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圖書進入戰爭：美國利用圖書贏得二戰
~~~~如若此地作別，也好他鄉再見~~~~
本文摘自《當圖書進入戰爭：美國利用圖書贏得二戰的故事》（莫里·古皮提爾·曼寧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1933年5月10日，柏林歌劇院廣場焚書的場面
1933年5月10日的盛大遊行，甚至連瀰漫柏林上空的毛毛細雨也無法阻止環繞其中的歡樂氣氛。成千上萬的學生驕傲地穿著他們的大學校服，舉著火炬，穿過霧蒙蒙的街道，向貝貝爾廣場走去，那裡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學與歌劇院之間的主要廣場。有4萬名觀眾在廣場上集合，注視著即將展開的壯觀場面；此外還有4萬人隨著遊行隊伍沿途觀看。在貝貝爾廣場中心，交叉放置的原木壘成了巨大的柴垛，長12英尺，高5英尺，即將點燃。第一批狂歡者到達這裡，他們把火炬投入這個特殊的建築中。藍色的火焰沖向天空。那是一幅激動人心的景象。很快，原木構成的柴垛發出了巨大的火光。
與此同時，汽車組成的遊行隊伍正沿著貝貝爾廣場邊緣蛇行。一些學生在汽車和燃燒的火焰之間組成了一道有序的隔離線。當一位學生鑽進第一輛汽車，從裡面的書堆中抽出一本書時，大家只是靜靜地看著。隨後，那本書便沿著那道隔離線傳遞，從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的手中，最後抵達最接近火堆的那位學生手裡，他猛地把書投進火海。人群爆發出陣陣歡呼。就這樣，一本接一本的書，很快都變成了火焰。有些學生雙手抱著一堆書，在汽車和火焰之間緩步行進，每次他們經過火堆，都在為它增添燃料。
其間，焚書之舉被短暫中止，以便一位學生組織者發表有關這次集會的主題演講。他說，為了純潔德國文化，必須焚毀所有威脅納粹民族運動的「非德意志」圖書與文獻，包括所有猶太人的著作，因為「猶太人在知識方面很有力量，但在血統方面非常軟弱……他們無法理解德意志思想的存在，也不尊重它，因此，勢必對德意志精神產生危害」。通過根除這些冒犯性的著作、與德國進步相左的思想，將使德國變得更加強大。
當焚書行動繼續進行時，另一位學生開始宣布被焚圖書的作者名單，並向人們解釋為什麼他們的思想對德國有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因篡改德國歷史、貶低德國偉人的罪名遭到聲討。埃米爾·路德維希因其「在文學方面的卑劣行徑和背叛德國」而受到批判。埃里希·瑪麗亞·雷馬克因詆毀德語以及愛國信念而遭到譴責。作者被一個接一個地點名，圖書被一本接一本地焚燒，人群歡聲雷動，似乎他們正在觀看一場體育盛事。這項活動持續了幾個小時，直到深夜。
儘管有一種傳言，焚燒圖書是由一個狂熱的學生組織獨立策劃的，但事情非常明顯，納粹黨對此大加讚賞，「國家宣傳部長」保羅·約瑟夫·戈培爾（1897—1945，納粹黨宣傳部部長，納粹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被認為是「創造希特勒的人」。——譯者注）博士親臨現場，還發表了即興演講。戈培爾掌管德國文化部——這是管理德國的文學、出版、電台、戲劇、音樂、藝術以及電影等事務的部門。他利用自身的影響去塑造德國社會，使之適應希特勒的意識形態。戈培爾對政治上追求進步的作家保持著高度警惕，因為他們往往支持反戰主義、社會主義、改革以及性自由等思想。大凡涉及這類主題的圖書，都會被納粹銷毀。
當戈培爾登上納粹講壇的時候，他宣布「猶太人的唯理智論已經消亡」，「國家社會主義開闢了新的道路」。他向眼前的觀眾做了一個手勢，繼續說道：
德意志民族再一次能用自己的思想表現自己。這些火焰不僅僅宣告了舊時代的終結，它們也照亮了一個新時代。我們的年輕人，以前從來沒有獲得如此美妙的權力去剷除舊時代的垃圾。如果老一輩的人不能夠理解現在正在進行的事情，那麼，讓他們明白我們年輕人……做過了的這一切吧。
當舊時代在火焰中毀滅，新時代將從我們心靈的火焰中誕生！
戈培爾演講之後，《全民武裝起來》這支歌曲把當晚的氣氛推向了高潮，學生們又將大量的圖書拋入火海。
為了確保柏林焚書事件能夠引起廣泛的關注，納粹當局對此進行了電台直播，還將其拍成電影。不久，整個德國的電影院都播放了柏林當晚的篝火晚會，還配上了評論，向觀眾解釋那些有害的圖書如何侵蝕德國的價值觀，以及為什麼必須被消滅。隨著焚書信息的廣泛傳播，又發生了93場焚書活動，每場活動都吸引了眾多觀眾和媒體的高強度報道。
基爾大學的學生搜集了2000冊他們認為對德意志精神有害的文學類圖書，搭起了一個巨大的篝火堆，還邀請公眾到現場觀摩焚書。在慕尼黑，學生們從大學圖書館搜出一百年來的多卷本圖書，在當眾焚燒之前，還舉行了獨特的火炬遊行。在慕尼黑的另一場活動中，5000名小學生一起焚燒馬克思主義的文學作品，他們被教育：「在觀看大火焚燒非德意志的圖書時，也燃起對祖國的熱愛之情。」在布雷斯勞市，一天之內就銷毀了價值5000英磅的宣揚異端邪說的圖書。
隨著「焚書運動」在德國蔓延，納粹又將目光瞄準了一切反納粹思想的同情者。只要被懷疑包含了對德國有害的思想，圖書就會遭到審查；一旦發現任何有異議的內容，懲罰馬上降臨。有人甚至從此消失。這種歇斯底里情緒無聲地擴散著，很多人先發制人地銷毀那些可能有問題的文獻及著作。根據一項報告，當地一位婦女在得到一個小小的建議——應該確保她的家「真正乾淨」的時候，她便「立即燒掉家裡的書及有字的紙張，緊接著第二天她家就遭到了搜查」。納粹公布那些應該焚毀的圖書名單，作者包括卡爾·馬克思、厄普頓·辛克萊、傑克·倫敦、亨利希·曼、海倫·凱勒、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托馬斯·曼和阿爾圖爾·施尼茨勒等。
海倫·凱勒給全體德國學生寫了封慷慨激昂的公開信，表達自己的震驚——她不相信印刷機的誕生地竟然變成了這項發明的後代（指圖書）的火葬場。她批評道：「如果你們認為思想可以殺死，那麼，你們絲毫沒有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過去的暴君經常這樣做，然而思想同樣在他們的強權中升起，最終戰勝了暴君。」「你們可以燒毀我的書，燒毀全歐洲最優秀的人寫的書，但是，他們的思想已經通過千萬種渠道傳播出去了，並將繼續鼓舞其他人。」
許多人聲援凱勒，共同譴責德國的年輕人。諾貝爾獎獲得者辛克萊·劉易斯譴責焚書運動說，那些被焚毀的書是「過去二十年來德國人所寫的最高貴的書」。他進一步指出，那些被扔進火海的圖書作者，除了「感到『滿意』外，不會有別的感受，因為他們無意中收到了來自一群貌似有組織的烏合之眾的『致敬』」。
在倫敦，H·G·威爾斯針對納粹的行為，發表了一個充滿反諷意味的演講，對像凱勒那樣擁有同樣情緒的人作了回應。焚燒圖書「從來都消滅不了書」，威爾斯說道，「書一旦印刷出來，就擁有了超過任何人的生命力，而且它們一直在發聲，似乎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他繼續說道：「在我看來，正在德國發生的這一切是愚蠢之人發動的反對思想，反對理智及圖書的笨拙的革命。」儘管他承認自己在英國也沒有安全感，並且相信終究有一天作家會被私刑處死，或被送進集中營，一旦他們圖書中的危險因素被發現。但他從一種信念中獲得了安慰。威爾斯指出：「在歷史的長河中，圖書必將是贏家，愚蠢之人終將被人們甩在腦後，理性的判決會對這些叛亂者的所有聒噪與咒罵進行清算。」
威爾斯在抗議德國人的同時，還採取行動，為面臨危險的圖書提供庇護。通過與其他作家的合作，威爾斯建立了遭到禁毀書籍的圖書館（以下稱為「遭焚圖書館」），於1934年春在巴黎開館。該館收藏了所有被納粹禁止或焚毀的圖書，並且對德國難民和覺得自己藏書不安全的人捐贈的圖書提供安全保障。
美國評論家也表達了他們的反對意見。一家報紙評論說，事情似乎顯得很不協調，在很長時間裡大學是德國的光榮，現在卻變成她的恥辱。《紐約時報》把德國的行為稱為「文學大屠殺」，並且評論道：「國家意志以這種方式呈現，顯得愚蠢和不知羞恥，表明群眾運動的狂熱和非理性。」《時代周刊》把這個事件當作「焚書狂」，並且報道了那些可怕的細節，包括在羅馬廣場——法蘭克福中世紀時的市場——焚燒圖書時，人們一邊把圖書投入火中，一支樂隊還在現場演奏著肖邦的《葬禮進行曲》。許多美國人公開舉行集會，以示抗議——紐約有8萬人，芝加哥有5萬人，費城有2萬人。
1933年海德堡大學焚書事件
德國，一個有著良好教養的國家，以哲學家和思想家而聞名於世，怎麼能容忍圖書館大清洗、圖書大銷毀這樣的行為呢？這些行動並非獨立的事件，而是阿道夫·希特勒精心策劃的計劃中的一環，他要操縱德國文化，以適應自己的政策和教條。一旦希特勒獲得了權力，他便通過法律迫使人們服從自己的新秩序。比如，1935年，希特勒所寫的《我的奮鬥》變成了國家強制推行的讀物，該書被製作成小冊子，送給所有結婚的夫婦，並作為教科書在德國所有學校使用。
希特勒對改變德國的文化機構以便支持他的政策等的努力，遠不止焚毀圖書。希特勒努力製造出一種印象：只有血統純潔的德國人在文化藝術方面的貢獻才值得在博物館中展出。他還創造了一個新的假日，即德國藝術日。在主持節日活動的那天，他宣布希么樣的作品可以展出，並給他認為符合意識形態的那些作品頒獎。此後，他決定在展覽館中哪些位置展出哪些作品，並且給每部作品定價。那些有助於強化他腦中德意志幻想的作品會在突出的位置展出，價格也會相應提高許多。
博物館同樣被希特勒和戈培爾「純潔化」，那裡禁止展出猶太人的作品，禁止展出被認為低下的、不純潔的德國人的作品。通過限於展出那些表現雅利安種族的造詣的作品，希特勒的目的是要製造這樣一種印象：只有他們才能夠給德國帶來光榮。
教育體制被重組，以反映希特勒的意志。就在柏林焚書的同一天，德國內政部長威廉·弗里克博士，對德國學校的管理者發布命令，要求他們改變教育制度。他命令「應該按照祖國和歷史」來培養學生——「要特別突出最近二十年的成績」，要根據「種族科學、遺傳以及基因科學」來教育學生。至於後者，弗里克解釋說，學校必須「始終如一地警惕日耳曼人中的外來血統，特別是猶太血統和黑奴血統，必須堅決防止它們的滲透」，因此「種族生物學這門課程必須揭示出不同種族的心智和精神特徵，必須對學生說明種族退化的危險性」。在弗里克的指導下，學生被灌輸，「純潔的日耳曼種族優越於其他民族」。與此同時，猶太人以及左傾知識分子遭到解僱，在一些學校中，職位空缺率高達33%。
希特勒甚至還利用電台和電影向邊遠地區傳播他的思想。納粹將廣播電台當作宣傳元首命令的有效工具，以確保人們服從希特勒。戈培爾努力使昂貴的收音機成為大眾買得起的商品，以便德國的所有家庭都能夠聽到希特勒的聲音。德國的電影製片廠被迫製作包含政治宣傳的娛樂片，希特勒、戈培爾親自參與制片工作，以保證他們的德國夢想能夠充分地反映在電影幕布上。
戈培爾行使著極大的權力；他不但審查電影腳本，禁止製作「非德意志」的片子，還審查那些已經製作完成的片子是否有播放價值。當公眾批評德國製片廠製作的電影中充斥著無聊與叫囂時，戈培爾便斥責電影批評家，責怪他們在評論文章中引用了這些觀點。1936年，電影評論被官方宣布為非法行為。
到1938年，納粹查禁18類圖書，包括4175本書，565位作家的所有著作，這些作家大部分為猶太籍。然而，令納粹十分沮喪的是，仍有部分猶太籍作家的著作被保留在書架上。德國報紙刊登了激烈的文章，對大量的暗箱操作導致猶太作家的影響繼續存在的現象進行指責。德國的圖書管理員被迫仔細地整理他們的館藏圖書，以確保與希特勒的政策相左的圖書全部被清除。
就在那一年，納粹的視線從圖書轉移到了人民身上。1938年10月18日，希特勒將國內超過1.2萬名的波蘭人驅逐出境。然而只有4000人獲准進入波蘭，剩下的幾千人滯留在德國和波蘭邊境一帶。1938年11月7日，法國有一位年輕的猶太人赫歇爾·格林斯潘，得知他的家人滯留在邊境，沒有食物和住所，便怒不可遏地衝進德國駐法國巴黎大使館，向德國外交官恩斯特·馮·拉特開槍射擊。
這一意外事件在德國引發了一波反猶太恐怖主義浪潮。到11月9日，槍殺外交官的新聞已經在德國開始傳播，柏林爆發了反猶太暴力的遊行示威。人們成群結隊地在城市裡漫遊，用鐵棒或其他武器砸破商店的櫥窗。商鋪被洗劫一空，商品被扔到街道上，搶劫者像禿鷲那樣朝猶太人經營的商店衝去。
據《紐約時報》報道，大批看起來像是納粹組織和政府工作人員的年輕德國人，肆意破壞猶太人經營的商店，還像旁觀者那樣嘲笑取樂。到第二天，至少有91位猶太人慘遭殺害。在柏林，幾乎所有猶太人經營的商店都被毀壞。11所猶太會教堂被焚燒，無數的教堂圖書和摩西五經典籍被銷毀，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被關押、送進集中營或者被迫自殺。1938年11月9日演變成歷史上著名的「水晶玻璃之夜」事件。
「水晶之夜」中遭到破壞和洗劫的猶太商店
由於外國媒體要求德國對此事件進行回答和解釋，戈培爾做了進一步的澄清。據《紐約時報》報道，戈培爾承諾將「公開制裁席捲德國的恐怖主義、破壞和縱火浪潮」，甚至承諾「會制訂更廣泛的反猶太人的法律，以解決猶太人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使德國的猶太人狀況與大眾的反猶太情緒一致」。「德國人民對巴黎『怯懦的兇殺事件』的反應」，標誌著「國家緊跟著它的健康的直覺」，戈培爾說道。他坦承自己同情騷亂者一方，並且發誓平息所有來自國外的批評。他威脅說，德國的猶太人要為在海外發表的所有謊言和誇張的報道付出代價。至於那些在襲擊事件中的受害者，戈培爾說：「如果我是一個猶太人……我會保持沉默。猶太人只有一件事可做——閉嘴，別想對德國發表任何進一步的言論。」
「水晶玻璃之夜」事件在德國內部並未激起多少憤怒的情緒。希特勒的政策開始於1920年代後期，那時他已經為默許這種明目張胆的迫害做好了鋪墊。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德國人一直在詆毀猶太人對德國社會文化的貢獻，納粹已經造成了一種氣候，即認為對猶太人施暴一般會得到寬恕。
然而，美國人發現德國赤裸裸的反猶主義政策令人震驚。新聞報紙鋪天蓋地地刊登表達關注和不信任的來信。
比如，一封來自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的信中寫道，「這種恐怖主義的強烈程度及其嚴重性令人難以置信」，並且「對殺死小職員採取的這種大規模的報復方式也是不合法的。因為一位青年人的過激行為造成的犯罪而對該民族進行報復，這明顯是回到了野蠻時代」。
一位聖弗朗西斯科市民寫了封信給本市的《編年史》雜誌，說道，很奇怪，「一個瘋子竟然能將自己盲目的瘋狂傳染給整個充滿智慧、理智，本質上友善的民族」。
在波士頓，一位作家在《先驅論壇報》評論道：「現代文明最高貴的形象，對人類生命的尊重，在德國社會中被暫時拋在一邊。」這位波士頓人繼而評論道：「（儘管）德國國內的事務與他國無關……她的某些行為卻如此反人類，顯示了文明的巨大倒退、人類精神的嚴重退化，無論在任何地方，只要不表達反對他們的態度，便等同於對他們的支持。」
1939年9月1日，德國對波蘭宣戰。英國和法國根據條約被迫對德國宣戰。然而，當德國軍隊衝進波蘭，法國和英國最初遭到的不是軍隊和大炮的入侵，而是語言上的入侵。希特勒的心理戰術為德國後來的迅速勝利鋪平了道路。
英、法兩國深知，繼波蘭之後他們會遭受攻擊，但是相對而言法國更容易受到攻擊，因為它與德國之間有漫長的邊界線。希特勒運用電台電波對法國進行滲透，為進攻法國做準備。德國僱用了法國籍的播音員，誘惑那些毫無疑心的聽眾去收聽極富娛樂性的廣播劇和流行音樂。許多聽眾忽視了其中隱蔽的政治宣傳。廣播評論員表達了對德國軍隊的優勢地位和戰鬥力的擔憂，並且預言法國無力抵抗進攻。
希特勒的電台節目植入法國人心中的這種懷疑被迅速傳播。艾德蒙·泰勒，《芝加哥論壇報》的一位通訊記者，這段時間剛好生活在法國，他見證了希特勒精心設計的這場政治宣傳戰，見證了它是如何粉碎法國人民的決心的。泰勒將其描述為「恐嚇策略」，他報道說，德國運用了大量的政治宣傳，甚至賄賂法國的報紙，使其刊載那些暗含德國優越性的故事。根據泰勒的報道，德國的心理戰「在法國人心中埋下了畏懼的念頭，這種念頭像一種怪異的癌症那樣迅速擴散，吞噬著其他控制情緒的器官，形成非理性的恐懼……一時無法控制」。
法國人的信心就這樣被削弱，這種事情就像法國測試其防空報警系統時引起恐懼的波瀾一樣無傷大雅；唯一諷刺的是這種入侵策略強化了法國人毫無疑問要被打敗的觀念。儘管法國政府亡羊補牢，發起意識形態方面的反攻，誓言捍衛自由，但這就像告訴公民要免遭颶風的襲擊就必須打開一把傘一樣，收效甚微。當這種入侵最終到來的時候，法國在六個星期之內就宣告有條件投降。
通過類似的方式——在入侵敵國前摧毀他們的信心，希特勒相繼打敗了波蘭、芬蘭、丹麥、挪威、比利時、荷蘭以及盧森堡等國，加上法國，都在同一年。歐洲超過2.3億民眾，他們一度是屬於自由世界，此刻全部屈服於納粹統治之下。
隨著法國屈服於它的命運，向德國投降，希特勒決心向世界傳達一個強有力的信息：他正竭盡全力，試圖一雪德國軍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受的恥辱。法國的失敗是一次展示德國軍力、威脅那些即將被德國入侵的國家的好機會。
1940年6月17日，希特勒會見了法國傀儡政府，簽訂了正式的停戰協定。希特勒利用一切戲劇手法來紀念這一活動，他在法國貢比涅森林菲迪南·福熙將軍的私人列車上時，堅持重現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的場面。那列火車被法國博物館收藏了很久；根據希特勒的命令，有人將車皮移至1918年11月9日時它所處的準確位置。顯然，希特勒這回達到了羞辱法國的目的。希特勒親自對法國政府提出了投降的條件。在戲劇元素設計好之後，希特勒命令將福熙的列車和紀念碑轉移到柏林，這本來是紀念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得勝利的紀念碑，納粹將其安置在柏林一處博物館中，以紀念他們戰勝萊茵河對岸的長期宿敵。
一旦某個國家敗給德國，納粹便花費巨大的精力重塑該國的文化、歷史、文學、藝術、傳媒以及娛樂等領域的概念，以便鞏固和強化希特勒的權力。通常，他們想推倒的第一根支柱便是圖書館。希特勒成立了「國家領袖羅森貝格任務小組」（簡稱「ERR」）這個組織，以便沒收他一直渴望著從佔領區獲取的圖書和藝術品。這些東西是為戰後籌建一所納粹大學準備的。相反，對於不喜歡的書，他們便將其付之一炬。
在東歐，ERR焚毀的檔案館多達375所，博物館達402所，學院達513所，圖書館達957所，真是令人吃驚！據統計，納粹銷毀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近一半的圖書，在俄羅斯銷毀了5500萬冊圖書。被佔領國家的圖書館改組後對外開放，以便為納粹宣傳服務。納粹要求波蘭的圖書館按照國家社會主義路線重建，體現德國化的進程，補充一些經納粹認可過的文學作品，清除所有不受納粹歡迎的圖書。
在波蘭戰敗後，新近出版的德國圖書被展示出來，目的是向公眾宣傳德國的成就。當法國失敗後，德國的第一個行動便是發布「伯恩哈德清單」，明確禁止140種圖書。1940年9月，德國納粹公布了一份內容更廣泛的書單，1400本圖書遭禁。巴黎的很多圖書館被迫直接閉館。
尤具諷刺意味的是，H·G·威爾斯的「遭焚圖書館」被納粹佔領分子小心地保存下來。根據圖書館秘書長阿爾弗德雷·康托維奇博士的描述，儘管「實際上外國人不可能獲准使用那些圖書」，德國人還是小心戒備，把那些圖書「妥善地保管起來」，德國人可以查閱它們。希特勒對圖書館的意圖變得十分明顯，以至於整個西歐的圖書管理員和館長都搶先一步採取措施，把他們視為珍寶的圖書轉移到洞穴或邊塞去，希望隱藏和保存他們寶貴的館藏。
《當圖書進入戰爭：美國利用圖書贏得二戰的故事》
根據美國報紙對希特勒的文化攻擊的報道，他們開始將戰爭描述為兩條戰線或兩個維度。一位記者解釋道：「在同一時間有兩場嚴肅的衝突：一場是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直接的衝突，另一場則是在意識形態、政治、社會以及經濟層面上的衝突。」另外的一些描述則認為戰爭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分別在戰場和圖書館兩個地方進行。不管人們使用何種術語，他們的看法是一致的，即戰爭不僅僅在戰場上進行，一個民族信奉的理想也同樣受到了攻擊。希特勒試圖消滅的不僅是軍隊，而且是人民追求的民主和自由。人們把戰爭的這個新的跡象理解為「全面戰爭」。
儘管德國軍隊距美國本土還很遙遠，美國戰勢有所緩和，但是很顯然，希特勒的理念能觸及更遠的地方。正如他將軍隊派到法國前先通過廣播電台入侵法國一樣，早在有人建議美國參戰之前，德國就已藉助電台對美國發動了思想攻勢。20世紀三四十年代期間，電台波段主要是覆蓋全球的短波波段。德國（在日本的幫助下）電台節目每天播放18小時，可以傳遞到北美；針對美國的思想戰爭已然啟動。如果美國像法國那樣遭受重創，那麼，德國用很小的力量便可以打敗美國。
為了使它對美國的宣傳變得更加受歡迎，德國官員到處尋找美國移民，雇他們做廣播員，以便他們的口音能夠掩蓋他們對希特勒的忠誠。為了獲得一些小恩小惠的配給券——這類配給券通常只分發給德國公民，以及在日益不穩定的德國獲得保護，有些美國人加入到了這類播音員的行列中。愛荷華州出生的弗雷德里克·威廉·卡爾滕巴赫和伊利諾伊州出生的愛德華·利奧·德蘭尼便是第一批主持德國電台節目的美國人。後來，播音員換成臭名昭著的米爾德里德·吉拉爾斯，她還有個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愛克斯·莎莉（原文為Axis Sally，Axis亦有「軸心國」之意。——譯者注），專門傳達納粹最重要的宣傳主張。
然而，這場思想戰爭沒有產生多大的效果。美國媒體輕而易舉地揭露出德國電台的真實意圖。《紐約時報》報道說，德國的廣播電台是經過周密安排的，他們原樣複製了美國典型的廣播節目形式：播放新聞、演奏音樂以及呈現廣播短劇。然而，當國內廣播電台某些頻段包括了銷售肥皂和早餐麥片節目的時候，《時代周刊》卻警告說，德國出來銷售它的戰爭觀點了。
除了號召發動政治宣傳戰役，有些美國人還討論到了反攻。法國的迅速失敗，證明了德國的電台宣傳運動是多麼有效。這時，美國圖書館協會（ALA）通過行動傳達了響亮的呼聲。圖書管理員們感到義不容辭，必須阻止希特勒隨後對美國發動戰爭的想法。他們根本不想看到自己的書架被清洗，也不想看到圖書遭焚毀，他們也不想坐等戰爭從言論變成現實。正如一點陣圖書館協會會員1941年1月觀察到的那樣，希特勒的目標是「消滅思想……即使是非參戰國人民的思想也一樣」。
1940年下半年到1941年上半年，整整一年的時間，圖書管理員都在爭論如何保護美國的精神免遭德國人無形的思想攻擊。「焚書」在歐洲已經成了一個夢魘。美國圖書管理員得出結論：最理想的武器與裝備便是圖書本身。通過鼓勵美國人閱讀，德國人電台宣傳的影響力將會淡化，並且他們的焚書之舉將會適得其反。
當希特勒試圖通過摧毀「文字的世界」來加強他的法西斯主義時，圖書管理員則要求美國人讀更多的書。用一點陣圖書管理員的話說，如果希特勒的《我的奮鬥》能夠「激起千百萬人的不寬容、壓制以及仇恨，那麼，難道我們不會找其他的書來號召千百萬人與之對抗嗎」？
1933年5月10日晚上，戈培爾在柏林演講，他宣布，「新精神的鳳凰」將從他面前燃燒的圖書餘燼中「冉冉升起」。當戈培爾說這些話的時候，他似乎在想像德國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納粹主義思想從圖書的殘骸中放射出來。
在戈培爾演講後十年的時間裡，人們對民主和自由的全新奉獻精神從灰燼中升起了。從這些被煙熏火燎的圖書灰燼中，人們生髮了一種努力傳播思想的信念，這些思想也包括在那些焚毀的圖書中。很快，由於美國圖書管理員們的努力，圖書館、百貨商場、學校、電影院等地方，圖書又堆積如山——不是用於焚燒，而是捐贈給美國現役軍人。許多原本是競爭對手的出版公司都團結起來，聚合大家的資源，發揮自己一技之長，為美國軍人提供成千上萬冊圖書。這些圖書的主題包羅萬象，涵蓋了方方面面的觀點。從烈火的餘燼中，圖書將得以復興並更加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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