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丨儒學的根本精神及當代意義

儒學的根本精神

對於儒學的性質定位及其根本精神，學界解說不一，或曰「倫理本位主義」，或曰「泛道德主義」，或曰「道德理想主義」。我認為，儒學是「以德為體，以人為本，以和為貴」而集道德、倫理、政治為一體的道德人文主義哲學，其根本精神就是道德人文精神。在儒家看來，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是有道德的。人生的根本意義和價值，就體現在對理想道德境界與完善人格的不懈追求之中。所以儒學所追求的，首先在於確立道德理性。但儒學的道德理性並不是脫離社會實踐的道德空想，而是對人的價值的根本性肯定，是一種「以德為體，以人為本」的道德人文主義。

如果將儒學的根本精神定位在「倫理本位主義」，就可能誤導人們只重視外在的倫理秩序和人際關係，而忽略儒學的根本價值所在。而將儒學定位為「道德人文主義」，就能引導人們去發掘儒學的內在價值，指導人們樹立道德理想、關懷人生意義，從而有助於建立一個以人為本、多元和諧的文明社會。

儒學的根本精神決定了儒學的基本特性，即其道德理性、人文性、整體性、實用性和開放性。所謂道德理性，就是確立道德的主體性地位，人生與社會的終極理想以道德為依歸。這是儒學最根本的特性。

所謂人文性，就是強調以人為本，以解決社會人生問題為根本任務，關懷人的生死存亡。孔子「修己以安百姓」的君子理想，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者兼濟天下」以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荀子「權力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盪也」的君子德操，都體現了儒學的人文性。所謂整體性，就是以整體宏觀地把握自然、社會、人生為理性思維的特色。如「天人合一，民胞物與」、「萬物一體」、「知行合一」等觀念，都是儒學整體性思維的表現。所謂實用性，表現為儒家「內聖外王，經世致用」的傳統。儒學要求將道德修養落實到安定民生、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實踐之中，而不是空談道德。所謂開放性，表現為重視兼容和諧與開放變革。儒家認為社會是不斷進步的，文明與物質的關係是辯證的，「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大學》所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名句，正是一種開放的、發展的歷史觀。

儒學的核心價值

自從孔子奠定儒學的理論基礎、創立儒家學派以來，經過歷代儒者的闡明與發展，形成了一整套儒學價值觀的觀念體系。歷代儒者對儒學價值觀的認識與概述代有異同，既有歷久彌新的常道，也有與時俱進的變道。

據《論語》所載，孔子提出了20多個價值範疇，如：仁、義、禮、知、聖、孝、悌、忠、信、中、和、恭、敬、寬、敏、惠、溫、良、儉、讓、勇等，其中講得最多的就是「仁」和「禮」。在孔子思想體系中，仁與禮為里表關係。仁是禮的內在依據，而禮是仁得以實現的外在形式。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即克制個人的慾望，使自己的一切言行都符合禮的規範，也就達到了仁的境界。仁表現為內在的道德自覺，而禮表現為外在的制度規範，是仁的外顯形式及實現仁的手段。所以，我們可將孔子的核心價值觀概括為「仁本禮用」。孟子繼承了孔子、子思的仁學思想並有所發展，其核心價值觀念是「仁義禮智」四端之心，認為「仁義禮智根於心」。荀子主張「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其核心價值觀可以概括為「王霸兼用，禮法共治」。介於孟子和荀子之間的稷下儒家則提出了「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的核心價值觀。

西漢武帝時，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儒闡發孔子的「微言大義」，並融合了法家韓非的三綱思想和道家黃老學的陰陽尊卑思想，提出了「三綱五常」論述。「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五常」指的是「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到了東漢由皇帝欽定的《白虎通義》將「三綱五常」模式化，於是「三綱五常」成為貫穿整個封建社會的儒家核心價值觀。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五四」運動提倡民主、科學以後，「三綱」思想由於不再適合時代要求而被淘汰，但「五常」並沒有喪失其價值而得以保留，並在新的歷史時期扮演核心價值觀的角色。

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儒學的核心價值觀念受到民眾的反思、尊重與接納。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如何重新認識和推廣儒學核心價值觀是個相當緊迫的問題。

我認為，「仁」是儒學價值觀中最根本、最具普遍意義的道德範疇，是儒家的根本之道。「仁」是具有情感性、普遍性、族群本位性並可以付諸實踐的儒學核心範疇。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即指「仁」是內在於人的心理自覺而外化為人的道德行為。「仁」的內涵既豐富又歷久彌新：第一是指有「親親」、「孝悌」等基於血緣親情的家庭道德情感；第二，指立足於人性之善而產生的「泛愛眾而親仁」的社會道德情感，又是一種具體的做人原則和治國之道；第三，指實踐仁道的人。「仁者，人也」，「仁」就是以人為本，尊重人的生存權、發展權，強調人的道德自覺，由此發展出現代人文精神。

「義、禮、信、和、敬」是當代儒學最應提倡的五常大德，是仁的體現。「義」的本義指合宜，即合於仁的行為。「義者宜也」，基本含義就是追求合理、適時、正義、公正、公平。「禮」首先是德性原則，它是內在仁心、善性的外在表現，所以孔子主張「克己復禮為仁」。同時，它還是規範人際關係、區分社會等級差別的準則與制度。「信」指的是誠信，「誠」是講「真實無妄」，「信」就是守這個「誠」，強調實事求是、尊重客觀實際和信守禮法。「和」即中和之道，強調的是不走極端，人與自然、社會、人與人的共生、共榮。《論語》說「禮之用，和為貴」、「君子和而不同」，《中庸》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等等，都以「和」為大德。「敬」源於仁、合於禮，是一種行為態度，其內涵極其豐富：一指敬天，即敬畏天道，尊重客觀，追求「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整體和諧局面。二指敬人，包括敬祖、敬師、敬友。敬祖即敬畏祖宗，孝敬長輩。所以「敬」是涵括「孝」的。三指敬事、敬業，就是要樹立良好的職業道德，兢兢業業做事。

概言之，當代儒學核心價值觀可以概括為以「仁」為根本之道、以「義禮信和敬」為五常大德的「一道五德」價值觀。

儒學的當代價值

儒學的核心價值對於當代治國理政有什麼具體的啟示意義呢？我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去理解：

第一，儒學治國理政的思想資源對當代政治的啟示意義。「以德治國」是歷代儒家所提倡的政治理想，其基本涵義有三：一是正己正人；二是修德愛民；三是推行仁政、普及德教。傳統儒家的「德治」與「禮治」融為一體、相輔相成。當今時代雖然是提倡民主、法治的新時代。但傳統儒學的「德治」思想並沒有過時。正如孟子所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理想的德法關係是「德本法用」，即德治為本，法治為用，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特別是孔子的「為政以德」、「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思想、荀子的「王霸兼用，禮法共治」思想、董仲舒的「德主刑輔」思想在當代治國理政的實踐中仍然具有指導作用。

第二，儒學的廉政文化資源可以作為當代反腐倡廉的借鑒。孔子與歷代大儒，都是廉政理論的倡導者與踐行者。孔子「政者正也」一語，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其「修己以安百姓」、「禮，與其奢也寧儉」等主張，就包含了豐富的廉政思想。《管子·牧民》以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周禮》有考核官員的六計，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都以廉德為核心。可以說，儒家的政治文化，是以廉德為核心的廉政文化。

中國從改革開放到和平崛起，經濟高速發展，社會長足進步，人民安居樂業，政治基本清明。然而，依然存在著腐敗現象。反腐倡廉是當務之急。儒家豐富的廉政思想資源可為當代廉政文化的實踐提供重要的啟示和借鑒。例如勤政愛民、鞠躬盡瘁、廉潔奉公、淡泊明志、任勞任怨、慎獨自律、以身作則、實事疾妄、剛正不阿、嚴懲貪官、設立言官等思想與制度，都值得繼承與發揚。

第三，儒家生態觀對當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借鑒意義。儒家生態觀的基本原則是「天人合一、萬物一體、和諧用中、人文化成」。儒家開發自然資源的策略是「和諧用中」，主張愛惜資源、取用有節，禁發以時。在儒家看來,天地萬物皆為一體,因此,作為「最為天下貴」的人類應當保持一顆仁愛之心對待天地萬物,在利用自然資源為人類造福時,應當採取「適度開發」的態度，不可開發無度，竭澤而漁，以免破壞自然界的生態平衡。在當今時代，人類追求現代化、不斷開發自然資源的慾望是合情合理的，但人類必須認識到自然資源的局限性及人類對自然環境的依賴性，因此，必須顧及人類生存的整體利益和子孫後代的長遠利益，採取適度開發、保護生態環境的戰略與策略。儒家「斧斤以時入山林」的名言及其「萬物一體，和諧用中」的生態觀完全符合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應當在實踐中長期堅持。

儒家不僅重視人與自然生態的和諧共處，更重視人文生態的改善與提高。在處理個人與國家、社會以及人際關係時，主張擺正心態，仁愛為先，與人為善，這是君子和而不同和「恕」道的真諦所在，也正體現了儒學核心價值的當代意義。

◎本文原載於《人民政協報》（作者吳光，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圖源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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