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
在中國歷史上，設立史官，記錄國家大政和帝王言行，由來已久，具體分為負責記錄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館史官，前者隨侍皇帝左右，記錄皇帝的言行與政務得失，皇帝不能閱讀所錄內容，後者專門編纂前朝的歷史。
《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意思就是想要青史留名，必須勤政愛民，否則史官那根筆是不會給你留情面的。
春秋，前仆後繼用生命捍衛史實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莊公與崔杼[zhù]的妻子私通，崔杼知道後設計殺了庄公，齊太史記載道：「崔杼弒其君。」崔杼大怒，揮劍將他殺了，按當時的慣例，史官是世襲的，太史的弟弟接過來，仍堅持這麼寫，崔杼又連殺兩人，輪到太史的最後一個弟弟，還是這麼寫，崔杼嘆息一聲，把他放了，不能把事做絕了。另一史官南史氏聽說太史兄弟都被殺了，便帶上竹簡急匆匆趕來，準備接替他們將崔杼的罪狀記載史冊，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如實記載沒有被殺，這才放心回去。
不得不說，崔杼和太史一家都是執著的人：崔杼執著改史，而太史四兄弟都不合作。殺了四兄弟，還有後來人南史官，繼續在「不可為之時」而為之，不是一門心思尋死，只為在史書上寫下「崔杼弒其君」這五個正確的字。
千年迷霧之霍去病死亡之迷，
司馬遷可能不知情
西漢名將霍去病（漢武帝劉徹第二任皇后衛子夫姐姐衛少兒的私生子，西漢重臣霍光的異母兄）二十三歲時突然死了，司馬遷在史記中對霍去病死後的葬禮描述得十分詳細，從送葬隊伍的出身來歷到他們的衣著打扮，再到墓的形狀，甚至連謚號的意義都作了詳釋，卻隻字未提為什麼這個威名赫赫的無敵戰將會在風華正茂之時早卒。
彼時，漠北第二次大戰箭已上弦，堪稱一生「東方不敗」的冠軍侯霍去病突然離世，朝廷肯定會對外公布一個死因，否則怎麼向即將出征的將士們交待？然而司馬遷居然將此漏掉了。
褚少孫在《史記》卷二十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中補記：「光未死時上書曰：臣兄驃騎將軍去病從軍有功，病死，賜謚景桓侯……」。這段話出自霍光上奏給武帝的奏摺，褚少孫沒必要撒謊。也就是說，官方說法是病死。
如果真的是病死，司馬遷為什麼不記？他記了那麼多細枝末節卻偏偏漏掉這個主因？一個合理的解釋是，病死之說只是一個託詞，大家都不信，小小的司馬遷也不例外，但又沒有能力去探究真正原因，本著對史實負責的態度，與其虛假，不如讓後人無限遐想。
屍山血海帝王路，唐太宗想掩飾什麼
起居注帝王不能閱讀，早在周已有，歷經秦漢魏晉南北隋……而不衰。
BUT，這個規矩被唐太宗李世民率先打破。
武德九年，時為秦王的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殺長兄太子李建成，四弟齊王李元吉及二人諸子，不久唐高祖李淵退位，李世民即位，是為唐太宗。
《國史》《實錄》以及後來的兩《唐書》《資治通鑒》對於這段歷史的記載，都是弱化李淵，醜化李建成、李元吉，高調歌頌李世民，他殺兄、殺弟、逼父，為多遭陷害，迫不得已。
然而，明代吳兢的《貞觀政要》「卷七·論文史」中記載了這麼一段：「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註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意思是朕想看你們咋寫的朕，並找了個冠冕堂皇的理由「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
不想被禇遂良一口回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明白地告訴他，沒見過哪個帝王親自觀史的。
禇遂良《雁塔聖教序》局部
碰了釘子的李世民仍不死心，露骨地問禇遂良：「朕有不善，卿必記耶？」遂良答：「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另一史官劉洎[jì]也說：「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這次試探失敗了，但他並沒有放棄。這一次，他找的是史官們的上司房玄齡。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再次聽到不愉快的答覆後，直接給房相下了命令：「卿可撰錄進來」，再不遵命，就是抗旨了，房相只好就範。
結果是「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
這段話非常有名，被後世史家在眾多著作中廣為徵引。
明正言順繼承大統的唐太宗，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親自過目起居注呢？
眾所周知的從諫如流，開創貞觀盛世的一代明君，為何要強調自己是「周公、季友」，玄武門之變是「安社稷，利萬民」的大義之舉？六月四日這天發生了什麼讓史官們表達得「語多微文」？
他想掩飾什麼？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南宋詩人文天祥《正氣歌》里對春秋齊太史簡尊重事實、秉筆直書的歌頌，也鼓勵著今天的我們：實事求是，勇敢地追求、堅持真理。
公道自在人心，歷史容不得半點虛假，否則，只能是欲蓋彌彰，掩耳盜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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