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孝治天下的乞丐皇帝
作者：陳梧桐
朱元璋出身寒微，年輕時遭世艱苦，饑饉相仍，雖父母俱在，卻無力奉養。十七歲時，父母雙亡，更是「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明太祖集》卷一四，《皇陵碑》）。每念及此，他常「感愴泣下」，淚流不止。
登基後，他雖欲以天下奉養父母卻不可得，於是便在鳳陽為父母大修皇陵，在泗州（今江蘇盱眙）為祖父母大修祖陵，並在京師修建太廟，在宮中修建奉先殿，按時致祭，以展孝思，而垂範天下。
為了向臣民灌輸孝親思想，朱元璋特命繪古代的孝行圖以示子孫，修《女誡》頒之后妃。還下令，全國各地每個鄉里都要置辦一個木鐸，派一名老人或盲人，每月六次，拿著木鐸在鄉間大道上敲喊：「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並規定各府州縣於每年正月十五及十月初一、各個鄉村裡社於每年春秋社祭之後，都要舉行鄉飲酒禮，由司正作「為臣盡忠，為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內睦親族，外和鄉里」的致詞。他頒布的《御制大誥續編》還專辟《明孝》一節，詳細開列並解釋「孝親」的具體內容：「冬溫、夏清，晨省、昏定」；「飲食潔凈，節之」；「父母有命，善正速行毋怠；命乖於禮法，則哀告再三」；「父母已成之業毋消」；「父母運蹇，家業末成，則當竭力以為之」；「事君以忠」；「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居處端莊」；「蒞官以敬」；「戰陣勇敢」；「不犯國法」；「不損肌膚」；「閑中不致人罵詈」；「朝出則告往某方，暮歸則告事已成未成」（《御制大誥續編·明孝第七》）。並規定：「今再誥一出，臣民之家，務要父子有親；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義，務要夫婦有別；鄰里親戚，必然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倘有不如朕言者，……鄉里高年並年壯豪傑者，會議而戒訓之。凡此三而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壯者拿赴有司，如律治之」（《御制大誥續編·申明五常第一》）。
圍繞「孝」字，朱元璋還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不孝」被列為「十惡」大罪，要處以最重的刑罰，不在常赦之列。《大明律》規定，凡子孫違反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養有缺者，杖一百。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也要受到杖一百的刑罰。子孫對祖父母、父母，妻妾對丈夫、弟妹對兄姊進行罵詈或毆打，要處以凌遲、斬、絞或其他刑罰。百官不得擅離職守，但聞父母喪，不待報許即可離職奔喪。至於遇到父母喪，匿不舉哀，冒哀出仕，居喪嫁娶，或棄親之任等違背孝道的行為，都在禁止之列。
除對違背孝道的行為嚴加懲處外，朱元璋還大力旌表踐行孝道的行為，甚至將孝悌力田者提拔上來做官。易州淶水縣農民李德成幼年喪父，元末隨母避難到河邊，在元兵的追逼之下，母親投河而死。洪武十九年（1386年），李德成冒著嚴寒，與妻子跣足步行三百里，到母親投河之處，卧冰七日，以求母屍。鄉里舉薦他為孝廉，被擢為光祿寺丞，後遷尚寶司丞。洪武二十七年，又被旌表為孝子。永樂初年更升任陝西布政使。浙江浦江鄭氏家族，自宋代以來，「代以一人主家政」，累世聚族同居，凡三百年。龍鳳四年（1358年），李文忠下浦江，特旌之為「義門」，禁軍士不得侵犯。明初，鄭家族長鄭濂出任糧長，入京受到朱元璋的接見，問以治家長久之道，曾想給他官做，他以老辭。後來，發生胡惟庸謀反案，有人告發鄭家「交通」胡惟庸，官吏到鄭家逮人，鄭家兄弟六人爭著承擔罪責。鄭濂弟鄭湜徑自前往京師，準備入獄受審。正在京師的鄭濂迎接他，說：「吾居長，當任罪。」鄭湜說：「兄年老，吾自往辯。」兩人爭著入獄。朱元璋得到消息，說：「有人如此，肯從人為逆耶？」下令召見他們，不僅免於問罪，還提拔鄭湜為左參議。洪武二十六年，又擢鄭濂弟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後來，又徵召鄭濂弟鄭沂為禮部尚書。浦江王澄，仰慕鄭氏家風，令子孫聚族同居，後來他的孫子王應也被朱元璋擢為參議，另一個孫子王勤被擢為左春坊左庶子。
有些臣民犯了法，因其子有突出的「孝義」行為，朱元璋往往屈法宥之，或從輕處罰。洪武八年，淮安府山陽縣有人犯法當受杖刑，他兒子請以身代，朱元璋對刑部大臣說：「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為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明太祖實錄》卷九六）下令釋之。江寧人周琬十六歲時，擔任滁州牧的父親坐罪論死，他請求以己代父而死。朱元璋懷疑他是受人指使，下令斬之。周琬面對屠刀面不改色，朱元璋很是驚異，下令從寬處理，將其父免死戍邊。周琬再次求情，說戍邊與斬首，同樣都是死，父親死了，兒子活著能安心嗎？他願用自己這條命來換父親的命，朱元璋非常生氣，下令將他縛赴市曹處斬。周琬看到父親終於可以免除戍邊之苦，面露喜色。朱元璋覺得此人竟至不顧自己的性命，孝心確實真誠，下令赦免了他，順手在屏風上寫下「孝子周琬」四個字，不久授予兵科給事中之職。浙江新昌人胡剛，他的父親因罪罰至泗上做苦役，逃亡後被捕，依律當死。朱元璋敕命駙馬都尉梅殷監斬。胡剛要去探視父親，在河邊等候渡船，聽到消息，就脫下衣服，泅水過河，趕往刑場，哀號泣代。梅殷憐憫他，飛速稟報皇上。朱元璋當即「詔宥其父，並宥同罪八十二人」（《明史》卷二九六，《周琬傳》）。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對孝道的提倡，並不完全照搬古訓，而主張適時而變，他說：「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為適變之宜。」（《明太祖寶訓》卷二，《議禮》）認為禮制應該隨著人情的變化而變化，而人情的變化，則是緣於時代條件、客觀環境的變化。就這一點來說，他的主張頗有點與時俱進的味道。如洪武七年九月，孫貴妃病死，她沒有兒子，朱元璋想叫其他兒子為這位庶母穿孝，命禮部議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引《周禮》《儀禮》奏稱：父親在世，母親去世，服孝一年；如果是庶母，則不穿孝服。朱元璋不以為然，說：
夫父母之恩一也。而父喪三年，父在，為母則期年（周年），豈非低昂太甚乎？其於人情何如也！且古不近人情而太過者有之。若父母新喪，則或五日、三日，或六七日，飲食不入口者，方乃是孝，朝抵暮而悲號焉，又三年不語焉。禁令服內勿生子焉。朕覽書度意，實非萬古不易之法。若果依前式，其孝子之家，為已死者傷，見（現）生者十亡八九，則孝禮頹焉，民人則生理罷焉，王家則國事紊焉。（《明太祖集》卷一五，《孝慈錄序》）
朱元璋又命翰林學士宋濂查考古人有關喪服的主張。宋濂奏報說：「古今論喪服者，凡四十有二人，願服期年者十四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比服期年增倍。」朱元璋說「禮樂制度出自天子」，於是重訂喪服制度，規定兒子對母親包括庶出的兒子對父親的正妻、庶子對母親都須服孝一年，並將這一制度彙編為《孝慈錄》，親為之作序，頒行全國。中國過去只為父親服孝，為母親服孝成為明朝新創的制度。
又如洪武二十七年九月，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其母親久病不起，他聽說割股療親是至孝的行為，便將自己脅下肋骨上的肉割下一塊，煮熟了餵給母親。但母親吃了仍未康復，他又到泰山的岱獄祠求神，許願如果神靈能保佑母親病癒，他將殺子以祀神。不久，母親竟然康復了，江伯兒真的就殺掉三歲的兒子來祭神。地方官趕緊奏報朝廷，希望能給予旌表。朱元璋看了奏章大怒，說：「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知，賊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下令逮捕江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並命禮部定議旌表事例，規定今後凡割股卧冰者，「不在旌表之例」（《明太祖實錄》卷二三四）。
洪武年間「以孝治天下」的國策及措施，得到了比較認真的執行。各地府州縣的官員，都瞪大眼睛，注視著臣民的一舉一動，尋找孝子，奏請禮部給予旌表，「歲不乏人，多者十數」（《明史》卷二九六，《孝義傳》）。哪裡出了個受到旌表的孝子，哪裡的鄉民就感到自豪和光榮。於是，在市井閭閻之間，逐漸樹立起尊老愛幼、兄友弟恭的風氣。這對穩定社會秩序、實行休養生息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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