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沙特長大女人
對於沙特極端主義者來說，我就是「awra」。這個詞意味著罪惡的事物，你不能讓別人看到的身體的私密部位。暴露它就是違法的。我從十歲開始，就把自己全部包裹起來。我的臉是awra，我的聲音是awra，甚至我的名字也是awra。女人不能她們的名字來呼喚，她們只能被稱作某個男人的女兒，妻子，或者母親。
來源/譯言，原文作者/Manal Al-Sharif，譯者/大米oo
我名字叫馬納爾·阿爾謝里夫。
本文作者
我來自沙烏地阿拉伯。我想告訴你關於我生活中的2個篇章。第一章就是關於我們這一代的故事，故事開始於1979年我出生那年。
那一年的11月20日，麥加，這座穆斯林人心中最神聖的城市，發生了一起襲擊。朱海曼·阿爾歐泰比，一個伊斯蘭教徒，帶領400個人佔領了這座城市。佔領持續了2個星期。沙特當局不得不使用武力，而且是重裝武力，來驅逐這些佔領者，結束這場暴力活動。之後，他們將朱海曼和他的手下斬首示眾。
不過，當局因此變得異常焦慮。他們害怕再發生類似的起義。沙烏地阿拉伯剛剛成形並且正發生著巨變，新的文明的生活方式正在形成。但是對於那些反叛武裝來說，這些變化與他們的信仰相左，與伊斯蘭教相反，他們要阻止這些變化。
因此，即使沙特政府已經處決了朱海曼，他們開始承擔朱海曼主義的後果。為了防止發生另一個起義，當權的極端主義者們很快轉向打壓這些年已經默許給民眾的自由。像朱海曼一樣，一些沙特執政者們一直對逐漸放寬對婦女的限制感到不安。在麥加叛亂後的幾周內，女性播音員就從電視中消失了。女性的畫面被禁止播出。所有可能的女性職業被限定在2個領域：教育和衛生保健。
沙特女性
所有促進男女交流的活動都被限制了：流行音樂被禁止了；電影院關門了；所有地方都嚴格地執行性別隔離制度。這個性別隔離制度成為了法律，從公共場所到政府辦公室，銀行，學校，甚至我們自己的家中。一時間，沙烏地阿拉伯的每間房子都有2個入口：一個男人的，一個女人的。
另一個重大變化就是：石油美元開始湧入這些極端主義者的口袋。他們用這些錢將傳教士教師派往世界各地，這些教師中的許多人都宣揚對異教徒的憎恨，對全球護教運動的奉獻和對那些不同意他們觀點的人的排斥。
沙烏地阿拉伯的揚善懲惡委員會，或者稱為「宗教警察」，也被賦予在社會上自行處理情況的權利。換句話說，執政當局處決了一個野獸，卻遵從了他的仇恨觀念。
沙特當局竭盡所能想讓公眾忘記叛亂的事情，因此他們把報刊雜誌上所有的文章和記錄都清除乾淨，希望這段歷史能夠被抹除，人們會忘記朱海曼。
但是關於他的記憶留存了下來。我記得有一天，正是朝聖時刻，我和母親正在巡遊天房。這是一種繞著麥加最神聖的穆斯林聖殿卡白爾行走的儀式。在卡白爾的一面牆上有一個洞，當我們繞行經過時，母親指給我看，說：「這是一個彈孔，是朱海曼時期留下來的。」
朱海曼，這個名字給全世界的穆斯林們帶去了恐怖。對我來說，這個彈孔已經超越了這些牆壁。它連接著過去，像是一個洞，我們沙特人持續不斷的填進去。因此我們國家一直是在退步。
朱海曼·阿爾歐泰比（Juhayman al-Otaybi）
八十年代悄悄離去，在那之後的幾年又發生了阿富汗戰爭和蘇聯解體。在那段時期，那些極端主義者在沙烏地阿拉伯變得非常強大，強行推行他們的想法，並且用嚴厲的規定強迫大家遵守。
到處都是發放的呼籲在阿富汗討伐異教徒和堅持驅逐所有來自阿拉伯半島的非穆斯林的傳單、書和錄音帶。在那些為討伐異教徒而戰的人當中有一個22歲的青年，他的名字叫奧薩馬·本·拉登。這就是我們那個年代的英雄。在伊斯蘭覺醒的時期，爭論的最主要話題之一就是女人。我被告知如果我離開家，我就要對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任何罪惡行徑負完全責任，因為男人們很難控制住他們的本能。我就是充滿誘惑的果實，他們說，我的任何形態都會引誘男人。所以我被迫呆在家裡。
對於沙特極端主義者來說，我就是「awra」。這個詞意味著罪惡的事物，你不能讓別人看到的身體的私密部位。暴露它就是違法的。我從十歲開始，就把自己全部包裹起來。
我的臉是awra，我的聲音是awra，甚至我的名字也是awra。女人不能她們的名字來呼喚，她們只能被稱作某個男人的女兒，妻子，或者母親。
沒有女性的運動，沒有女性的工程學校，當然也沒有女性開車。怎麼可能會有呢？我們甚至不讓擁有帶頭像的身份證，除非是辦理出國的護照。
我們沒有聲音，沒有容貌，沒有名字。我們是完全不可見的。
我們的生活被一個謊言所偷走：他們告訴我們，這樣做是為了保護我們不被男人的眼睛所窺視。你們應該被當成女王一樣。
但在那個時期，一些事情表明不是所有人都順應這些規定。在1990年11月6日，47個勇敢的女性站出來挑戰禁止女性開車的規定。她們開車駛進了利雅得的大街小巷。她們被扣留，禁止出國，並且因此丟掉了她們的工作。我記得聽到這個新聞時我還是個孩子。他們告訴我們這些人很壞很壞。後來，就有了一個教令。沙烏地阿拉伯的大穆夫提說，女性開車在穆斯林中是違法的，要被禁止。電視主持人也說，內政部長警告，女性不允許在沙烏地阿拉伯開車。
接下來的22年，我們甚至不允許談論女性開車問題，無論是在電視節目里，新聞上或者在報刊雜誌上。
因此另外一個忌諱就出現了。第一個是不做談論朱海曼，第二個是不做談論女性開車。
但是當時又發生了另一件事：霍巴塔襲擊事件，當時那是外軍的居住區。霍巴塔於1996年6月25日被炸，根據沙特政府所說，這是由沙特的伊斯蘭好戰分子所為，其中還有很多參加過阿富汗戰爭的老兵。
我記得當我母親看到關於那些爆炸的新聞時倒吸了一口涼氣，說道，「朱海曼回來了。」
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我感到十分驚訝，那時我只有17歲，但我卻一點也不可憐那些死難者，我已經被洗腦了。我成長於一個特殊的年代，我是恐怖文化的產物。
我的生活於4年後的2000年開始發生變化。那一年，沙特接入了網際網路，我第一次接觸到了網路。現在讓我來描繪一下我自己：作為一個極端主義者，我把自己從頭到腳都包裹起來，我一直以來都是嚴格地遵守這個習俗。我十分喜愛畫畫，但是有一天他們卻告訴我畫人和動物的畫像是有罪的，我就知道我不得不順從他們的意願了。我忠實地把自己所有的畫作都找了出來，然後一把火全部燒掉。 然而，我發現自己的內心在猛烈燃燒，這不公平！我也從電腦上學到了很多東西，看，網際網路已經為阿拉伯青年打開了第一道去外界探險的大門。我多麼年輕，多麼渴望了解其他人和其他宗教。我開始與觀點不同的人交流，很快，這些交流又在我的腦海里引發了更多的問題。我這才意識到我以前是生活在多麼狹小的空間裡面，而當我走出這種生活以後，它看起來更加狹小。慢慢的，我減少了對改變這些純潔信仰的恐懼。
讓我來告訴你另一個故事。你還記得你第一次聽音樂嗎？你還記得你聽的第一首歌嗎？我記得。在我21歲時，我第一次允許自己聽音樂。我記得當時聽的那首歌：后街男孩的《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
也許這些可以幫助你理解我為什麼在爐子里燒了我弟弟的磁帶。我當時就是那麼極端。後來，我聽了前面說的那首歌。
他們說,音樂就是撒旦的長笛,一條通向姦淫的道路,一扇開啟罪惡的大門。但是這首歌在我聽來是這麼純潔,這麼美麗,這麼像天使的聲音。 對我來說，它不可能是魔鬼。那時,我才意識到在這被隔絕的小世界裡我是多麼的孤獨。
另一個重要的時刻是911事件,是許多我們這一代人的分水嶺。那些極端分子說911就是上帝對美國人這些年來對我們所作所為的懲罰。
我對跟隨哪一邊猶豫不決。我從小就被教育要憎惡非穆斯林和那些不像我們一樣信奉伊斯蘭教的人，但當那天夜裡我看見那條突發新聞時，我看到一個人從世貿大廈的一個塔上跳了下來。他正逃離大火，直直的從高處掉了下來。
那一夜我無法入睡，那個圖像始終在我腦海里，它在敲響警鐘。它告訴我，這樣不對，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宗教會這麼血腥，這麼殘酷，這麼無情。
後來基地組織宣布對這起襲擊事件負責。我曾經的英雄已經完全變成了令人恐懼的、血腥的野獸，這成為了我生命的轉折點。
911事件之後，沙烏地阿拉伯發生了一連串的恐怖襲擊事件。有趣的事，這導致幾個月以後，政府第一次開始給婦女發身份證。儘管這還需要得到男人的允許，但是我們終於在自己的國家被當成了公民。
這件事之後就迎來了我生命的第二章：為了自由而開車。在這一章里，給於我和許多我們這一代人鼓舞的就是阿拉伯之春運動。
一天夜裡9點鐘，我看完病從診所出來，卻搭不到計程車，只得走回家。路上有輛車一直跟著我，還差點兒劫持了我。第二天上班後，我向我的同事抱怨說，我在國外旅行時領到了國際通用的駕駛證，在國內卻因為我是女的而不讓我開車，這多麼讓人沮喪啊。他卻簡單地說道：「但是並沒有法律禁止你們開車啊。」教令只是教令，不是法律。這個簡單的事實激起了一切。2011年6月，一個女性組織，「沙特女性聯盟」，決定開始一項運動：駕馭你的生活。
這是個很簡單的運動，用社會媒體號召女性在6月17日走出家門自己開車。我們只鼓勵那些有國際駕駛證的婦女參與，因為我們不想引發交通事故。那天，我給自己開車錄了像，我錄了自己的面孔，自己的聲音，自己的名字。我決定要為自己吶喊。我曾經為當一個女人而羞恥，但以後再也不會了。我把錄像上傳到YouTube，第一天就有700,000的訪問量。
很顯然，不止我一個人。6月17日那天，大約100名勇敢的婦女自己來開車。利雅得的大街小巷都停滿了警車，嚴陣以待的警用越野車停在各個路口。但是沒有一個開車的婦女被逮捕，我們打破了女性開車的禁忌。
第二天我就被逮捕了，並且拘留了9天。全沙特都引起了騷亂，人們分為了兩個陣營：一個為我叫好，另一個則公開批判我。他們把我稱作妓女、棄兒，說我放縱、不道德、叛逆、不順從、西方化，是一個叛徒，除此之外，還是一個雙重間諜。他們在Facebook上發表文章譴責我，說男人會把他們的帽子扔向那些膽敢違背禁令自己開車的女人。女人則反擊說，「我們要把鞋子扔在你們身上。」因此，這成為了男女之間全面爆發的一場戰爭。
直到從監獄裡釋放出來，我才知道有多少人被這個許多婦女每天都做的簡單的事情而鼓舞。全世界團結一致的支持才使得我最終得以釋放。
這不只是開車這麼簡單，而是駕馭我們自己的命運。現在我可以像描述恐怖襲擊一樣描述我們造成的巨大影響。簡單地說，我們已經在沙烏地阿拉伯發起了一個運動，沙特婦女之春。
我們相信女性享有完全的公民權，因為如果母親沒有自由，她的孩子就不會自由。如果妻子不自由，她的丈夫也不會自由。如果女兒不自由，她的父母也不會自由。如果女性無足輕重，社會也就不存在了。
自由開始在我的內心發芽。
我是自由的，但是我不得不承認，當我回到沙特的家中時，不是每個人都是自由的。這場戰鬥才剛剛開始。
我不知道它將會持續多久，我不知道它將怎麼結束，但是我知道，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們最終將會取得勝利。
（馬納爾·阿爾謝里夫現在和她巴西籍的第二任丈夫生活在迪拜。只有在周末造訪沙烏地阿拉伯時，她才能看到自己在第一個婚姻中所生的7歲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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