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為材料與研究主題的記憶：口述史的變遷（二）

原標題：兼為材料與研究主題的記憶：口述史的變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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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與調和

記憶既是心理也是社會過程。在憶述之際，特別在如口述訪談這樣的公開情境中，我們試圖將自傳式記憶安放於可被他人承認的社會脈絡內。與此同時，我們又汲取大眾文化與集體記憶以合理化自身回憶。此一被稱為「調和」的過程包括兩個相互關聯的要素：調和故事的過程，以及個人生產令其安適的融貫故事或

記憶敘述的能力。用首創「調和」一詞的Graham Dawson 的話來說：「任何特定公眾給予之社會承認，總與其秉承之共同文化價值密切相連，而對訴說某一敘述的方式、從而也對可能形成之調和類型，施以決定性的影響。」一旦我們無法將個人記憶與公眾接受的那套過去搭配起來，違和之感（discomposure）隨之而生。

我們都追求心境調和。「我們調和（compose）自己的記憶，」口述史家Alistair Thomson寫道，「以使其為公眾接受。或者說，如果我們本已不為一般公眾接受，我們會尋求特定公眾來肯定我們的認同，及記憶自己生活的方式。」更進一步說，口述史訪問者往往促使受訪者臻致調和狀態，尤其是因為一段調和的記憶經常以流暢連貫的敘事形式出現——然而，調和並不總能做到，特別當記憶與對過往事件一般的理解似乎不太契合時。

Alistair Thomson對一次世界大戰澳洲士兵（澳紐軍團，Anzacs,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rmy Corps）記憶故事的分析，是口述史家對調和理論最為人稱述的運用。該分析充分顯示國家記憶與神話同個人陳述之間的互動。在他對加里波利（Gallipoli）之役參戰官兵的訪談中，他遭遇了一些受訪者將私人記憶，與關於加里波利戰役的公眾神話，乃至後來將澳紐軍團視為澳洲民族性原型的勇武化描述纏繞在一起——糾結程度深到許多受訪者將電影《加里波利戰役》的場景混入他們自己的敘述中。但在Fred Farrall這名已無法將個人記憶與感情同公眾再現的加里波利戰役與英勇「掘地武士」（diggers）形象配合的老兵身上，Thomson 則發現，Fred由於那些在戰場上被嚇得要死、痛失袍澤與個人無力感的回憶，加上其耽溺酒色的浮浪子弟（Jackthe-lad）作風，而無法與掘地武士此一大眾形象的陳述融合無間。這意味他無法調和出前後一貫的敘述。然而，透過工運，Fred找到了更令他舒坦的替代認同，重燃了自信，還結識一群鼓勵他表達自己戰爭觀點的窩心同儕。到了1980年代，當公眾對戰爭的觀感因越戰與和平運動而轉變，Fred發現自己能夠更自在地談論他的回憶。Fred終於能達成調和；有了公眾對他經驗的肯認，他得以在澳紐軍團紀念日參加全國慶祝活動。他總算能將個人經驗與公眾神話相調和。

在我撰寫本文之際，英國媒體正在紀念二戰期間英倫大轟炸七十周年，引發那些經歷1940年德軍空襲英國城鎮的人們大談往事。值得注意的是，許多人的記憶非常適切地與所謂大轟炸精神相吻合，即是強調英國人民儘管家破人亡，卻依然在無情轟炸前屹立不搖的「共赴國難」（all in it together）敘述。英勇故事緊扣那些在戰火下堅決照常生活的人們。那些衝撞主流神話的記憶則明顯少見，且其敘述者也覺得談論這些事並不那麼令人舒服。然而，七十年後，隨著大轟炸精神這一概念遭到一些批評，另類的回憶已較容易被表達與接納。例如，許多房舍在轟炸剛結束時遭到趁火打劫的事實，恐怕直到今日才能陳述，而不會被指控成對萬眾一心主流公眾意象的冒犯。

在一系列於蘇格蘭福利體系渡過童年者的訪談中，我遭遇到人們調和令自己心安記憶的許多不同方式。這些對他們言之成理的方式，讓他們得以將往往心酸的記憶，置於符合外界期待的童年與家庭論述中。從出生地格拉斯哥被遷移至蘇格蘭西岸外海小島，並被一對老夫婦扶養的Betty，她對故事的講述方式，便是十分有趣的例子。就像大多數她那代被置於寄養家庭中的人，Betty並不是孤兒。但六十歲以前，她對原生家庭幾乎一無所知。當我訪問她時，她才剛與親哥哥見面，得知自己當年被帶走安置的一些情節。她調和出的故事由是強調自己被寄養在恬靜小島上的幸運，突顯寄養家庭待她如同親生。在以下頗長的摘錄中，Betty描述了養父母以及她所受到的待遇：

他們沒有親生子女卻又似乎想要孩子想得要命。但她要到〔??〕或是他們要到〔??〕你可以看到這對他們有多不容易，因為他們要到五十多歲才領養到我，對他們來說真不容易，一邊經營小郵局，一邊還要照料我，沒錯。不過一切都蠻有趣，人們來來往往，打招呼，挺有趣的。還有就是我喜歡動物，我還帶他們到處吃草。說起來我還有一間可愛的兒童房，很棒的兒童房、很棒的兒童床，這漂亮的兒童房在樓上，就在他們卧室隔壁正對樓梯間。但當我剛來時，他們想，我猜，我們只是暫時讓她搬來跟我們住一起。所以他們只是在那個兒童房間里擺了張床。但因為我似乎常做惡夢嚇醒，所以他們起初又讓我跟他們同一房間。但我長大點後就一直要，我想我差不多該有自己的房間了，所以我最後得到自己的房間，噢，這樣做是〔??〕因為我曾有各種跟其他等待寄養兒童在各個房間中的回憶，妳懂的，總之我得到了自己的房間，但我們家沒有電。他們留了個小燈籠給我〔??〕所以我從不曾處於黑暗中〔??〕養父人很安靜〔??〕他不是那種會讓你覺得有過孩子的人，他就是離小孩們遠遠的，但這只是因為他未曾有過子女，所以一旦有了他就不知所措，妳懂的，但養母就非常非常慈祥，其實養父也是，但是她，我的意思是，她對得到我欣喜若狂。我一定正是她想要的，她得到了一個小女孩，養母是個裁縫，所以我總是被打扮得漂漂亮亮。我在那待了一小段時間後，妳懂的，這些訪視員會來屋子裡看看。訪視員從格拉斯哥來，進房子巡查，不一陣子，當所有小孩上學時，妳懂的，就得作同樣打扮，所有小男孩都穿上灰襯衫，丑得要命的黑皮鞋、黑長褲〔??〕所有寄養兒童都穿一個樣，那實在是太可怕了。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Betty有意把自己與其他寄養兒童相區隔，儘管她自己也是其中一員而且經歷過同樣的難堪。其中最刻骨銘心的就是被黑色計程車從這村載到那村，等著哪個家庭願意收留她。在稍後的訪談中，Betty煞費苦心的將自己被視同親生的經驗，與她哥哥的遭遇做對照：

在我去的地方，我非常幸運，也被寄養家庭接納，我的意思是，我在那多了許多親戚〔??〕雖然我其實不是他們的親戚，但有這些親友總是好事。他們是我的家人。這是我試圖向哥哥解釋的事情。那是我的家，我在那裡已有自己的家人。我到死都不會忘記他們，以及他們對我的慈愛。我非常幸運。我是少數的幸運兒〔??〕怎麼說呢，比起哥哥，我有一個幸福得多的童年〔??〕雖說他留在我母親身邊。他比我年長，我媽媽總在外跑，她得工作，她為Barr』s Irn Bru橘子汽水公司做工。她打掃各樓層，還去大戶人家清潔，而我哥哥Andrew 只能蹲在台階上等媽媽結束工作，妳知道，因為她不能留他一人，所以得把他帶在身邊，所以瞧瞧我曾享受多大的自由〔??〕比起他，妳懂的，就此來看，沒有錯、哥哥跟媽媽在一起而我沒有，妳會假設這對他比較好。但另一方面，我有個比較幸福的童年。

從調和這詞的兩個意義上來說，Betty的回憶的確是調和出來的。我一來她就給我看一本她寫了個人經歷的小冊子。她說：「你要知道的都在裡面」。顯然她已經譜寫了一個令她安心的故事。在訪談過程中，她又提到最近播出的一個電視節目，關於被送至蘇格蘭西部Hebridean群島寄養的格拉斯哥兒童的經歷。這節目在某些方面使她所謂好運的故事更為合理。但最重要的是，Betty能夠做出滿足她歸屬家庭需求的融貫敘述，同時符應了大眾對正常家庭生活與適當兒童教養的論述，就此而言，Betty實現了調和。她承認寄養體系可能已對許多兒童造成負面的後果，但竭力強調自己被視如家人。訪談以Betty對家庭紐帶重要性的重申作結:

我的子女〔??〕他們只盯著對他們來說如祖母般的Kate阿姨。我的意思是，她死時他們都心碎了。Kate阿姨與Hugh姨丈都為他們付出很多〔??〕我當然已成為家庭的一員，此點無庸置疑〔??〕妳知道，我從未聽過任何人對我寄養家庭那邊的人說過一句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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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情緒與創傷

記憶在處理情緒時可能遭遇困難。特別是那些關於憤怒、悲痛或是極度憂傷的記憶。那些產生強烈情緒的經驗回憶起來經常格外細膩準確，有時還包含閃光燈記憶。但事發當時的情緒本身則較難被憶起:大喜，或是大悲，可能僅僅被平鋪直述。「情緒記憶的再現性（The revivability in memory of the emotions）是有限度的」，James 寫道：「我們可以記得曾經歷過悲痛或狂喜，但無法想起當時感到有多悲痛或高興。」然而對沮喪情感的回憶可能以其他方式表現：透過破碎的敘述，前後矛盾，間斷或沉默，或者講些別的故事，這就間接提示了當時的情緒有多強。

在我對那些兒時經歷與原生家庭分離的人的訪談中，無論是被送到育幼院還是與養父母生活，記憶和情緒交織而生的問題都籠罩心頭。我的受訪者那時已垂垂老矣，可多半不大清楚他們在什麼情況下被送去寄養，儘管其中有些人最近知曉了詳情，在一些案例中，還附加健在親戚的音訊。有鑒於，現存檔史料從未包含那些在蘇格蘭兒童照護體系影響下孩童自身的觀點，我從事訪談的意圖首先在於：從這些親歷者身上，得知該體系的一些實際情形。但我也希望受訪者與我分享他們對寄養童年的主觀感受，以使我對該照護體系對弱勢兒童的衝擊有更深的認識。考慮到受制度性照護者有相當比例體驗了嚴酷的生存條件，例如與原生家庭極其有限的聯繫，以及幾乎與育幼院外的世界毫無往來，受訪者能回想起寄養生活中例行活動的大量細節，這點似乎不令人訝異。他們對一成不變的食物、制服與日常作息的記憶未隨時間淡去，向我提供了關於制度性照護物質環境的寶貴數據。舉例而言，約十一歲時，Arthur 被送到蘇格蘭東北部一間孤兒院，在八十六歲時提供了以下回憶：

那是兩側各有八間房的宿舍。我在周六抵達Aberlour，也是個人人要打掃屋裡的日子。所有孩童在一間大食堂集合，聆聽之後半年內要做的事，午餐總是稀粥和xx〔聽不清〕，還有一點麵包和一杯茶。星期三是湯或粗麥粉，或是換成梅子布丁，〔??〕五點的下午茶時間只喝茶。除此之外別無他物。直到禮拜六從教堂回來，會有一塊起司和半片麵包，這算是特別加菜。

受訪者也對一些打破日常行事的特殊亮點（flashpoints）事件記憶猶新。再以Arthur為例，他講述了寄養期間一些幽默有趣的情節─以下此例發生於教堂中：

那個周日我終生難忘。有個院童McK，他不會發R的音，當時在念聖經中一段經文：「巴拉巴斯是一個強盜〔robber〕與人盡皆知的小偷」。但他念成：「巴拉巴斯是一個wobber 與人盡皆知的小偷。」有些人就笑開了。但給錢的那傢伙剛好當天在場〔孤兒院的贊助者〕。結果從教堂回來，一點兒起司都沒發給，我們全體被趕回卧室關禁閉。〔??〕整整一個禮拜，我們放學就進卧室。哎！我永遠忘不了這件事，想到沒法不笑，妳說是不？

但這些受訪者在憶起經歷當時的感受方面卻遭遇更多困難。沒有幾人曾經詳談他們生命的這部分─Arthur評論道：「被寄養意味你身上有了污點，一個污點。而我不知這世上還有什麼比污污點更讓人難以承受〔??〕我很高興有人傾聽〔??〕那總在我心裡的污點，總在那〔??〕想要傾吐，我又找不到人來聽，說這些對

他人來說太無聊了。」由是，未曾談過這段經驗的他，如今只能勉強講給我聽。在其他訪談中，對心酸喪氣事件的回憶經常引出破碎、片面與矛盾的回復。我問Christine 能否回想起八歲時，在雙親接連過世後踏進孤兒院的感受：

八歲那時真記不得了。爹過世時，我跟奶奶和堂哥住在一起。我記得一天早上，堂哥上樓進卧房對我說：「妳沒爹沒娘了。」我說：「我還有娘，我只沒了爹。」「噢，你娘也死了。」我就是這樣知道母親的死訊，是不是糟透了？反正我回到Burghead，我不知道如何到那兒的，但我記得看見媽媽躺在棺材裡，兩眼皮上各放了一分錢，所以她一定是已經（過世了），我就只記得這些，然後我記得喪禮，因為那喪禮有著舊式馬車，妳懂的，有黑色羽飾那種，真的很老派。說起這些人應該會很傷心，但偏偏不是，這事我偏偏記不太得。

在Annie 的案例中，她詳盡描述去孤兒院時身上的衣著，藉此表達六歲時，從喪偶的父親身邊被帶走的心情：

我穿著藍色上裝、百褶裙，此時想來仍歷歷在目，有條百褶裙、銅扣的對襟外套、一頂黑色天鵝絨的帽子、黑色長褲與鞋子。然後我們住進了孤兒院的家，我再也沒看到那身衣服了。它被拿走了，只給我們一件連身裙和圍裙。

LA：你為此覺得沮喪嗎？

你只會覺得這就是你的命，妳懂吧。你只是想著事情就是這樣，妳懂吧。妳懂嗎？孤兒院里有的是和我出身一樣的好女孩。

並不令人意外，由於不能響應我對她感受的提問，Annie有效地的用閃光燈記憶傳達了內心的感情，Annie身上的服裝，象徵著她對於被帶到一個泯除個體性之地的強烈情緒。經歷創傷者的回憶陳述，很可能與有關往昔的通常敘事大不相同。這可部分歸因於受訪者對於所經歷的事件，無力形成一個首尾連貫、合情合理的敘述。對納粹大屠殺乃至近期九一一事件與卡崔納颶風倖存者的廣泛口述史研究業已顯示，關於創傷的記憶經常缺乏感情內容，顯得零零落落、前後不一。他們心中的不安，容易體現在受訪聲調的變化與一些明顯可辨的肢體語言。此時選擇沉默就比回憶創痛來得輕鬆多了。這倒不是因為受訪者無法憶起創傷經驗，而在於他們無法找到能令他者理解的言語、意義與認識框架，以表述自身的遭遇。無可言喻（speechlessness）不同於忘記或無法回憶。由於無法找到適合的語言與敘事結構，創傷的倖存者很可能難以、甚至無力講述他們的親歷。用一位集中營倖存者的話來說：「種族滅絕非言語所能表述。」更有甚者，言者與聽者之間並無可以溝通彼此的共同參照點。即便倖存者能講述其經歷，也不保證聽眾就能夠理解。從Primo Levi對奧許維茲（Auschwitz）猶太人集中營經驗何以無法表述的動人解釋，到近期對1994 盧安達大屠殺（Rwandan massacres）難民所做的研究，都一再體現上述的論點。在南非廢除種族隔離政策後，Antje Krog提交給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聽證會的報告陳詞，便大為突顯此點。她寫道：一如那些掙扎著將自身經驗形諸文字的見證者，她也發現要將所聞轉譯成媒體所需的連貫報導是非常困難的。委員會了解在將創傷記憶轉化為使人明白的敘述時，經歷了怎樣的艱難，它告訴記者：「諸位也會體驗如同受害者一樣的癥狀。諸位將發現自己無能為力—無助而又無言。」

對口述史家來說，了解那些創傷事件的目擊或親歷者回憶時採用的策略是很有裨益的。訪談過大批大屠殺倖存者的Dori Laub觀察到：受創者唯有將經驗陳述出來或安置於條理井然的故事中，才可能達成一般稱之為「了結（closure）」的心境。Laub將此稱為倖存者再次外化（re-externalizing）創傷事件。1988年的洛克比慘案（The Lockerbie disaster）——當時恐怖分子引爆一架客機上的炸彈，使該機墜毀於蘇格蘭小鎮洛克比。不僅機上旅客全數罹難，也摧毀小鎮上一整條街的房屋與居民。在訪談中，鎮民是如何表述了那些多半令人震駭的回憶，提供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案例。有些人以幽默的口吻談到那晚的事件，以及其後數星期的情形。他們講了許多好笑故事（如失蹤的貓、一個老太太給救她的人送上雪莉酒）或是死沒正經的話（gallows humour, 用在面臨悲慘痛苦情況的絞架幽默），從而能建立一套受訪者可以應付的事件敘述。例如有個人回憶到眾人在當地的溜冰場上處理拼湊好的遺體，他是說：「大伙兒坐下來，喝起了茶，就在那些（死）人中間。」此案例中另一個談論恐怖經驗的策略，是聚焦於人們活動的日常性（everydayness）：一位女士談到如何在她的消防員丈夫忙於搜尋遺體時，維持她家庭生活「一切如常」；另一位女士則述說了如何清洗整理死者的衣物與遺物，以便歸還家屬─這些日常活動掩飾了做這些事的可怕情境。

結語

憶述乃是發生於一個複雜而又熱鬧的空間中。口述史訪談提供受訪者一個陳述記憶故事的特殊空間，但這些故事卻是為了響應一個研究議題的問題、於一個受外部影響的情境中憶起與編寫。最能引起口述史家興趣的是憶述的過程，而非掇拾個人回憶中的數據訊息。我們對人們如何使過去合情合理感到好奇，為個人記憶如何偶合或反駁集體共有之記憶而好奇，還對人們如何藉記憶故事界定自身於當下，以及當下經驗如何形塑對於過去的解釋感到好奇。記憶是所有史學實踐的核心，但口述史家的地位獨一無二，這是因為與受訪者直接積極的關係推進了憶述的過程。口述史家具有釋放回憶的特權，這些回憶常常能洞察個人經歷的詮釋，也有助於社會對過去更加全面的理解。然而伴隨特權而來的是責任，它要求我們坦承自己在記憶過程中的角色，並且以虔敬之心看待個人的記憶故事。本文開頭Sebastian Barry 小說《秘密手稿》中Roseanne Clear 的話，確實一語概括了敘述者與研究者的使命：記憶如同踏腳石，容許我們小心謹慎地橫渡過往，為了前進有時得入水濕腳，有時又必須快速通過避開險湍，但總期盼此種冒險涉渡，有助於掌握更多殊異經驗的意義。

——-本文編輯來自《兼為材料與研究主題的記憶：口述史的變遷》，《口述歷史》第14期，2017年11月20日。

編輯：素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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