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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長安的冬天到底下不下雪?

談起唐朝,在普通觀眾糾結沈珍珠的下落或者武則天到底有幾個面首的時候,學術界則在認真的研討一個大問題:唐朝長安的冬天到底下不下雪?

大名鼎鼎的氣象學家、地理學家竺可楨(1890年-1974年)曾經有一個著名的論斷:7世紀中,也就是唐朝初年,中國開始了一個溫暖濕潤的時代,持續了100多年的時間,當時中國的氣候遠比今天溫暖,隋唐時期的旱災記錄很少,而水災較多。長安的冬天經常不見冰雪。

他這麼說有什麼證據呢?最大的證據是很多記載里唐朝宮廷中種植著柑橘,杜甫的詩《病桔》中提到李隆基在宮中的蓬萊殿種了橘樹,筆記體小說《酉陽雜俎》則說到了751年9月宮中的橘子樹成熟,總共結了150多顆大橘子,李隆基吩咐都分給了大臣。

而在近百年後這些橘子樹還在,唐武宗在位時橘子成熟,皇帝命賞賜給大臣每人三個,大家捧著回家吃去。

柑橘有什麼特殊的呢?因為柑橘只能抵抗零下8度以上的低溫,而從現代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的記錄看,西安每年的溫度都會降到零下8度以下。而七,八世紀時長安宮廷里卻能長橘子,竺可楨認為這可以證明當時的氣溫遠比今天溫暖。

除此之外還有梅花的證據,雖然我們習慣認為梅花能耐寒,但其實從自然分布區域上看,梅花屬於亞熱帶樹種,是比較喜溫的。一般只能忍受-15度的低溫,再低就不行了。

所以在我國宋代以後,華北,西北一帶的溫度冬天經常降到-15度以下,當時北方人多不認識梅花。江西人王安石就曾經笑話,說北方人在南方看見梅花不認識,以為是杏花。

「北人初不識,渾作杏花看」。

蘇軾更加清楚的用詩告訴大家,在他那個年代的關中地區是沒有梅花的,只有杏花來代替:「關中幸無梅,賴汝充鼎和」,可見宋代關中和華北是沒有梅花的。

而對唐代長安人來說,梅花卻不是什麼新鮮事,唐玄宗的一個妃子所居住的院落種滿了梅花,所以被稱為梅妃。長安南部的曲江池也種有梅花,詩人元稹的詩《和樂天秋題曲江》就是證據。

竺可楨的觀點發表後一度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可,所有的歷史專著和教材一度都採用了他的論斷,對我們普通人來說知道了這個也讓人豁然開朗,哦!難怪唐朝前期的人穿那麼暴露!原來是因為天氣熱啊!

不過,竺可楨的「唐朝溫暖論」,在上世紀90年代時遭到了挑戰,專註於對歷史時期氣候變遷的研究的滿志敏教授就對唐朝溫暖期的觀點提出了質疑!

他提出,柑橘和梅花的例子並不能說明唐代長安氣溫高,因為我國宮廷里從漢代開始,就有用人工溫室環境種植果蔬的傳統!漢元帝就在冬季在太官園種植了蔥,韭菜等素材,方法是在一座密封的屋裡通過晝夜燃火來提高室溫。而唐朝宮廷甚至有專門設立部門「溫湯監」來培育反季節果蔬花卉!

學術界就是這麼無情,不管你是不是宗師,人家有證據照樣可以打臉。這個怎麼說呢?竺可楨老爺子?

由於現代影視劇把大唐的姑娘們包裝的露骨銷魂,天天都是低胸裝,彷彿大唐天氣溫暖,但其實事實並不是這樣的,露胸薄紗裝一般只有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或者取悅統治階級的人才有資格穿,一般平民老百姓是沒有資格穿的,而且這種衣服相當於晚禮服,並不是常服。

據我們所知,達官貴人住宿條件一般都比較好,供暖設備充足,就算穿的輕薄也不怕。

還好的是,現代支持唐代溫暖論的人還是不少,比如台灣學者劉昭民搜集了史書中唐朝歷年的氣候記錄,最後發現在唐朝289年的歷史裡,出現嚴寒的天氣確實比較少,而不下雪的冬天居然有19次之多,高居各朝代之首。

還有人研究2000年來海平面的變化和氣溫波動,也說明公元8-10世紀確實溫度較高。年均氣溫高於今天1攝氏度,被稱為「小溫暖期」。

不要以為平均溫度只差1度沒什麼了不起,就連1萬多年前才結束的冰河時代,實際平均氣溫也不過和今天相差5度,而當時地球幾乎就是個大冰坨子。因為這個平均溫度是綜合各地的一起統計的,平均溫度降低1度,在北方一些地區可能就意味著氣溫比常年要冷5-10度以上。

總之,目前來說,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唐朝確實是個溫暖的朝代,下雪確實比較少。至少主流學術界這麼認為。

那麼,溫度的變化,對人類歷史有什麼影響?

傳統歷史觀認為,歷史是由王侯將相決定的,某個朝代強盛就是因為有英明的皇帝和得力的臣子,反過來肯定是昏君和姦臣多,這是真的嗎?

其實現代越來越多的歷史研究,都在反對這種「人類決定了歷史」的觀點。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強盛的朝代很可能只是運氣好,遇到了好的環境。

比如最近植物學家們就提出了,從樹木年輪記載的氣候現象來看,秦始皇其實挺冤的,年輪上發現那個時代出現了大量乾旱,引起蝗蟲爆發,農業減產,一個朝代就這麼完蛋了。

我們從氣候學上來看也是這樣,首先,高緯度草原地帶的游牧民族,比農耕民族更加靠天吃飯,如果草原上溫度降低,出現大量牲畜死亡的現象,那麼每個能走路的牧民都會被迫南下,去溫暖的南方尋找食物,這種整個種族的遷徙南下,是一種社會現象,不以任何政治人物的意志為轉移,我們歷史上把這現象稱為「游牧民族入侵」。

由於古代農耕國家政權動員能力小,所以很難抵抗住游牧民族的全民入侵,中國歷史上的晉朝,南宋末年,明朝末年,都遭遇到了這種事就是證明。

而反過來,唐朝的溫暖和濕潤,讓北方游牧民族缺乏全民族南下的動機,除了唐朝初年的突厥以外,整個唐朝主要的外患是在西部,而非北部。哪怕是安史之亂後,唐朝仍然和北方的回鶻等族關係相對緩和。

另一方面,唐朝溫暖濕潤的氣候,對國內農業很有利,今天的西北乾旱地區在當時都是沃土千里,適合進行農耕活動,人們更容易活下去,也自然會更少造反,所以唐朝前期的繁榮,和氣候有很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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