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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論語》心得第二

(英國人所畫鎮海孔廟,圖片來源於網路)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句上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兩句,一氣貫之,講的也是學問之事。

慍字,讀運,據《康熙字典》,《說文》:怒也。《廣韻》:恚也。《倉頡篇》:恨也。《詩經·邶風》:慍於群小。

這句各本無異文。但「人不知」三字在句意上可以有兩種理解。第一種「人不知」,是說如果別人有的知識學問不知道不了解的,為人比較遲鈍,暫時開悟不了,那也不要對他發怒,要寬容。何晏的集解說「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就是這個意思。第二種「人不知」,是說要是別人不了解你的價值,不知道你的學問已經有所成,不給你相應的地位,或許在你看來顯得略有輕視,你也不要生氣。

這兩種理解放在整段之中,都合適,都能說得通。

第一種理解,可以幫我們減去急躁之心,增加寬容之量。首先是對切磋學問的同學之間,要互相尊重,不要有凌人之心,若有問題,同學不會,也很正常,並不說明他就一定劣於你,更不要因為自己頭腦好,學得快,對其他同學輕蔑歧視,甚至惡語相向,要始終一個恕字在心頭。其次是對教人的師傅或老師來說,學生徒弟利鈍各自不同,家庭背景、眼界、教養、學問基礎都不一樣,如何能要求所有學生都能一下子就心領神會呢。所以教學要耐心,也不要指望每個人都達到一個統一的標準。教育上的統一標準,表面上看有利於促進教育的大規模開展,但事實上最終是害人害己的。沒有人應該被訓練來滿足任何統一的標準,這是不人道的。

最後,也可以放在親近的人之間來看。很多時候我們都會預設別人什麼都知道,特別是關於我們自己的事,事無巨細,希望別人都得知道,如果別人表現得不知道,就凶他沖他。這是很不好的一種行為,很多時候在無心之時,在細微之處,傷了人。

第二種理解,是我們中國文化的一個老命題,應該好好談一談。我們中國人一直有一種對於「不為他人所知」的恐懼,這種恐懼深深紮根於我們的文化心理之中。反過來,導致中國人非常渴望獲得別人的知遇、禮遇、重視、重用,千方百計尋求他人的承認與肯定。這裡的知,不是簡單的認識,了解的意思,而是承認尊重、肯定價值的意思。

此事不用他求,僅《論語》中就多次提及。《學而》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里仁》說:「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憲問》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衛靈公》說:「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真的是反覆致意。雖然書里反覆告誡「不患人之不己知」,但其實正好反映了相反的現實情況,那就是惶惶急急,渴求他人的知遇。有一明證,就是孔子在《憲問》里的大發牢騷,滿紙哀嚎。他說:「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子先是哀嘆沒人理解他,最後哀痛到要寄希望於上天,足見他的真實心理。又《衛靈公》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子罕》說:「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矣。」這就不再遮遮掩掩,而是直接表達出對「無名」「無聞」的恐懼和鄙夷,也就無不表現出汲汲於求知遇的意思。

而且此種心理並非只是早期儒家所有,而是廣泛體現於整個中國社會。

如商朝湯用伊尹,武丁用傅說。周文王得姜太公。秦穆公用百里奚、由余。漢高祖用張良、陳平。唐太宗用魏徵。前人講起來都是津津樂道,以為莫大榮耀。這倒不是因為沾了所謂「皇恩」,而是一種對人才自我價值得到高度賞識的感激涕零。我認為這是中國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點共同心理,並不局限於知識階層。我們且看《史記》中幾個人物的內心狀態便可有個清晰深入的感受。

一是張良,張良為韓國國相後裔,秦滅六國後一直流亡,傾家蕩產為韓國報仇,曾雇殺手狙擊秦始皇於道路,可惜沒有成功。他後來隱居下邳,也就是項梁項羽的老家,某天無意中得到了《太公兵法》,從此陰謀詭計,無所不通。他與項伯關係密切,而項伯是項羽的叔父,那他完全可以投靠項羽,這是他的第一條路。陳涉起兵,張良也糾集百十人,想要去投當時自立為王的景駒,這是第二條路。但是路上碰到了沛公劉邦,於是就先編入沛公的部隊。張良也曾多次以兵法為他人謀劃,但沒有一個醒悟的。而沛公不同,對他的兵法言聽計從。《史記·留侯世家》有一句張良的心理活動——良曰:「沛公殆天授。」在張良心裡看來,沛公是真正明白他價值的,他也不是沒有想過要去投奔別人,因為當時沛公的力量在各路諸侯中還是非常小的。但正因為沛公能夠欣賞重用他最為關鍵的價值。他就留下了。

二是陳平。陳平原是鄉里窮人,但自幼志氣極高,立志要宰割天下。陳涉起兵,他跑去跟了魏王魏咎。但魏王不聽他的,還聽信小人讒言疏遠他。於是他就跑了。跑去跟了項羽,他為項羽擊平殷王,項羽給他做都尉,但不久漢王劉邦就把殷王的地攻下來了,項羽大怒,就要殺當時擊定殷地的人,陳平也在其中,所以他又跑去跟了漢王劉邦。他跟了劉邦之後,不幸為絳侯周勃、灌嬰一幫人中傷排擠,劉邦就懷疑他了,召他面談。陳平的回答很精彩,也是求知遇者的肺腑之言。他說:

「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

所以歸根結底,是求得一個重視。

三是韓信。淮陰侯韓信早年的事迹人盡皆知,此處不再重複。後來他在亂世之中帶甲百萬,為齊王,與項羽、劉邦三足鼎立,楚漢相爭末年,雙方都要來爭取他的力量,他幫項羽,劉邦就滅亡。他幫劉邦,項羽就滅亡。最後歷史的結局,就是後者。他跟定了劉邦,最後垓下之戰,主要力量就是劉邦、韓信、彭越,正是韓信的一邊倒,導致項羽兵敗自刎而死。韓信為何要倒向劉邦?項羽派人鼓動過他,他拒絕。他有他自己的解釋,他說:

「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這就是為了知遇之恩。

後來齊國辯士蒯通也來勸他搞三國鼎立,他以同樣的理由拒絕,他說:「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還是為了知遇之恩。

以上三者都是當時人傑,智謀超群,要麼運籌帷幄,要麼揮師百萬,他們得到知遇,尚且感激涕零,何況等而下之的別人呢?

這樣一種心理,在《史記·刺客列傳》中刺客豫讓有很好的總結,他說:「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又說:「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士為知己者死」,所謂「知己」,就是「國士遇我」。

所以這一文化心理延續下去,深入中國人骨髓。唐代詩人每日哀號之詩篇,常常談論此一問題,先是希求知遇,但現實情況往往是求而不得,於是乃生求去之意——「吾謀適不用,勿謂知音稀?」「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卧南山陲。」「余亦謝時去,西山鸞鶴群。」「誓將掛冠去,覺道資無窮。」「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到了後來,連兒童從小的教育就是將來要受知於主上,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鼓勵學生,不要怕暫時的落寞,要堅信「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

那麼這其中究竟反映的是什麼樣的一個問題呢?我想,一是我們在文化本質上是一個重視人間實際,渴求建立事功的民族。正如《論語》所說,「子不語怪力亂神。」「未知生,焉知死。」中國人雖然不一定全都是務實的,但其主流正統是避免談玄覓道,少有追求社會人事之外的哲理、宇宙的。先秦諸子,絕大多數都是關心人間之事的,有些人也許會誤會道家,但其實道家是非常實際的,所關心的也不外乎治國治民之事。就算齊人鄒衍一流,算是玄乎了,但也不像西方早期哲學那樣關心宇宙基本事物到原子、分子的地步。這一點民族心理也是至關重要的。

二是我們的社會自古以來存在嚴重的階級固化,造成了人才的雍遏,即所謂的「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我們從漢代的察舉徵辟,魏晉九品中正,隋唐宋元明清科舉,現代高考公務員考試,雖然是讓一部分平頭百姓的子弟成功跨越了自己的階層,但卻都解決不好這個問題。我國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有權有錢階級,不論在哪個朝代何種時代環境下,都掌握了大部分有利的社會財富與資源,並能夠通過各種手段實現世襲。其手段,如貴族世襲,這是三千年帝制從未改變過的。如漢代二千石大員得保舉子弟一人為郎。如現代的權貴子弟公然走後門。歷代皆有類似的政策。

所以,在今天,「人不知而不慍」這句話的第二種涵義,我們怎麼去看待,又如何應對,著實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首先是要清楚認識「世情」,「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是有的,也永遠不會消失。如果是因為這樣而「人不知」,那就應該拍拍屁股走人,絕不能搞比干剖心、屈原投江,要「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其次,要有耐心,要花大功夫把自己磨鍊到極致,然後在遇到「不知」的時候,正如孔子所說,要「不慍」,要知道這是世間常態,要耐心等待。姜太公八十遇文王,也不算晚,大不了先釣個大半輩子魚,做個世外高人冷眼旁觀。最後,更要在思想意識上超越歷代前賢苦求「知遇」的老路子,走出一條獨立道路。想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還要有點「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的老辣氣魄。

如此,才算是讀書讀透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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