汪景祺拍馬妄議獲罪梟首十年

汪景祺(1672～1726)
原名日祺，字無已，號星堂，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父汪霖，曾任戶部侍郎；兄汪見祺，曾任禮部主事。汪景祺恃才傲物，目中無人「豪邁不羈，謂悠悠斯世，無一可為友者。」仕途坎坷，久困名場，熬到康熙53年(1714)才考中一個舉人，雍正二年初，投奔時任西安布政使的年羹堯親信胡期恆，汪由胡而得求見年。曾給年羹堯寫信《上撫遠大將軍太保一等公陝甘總督年公書》，大肆奉承，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後被年羹堯延請入幕，隨年西遊，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二卷，不啻於「宇宙之第一偉人」，郭子儀、裴度等歷代名將「較之閣下威名，不啻螢光之於日月，勺水之於滄溟。「閣下勛名如此其大，功業如此其隆」，蓋自有天地以來，制敵之奇，奏功之速，寧有盛於今日之大將軍哉！」，並獻給年羹堯收藏。上書還不夠，汪景祺又寫了六首專門吹捧年羹堯的七言律詩，其中有這麼幾句：「詞臣帝簡撫巴川，開府岩疆十二年；克敵星奔千里寇，寧人月靜百城煙」；「疊鼓鳴笳聽凱奏，前歌后舞望車塵；蕪詞敬賦從軍樂，欲謁千秋第一人。」汪景祺的拍馬屁功夫很到位，拍得山響，年羹堯閱後心花怒放。

不久，汪景祺又給年羹堯上了一書《功臣不可為》，其中說：功臣之所以難做，問題出在主子身上。那些主子既害怕別人作亂，又要依靠功臣去戡亂；但平亂後，往往又猜疑功臣，認為功臣既能定亂，必也能作亂，因此對功臣起疑懼之心；功臣得到主子的封賞後，往往被小人嫉恨並在主子面前大肆中傷，要是功臣壯著自己的功績，在主子面前直言相諫的話，往往被主子認為驕橫，進而怒之、厭之；如此一來，「進不得盡其忠節，退不得保其身家」，功臣無論如何都要獲罪，難逃一死。

汪景祺上書之日，正是年羹堯受寵之時，他對汪的勸告不以為然，未作理會。年羹堯未以此書為不是，獲罪時亦忘記加以銷毀。後來「年案」事發，浙江巡撫福敏、杭州將軍鄂彌達奉命查抄年羹堯住所時，汪景祺所寫的《西征隨筆》被發現，呈送雍正。雍正看到《西征隨筆》後，那真叫恨得咬牙切齒，其在書封上痛批：「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據說，「此、種」二字間似脫漏一「雜」字，雍正之怒，直透紙背。

除以上對年羹堯、胡期恆歌功頌德的馬屁詩文及《功臣不可為》外，《西征隨筆》中觸怒雍正處頗多，有妄議朝政的：汪景祺說雍正清查虧空以來，「諸臣承望風旨，搜根剔齒」，惟以刻薄為能事，甚至「辱及婦女，禍至兒孫」，如山西介休知縣「卒於官，虧帑數百金」，山西巡撫諾敏行文陝西清查其乾州老家，僅查得「破屋十餘間，基地五分，又地五十餘畝而已」，而驚恐之下，「兩子皆懼罪亡命」；再如西安府臨潼縣令丁某，病故後亦以虧帑，後查其家產，僅銀戒指六枚、銀簪二枝，及男女衣服十六件，「並婦人之褻衣在焉」。「褻衣」即今之所謂內衣，汪景祺對此大發議論：「嗚呼！罪人不孥於婦人，何罪而至褫其褻衣以為快？況所值幾何耶？」

更有拿康熙開玩笑，說「皇帝揮毫不值錢」的：康熙南巡無錫時，士人杜詔道左獻詩，康熙頗許可之，遂賜御書綾字，杜捧歸啟視，則有「雲淡風輕近午天」之句。某無錫人聽說後，以為皇上題詞未免淺薄，遂戲作一七言絕句，曰：皇帝揮毫不值錢，獻詩杜詔賜綾箋；千家詩句從頭寫，雲淡風輕近午天。「雲淡風輕近午天」出於北宋理學家程顥的名詩《春日偶成》，原詩為：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此為南宋謝枋得編的《千家詩》第一首第一句。想必知道其中危險，汪景祺書中未說這個無錫人是誰，但「不欲言其姓名」的結果則成了自己有意譏訕康熙皇帝（不排除就是出自汪手）。退一步說，即使不是汪景祺所作，其將此事此詩紀以入書，已有明顯的譏訕故意。這在當時，可是要被殺頭的。

此外，汪景祺在書中大肆菲薄吏部尚書兼文華殿大學士張鵬翮，並藉機妄議康熙及皇太后尊號，說什麼德妃「皇太后」及康熙「清聖祖」之尊號都來自張鵬翮的自作主張，並連用了三句「誰敢有異議者」，以增加其戲劇性。這篇文章中，最前一段說張鵬翮在翰林院時，「貌如好女子，諸同年皆戲弄之」，散館時康熙也說他竟似「戲旦」，張鵬翮大慚之餘，才「矯強修飾，自稱道學先生」。後面一段就更不像話，說張鵬翮為部郎時，一日早朝歸，「朝衣未脫」而與僕婦行淫，結果被夫人抓個正著，張「朝衣冠偕寸絲不掛之僕婦跪受責」。張鵬翮是康熙朝的名臣，雍正初歿後被樹為典型，其為官數十年，素有清廉之名，汪景祺之談多屬無稽，而其文中用筆輕薄，如同有色段子，這是不甚妥當的。令雍正不可容忍的是，書中竟將康熙及皇太后的尊號來歷以講笑話的方式揉入，這等大不敬，比吹捧年羹堯更為嚴重得多。此外，汪景祺還曾非議「雍正」之年號，說「正」字有「一止之象」，歷來有「正」字的年號如「正德」、「正統」等都非吉號。這等妄議，在當時何止會斷送自己性命，就連家人、親友也得被連累。

年羹堯被賜自裁一周後，汪景祺按「大逆不道」罪被斬立決並梟首示眾，其妻發遣黑龍江與窮披甲之人為奴；其親兄弟及侄輩俱革職，發遣寧古塔；五服內族人，無論現任及候選候補者，查出後俱革職，並交由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這等牽涉面，比年羹堯還要嚴重。汪景祺或許有些無聊或無恥，但他怎麼也沒想到，這本小冊子竟會帶來如此災禍。據說，其妻遭遣發時，「家人設危樓，欲其清波自盡」，以全其名。但是，死生乃千古艱難之事，其妻仍欲求生，「盤膝匍匐而渡」，「見者傷之」。汪景祺的首級被掛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一掛就是十年。直到雍正駕崩、乾隆繼位後，在左都御史孫國璽的請求下，汪之頭顱才被取下掩埋。政治之案，文字之獄，慘烈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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