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表妹尋親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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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表妹尋親六十年

智效民 | 文圖

從未聽說過的表妹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我的父親誕辰一百周年，為此我寫了一篇紀念文章，標題是「與辛亥革命同行——父親前半生的傳奇經歷」，其中談到了父親智力展與三姨父齊憲孔不尋常的關係。

文章完成後，兒子把它貼在自己的博客里。沒過多久，就有人給他打來電話，就齊憲孔提出一系列問題。兒子回答不了他的追問，便把我的電話告訴他。隨後，這個人給我打來電話。

他叫王洪光，是山西呂梁地區的森林警察。他說他的母親是齊憲孔失散六十多年的女兒，如今他母親已經年近古稀，唯一的願望就是在有生之年找到雙親的下落。王洪光還說，也許是上了年紀，他母親為此茶飯不思，魂不守舍。

我從來不知道三姨還有一個失散的女兒，所以對於這位突然出現的表妹毫無思想準備。但是當王洪光說出他的母親叫齊秀梅、姥姥叫增祥鳳、大舅叫虎子時，便打消了我的疑問。儘管他們的記憶有些差錯，比如把三姨的名字增祥凰記成增祥鳳，把表哥的小名老虎記成虎子，但這都是情有可原的事。

於是，這位表妹為什麼會與父母失散六十多年，就成了必須弄清楚的問題。因為在電話中說不清楚，再加上年關臨近，我將要從北京返回太原過年，所以我和他約好在太原見面。隨後，我分別訊問了大哥、二哥，他們也從來沒有聽說這件事。

她為什麼會與父母失聯

2013年1月底，我在太原與王洪光見了面。他說他的母親是1947年1月在山西臨汾出生的。大約七八個月以後，因為臨汾戰事緊迫，所以齊憲孔把他的母親交給奶媽以後便不知去向。對於齊憲孔這個人，他母親只知道是個大官，其他的事一概不知。

我的姥姥（右一）、姨姥姥（左一）、大姨（右二）、表舅媽（左二）和她的妹妹（左三）。攝於1940年前後。

這位奶媽是山西洪洞縣人，她的丈夫是保安團的一個下級軍官，當時正在齊憲孔手下服役。她們本來有自己的孩子，但孩子出生後不幸夭折，所以被齊憲孔選中當了奶媽。

齊憲孔離開臨汾時，給奶媽留下一個字條，讓他們靠這張條子領取救濟。這張字條還真管用，後來齊憲孔派人回來尋找孩子，但因為奶媽與孩子有了感情，就說了瞎話，沒有把孩子交出去。

為了弄清楚這段歷史，我查了一下有關資料。據《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政人員職官人物誌》記載，齊憲孔於1947年5月至1948年1月任山西省第十二區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1948年1月轉任第一區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第十二區下轄臨汾、洪洞等七個縣，所以大表妹與父母失散，應該是齊憲孔在第十二區任上的事。

1949年政權更迭以後，大表妹被帶到媽媽的老家山西汾陽。直到上世紀60年代以後，奶媽才把實際情況告訴了她。當時他們並不知道，齊憲孔早已不在人世，而她的母親正在忍受著命運的煎熬。

王洪光與我見面以後，根據我所提供的線索，很快在太原市上蘭村找到我三姨的兩個女兒，大表妹也總算找到了失散多年的親人。隨後他給我帶來幾張三姨保存的老照片，其中一張極其珍貴，因為那上面有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姥姥。

她爺爺是山西辛亥革命的元老

我小時候對齊憲孔沒有什麼印象，但是對於他和他們家的事，還略知道一二。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父親寫過一篇文史資料，其中兩次提到三姨父的名字。第一次說他是二戰區政治部的組長，第二次說他是梁化之的親信。抗日戰爭時期，二戰區政治部是統率山西新軍（包括決死隊、工衛隊、政衛隊、暫一師、保安旅等作戰單位）的機構，政治部主任由梁化之擔任。所謂新軍，是與閻錫山的舊軍隊即晉綏軍相對而言的。當時在政治部下面設三個「課」，後來改「課」為「組」，所以組長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職務，也是梁化之的親信。

另外，早在上世紀20年代，我父親為了求學，一個人從老家山西省定襄來到省城太原，曾經在三姨父家開的一個店鋪里打工。我小的時候，就聽父親講過這段經歷。他說當時因為生活所迫，就在太原市府西街的一家店鋪里當小夥計，一邊打工，一邊複習功課。在此期間，他承擔了店裡所有的臟活累活，就連老闆娘的洗腳水也要他給準備。當時正好是寒冬臘月，父親手背上布滿凍裂的口子，疼得要命。

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這家店鋪的老闆就是齊憲孔的父親齊寶璽。據《山西辛亥革命人物傳》介紹，齊寶璽字印卿，是定襄縣龍門村人。他1902年進入山西大學堂中齋學習，1905年被保送到日本留學，並加入了同盟會組織。1907年回國後，在家鄉從事革命活動，並投身於教育事業。辛亥革命後，他當選為山西省第一屆省議會議員。1914年，因為反對袁世凱稱帝而受到當局通緝，遂逃往天津避難。抗日戰爭時期，他曾經賣掉太原一個宅院，與妻、女住在太原府西街的「五友號」釀造廠的一間廠房裡（參見《山西辛亥革命人物傳》第263—264頁，三晉出版社2011年第1版），我猜測這個「五友號」釀造廠，很可能就是當年父親打工的店鋪。

我父親擔任市分會主任時的留影。

齊老先生晚年是山西省文史館館員。當時我父親在山西省政協工作，與文史館在一個大院里辦公，我們家就住在後面的家屬宿舍。我記得每逢文史館開會，至少有幾十位老先生前來參加，那鬚髮皆白、顫顫巍巍、扶杖而行的場面頗為壯觀，我不知道齊老先生是不是也在裡面。

父親與齊家的不解之緣

那麼，齊家公子齊憲孔又怎麼會成了我的三姨父呢？這還要接著「五友號」往下說。

經過認真準備，我父親於1927年考入了山西省國民師範學校。這所學校有兩個特點：一是學生很窮，所謂「國民師範，拉洋車的一半」，就是這種情況的真實寫照；二是參加革命的多，比如徐向前、程子華、薄一波、王世英等人，都畢業於這所學校。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全國各地爆發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於是太原市的學生也去國民黨山西省黨部請願，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抵抗。在此期間，我父親以糾察隊隊長的身份，組織同學們參加這一運動。不幸的是，在這次運動中，有一個名叫穆光正的學生在人群里中彈身亡。這場血案迫使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撤離山西，也促成已經在中原大戰中下野的閻錫山東山再起。因為這一事件發生在12月18日，所以稱為「一二·一八」血案，事件本身至今仍是一個未解之謎。

大約在1932年，我的父親與定襄龍門村的齊迎芳結婚。齊女士也是國民師範的學生，結婚懷孕以後，她不願意被別人看出，便不僅把肚子勒緊，還盡量減少飲食，結果大大影響了胎兒的發育。父親是獨生子，奶奶將這個孩子視為至寶，為此婆媳之間衝突不斷。聽奶奶說，大哥出生以後，他的母親不想要他，天天鬧著要出去參加革命。父親是個孝子，他說服不了妻子，只好選擇了協議離婚。

齊女士離婚以後，跟隨薄一波走上了革命之路。新中國以後，她被分配到一機部工會工作，但不知什麼原因，曾經被貶回山西降級使用。她後來有過好幾次婚姻，但時間都很短，其中既有地位顯赫的將軍，也有名不見經傳的工人。這些事是大哥在上世紀50年代初聽薄一波講的。大哥說他的母親脾氣不好，一生坎坷，這也許是性格決定命運。

父親與「少東家」成了連襟

1932年暑假，父親經山西國民師範校長馮司直介紹，在太原綏靖公署的梅山會議廳參加過幾次閻錫山舉辦的講座。當時閻錫山已經有一套自己的理論。比如在經濟方面，他認為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向民眾發放「物產證券」，就可以避免流血的階級鬥爭，從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當時父親對這一理論比較認同，並開始關注閻錫山的思想體系。

第二年父親從國民師範畢業後，又經過馮校長的介紹，找到了閻錫山的機要秘書梁化之。當時閻錫山為了吸引人才，專門撥出經費支持青年的團體活動。於是父親與幾個同學成立了太原植社，並從梁化之那裡領到了三百元開辦費和每月一百五十元的津貼。他們用這筆錢開了個圖書館，還辦了一份刊物。

1936年，閻錫山把山西的幾個青年團體合併起來，成立了自強救國同志會，他自任會長，讓梁化之擔任總幹事，這樣一來，梁就成了山西青年運動的領導人。

這一年夏天，自強救國同志會成立了「暑期健身團」，對抗日青年進行軍事訓練。由於抗日救亡運動在山西受到當局支持，所以北平學生在「一二·九」運動退潮以後，便紛紛來到太原。在這種形勢下，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於9月在太原成立。隨後，薄一波接受閻錫山邀請回到山西，與梁化之共同主持犧盟會領導工作。在此期間，我父親雖然已經考入山西大學法學院，但是卻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犧盟會的各項活動之中。

就在這時，我的父親與母親結婚，婚後不久就爆發了盧溝橋事變。於是父親投筆從戎，擔任了閻錫山警衛師第一團政治部主任。新婚不久的母親只好跟隨我的爺爺奶奶加入了逃難隊伍。

1939年初，由於長期抗戰的局面基本形成，於是我父親將母親從陝西漢中接回來，住在第二戰區司令部所在地——陝西宜川的秋林鎮附近。當時母親聽說姥爺和姥姥相繼去世，而三姨又是單身一人，所以就把三姨從太原接過來。後來三姨與齊憲孔結了婚，於是父親與當年的「少東家」，便頗有戲劇性地成了連襟。

閻錫山手下的少壯派

1939年12月晉西事變以後，犧盟會和決死隊在薄一波的領導下全部脫離第二戰區作戰序列。這樣一來，閻錫山苦心經營的十幾萬新軍便損失殆盡。當時我的父親認為閻錫山是堅持抗日的，所以他覺得晉西事變是親者痛、仇者快的分裂行動。基於這一認識，他寫了一篇文章，批評決死二縱隊的韓鈞率先反對閻錫山是一種盲目的冒險行動，希望他能夠顧全大局、團結抗戰，使問題得到和平解決。梁化之看了以後，將這篇文章印發各地，以便消除影響，扭轉局面。

晉西事變以後，我的父親被派到「民大」工作。「民大」的全稱是民族革命大學，它是1938年在山西臨汾成立的，校長由閻錫山兼任，梁化之是辦公廳主任。民大成立之初，被譽為「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出任副校長，此外，哲學家楊獻珍、杜任之，歷史學家侯外廬等人或參與學校創辦，或擔任重要職務，丁玲去延安之前也在民大逗留過。

父親到了民大以後，發現還有一些人想到延安去。為了尊重他們的意願，便給這些人開了路條，又送走一百多人。這件事引起梁化之不滿，他命令民大從距離延安較近的陝西宜川遷到了陝西韓城。

我三姨和他的兒子老虎。攝於1947年前後。

「文革」期間造反派組織紛紛找我父親調查「薄一波叛徒集團」的材料，當時我覺得如果父親在晉西事變後參加革命，那我就不是「黑五類」而是「紅二代」了。所以我問父親：「那時候你為什麼不去延安？」父親平靜地對我說：「如果我去了延安，一來過不了『文革』這一關，二來也不會有你們姊妹幾個。」

1941年下半年，閻錫山與侵華日軍暗通款曲，並作出將要返回太原的姿態。為此，我父親率領民大師生舉行了堅持抗日、反對投降的武裝起義。但由於內部出了叛徒，這次起義歸於失敗，他也差一點掉了腦袋。

據母親說，這是我出生四十天時的留影。

前有晉西事變，後有民大起義，致使以梁化之為首的「文人集團」和少壯派在閻錫山面前一度失寵，也使二戰區進入了以王靖國為首的「軍人專權」時代。1943年，閻錫山為了讓梁化之東山再起，任命他為同志會駐會高幹，全面負責二戰區的政治工作。我父親在《閻錫山的特務頭子——梁化之》一文中說：在此期間，梁的「親信齊憲孔、原戰工團團長趙中樞，分別擔任了汾西、靈石兩縣的縣統委會主任。……這樣，梁化之二次登台以後，便以特務起家，成為二戰區的一個中心人物了。」（《山西文史資料》第十輯第20頁，1964年第1版）由此可見，梁化之的「特務活動」，與晉西事變有密切關係。

抗戰勝利後重返太原

抗日戰爭勝利後，閻錫山成立二戰區司令部「隨部工作團」，準備返回太原並對當地市民進行慰問。該團由梁化之兼任主任，我父親擔任副主任負責實際工作。參加「隨部工作團」的有民大和進山中學等單位的幹部學生。工作團任務完成後，我父親擔任了同志會太原市分會（簡稱市分會）主任。

這個「同志會」與上述自強救國同志會不是一回事，它是閻錫山在抗日戰爭中成立的一個政黨性質的組織，全稱叫民族革命同志會。所以，太原市分會主任這個職務要比市長更重要。

在市分會裡，有兩個人特別能幹。一個叫李健吾，另一個叫張頷。這個李健吾是位女性，當時她是市分會婦女工作部的負責人。1948年太原被包圍之前，我們家除了父親之外全去了北平。聽母親說，當時她去故宮參觀或上街購物，已經兩歲的我總是鬧著要人抱，若不是健吾阿姨幫忙，真是無法應付。1949年以後李健吾留在北京，一直在民盟中央機關工作。她結婚很晚，好像沒有兒女。十幾年前我從太原到北京看她，她已經卧病在床，沒過多久就離開人世。

我和李健吾阿姨1948年攝於北平。

我和表哥老虎（右），大概是1948年攝於北平。

至於張頷，有必要多說幾句。聽母親說，我小時候他經常逗我玩，但是在1949年以後，我們兩家卻形同陌路。前幾年我在舊書攤上買到一份《青年導報》，上面有「發行人智力展」、「主編張頷」等字樣。於是我專門找他了解情況。

我和母親1948年攝於北平。

張頷告訴我，他是由杜任之介紹入黨並推薦給我父親當卧底的。當時杜任之交給他的任務是利用這個合法陣地搞民主文化活動。杜任之1927年加入共產黨，是共產國際遠東局通訊員。他曾經在德國留學，回國後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取得聯繫，被派回山西從事地下工作。抗戰爆發後，他先後擔任犧盟會臨時執委會委員、同志會候補高幹。

母親（右）、李健吾阿姨（左）和我在北平。

張頷還說，當時《青年導報》的重要文章大多是我父親和趙宗複寫的。該報的大部分通訊員均由趙宗復領導的進山中學學生擔任，其中的「特一號通訊員」衛興華，後來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全國知名的經濟學家。「文革」中就因為這個「特一號」的頭銜，被紅衛兵當作第一號特務揪斗。另外，還有個通訊員叫余振，後來在北大和清華擔任過俄語系副主任，是全國第一流俄語專家，可惜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

從1948到1949

趙宗復是山西第二號人物趙戴文的兒子，他早年在燕京大學求學時，先後加入中共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第二年入黨後參加了蘇聯紅軍總參謀部的對日情報工作。儘管燕京大學校務長司徒雷登未必了解這些情況，但是對他的評語卻比較中肯，說他是「出身豪門，思想激烈」（《趙宗復文集》第320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

童年的我1950年攝於太原。

1948年8月晉中戰役之後，太原被徐向前的部隊團團圍住。當時擔任閻錫山新聞處處長的趙宗復為了外圍的進攻，派人出城去送情報。這個人不幸被捕，並將趙宗復供了出來。於是趙宗復也被梁化之逮捕，並寫了一份「自白書」，把所有責任攬在自己身上。

在《趙宗復文集》中，有一段這樣的紀錄：

梁化之帶趙宗復到他家。那份「自白書」他和楊貞吉已經看過。楊以為材料不多，不甚滿意;但梁化之搶著向閻錫山交卷了。以後再沒有向趙提過案情，只吩咐趙早飯和午飯要和他一起吃，晚飯則須同徐端一起吃。徐端明白表示，他不願意和趙談案子，見面總是談自己的歷史、吹牛。此時他正同智力展、齊憲孔、韓晉材等鬧摩擦，這個負特工全責的叛徒徐端，其實處境並不太順利，似乎還想取得趙宗復的同情，所以沒有表現出什麼惡意，還相當留面子。（同上，第380頁）

從這裡可以看出，隨著內戰的進程，齊憲孔已經從晉南退到晉中，又從晉中退回太原。儘管他是梁化之的政工幹部，但是與當時專門從事特務活動的楊貞吉、徐端還是有矛盾的。

1949年初，我父親冒著生命危險逃離太原。不久太原城被攻破，我父親勸齊憲孔投案自首，爭取寬大處理。齊隨即照辦，但還是以反革命罪被鎮壓。

如果說齊憲孔是罪有應得的話，那麼張頷又如何呢？據他說，1949年以後，那些從老區來的人對他們非常排斥，就連杜任之、趙宗復這樣的人也遭受冷遇。這些人的理由是「我們在前線打仗，你們在城裡享福」。其實，杜任之和趙宗復為革命都住過監獄，他們沒有想到革命成功後會是這種情況。

基於這些原因，張頷在1949年以後決心遠離政治，主動從統戰部調到文物局，專門從事考古研究。後來他以《侯馬盟書》的研究在學術界獲得很大聲譽，並成為山西數一數二的書法家。

三姨晚年的遭遇

我的三姨增祥凰。

齊憲孔死後，三姨帶著一兒一女暫住在姨姥姥家裡。姨姥姥有一處很好的四合院，每年春節，母親都要帶我給她們拜年。我記得三姨住在西廂房，三間屋子，傢具很多，牛皮箱、大衣櫃、梳妝台、彈簧床……都特別漂亮。我記得母親與她見面時，好像總說些什麼。後來聽母親說三姨當慣太太，不想出去找工作自食其力。母親是1950年參加工作的，因為她有工作，所以「文革」初期父親被扣發工資以後，我們家還能勉強度日。

一開始三姨手頭有些積蓄，但是經不住長時間有出無進，坐吃山空。所以又過了幾年，她便嫁給了郊區的一個農民。

三姨改嫁以後感覺不錯，我和二哥還騎自行車去過她家一趟。三姨不會做飯，所以新姨父親自下廚給我們炒了好幾個菜。

沒過多久，三姨又生了一兒一女。但由於在懷孕期間服藥，兒子天生痴呆，病情嚴重。從此三姨把全部精力放在照顧這個孩子上面。這個孩子不僅花費巨大，也耗盡了三姨的精力。於是又過了十多年，這個孩子和三姨先後去世，也算得以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