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清代官員日記中的仕進之途
州縣是歷代基層政權，州縣官員是親民之官，民間表述中的七品芝麻官，《清朝通典》對其職責的描述為：「平賦役、聽治訟、興教化、厲風俗，凡養民、祀神、貢士、讀法，皆躬親厥職而勤理之。」可見，州縣主官知縣的職位之重要、責任之重大非同一般。因此，清代州縣主官的選任，絕非易事。一般科甲士子，擬任州縣，都要經歷漫長的過程。清代咸同時期，長期任職廣東地區的州縣官員杜鳳治，所著為官理政和修身齊家的《望鳧行館宦粵日記》，為此提供了生動素材。
清代選官渠道
清代州縣主官的來源渠道主要是科舉取士，並有捐納、恩蔭等各類輔助渠道。在科舉取士中，以進士科為選官最優最快途徑。按慣例，取得舉人身份的士子，可以參加每3年在京師貢院舉行的會試。因試期多在3月，所以也稱春試（春闈）。會試中額各科多寡不同，一般為百餘名或二三百名。會試四月放榜，中試者稱貢士，其第一名稱會元。此後，又舉行複試和殿試，殿試名次的排列分為三甲，一甲共三名，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賜同進士出身。殿試後，繼續舉行進士朝考，選拔翰林院庶吉士，稱館選。館選庶吉士入館工作3年後，經選拔考試，部分人員可優先選任州縣官，俗稱「老虎班」。此外，3次會試未能中進士的舉人，也可以直接參加州縣官員的選任。
據研究估算，清中後期每次全國參加鄉試的考生約16萬人，從中選拔5000人左右成為舉人，然後會試最終選出進士200—300人左右。著名清代才子鄭板橋乃康熙秀才、雍正舉人，至乾隆年間才中進士。因官職數量有限，歷盡辛苦脫穎而出的科甲士子，選官時，仍困難重重，至乾隆年間，就有舉人積30年未獲選任、進士積10餘年未獲選任的情況發生。杜鳳治所在的咸同時期，戰亂迭出，捐官泛濫，得官更是難上加難。
十年候選之路
《望鳧行館宦粵日記》的作者杜鳳治，並非進士，而是舉人出身，其選官比較進士，自然更加困難。據日記記載，杜鳳治獲得選任州縣官的資格後，在京候選竟長達10年之久。清代由舉人任知縣的選舉方式，主要分為常規的「揀選」和「大挑」，因「大挑」屬6年才有一次的非常規選拔，杜鳳治所走的選官渠道主要是「揀選」。
咸豐五年（1855年），杜鳳治赴京城吏部辦理了揀選相關手續，開始了寓居京城的「候選」生活，入館教書、代寫筆札成為杜鳳治的生計來源。這一等，整整7年，候選之路遙遙無期。同治二年（1863年），適逢京城舉行「大挑」，杜鳳治自然要抓機會參加。然而，「大挑」選任知縣也絕非易事。根據時人描述，「大挑」之時，由皇帝委託大臣主持，候選之人20人站立一排，主要「以貌取人」，大挑官一眼望去，選得相貌魁梧者3人，以知縣用。6年一次的「大挑」機會，杜鳳治未能選中，遺憾之餘，杜鳳治因充任教習，稍有積蓄，於是下決心推進選官進度，出資託人花錢加捐，進入所謂「不積班」選官行列。在當時的州縣官選任過程中，一般有「候選」「積班」「加捐花樣」等形式。如果想較快獲選，從具有任職資格的群體中脫穎而出，則只有加捐，才可能進入「不積班」的實選序列。
然而，選官之路仍不平坦，依慣例，「不積班」選官者一般月選1—2人，而杜鳳治已經在這一選拔中排到第37輪選任。如此輪選官不中，則又需要重新輪候，再等三五年。本來杜鳳治在第37輪選官中排名第3，恰同班選官之人中有父母去世，照例回籍守制。由此，杜鳳治以替補身份，終於獲得了選任縣官的機會。這一年，已經是同治四年（1865年）。
此年又逢庶常散館，新科進士入翰林院實習3年結束，照例先選，也就是進士出身「老虎班」的優先權。為此，杜鳳治又等一年，直至同治五年（1866年），適逢各省「大計」，各省報京州縣官員缺，崗位稍為寬裕，杜鳳治方選得廣東省廣寧縣知縣。至此，杜鳳治寓京10年的候選之路正式結束。
拜謁京中「師友」
選定廣寧知縣的杜鳳治，在10年候選的漫漫長路中，內心已經頗為平靜，並將此歸為命運，他在日記中寫道：「予幸而到班有期，皆命為之，無足憂喜。」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二十七日，杜鳳治領到上任憑照，憑照上書到任時限：「本年八月二十七日到任。」然而，杜鳳治並未即時啟程，而是在京做準備，其主要內容是籌錢上路和經營關係網路。
籌錢的主要渠道在當時稱為「拉京債」，也就是通過各種關係尋求借貸，拿到憑照後的四五月間，杜鳳治所遇直接、間接、朋友推薦等借債的十餘起，多數因折扣太高、人不可靠等原因未能成行。杜鳳治在日記中寫道：「自選缺後，費用層出，進項毫無，假款宛轉無成，貧至無名一錢，家中用度頃刻難緩，一日之間，屢次走索，甚於追呼。不諒至此，殊堪惱恨。」至此困難之時，忽然峰迴路轉。六月二十九日，杜鳳治好友松堂來見，推薦一梁姓僕人跟隨杜鳳治履任，並且能為杜鳳治「拉京債」。此番拉債較為順利，杜鳳治順利借款4000兩，對扣實得2000兩。借款到手後，還債、買船、打點行裝，一應支出，2000兩很快告罄。杜鳳治在二十一日的日記中寫道：「左支右絀，思之未得其宜，更覺勞之，月內決意就道，川資尚缺，殊堪焦灼。」為此，杜鳳治只好再興借貸，先後借朋友章京圃及4個僕人近2000兩。有了這些錢，杜鳳治得以從容置辦行裝，在京訪師拜友等等。
在京期間，杜鳳治以拜謝「座師」「薦師」之名，先後3次拜訪「滇師」太子太保許慎生，5次拜訪「伯寅師」督察院左副都御史潘祖蔭，恭執弟子禮。此外，杜鳳治更是與同輩朋友廣泛交往，在京四月，輪番與朋友、同年見面、宴飲，初相識者，字型大小、籍貫、簡歷詳細記錄。杜鳳治的努力也頗有效果，臨行前，「滇師」許慎生為其書寫對聯，「伯寅師」潘祖蔭贊其為「中流砥柱」，並表示向廣東省內要員推薦杜鳳治。當然，借債也是開展這些社交活動的保障。杜鳳治也在日記中寫道：「生平何嘗如此用銀，做官真可危也。」
終於，各項準備工作齊備，躊躇滿志的杜鳳治在眾多隨從僕役的簇擁之下，在赴任購置的新船正中端坐，沉聲下令：「添雇水手，每船兩名，本船水手，另加犒賞，催促速行。」
毫無疑問，作為科舉士子的杜鳳治，其心中或許也曾有修齊治平的理念操守和「治君堯舜上」的人生理想，然而，在傳統社會「讀書」為仕進之途的大背景下，州縣主官的任命並不是由基層歷練而任用，而是以身資獻納獲揀選；不是因謀事興業而升遷，而是以舉債拉仆求赴任。其出發點是為官而不是為民，其落腳點是唯利而不是唯義。有鑒於此，如杜鳳治等州縣官員，斷難做好官了。
完
文章來源：《學習時報》2018年1月12日第3版
本期編輯：翟月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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