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工真：統一的德國與德國的統一
這是一場偉大的探險，一次光榮而艱難的航程。它最終的成功是可能的嗎？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顯然取決於在未來的現代化進程中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內的歐洲各民族政治家和人民的決心、智慧與努力。
一、前言：民族統一的必要性
對於任何一個民族來說，將它的現代化發展進程首先納入到一個民族統一框架內來進行，總是比讓這種進程處於民族分裂狀態之中更為有利。這是因為，統一的民族發展框架，比較起分裂狀態下的民族存在來說，總能為這個民族的整體提供更為直接的信息傳播形式、更為有保障的經濟發展空間和市場、更為便利的資源配置，更為活躍的資金與勞動力流動，一句話，更好的現代化發展條件。因此，對於所有那些仍處於分裂狀態的民族來說，民族統一總是作為一個問題、一項任務、一種理想來出現的。但是，民族統一的條件不能脫離一個民族的周邊國際環境，不能脫離歷史留給它的遺產繼承物。
自15、16世紀人類的現代化進程在歐洲啟程以來，當周邊大國已經用中央集權的統治方式完成民族集合，有的甚至已經在大步邁向現代化社會的時候，德意志民族的居住地則由於地處中歐的特殊地理位置與過去沉重歷史的合謀，成為了一個既無明確的民族邊界、又處於嚴重分裂中的世界。這種多達314個大、小邦國的分裂化，不僅使它成為了歐洲各種勢力施展各自野心的競技場，而且也一再引起了它周邊鄰居們對維持它的分裂狀態的共同興趣。即使是那個在拿破崙戰爭後根據「維也納體系」所建立起來的「德意志同盟」，也仍然是作為歐洲的東、西方力量的「緩衝地」出現的。這個由39個擁有主權的邦國和城市組成的同盟，也僅僅只具有邦聯性質，因而德意志世界仍然是分裂的。這種分裂狀態無疑嚴重干擾了德意志民族的現代化進程，因為它使德意志社會的現代化不能在統一的民族框架內步調一致地進行，而只能在各自為政的邦國化框架中非同時性地進行。然而，由於這個中歐民族處於周邊大國嚴密監控下的特別國際背景，使得它那一再受到歷史性延誤的民族統一問題，已不能像其他歐洲民族那樣便利、孤立地解決了。
二、俾斯麥與德國統一
所有這些，對於俾斯麥這位德意志歷史上最為精明的戰略家、傳統權力精英中最有頭腦的容克政治家來說是十分清楚的。然而奉行「鐵血政策」的俾斯麥的幸運在於，他為建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所採取的行動趕上了一個時間點。這個時間點，是由於發生了一起對歐洲局勢產生重大影響的歷史性事件，才被作為「機遇」而獨具意義地出現的。這種「機遇」也被後人習慣性地稱之為「克里米亞效應」。
克里米亞戰爭
1853至1856年間，以沙皇俄國為一方，以大英帝國、法國、土耳其、撒丁為另一方的「克里米亞戰爭」，改變了歐洲的局勢。由於這場戰爭，維也納會議上建立起來的歐洲大國政治協調體系受到了干擾。在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戰敗的沙皇俄國，將主要注意力轉移到它內部的現代化改造，即「改革農奴制」的問題上去了。而大英帝國則從鎮壓「印度大起義」開始，將它的主要精力放到它自身龐大殖民帝國內部的多重問題上去了。因此，在這場戰爭之後，歐洲國家體系中兩個最為重要的翼側大國——俄國與英國，由於其內部的弱點，確切地講，由於它們各自在歐洲以外的「義務」，才容忍了俾斯麥的德意志統一政策，從而也才使得德意志民族統一問題，在1866年與1870-1871年的兩場決鬥式的戰爭中，如此孤立地得到了解決。
但是，無論是1866年進行的那場圍繞著德意志世界中的普—奧二元性霸權問題上所展開的鬥爭，還是在1870-1871年進行的那場圍繞著歐洲大陸優勢地位的德-法對抗問題上所展開的鬥爭，在精明的俾斯麥看來，都必須達到這樣的目標：歐洲大陸上這個新建立起來的德意志統一國家，必須能在它的建立過程中既不成為英國的、也不成為俄國的小夥伴，惟有如此，才能為它獲得一種完全獨立的、半霸權的強國地位。
俾斯麥為這個新建立起來的民族統一國家所設計的政治體制，儘管主要來自這個社會內部的政治力量對比和鬥爭的結局，但也是與當時的國際局勢相適應的。這種體制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不僅滿足了他在內部政治上維持統治的需要，而且也滿足了他在對外政治上維持獨立性和半霸權地位的需要。這種後來被人們習慣性地稱之為「半專制主義的」德意志君主立憲制，恰恰採取的是西歐議會民主主義的君主制與東歐專制主義的君主制之間的一種中間形式。這種中間形式也使得新統一的德國成為了西歐與東歐政治體制之間的一種過渡形式。它既有一種擁有國家財政批審權的國會，也有一種公民選舉上具有現代意義的「普選權」，因而在當時最重要的歐洲翼側大國英國看來，是與它自身的君主立憲制有著極大相似性的；這種體制同時還保存著一位能決定首相任免的君主，一位國家軍隊只向他個人效忠的傳統專制主義的皇帝，這在另一個歐洲政治的主要角色沙皇俄國看來，又是與它自身的東方專制主義制度有著極大相似性的。
威廉一世與俾斯麥。
儘管在這個時代里，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的問題還遠遠未表現得像20世紀的國際政治中那樣具有鮮明的對抗性和原則性，但是，這種政治體制的設計，對於英、俄兩國最初接受這個在中歐出現的獨立的德意志統一國家來講，則具有重要的意義。
這是因為，如果在那場1862年的普魯士「憲法衝突」中，以俾斯麥為首的新保守主義者們失敗了，而德意志自由主義者們獲勝了的話，是完全有可能使一個統一的德國遵循與英國同樣的政治模式的，而這在俄國看來，意味著英國式的立憲君主制已推進到了自己的大門口，因而向它施加強壓將不可避免，而這就只能使這個統一的德國不能不投靠到英國一方，從而使它在外交政策上成為大英帝國的小夥伴。
反過來講，如果在「憲法衝突」年代裡，容克貴族軍官團中的極端保守主義分子們策劃的推翻俾斯麥的國家政變計劃獲得成功的話，又是完全有可能使一個統一的德國遵循與沙皇俄國同樣的政治模式的，而這在英國看來，則意味著俄國式的東方專制主義君主制已推進到了自己的大門口，因而向它施加強壓也同樣不可避免，而這隻能使這個統一的德國投靠到俄國一方，從而同樣會使它在外交政策上成為沙皇俄國的小夥伴。
兩個歐洲翼側大國，大英帝國和沙皇俄國，儘管都希望一個統一的德國能成為自己的小夥伴，但是當這種希望不能實現時，又是絕不願意看到它成為另一個翼側大國的小夥伴的，而這一點恰恰給這個由俾斯麥統一的德帝國留下了在對外政治上採取獨立行動的餘地。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奠基人，俾斯麥同時還看到了歐洲權力均勢格局對這個新的民族統一國家組合上的特別要求。一個地處歐洲中間位置上的德意志民族統一國家長期穩定性的成果，本身取決於這個民族國家的組合形式能否被它周邊大國所接受。因為德國與所有的歐洲國家不同，它的歐洲中間地理位置使它有著比任何國家都多得多的鄰國，一旦當這些鄰國感到他們將會處於一個過分強大的民族帝國的壓力之下的時候，就會防患於未然地聯合起來，首先向它發起攻擊，那麼，不僅德意志的統一是不能成功的，而且即使它實現了暫時的統一，也會由於它所處的歐洲中間位置自然而然地處於包圍之中，並成為眾矢之的而朝不保夕。
因此，俾斯麥沒有採取將所有講德語的德意志人都包括在一個民族集合體中去的「大德意志統一」方案，而是採取了一種「小德意志統一」方案。在這個方案中，過去的那個「德意志同盟」中最大的邦國奧地利，連同它的多民族集合體，被排除在未來的新的民族統一國家之外。也就是說，這種德意志統一，是一種排除了那個最大的、也是多民族的邦國奧地利之後，以普魯士為核心的德意志人的統一。因此，俾斯麥信奉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民族主義，一種「並不具有完整的文化民族統一意義上的民族主義」。他所建立的統一民族國家，也是一個沒有真正徹底實現文化民族統一理想的民族國家，它的現代性表現在對一個新民族的塑造上，這個新民族並不包括所有講德語的日耳曼人。
當然，俾斯麥推行的這種排除奧利地的「小德意志統一」方案，無論從內政還是從外交上講，都是建立在一種需要高度藝術性和高度政治操縱性技巧的力量和權力平衡的基礎上的。由於這種民族力量聚集上「小德意志統一」的局限性，由於這種政治體制上的東、西方中間性特點，由於在對外政治權力實施上經過俾斯麥謹慎估量的行為界限，由於這個新帝國宣布「它在這個大陸上的領土要求已心滿意足」，才使得它的鄰居們認為，讓這個新獨立的「小德意志民族統一國家」作為那個曾經是東、西方力量「緩衝地」的「德意志同盟」的替代物也未嘗不可，尤其當歐洲體制中那兩個翼側大國都不能像以前那樣全神貫注於歐洲中央局勢的時候。因此，俾斯麥為建立這個新民族統一國家所採取的行動，儘管是對「維也納體系」的一種破壞，但在它的鄰居們看來，同時也是可以被作為對這個體系裂縫的一種修補來理解的。正因為如此，這個新的統一國家才被歐洲的權力體系接受了。
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凡爾賽鏡廳加冕為德意志皇帝。
三、「世界政治」與世界大戰
然而，在1890年俾斯麥首相任期結束之際就已經表明，德意志內部現代化進程的發展，多元化社會對政治體制的壓力，地緣戰略上的形勢，軍事技術上的進步，經濟霸權主義的動力，以及帝國主義擴張時代的特點，都使得長期確保這個統一帝國內部體制的穩定性和在歐洲政治舞台上的半霸權地位成為了一項幾乎無法完成的任務。也就是說，德意志社會內部和外界的現代化進程的壓力已經使得一種固定化的國家政治模式和對外政策受到了嚴峻的挑戰。這種挑戰首先是由於這個體制自身的成就和缺陷帶來的，而與此同時，整個歐洲的權力舊體制也已經越來越容納不下這個比誰都發展得更快的現代化民族強國的國際能量了，因此，統一德帝國的發展成就，是與它所受到的內、外壓力以及它的野心成正比例的，也是與它所面臨的危險性成正比例的。於是，對這種能量的噴發進行抑制與反抑制的國際鬥爭打響了。
在這場抑制與反抑制的國際鬥爭中，德帝國走上了「世界政治」的道路。而在這條道路上，如果這個統一的德帝國，既不去謀求與英國的同盟、也不去謀求與俄國的同盟，它就會受到兩線戰爭的威脅，因為法國是它在立國之初就樹立起來的「世仇」。但是，如果這個帝國選擇英國或俄國中的任何一個作為它的盟友，它就會成為這兩個翼側大國之中任何一個的小夥伴，也就得放棄它要成為「世界大國」的夢想。
1890年代的漫畫：威廉二世目送俾斯麥下台。
威廉時代(1890-1918)的德意志領導層對這兩種選擇都是拒絕的，他們選擇的恰恰是俾斯麥立國之初最先拋棄了的那個選擇，即選擇了另一個由講德語的日耳曼人統治的多民族國家——奧匈帝國——作為它真正的盟友。在這裡，民族文化的親緣性發生了作用。它不僅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提供了一個根本性的前提，而且也使歷次歐洲戰爭中從未體現出來的現代民族的對抗性開始呈現出來。它同時也暗示著：一種「大德意志」式的聯盟合作是惟有在講德語的世界準備與它外部的世界進行對抗的情況下才會真正出現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具有政治遠見的俾斯麥是一位巨人，然而他也只是一位在命運逼迫下提心弔膽的巨人，儘管在他的任期內，他以不屈不撓的意志壓倒了他所預見的厄運。但是，那位貝特曼·霍爾維格首相，僅僅只是現代官僚政治中的一位原始人物，儘管他不知疲勞地修補，並始終以充沛的精力去避免那種不可避免的沉默無聲的絕望，但也正是在他的手中，這個統一的德帝國被逐進入了一場無邊的賭博。
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1856年11月29日-1921年1月1日)，德國政治家，曾於1909年至1917年間任德意志帝國首相。
四、魏瑪德國的和平外交
在這場賭博失敗之後，不僅德國的帝制崩潰了，而且德國的大量領土和人口也被分解出去了，但它民族統一體的主體框架仍然得到了保留，並保證了它潛在的大國地位。這種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比較起來溫和得多的懲處，主要由以下原因所造成：
首先，沙皇俄國在1917年的戰爭中由於自身內部的革命而崩潰了，而剛剛新建立起來的蘇維埃俄國，正處於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內戰的局勢中，隨後它又面臨著大量現代化建設方面的重負。因此，作為歐洲國家體系中的一個決定性因素，這個社會主義的蘇俄，至少暫時性地退出了歐洲大國體系，這就又一次地帶來了「克里米亞效應」。
其二，在德帝國、奧匈帝國、沙皇俄國崩潰的基礎上，東歐出現了一連串的新獨立國家，這些國家本身充當了所謂反共產主義的「防疫線」，從而也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與俄國從邊界上隔絕開來了，也就是說，德國與那個東方翼側大國現在不是鄰居了。因此，在一個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對立開始得到特彆強調的時代里，一個基本上按照西方政治模式建立起來的魏瑪民主共和國(1918-1933)，從政治體制上講，本身是能夠被它周圍的鄰居們所接受的，但是，從經濟上講，它卻並沒有真實地被西方世界所接受，它得在繳納1320億金馬克的巨額戰爭賠款的條件下過日子；從軍事上講，也不允許它擁有強大的力量，它得處於西方的嚴密看管之下。而德意志社會的傳統權力精英以及他們賴以生存的傳統社會結構，卻恰恰通過這種民主制度而得到了保留。
對於這種局勢，英國歷史學家格奧弗雷·巴拉克羅伊夫做出了獨具眼光的評價：「如果不是德意志傳統的軍事家和政治家們成功地利用了沙皇俄國發生的那場十月革命，利用了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俄國崩潰的排瀉物，利用了對一場歐洲布爾什維克化革命的恐懼，才維持了德意志的一種潛在的大國地位，那麼，通過1866年普奧戰爭和1870-1871年德法戰爭得以實現的那個建立『小德意志民族統一帝國』的決定，不用在1945年，而是早在1918年就被重新修正了」。
這種潛在的大國地位是能夠轉變成事實上的大國地位的，但這取決於能否運用高超的國際政治手段，能否再度推行一項在東、西方之間積極的平衡政策。為實現這個目的，這個基本保持了統一框架的德意志共和國，再度進入到歐洲權力體系中的一種位置上來了，這種位置與俾斯麥時代德帝國曾進入過的那種位置相當類似。因為就連那個現在不是德國鄰居的蘇維埃俄國，在它的對外政策中，也是將這個戰敗的德國和德意志民族同樣作為「受戰勝國壓迫的國家和民族」來看待的。而且蘇維埃俄國由於自身需要時間來進行它內部的現代化建設，首先得求助於來自德國的技術和經濟上的援助，這就大大增加了這個德國共和國在外交上的迴旋餘地。因此，在魏瑪時代，甚至在並沒有完全驅走它德國「世界政治」野心的情況下，長期擔任外長的斯特萊澤曼開始運用俾斯麥式傳統的「大陸平衡政策」，以逐步解除《凡爾賽條約》的束縛，並為德國重新贏得事實上的大國地位。這種政策在當時的確存在某種成功的機會，如果不是那場世界經濟大危機在1929年10月他去世後不久就到來了的話。
五、希特勒的戰爭冒險
這種機會由於希特勒所實施的野心勃勃的狂妄計劃而被毀滅了。這位充分利用魏瑪時代德國現代化的全面危機，並通過傳統權力精英們扶植上台的納粹黨「元首」，企圖通過戰爭來建立一種以種族主義為基礎的歐洲大陸霸權國家，並以此作為最後登上「大德意志世界帝國」全球霸主地位的階梯。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在柏林頒布了《國防法》公開違反凡爾賽條約的軍事條款，宣布國防軍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
在為這場「奪取生存空間」的戰爭所作的外交準備中，直到1939年9月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希特勒都一直將「民族自決權」作為掩蓋其侵略政策的有效工具來使用。這種使用在遵從原意的表象背後，具有全面修改《凡爾賽條約》的每一項規定的目的，而《凡爾賽條約》本身又是與各民族的「自決權」原則並不一致的。這就為希特勒全面砸開《凡爾賽條約》的鎖鏈，完成發動侵略戰爭的外交準備工作，提供了一種行動上的虛假合法性。
正是在這種「民族自決權」的口號下，希特勒於1938-1939年成功地實現了「大德意志的統一」，這種「統一」本身也表達了自從1848年三月革命和歐洲革命以來從理論上講可供德意志人想像的一種民族政治的選擇。1871年「小德意志統一」帝國的建立，儘管否定了這種選擇，但是將奧地利排除在外的那場統一，同時也意味著講德語的這個文化民族的頭一場現代分裂。這種文化民族分裂的傷口所帶來的痛苦，又恰恰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酷似一場德意志民族與它傳統的外部世界的戰爭，由於這兩個國家在這場標誌著德意志人失敗的戰爭中的共同感受，由於一戰後對這兩個有著共同民族文化淵源的國家所進行的類似的懲處，總之，由於他們所遭受的相同命運，而變得劇烈起來了。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意志世界中的民族主義，不僅具有「民族復仇主義「的成分，同時也具有普遍的「大德意志統一主義」的傾向。
在1918-1919年，由於協約國，即西方戰勝國，出於平衡均勢和強權政治上的考慮，沒有去滿足那個崩潰的奧匈帝國中講德語的日耳曼人與魏瑪德國合併在一起的要求，而這種合併本身也是斯特萊澤曼修正主義外交政策的遠程目標。但在1938-1939年期間，在英、法「綏靖政策」的高潮中，希特勒通過對維也納政府施加壓力，通過策劃奧地利納粹分子暴亂，完成了這場「德奧合併」。隨後他又將蘇台德地區的日耳曼人統一了進去，並在1939年春，通過最後一次「非戰爭方式」完成了對默默爾的吞併。這種「不費一槍一彈」的領土獲得，正是由於它能夠用「民族自決權」以及「大德意志統一」的理想來辯護，因而也無疑在講德語的世界裡普遍受到了不難想像的歡迎。
二戰時期，希特勒受到德國民眾的狂熱追捧。
希特勒建立起來的這個「大德意志第三帝國」，採取的是一種既不同於它的西方鄰居，也不同於它的東方鄰居的政治體制——種族主義的法西斯極權獨裁的恐怖統治。在德意志歷史上，還從來沒有任何一種政治和經濟體制如此鮮明地與它東、西兩邊的世界如此對立的，而且這種恐怖統治體制本身也是以不斷向外擴張的方式來獲取它「暴力現代化」的新活力的。它不言而喻的侵略性，是它周圍的世界都十分清楚的，只不過在當時，歐洲大陸兩邊的翼側大國，無論是西方的英、法，還是東方的蘇聯，都想利用這股危險的禍水去淹沒對方罷了。在這場利用納粹德國的鬥爭中，無論是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協定》，還是1939年8月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其結果都證明，恰恰是這些東、西方大國自己被納粹德國的外交利用和玩弄了。「攻擊一方，就是攻擊我們全體」的認識，是在東、西方大國都遭到納粹德國的軍事攻擊之後才為他們所獲得的。與此同時，一個註定令納粹德國失敗的「世界反法西斯主義大同盟」也就建立起來了。
儘管希特勒一時實現了「大德意志統一」，但是，他一刻也沒有在民族國家的意義上停止下來，而是直奔歐洲主宰和世界霸主的權力方向，為此而不惜向整個世界宣戰。在希特勒權力的巔峰時期和侵略戰爭勝利的初期，他也曾短暫地征服了幾乎整個歐洲大陸，並佔領了部分北非地區。但是，由於他所貫徹的霸權主義空間政策，民族壓迫和剝削政策，以及種族滅絕政策，從歐洲強權政治與平衡政策的觀點看來，已經使德意志民族的「大德意志統一」的組織形式，失去了任何政治上的信任和道義上的名譽。因此，當這個「大德意志第三帝國」在它自身點燃的戰爭之火中崩潰後，對於絕大多數奧地利人來說，「大德意志統一」方案，作為一種可以想像的政治組織形式被排除掉了。而且自從19世紀以來，這種「大德意志統一」方案在歐洲平衡體系中就幾乎從未有過和平實現的真實機會，因此，「大德意志統一」的政治組織形式也被德意志人排除掉了。
六、兩個德國的分裂
在德意志為奪取世界霸權的第二場戰爭失敗後，即使想要像1918年那樣維持舊式的「小德意志統一」，首先從德意志社會內部來講就已經不可能了，因為這個社會已不再具有傳統政治的連續性力量了，這支力量已經在納粹「暴力現代化」年代裡被希特勒毀滅掉了。但更為重要的是，這場戰爭並沒有給歐洲局勢帶來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同的結局，也就是說，它並沒有能帶來「克里米亞效應」的又一場重複。相反的是，那個被希特勒所毀滅了的歐洲國家體系中的東方翼側大國——社會主義的蘇聯並沒有在第二場世界大戰中失敗和崩潰，而是在這場戰爭中越戰越強，並成為了粉碎納粹德國統治的主力軍。而且在這場戰爭結束之際，蘇聯已成為這片大陸上占居統治地位的力量，以至於這個大陸，僅僅只能更多地通過美國對歐洲履行的「義務」，才可能維持平衡了。在一場由反法西斯盟友向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對手的轉化中，對戰敗的德國實行佔領和管制的東、西方國家「冷戰」式的對立，決定了德意志無論是「大」的、還是「小」的民族統一體的解體，同時也註定了比在歷史上最為狹窄的德國統一版圖還要狹窄的領域內東、西兩個德國的分裂。因此，德意志民族的統一再度成為了一個問題，即使是一種「小德意志式」的重新統一，也不可能孤立的依靠德意志人自身的力量來解決。
著名的柏林牆。
這兩個德意志國家，即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幾乎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歐洲和世界均勢格局的縮影。在以「柏林牆」為標誌的分界線兩邊，西歐國家在美國的協助下，保證著聯邦德國政治、經濟制度與自身制度的相似性；而社會主義的蘇聯，同樣也保證著民主德國政治、經濟制度與自身制度的相似性，因而兩個德國的分界線，成為了兩大對立的軍事集團和政治陣營的分界線和「冷戰」前沿。兩個德國雙雙被集合到各自分屬的由一個超級大國所維持的規模龐大的政治—經濟—軍事體系之中，並分別成為了各自體系內部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生產效率和社會福利程度最高、財政上最為富裕的國家，就連民主德國也成為了人均產值高達一萬美元的「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聯邦德國人在「北大西洋體系」內還獲得了遠比民主德國人在「華沙條約體系」內多得多的對外行動自由。
七、德國重新統一與「歐洲一體化」
民族重新統一的理想，無論是民主德國人，還是聯邦德國人，都從來沒有放棄過。雙方也都在擔心，民族長期的分裂會使分裂的現實永久化。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在聯邦德國推行的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建立外交關係的「新東方政策」過程中，無論是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紀念碑前的下跪，還是施密特總理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發表的東、西方和緩的演說，都無外乎要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改變德意志民族的形象，即經濟上強大起來的德意志人已經洗心革面，不再會是下一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了，而是一支決心維持世界和平的穩定力量，他們能夠充當東、西方之間的橋樑。但是，這種民族分裂的穩定性，又是與兩大對峙的軍事、政治集團各自的穩定性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德意志重新統一的理想，就彷彿是一隻無聲的海螺，要想讓它再度發出聲響，除非歐洲能再次出現一場「克里米亞效應」。
西德總理的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下跪（資料圖）。
超乎同時代絕大多數人的想像，這樣的「效應」竟然再度出現了！蘇聯在與美國「冷戰」式的長期對峙和軍備競賽的消耗中，在向外不斷擴充勢力範圍的過程中，經濟上變得日益困難起來。特別是它在「阿富汗戰爭」中的失敗，作為它力量虛弱的一個信號，就像過去沙皇俄國在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失敗一樣，迫使它再度退縮回去處理它內部的事務。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這個世界超級大國連同它的東歐勢力範圍，陷入了一場「多米諾骨牌」式的崩潰，並帶來了1989年11月「柏林牆」的倒塌，因而也給德國的重新統一帶來了過去意想不到的良機。
聯邦德國政府立即抓住了這次良機。赫爾穆特·科爾總理聲稱：「新統一後的德國將絕無其他領土野心，我們將把統一德國的進程納入到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去，統一的德國將是一個歐洲人的德國。作為歐洲人的德意志人和德意志人的歐洲人，我們將在90年代與我們東、西方鄰居中的朋友們一起共同走向歐洲統一之路」。在做出了「促進德國統一，完善歐洲統一，為世界和平服務」的一系列保證後，兩個德國通過與美、蘇、英、法四大佔領國進行的「二加四」談判，並以民主德國加入聯邦德國的形式，終於在1990年10月完成了這場德意志歷史上的再次統一。
西柏林民眾聚集在波茨坦廣場附近的一處拆除中的柏林牆前。
1990年10月3日，一面12平方米的黑、紅、黃三色國旗，在《德意志高於一切》的國歌聲中，升起在柏林市中心的勃蘭登堡門上。科爾總理聲稱：「這是本世紀德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日子」。各國元首、總理們或是臨場參加觀禮，或是拍來電報表示祝賀。無論怎樣，在全世界都承認這是一個重要日子的同時，人們也不免有各種擔憂，甚至是恐懼。尤其在那些歐洲大陸國家裡，這種擔憂和恐懼成為了西方記者們發布各種聳人聽聞新聞的原料產地。在這些記者的筆下，有的實事求是地描述著柏林「新納粹分子」的一場聲勢不小的非法遊行；有的意味深長地談論著關於兩個強大的德意志國家合併之後在經濟、政治上的國際影響；有的一本正經地公布了在科技、文化、教育、體育等方面新德國將獨佔鰲頭的詳細指數上的預測；有的煞有介事地描寫著10年或是20年後的某一天，波蘭不戰而降，德軍空降巴黎，倫敦坐以待斃，美國束手無策的有聲有色的景況。……總之，被中斷了45年的「德意志戲劇」在一個全新的、也是更為現代化的開端上又再度開場了。
這場重新開場的「德意志戲劇」的第一幕，就是新德國一次性地對不過10.81萬平方公里的原東德地區投資10000億馬克，這無疑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性投資，也無疑是人類歷史上投資密度最高的一次性投資。四年後這場投資便開始收效了，1995年新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已高達34600億馬克，人均產值(若按8100萬人口計算)約為42716馬克。原東部地區的人均產值幾乎翻了一番，而與此同時，西部地區經濟也增長了13%。
1990年10月3日，分裂近半個世紀的德意志民族實現統一，兩名警察在一個警察所前懸掛統一後的新警察所牌（圖片來源於新華網）。
經歷了近200年之久的現代化進程，德意志才由過去的一個傳統、分裂、專制、獨裁、落後的農業社會發展成今天這樣一個現代化、統一、自由、民主、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這近200年的歷史，一再證明了歐洲局勢對德意志統一強烈的制約作用，也一再證明了德意志對歐洲政局經常性地強烈干擾。因此，任何政治家的諾言，任何時事評論家的預言，都不足以使德意志的鄰居們相信未來究竟是「歐洲的德國」，還是「德國的歐洲」這個問題答案的肯定性，誰都不敢為這個擁有8100萬居民、並空前現代化的強大新德國的未來打滿包票。對未來良好的願望與對過去恐怖性回憶中的擔憂，在各國政治家思想天平上的分量幾乎同等，越是靠近這個新德國的國家，對過去的恐懼與對未來的防範就越是顯得強烈，而這恰恰又是一種理性思考的結果。
對於現今的德意志民族來說，儘管這場重新統一，結束了「民主代表著分裂，專制獨裁代表著統一」的德意志社會的舊時代特徵，儘管這個統一的德國與整個歐洲大陸各國的政治制度頭一次變得完全相類似了，儘管這個新德國的經濟又有了新的加速度發展，但是，從文化民族的統一關係上來看，一個民族，若是惟有「讓所有講同一種語言的人都能生活在一個共同的政治屋檐下」，才算是最後完成了它建立民族國家的現代化任務的話，那麼1990年10月完成的這場德意志統一，仍然稱不上是「完全意義上的民族統一」，而只是西部德意志與老普魯士奧德河—尼斯河一線以西部分中的德意志人的統一，因為在歐洲，如今至少還有1300萬以上講德語的人是生活在奧地利、瑞士以及這個新德國的其他鄰國之中的。因此，要想讓所有講德語的人都能生活在一個共同的政治屋檐下，看來最為理智的方法，就在於積極地謀求實現聯邦主義的「歐洲聯盟」的一體化理想。而這種理想，又恰恰是否定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民族國家」這個現代化概念的，因為它同時也得讓所有講德語的人與至少是基督教文化圈中的其他歐洲人一起，都生活在一個共同的政治屋檐下。
除非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內的所有歐洲民族，都認為「民族國家」的組織形式，作為一種現代化社會的組織形式已經過時了，因而必須用「新歐洲民族」的整體概念來取而代之，否則，未來的歐洲仍將不得安寧。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基督教文化圈中的歐洲人，首先是包括德意志人在內的西歐、中歐與南歐人，早已在作「歐洲一體化」運動的偉大嘗試了。它的成功將能為所有這些民族提供遠遠超出各自民族框架範圍之外的更好的信息傳播形式、更廣闊的經濟發展空間和市場、更便利的資源配置、更靈活的資金與勞動力流動，並能使他們用「統一的聲音」與外部世界對話，因而也無疑能為他們提供更好的現代化發展條件。在「統一貨幣、統一防務、統一外交」的21世紀「歐洲聯盟」的道路上，無疑還有著種種無法預料的險阻，但是，這場偉大的嘗試，代表了歐洲人在面臨外部世界日益崛起的壓力之下，對自身政治、經濟、社會長期分裂狀態克服的頑強努力，也代表了歐洲人避免自身沉淪命運，走向民主、統一、和平、發展的偉大時代步伐。這是一場偉大的探險，一次光榮而艱難的航程。它最終的成功是可能的嗎？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顯然取決於在未來的現代化進程中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內的歐洲各民族政治家和人民的決心、智慧與努力。（完）
本文相關文獻援引列表如下：
1， 安德雷阿斯·希爾格魯伯：《奧托·馮·俾斯麥，德意志帝國歐洲大國地位的奠基人》，哥廷根1978年版(Andreas Hillgruber: Otto von Bismarck, Gründer der europ?ischen Grossmacht Deutsches Reich, G?ttingen 1978)，第107頁。
2，卡爾·哈默爾、彼得·克勞斯·哈爾特曼：《波拿巴主義，歷史上的現象與政治神話》，慕尼黑1977年版(Karl Hammer, Peter Claus Haetmann: Der Bonapartismus, Historisches Ph?nomen und politischer Mythos, München 1977)，第85頁。
3，約翰內斯·維姆斯：《沒有民族的民族主義》，法蘭克福1985年版(Johannes Willms: Nationalismus ohne Nation, Frankfurt 1985)，第11頁。
4，約瑟夫·貝克爾、特奧·施塔門、彼得·瓦爾德曼：《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來歷》，慕尼黑1987年版(Josef Becker, Theo Stammen, Peter Waldmann: Vor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München 1987)，第48頁。
5，赫爾穆特·科爾：《德國在歐洲中的未來》，赫爾福德1990年版(Helmut Kohl: Deutschlands Zukunft in Europa, Herford 1990)，第203頁。
6，克里斯蒂安·格拉夫·馮·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們的一百年中，1890-1990》，漢堡1990年版(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 Die Deutschen In Ihrem Jahrhundert, 1890 1990, Hamburg 1990)，第280頁。
7，《德國，政治、文化、經濟和科學雜誌》，波恩1996年8月第4期(Deutschland,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Kultur, Wirtschaft und Wissenschaft, Nr.4.1996. August)，第43頁。
（本文為嘉賓在戰略圓桌「近代西歐大國的戰略與興衰——世界千年戰略經驗」的論壇的發言，經過嘉賓本人審閱。編輯：豆姑娘，圖片源於網路，合作、轉載請留言，公眾號ID：yimeishitou。）
嘉賓介紹
李工真，籍貫廣東豐順，歷史學博士、國家二級教授、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德國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共中央組織部幹部教育局全國幹部教育培訓基地師資庫主講人、國務院政府津貼享受者。1952年12月28日出生於武漢，1978年10月考入武漢大學歷史學系；1985年留校任教；1988年至1990年留學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特里爾大學、2009年至2010年以高級訪問學者身份訪學於柏林自由大學，主要研究方向為德國歷史文化及現代化問題。
主要代表作有《德意志道路——現代化進程研究》、《文化的流亡——納粹時代歐洲知識難民研究》、《德國現代史專題十三講——從魏瑪共和國到第三帝國》、《大學現代化之路》以及個人學術論文集《德意志現代化進程與德意志知識界》。在《歷史研究》、《世界歷史》等重要學術期刊上，發表相關論文50餘篇，並譯有《納粹德國的興亡》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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