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愁 家鄉絮語之一
家鄉絮語（一）
我在外省工作快二十年了。過了四十，兩鬢染霜，懷舊情緒漫起，對家鄉的關注逐漸多了起來。一有空便找些家鄉的歷史舊事、今日文章來讀一讀，做些尋愁覓恨或愛屋及烏的閑事。鄉賢辦的《武功書院》聚焦家鄉，亦時常關注。其中有幾篇，勾起我的聯想，借著思緒，也來嘮叨幾句。
最先接觸《武功書院》並且印象最深的一篇，是長寧鄉黨葛天寫家鄉民國十八年饑饉的文章，標題為《陝西省武功縣1929—1933年的饑荒》。看完那場饑荒的過程敘述，看著餓殍遍野，賣兒鬻女，生離死別的描述文字，我陷入沉思，思考這場深重災難背後的原因。後，又讀到一些關於家鄉匪患的記載，講匪首黨拐子魚肉關中西府百姓的事情。看著描寫匪徒們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的文字，想到武功先祖們外遭天迫，內遇匪害的困苦，心裡又著實黯然了好久。
近代以來，關中去了周的蓬勃，消了漢的宏闊，失了唐的雄偉，成了一個殺伐不斷，災難不休的困苦之地。祖宗的榮光並不能給後人帶來安定的生活，往往成了某些人聊以自慰的夢囈。思考上述災難，我看到的一篇報告不得不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對世界各地重大人道災難的起因做過調查，結果表明：人類歷史上重大饑饉的發生，除了天災，人禍必如影隨形。人禍的一方面是因為管理者救災不力，另一方面是因為人性的自私自利：在有限的資源面前，豪強之流運用暴力，豪取強奪；無良商人囤積居奇，謀求暴利。他們的所作所為加劇了資源的分布不均，加深了災難程度。家鄉的這次災難，能脫開此種原因嗎？
面對天災人禍不斷的家鄉近代史，我只能哀哭：
天生萬物，人之為靈。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自然法則，作用於人類社會，何其悲哀！天既賜人靈性，又常常橫加災害，以豬狗待之；又讓其相催相殘，各用其極，何其忍心！人類精英，不撫孤恤貧，善待同類，卻趁火打劫，或落井下石，何其惡劣！為祖先的災難灑淚，為人生之艱辛，生活的不易悲嘆！
同樣在《武功書院》上讀到一篇同鄉尹志文先生寫的紀念偉大領袖的文章。這篇文章情真意切，行文如流水，確實不錯。裡面幾段引用如下：
那是1976年的9月9日，當時我還是個小學生。那天下午，當我從廣播上聽到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時，忍不住嚎啕大哭向家裡跑去。我母親正準備蒸饃，看到我哭成了淚人，以為是大孩子欺負我了，一邊安慰我一邊忙著往鍋里搭饃。當我哭喊著告訴她說：「毛主席去世了」的時候，母親手裡的饃一下子全掉到地上了。她帶著哭腔問道：「誰說的？」。我告訴她，我剛才從廣播上聽到的。
「我的爺呀！這可咋辦呀？老天爺！你咋不長眼呢？！這麼好的人，你咋就把他給叫走了？我們往後這日子可咋過呢……」母親癱坐在地上，哭得死去活來。
是毛主席把我們這些窮苦大眾，從水深火熱之中解救了出來，給予了我們安定團結的幸福生活，給予了我們當家作主的權利。毛主席就是我們的活菩薩、救世主，是我們心中永遠不落的紅太陽。現在老人家走了，我們老百姓就像離了娘的孩子，斷了線的風箏，我們比失去了親娘老子還要難受。能不悲痛欲絕、撕心裂肺嗎？
尹先生的文字傳神，感情真摯，對話逼真，讓讀者有身臨其境的感覺。脫離了天災，匪患，家鄉的人們是多麼的知足和感恩啊！
不過，尹先生大概沒有經歷過建國十多年後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沒有真切體會到忍飢挨餓的滋味。我的父輩們說起以前的飢餓往事大都輕描淡寫，不願詳談，不足在此引述。但是陝西作家馮積岐先生所著《關中》一書中的一段描述可拿來說說。因此書是回憶錄性質的敘述，可以認為所述的是真實事件。那是發生在1961-1963年間岐山生產隊的一件偷盜事件，關於那件事的敘述篇幅較長，這裡就不引述了。經過是這樣的：我村生產隊員巡邏時，抓到三個偷采我村苜蓿葉的女青年。這三個二十幾歲的女青年為了多裝些苜蓿葉，脫了褲子，把褲腿紮起來當作口袋用，被抓時正光著屁股。沒有褲子的三個女青年，蹲在地上，抵擋眾人的目光。當巡邏隊員想要沒收這些苜蓿葉的時候，這幾個女青年寧可讓光著的下身暴露，也去拚死爭奪。看著這樣的描述，真教人悲從心底來，在飢餓面前，尊嚴都維持不了，談何幸福？
解放前關中一直是重要的農耕區域，我們的先祖們大概都是農民。農民是一個多麼可悲的稱謂啊，古代官員有牧民一說，統治者把臣民主要是農民當作羊呢。羊是善良無害的，農民是多麼善良和老實啊，天塌下來有皇帝頂著；皇帝吃不上肉糜，都當成了自己的錯。中國古代哲學包括儒道都講說天人合一，皇帝是天子，奉上天旨意管理天下。信奉上天的老百姓只有接受被管理的份，還認為是天經地義。被抽稅，被拉丁，被沒收財產，甚至被殺頭，都只能默然承受。至多祈求自己上頭是一個不那麼殘暴的皇帝，如果遇到一個軟弱昏聵的，就燒高香了；如果遇到一個開明點的，只有感激零涕了。他們從來沒有把自己當做和皇帝一樣張口吃飯，蹲下拉屎的生物。如果現代讀過書的人，讀過一點馬列唯物主義的，高唱《國際歌》喊著從來沒有神仙，沒有救世主的，還把生存希望寄托在清君明主一人身上，唉！是明白還是糊塗？
不久前，還是在《武功書院》上讀到張寒題為《正月初四下午，我和N姐坐在炕上相對大哭》的短文，印象深刻。作者不厭其煩的敘述打聽、找見N姐的過程。文章底下有評論認為此過程有點繁複，可做簡寫。其實不然，其不正印證了：鄉村女人不亦凄凄如野草，只聞其名，難見其人？中國的史書對民眾皆以群體面目呈現，如士農工商。二十四史寫個人也多以帝王將相為主，誰會去關注單個小人物的生存狀況，喜怒哀樂。給你個張三，李四，王麻子的符號就不錯了。遇到守寡一生的節婦，地方志上也不過一個張王氏的記載，連名也不肯多寫一字。我在這兒提到此文，不是要分析作者的意圖和寫作手法，而是想問：為什麼N姐變得如此麻木和粗糲？她的境況，在現如今的農村有多大代表性？
前幾天翻看康海修的《武功縣誌》，有序云：「北顧九嵕諸山，則見碧流襟帶，翠巘揖讓，珍木蔚薈，灝光組綉」句，十分出色。這本縣誌同時記載了明正德年間的武功戶籍人口，總計有2.17萬餘人，現在通過百度可知武功的總人口約有44萬。明時的武功縣域除楊陵外，還包括今天扶風部分地區，土地要比現在廣大的多。由此可以推算出相比古代，當今人均資源的逼仄程度。以農耕為主的生產方式，土地資源的豐欠影響甚巨，這是家鄉農家日子艱難的主要原因嗎？這會是解釋N姐一類婦女的境遇的原因之一嗎？期待鄉賢們的見解。
去鄉千里，不盡思緒。絮絮叨叨，不知所云。吾國吾民，情之懷之。吾鄉吾土，牽之系之矣。
作者簡介：葛明，武功長寧人，現居浙江寧波，貿易為業。不善為文，偶有作，皆文筆生澀，思想淺陋，不堪卒讀也。不長交往，淺混於酒朋飯友間，聊以笑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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