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溥儀《我的前半生》解讀
原標題：雷戈：溥儀《我的前半生》解讀
一
《我的前半生》在2007年出了個全本。通覽全書，不難發現其中隱伏兩條線索。一條是前半生的傀儡皇帝之降生，一條是後半生的傀儡公民之出世。只不過區別是前者基於揭露之目的而自覺設定，後者出於歌頌之意圖而無意呈現。正因如此，傀儡皇帝之回憶無甚新奇，傀儡公民之敘述則令人嘆為觀止。這使得後者之價值遠過前者。在某種意義上，它既是改造思想的成功，又是改寫歷史的成功。正是這雙重成功，才讓我們從中得以窺見那些原來曾視而不見的種種隱秘與意義。
一般而言，對於歷史文獻，我們只是使用那些已經寫出來的內容，也只能分析這些寫出來的內容。但對於《我的前半生》這種特殊歷史文獻，我們卻不僅要分析那些已經寫出來的東西，同時也要分析那些沒有寫出來的東西，最後還要分析為什麼要寫出這些而不寫出那些，以及寫這些而不寫那些時的複雜原因（政治的、心理的、道德的等等）。因為《我的前半生》的整個寫作過程（如果這也算是一種寫作的話），都嚴格受制於改造思想與改寫歷史這相互為用的雙重手段與目的。既互為前提，又意圖交叉。這從《我的前半生》的「原型」本是溥儀在獄中的「自我交待，即認罪書」[①]這點即可看出。
據溥儀說，「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就開始準備著我的回憶錄的寫作了。」[②]儘管最初還只是一些「零星片段地寫作」，但後來逐漸轉入正規。「由於不斷地又有新的感受，又不斷地修改、增刪，以至重新著手。特別是一九五九年來臨的出乎意料的特赦，使我把前半生公諸於世的願望變得更加強烈，而對自己已寫出的東西卻又更加不能滿意，於是又重新思索，重新起稿。這樣，用了四年多時間，才把它寫成。由於時間過於久遠，歷史資料頗多散失（比如偽滿宮廷材料，糟蹋了不少），自己的文學修養不夠，特別是認識水平不高，寫出的成品，仍有不少詞不達意之處。理解和認識上不深不對，更是難免。我對那些教育了我，幫助了我取得新生的正面人物形象的描繪，未能達到萬一，尤其不能滿意自己，感到自己笨拙之可氣。但是，老拿不出來，也不像話。拿出來，請大家評論，那倒是取得新的進步的最好方法。」[③]
嚴格按照勝利者的要求和口徑，來讓失敗者群體來撰寫自己的歷史，這種做法雖然符合中國史官文化傳統，但仍然是一個了不起的創造，因為在此之前，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這種先例，[④]至於世界歷史上更是獨一無二。無論民主國家還是極權國家，都沒有過這種做法。雖然「斯大林的助手們曾經發明過書寫『自傳』的方法，也就是利用民眾的自我歷史陳述，對其心靈身份進行深入辨認。這是集權國家主義的重大發明。」[⑤]但這與中國的做法仍然不太一樣。因為這是在勝利者的精心布置、刻意渲染、全盤主導下而由失敗者傾情表演的自我控訴和歷史懺悔。這種做法的妙處是，其一，它讓失敗者自己現身說法，說出有利於勝利者的結論，較之於勝利者的一面之詞顯然更有說服力；其二，勝利者把失敗者寫的歷史定位於史料，而非歷史（因為它在形式上還達不到勝利者所要求的那種理論高度），這就在表面上給人一種更加客觀的感覺。
失敗者要想寫出合格的自我歷史，就必須遵守一些基本程序：先認識，再認罪。所謂認識，就是提高思想覺悟，明辨是非，確立罪惡標準，即用理論話語包裹起來的一種歷史敘述方式和歷史評價體系。先看《新民主主義論》，[⑥]再學「什麼叫封建社會」，[⑦]又學「中國如何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⑧]
在此基礎上，認罪就順理成章了。溥儀回憶說，「我有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等等的概念，我思索了近百年的中國歷史，回憶了我過去對晚清歷史的感知，回憶了自己的經歷，也不管我願意不願意，我更無法不承認中國在百年之內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事實。」「更重要而不能迴避的問題是：中國之曾經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國東北曾經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是個事實，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這三個『親戚』的勾結也是個事實，我作為封建階級代表人物，怎麼還能說是原來老老實實地在天津住著，又怎麼能說是被綁架到東北當的傀儡呢？我所隱瞞的和偽造的歷史，這還能騙得了誰呢？……現在新中國政府追究起來了，我還能瞞得過去嗎？」[⑨]
於是，自我定罪就成為「學習感想」的主要內容。「祖國的東北怎樣淪為殖民地的呢？歷史的事實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蔣介石的妥協、以我為首的封建勢力集團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直接勾結，這三方面結合起來而造成的。我從前把自己充當大漢奸說成是被迫的，這是我對政府的欺騙，事實是我和土肥原會談之後自願到東北去的。不但如此，我在去東北以前，為了復辟封建王朝，早就在積極勾結軍閥和帝國主義，我還親筆給日本陸相南次郎寫信，以求得他對我的支持。我在當了東北頭號漢奸之後，更多方對日寇諂媚奉迎，賣國求寵。」[⑩]
作為認罪的最終形式，就是認罪者按照官方要求對自己歷史問題的徹底交代。它在形式上成為一種特殊類型的歷史書寫。這種類型的歷史書寫有兩個顯著特點：揭露歷史罪惡，暴露歷史問題。於是，交代歷史問題就具有了直接現實價值。因為撰寫這種形式的自我歷史，是實現自我身份歸屬以及思想皈依的憑證甚至捷徑。一部自傳，敵人變成了自己人。成為自己人，就意味著自己在歷史上有了新的定位。青史留名是中國人最為看重的事情。許諾你一種新的歷史地位，如同囚犯獲得大赦，這對失敗者來說無異於一種莫大的恩德。這就要求「交代式的」和「問題性的」的自我歷史書寫，至少必須具備五個基本元素或主題：立場，認罪，控訴，表態，感恩。這裡的邏輯程序是：首先確定自己當前的政治立場，因為立場不定就意識不到自己有罪；認罪是交代自己罪行，表明和承認自己的罪人身份；指控是挖掘自己犯罪的根源（政治的、社會的、思想的、家庭的、黨派的、宗教的等等），從而找出更大的罪犯作為自己罪惡的替罪羊，以示自己的懺悔態度；這樣就過渡到表態，從而表明自己個人連同自己所從屬的「反動階級」或「反動集團」或「反動勢力」之失敗和滅亡是必然的，而「革命階級」或「進步勢力」的成功和勝利也是必然的，二者均符合歷史規律，這樣，自己對歷史問題的交代就有了一種理論深度；既然歷史規律已經證明自己是有罪的，而革命階級又把自己從反動行列中拯救出來，成為可改造的「准進步人士」，那麼自己就應該責無旁貸並發自肺腑地感謝現行政權的「偉大光榮正確」，即真誠感恩於統治者對自己的所作所為。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作為這類新型歷史書寫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單獨文本，所透露出來的信息尤為豐富。這部自傳絕非普通的個人行為，甚至也不單純是一般性的組織行為，而是標誌性的國家工程。這一點，在毛澤東主動提議溥儀寫回憶錄時，就已經定下了基調。而且，作為事先的內部審閱，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已親自看過《我的前半生》的「未定稿」。更堪玩味的是，「毛澤東還把未定稿的書送給了來訪的阿爾巴尼亞客人。」[11]
《我的前半生》「出版說明」把該書由寫作到出版的整個過程交待得非常清楚。第一階段是「油印本」：「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著手準備，用了一年多時間，完成了20萬字的初稿，並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瀋陽軍區戰犯管理所（即原撫順戰犯管理所）油印成冊。」第二階段是「鉛印本」：「1960年1月，在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關注下，群眾出版社把油印本印成灰色封面的鉛印本（俗稱『灰皮本』）。」第三階段是「一稿本」：「群眾出版社又與溥儀磋商，確定了重新搜集材料、重新構思、梳爬剔抉、提煉成文的思路。於是有了1962年6月『另起爐灶』的一稿本，約50萬字。」第四階段是「二稿本」：「一稿本成稿後，作者徵求並吸收有關部門和專家的意見，作了一些修改，並補充了『五十三年大事記』等有關內容，於1962年10月印出二稿本。」第五階段是「定稿本」：「全國政協、中宣部、統戰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單位，及當時歷史界、文學界許多專家學者、著名人士，如於桑、王宗一、申伯純、劉大年、劉復之、老舍、呂振羽、張治中、李侃、邵循正、吳晗、何干之、楊東蒓、金城、郭沫若、侯外廬、閻寶航、凌雲、翁獨健、梅汝璈、傅作義、廖沫沙、廖承志、翦伯贊、黎澍（按姓氏筆畫排序）等，審閱書稿後，對二稿本給予評價或提出許多中肯的修改意見。作者根據這些意見，對書稿進行了相應的調整。尤其是對後半部分進行了較多剪裁或變動，最終形成了1964年3月正式出版的《我的前半生》。」
在國家最高領袖的特別關照下，國家和中央的諸多黨政軍機構和公檢法部門，以及新聞出版單位，[12]還有顯赫的全國學界名流，都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這項具有特殊意義的以個人自傳面目出現的龐大歷史編纂工程。從頭至尾，可以看出它是一個真正的集體項目。在溥儀看來，這甚至可以稱作是一種令人感激不盡的由「黨、政府和人民的代表者」所實施完成的改造教育的「家族事業」。即主要由撫順管理所、北京植物園和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這三個「家」組成的龐大「家族」。據溥儀介紹，「這三個『家』從領導到每個工作人員，對我的寫作和對我的成長一樣，都灌注著同樣的熱情。」[13]正因為此，人數眾多加上權力巨大，再加上要求苛刻和督察細緻，便足以徹底淹沒溥儀個人的一切真實感受和內心想法，從而確立起一種全新性質的偽史書寫模式。
二
作為《我的前半生》之「導讀」，「中國人的驕傲」[14]所包含的七個寫作元素，極為全面和具體地體現了官方主導下的個人歷史敘述模式和要求。
（1）立場：「我要像對待母親似的，懺悔出我的歷史罪惡，我又要像對待知心的朋友似的，傾訴出我何以會得到今天的幸福。」
（2）認罪：「我的前半生，本是『無一事可及生人，無一言可書史冊』的，但是從一九五七年起，我就日益一日地想把它公諸於世。」「我要把充滿了罪惡和羞恥的歷史，呈現在祖國人民面前。在給了我巨大的寬恕的父老兄弟姊妹面前，我要做再一次的懺悔。由於我的萬死不足以蔽其辜的罪惡，直接間接地造成了祖國一千萬人口的死亡，千億元以上財富的損失。」「我，清朝的最末一代皇帝，兩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最末一個君王，……四十年間的生活，裡面只有罪惡和羞恥，愚蠢和狡詐，凶暴和怯懦，猜疑和迷信。」「祖國的土地被踐踏，成千上萬的同胞被屠殺，母親們和姊妹們被污辱，無數的村莊和工廠被化為焦土，而我在這時候，卻認為是『時來運轉』，『天與人歸』，趕忙在強盜手中的契約上簽字，出賣整個的東北，出賣自己的靈魂，以換得夢寐以求的那頂腥臭的皇冠。我向每個新陷入鐵蹄下的城市的方向遙拜，祝賀強盜們『武運長久』，稱強盜為『親邦』，派出『謝恩大使』，送出從每戶農家缸底挖出的最後一粒糧食，以便讓強盜相信我的忠順馴服。」
（3）控訴：「在我這塊自願承當的招牌下，我國的東北也變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東南亞各國的戰爭基地。我也要向那些遭受侵略的國家的人民，表示我的懺悔。」
（4）對比：「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在共產黨領導下，在窮山野營風雪饑寒中，和以最現代化的武器裝備著的強盜們進行了艱苦的鬥爭。東北人民的一位領袖、共產黨員楊靖宇將軍戰死了，強盜們為了解開這個英雄在困苦中依靠什麼來生活的謎，剖開了將軍的肚子，找到的只是沒有消化的草根。這時，我正吃厭了葷腥，以補針補藥度日。」「這個要用金字書寫在人類史上的政策，是所有賢哲聖賢都夢想過的，為了實現這個夢想而提出的各樣拯救靈魂的方法，曾寫在各種『聖經』上面。但是，是誰把它變為現實的呢？不是別人，正是遭受過歷代的嗜血者——北洋軍閥、國民黨的將軍和特務、各個帝國主義的統治者和偽滿的漢奸們的鎮壓而付出過無數鮮血的共產黨人！」「平頂山的方素榮——慘絕人寰的三千條人命的倖存者，這樣說：為了我自己的血海深仇，我見了仇人一口咬死也不解恨，但我是一個共產黨員，為了人類的崇高事業，為了祖國建設的利益，只要你們重新做人，改惡向善，我原諒你們。」
（5）歌頌：「我懂得了我歷代祖宗所不懂的歷史和人生。我懂得了人應該為了什麼而生活，懂得了什麼叫真理和正義。」「造成這個變化的，便是充滿了共產主義人道主義光輝的毛澤東的改造罪犯的偉大政策。當我們說『我愛毛主席』的時候，便意味著我愛真理和正義！」「六億五千萬，這不僅是一個數目字的問題。這個數目加上毛澤東思想，這就意味著我們萬代子孫的無限美好的前途，這就意味著一切災難的必將永遠消失，這就意味著對世界人類作出巨大的貢獻。」「和共產黨人變成血肉關係的人民，這是養育出董存瑞、黃繼光、羅盛教、劉文學、徐學惠……這些英雄的人民。最近三年我們經歷了連續的大自然災害。這在歷史上的任何朝代，就是赤地千里、哀鴻遍野、賣兒鬻女、析骸以爨。但是，這樣的歷史是一去不復返了，我們用自己的雙手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無論是自然的災害，還是帝國主義的封鎖，對於中國人民都成了『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的鍛煉。現在，看看我們又長滿了青苗和莊家的田野，看看改變著我們每個人家鄉面貌的溝渠，看看矗立在舊日荒原上的煙囪。我們用拖拉機加木犁、水泵加水車，我們用意志和每滴汗水爭取的這一切，而且還要讓『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15]不但在戰勝著災害，而且正為我們的兒孫開闢著未來。」
（6）抒情：「除此之外，我寫這本書還有一個不能隱藏的心愿：我要告訴人們，我今天由於新生而得到的歡樂之情。」「我得到了新生，這不是肉體的新生，而是靈魂的新生。我得到了做人的歡樂，這不是做任何一種人的歡樂，而是做個今天的中國公民的歡樂。我有了真正的人生樂趣，這並不是任何時代、任何地域都可以有的人生樂趣，而只是在這個國家、這個時代才能有的人生樂趣。」「在這個永不熄滅的太陽照耀下，我獲得了人生的樂趣。」「一九六0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們的選民小組長把一張寫著『愛新覺羅·溥儀』的選民證交到我的手裡，這對我說來，把故宮裡的所有珍寶加起來也沒有它珍貴。我把一張選票投進了紅色的票箱中，從那一瞬間，我開始覺得我是一個最富有的人。如果可以這樣比方的話，可以說我這是第四次當了『皇帝』——我和我的六億五千萬同胞一起，成了自己祖國的主人。」「這就意味著，像我童年那樣只會陪伴蚯蚓和螞蟻的生活，將永遠從我的子孫的未來中排除出去；這就意味著，姑娘的頭巾永遠鮮艷，孩子的笑聲永遠響亮，母親們的心永遠的平靜、甜蜜。」
（7）表態：「我們這六億五千萬顆心，是和各個地方的爭取獨立、民主、和平的人民的脈搏相連的。我們從自己經歷過的歷史苦難中，深切了解那些苦難還存在的地方的人民的願望。我們不遺餘力地聲援那些英勇人民的鬥爭。每次我都力爭直接參加這些聲援的鬥爭，每次我都以此自豪。當我列身於百萬人的支援日本人民反對日本壟斷集團和美帝國主義的鬥爭的行列中，我由於參加了人類的共同事業，由於為英勇的人民做了一點兒事而感到了幸福。當我看過祖國各族人民的支援，在日本、古巴、剛果、阿爾及利亞和其他進行火熱的鬥爭的地方引起的反響時，我覺得自己和祖國是處於同一個光輝之中！」
這顯然是一個偽歷史寫作的標準文本，其中蘊含的幾個元素實際上為這類歷史寫作所必備。只是在其他人那裡，由於身份不同，地位有別，故而並非所有這類歷史寫作都能全部具備這七個要素。但「立場」、「認罪」、「控訴」、「表態」、「感恩」這五個要素則是所有這類歷史寫作都無一例外必須具備的。只是側重點不同，在不同的自我歷史敘述過程中，某些方面可能會自覺得到強化或凸顯，而其他某些方面則會相應得到淡化。
《我的前半生》正文的展開與其「導讀」具有幾乎完全相同的敘述邏輯。
第一步，挖掘犯罪的思想根源，打掉自我神聖性。它包含這樣幾層含義：（1）否認天命。「以奉天承運的自我認識為核心的世界觀的崩潰。」[16]（2）否認神明。「我這代表天命天意和真理的菩薩聖人向誰求助才有效呢？不是神佛而是寬大政策。我感激誰不殺之德呢？是無神論者。一切神佛百靈全是無足輕重的了，我又算個什麼呢？」[17]（3）否定人格。「我原有的一切『知』與『能』，都現出可恥的色彩，發著觸心的惡味。曾經聽人恭維過的什麼『仁慈』、『慷慨』、『謙遜』等等一切『美德』，一切曾使我自我欣賞，作為自欺欺人工具的東西，都在生活中、在揭發和控訴中現出原形。當我還認為自己的存在就等於國家和天意存在的時候，當我認為人人為我乃是天經地義、我不為我則天地不容的時候，我不擇手段地來保存自己，我把這看做是無可非議的；即使這叫殘忍、欺騙、自私、虛偽，也是天經地義的。但是一旦我從生活的鏡子里看清了自己的真容，我開始有了起碼的良知，有了起碼的是非區別的時候，那一切超越的理由也都失去了根據。隨著自己頭上的『聖光』的消失，剩下來的也就是醜惡。」[18]
第二步，挖掘犯罪的出身背景。「我承繼了我的祖先——從接受第一個辱國條約的道光皇帝到『結與國之歡心』的西太后止——把祖國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事業，變本加厲地又幫助敵人把東北變為完全的殖民地。這套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空氣毒害了我自己的親人，也毒害了我自己，製造出一批軟骨病和先天不足的人。」[19]
第三步，對自我失敗的理論分析和歷史論證。「我第一次對不可知論發生了動搖，是朝鮮戰場上中朝軍隊的勝利已成了確定事實的時候。……究竟誰強誰弱？誰是決定歷史的力量？也就是說，誰能掌握命運？」「最初勝利消息到達的時候，我，以及我所知道的某些同犯，還把它看做是偶然的現象。後來我發現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的提出，是早在數量和裝備遠超過解放軍的蔣介石剛剛發動內戰的時候，我接著又發現今天戰勝了內外強敵，統一了全國的力量，在當年只不過是山溝里的一些紅纓槍，而那時就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預言。知道了這些，我就不得不承認，我所親眼看見過的並且當做是強大的勢力——北洋政府、國民黨、日本統治者和一切在中國橫行過的帝國主義者——最後命運，是早經共產黨人算定了的。」「我自己前半生的經歷就是最好的說明。我從前不是順著歷史本身的道路走，我總以為自己是奉天承運，自己是歷史的創造者，然而事實上悖天逆運的正是自己。這就叫做開歷史的倒車，結果就是碰壁。」「這個道理真正成為我自己理解的東西，還是在我和社會發生了無數次的現實接觸之後。……經過了這一切，我明白了上百本書上說的，成千個工人和農業社員們的事業所啟示我的，都不過是這麼一句話：歷史的道路——這是人民的意志！」「我所知的『天命』就是歷史的道路，就是人民群眾的意志，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20]
第四步，古今對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的這句話，陶淵明的『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的胸懷，在我生活著的時代都不再是空想。」「我是生活在一個多麼值得驕傲的社會啊！」[21]
第五步，歌頌現實。「一進秋天，到處傳來豐收的消息，接著又是一場令人不能想像的奪鋼大戰，全民展開了大鍊鋼鐵的運動……這一年，在我眼前呈現的是一幅又一幅的壯麗的詩畫。我看見在祖國的原野和群山裡，到處有浩浩蕩蕩的大軍，向自然發動猛烈的進攻，改變著大地山川的面貌；到處是高爐的爐火和鮮紅的旗幟在飛舞，照紅了一張張緊張而興奮的、喜上眉梢、充滿自豪的臉。……就是在這些人的一杴一鏟的手臂舞動之下，糧食棉花產量飛到一個歷史空前的高峰，鋼產量由世界的第二十六名提到第七名，煤電由第九名升到第三名，不馴的河流開始低下了頭，傲慢的山嶺開始讓開了路……就是在這時候，我忽然想到，我的祖國的人民就是那神通廣大威力無邊的龍，這才是真龍展開了翅膀，開始凌空飛騰。」[22]
第六步，引出結論。「過去的奴隸，變成今天的主人，這就是問題的答案。」[23]
第七步，感謝領袖。「特赦，是誰提出的呢？是共產黨的中央。共產黨人，建議要赦的是誰呢？是那些過去對人民犯了滔天大罪的，屠殺了無數共產黨員的國民黨、漢奸，是帝國主義幫凶的陣營里的分子。這個建議者的署名者，毛澤東主席，他的妻子，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就是被國民黨殺害了的，他的兒子，是犧牲在美帝國主義者對朝鮮的瘋狂侵略戰爭中的。」「舊時代和某些國度里的犯人的那種對出獄的嚮往心情，我是沒有的，因為我在這裡已得到了他們所嚮往的陽光、自由和親人。」[24]
第八步，政治表態。「我永遠不會忘記自己過去的罪惡，我一定要繼續立功贖罪，為祖國和人民貢獻我的一切，直到我的脈搏停止！」「相信我的誓言，相信我一定會忠於我的誓言！」[25]
三
本質上，任何自傳都是把自己的歷史做成一面鏡子讓人看。所以，人們通過自傳看到的不僅是傳主的過去，而且也是傳主的現在，更是傳主基於現在而對自身之過去的改造。可見自傳並非平面鏡，而是多稜鏡。它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將傳主回憶歷史時的過程本身之時代性與複雜性異常清晰地顯現出來。「因此，回憶實踐總是在生產著一種超越個人的、文化的當今。回憶行為給現實的當今裝備了一種被回憶的時代的視野；同時，它對許多文化、集體和集體成員在一定時期的現實自我理解有著重要貢獻。」[26]
應該說，溥儀自傳的歷史貢獻就是讓我們看到了許多它本不想讓我們看見的東西。溥儀本來只想讓我們看見他曾經是個假皇帝，不料卻讓我們看見他現在是個偽公民。他似乎從未有過真實的生活，他一生都是贗品。[27]而他的自傳則將炮製贗品的過程變成了一個精心打造的創造性騙局。於是，一種彰而不顯的意識形態設計就有了非凡的意義。這就是，改造思想與改寫歷史實現完美結合。這種結合的具體體現就是勝利者導演、失敗者表演即雙方合謀合作的歷史書寫實踐。其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廣者當首推彙編成冊、公開出版，並延續至今的《文史資料選輯》。[28]據「編輯凡例」雲，「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於保存和積累歷史資料，並推動撰寫資料工作的開展。」「發刊詞」更進一步說明，「我們徵集和編印稿件所要求的，是第一手的真實的歷史資料，也就是作者根據他們的親身經歷和見聞所寫的具有歷史價值的資料。我們認為，歷史資料不同於歷史；前者只是為後者的編寫來提供真實詳盡的素材。因此，我們不要求作者對他們所提供的資料內容一定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加以分析和評價。」[29]
通過這番撰寫史料的回憶，失敗者形成了敘述自己歷史的標準話語。它與官方意圖之間保持著一種富有意味的平衡關係，首先必須一致，其次略有距離。這種微妙而曖昧的距離正是其官方野史的特色所在。其中包含的極為有限的歷史信息在高度一統的意識形態炒作下，往往能夠發揮出最大的價值。比如，它就比那些面目僵硬的官史或橫眉立目的正史稍稍好看一些，更重要的是，它這種經過官方反覆烹調而成的史料拼盤就比整齊劃一的歷史教科書更合乎人們的閱讀胃口。在大多數人看來，這種不以八股說教為目的的史料回憶較之有論無史的歷史書籍更具可信度。其實，這種多重正面效應正是中共創造這種官方野史所期待和追求的。或許可以說，讓失敗者撰寫史料而不是書寫歷史，就如同不讓黨外人士入黨一樣，更能發揮他們的特殊作用。政治要統戰，歷史要統一，雙管齊下，相互配套，正是這種意識形態的精明設計和全盤考慮。
極權意識形態將失敗者的歷史回憶定性為史料，定位於撰寫史料，這便改變了野史的原有含義，從而使《文史資料選輯》具有一種醒目的官修性質，並成為一種新型的官修野史。[30]這可謂是從「正野分途」到「正野合一」。至此，正史完成了對野史的「全面招安」，野史則成為正史的「外圍組織」。二者不再相互挑戰與制衡，而是同流合污。史學史上本已千瘡百孔的傳統生態被徹底破壞。這顯然是一個嚴重的史學史事件。因為它把史學史上原來那種野史與正史的百家爭鳴強力逆轉為野史對正史的百鳥朝鳳。它試圖通過官方組織的野史書寫者的現身說法，來印證正史的「真實」、「客觀」和「科學」。《文史資料選輯》要求野史撰寫者寫出「狗咬狗」的過程、內幕和細節。小狗小罪，大狗大罪，凡狗皆罪。小狗除了必不可少的自責其罪外，還要歸罪於大狗，從而凸顯主子對狗的施捨和恩德。
《文史資料選輯》作為標準的官修野史，完成了官方壟斷歷史的最後一環，也即是完成了政史合一體制建構的最後一環。其程序是：以正史註解政治，以野史註解正史。[31]這樣，政治立場、歷史觀點、史料證據，最終實現了三合一。統一口徑的官修野史的編纂，真正做到了「眾手修書」，「如出一手」。[32]比如，在統一口徑下撰寫的史料，從立場、觀點、結論到標題、引言、概念，從背景、過程、細節再到分期、用語、語氣，均呈現出驚人的一致性。可問題是，史料如同證據，不能只有一面之詞。如果只找對自己有利的證據，甚至批量製造對自己有利的證據，這無異於毀滅證據，製造偽證，甚至是新的犯罪。政府有計劃地製造偽證，可謂集體作案。
「認罪感恩」是《文史資料選輯》對文章的原則要求，也是寫作者恪守的基本規定，還是寫作者遵循的內在邏輯。所謂「認罪」，就意味著自己「有罪」。但這種「罪行」首先不是個人行為，而是政府性質和社會形態使然。它是一種現代版的「原罪」。按照這種理論，該社會的一切東西（中共例外）都是壞的，該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惡的。從教育、道德、宗教到經濟、法律、軍事，無一不充滿罪惡性。依據這種邏輯，在這種社會中，在這個政府下，人們過的越好，就等於壞事做的越多；壞事做的越多，自然罪惡就越大。而使自己認識到自己是個「罪人」和「罪犯」，則是共產黨教育和改造的結果。這樣，共產黨就「有恩於」自己。既然共產黨「有恩於」自己，自己就應該無條件地服從共產黨的教育和改造。作為自己被教育和被改造過程的一部分，這種「史料」的「撰寫」本身就明確昭示了共產黨的「偉大」與「英明」以及國民黨的「反動」與「腐朽」。所以，自己必須「報恩」。這就要求，必須極力誇大國民黨的「陰暗面」和「反動性」，以便有效襯托共產黨的「光明面」和「革命性」。而這種對比本身就構成了一種最具覆蓋面的解釋框架。它既是（說明）國民黨之所以失敗和共產黨之所以成功的終極原因，同時又是（闡發）「罪犯」個人（即「史料撰寫者」）之所以「有罪」和「認罪」的根本原因。
《文史資料選輯》憑藉官方的強大權力資源，將辛亥革命以來剩餘在大陸的前清遺老、民國敗將以及民主人士、社會賢達、學界名流、實業巨子幾乎一網打盡，使其毫無抗拒地成為自我歷史譴責和自我歷史懺悔的歷史回憶者和歷史敘述者。[33]於是，失敗者的自傳就成為緊密配合官方正史欺騙的合法野史謊言。[34]這樣，「大騙子騙小騙子」在中國史學史上就具有了最經典的性質和最深刻的價值。勝利者和失敗者雙方合作的撰寫史料渾如雙簧表演。失敗者張嘴卻無聲，只是在熟能生巧地對口型，以便分毫不差地對應於身後的勝利者嘴裡的話語。雙簧把戲的效果就是人兩個，嘴一張。意識形態操縱下的歷史雙簧需要的就是這種特異效果。它通過精心設置和策劃，徹底消除了一切記憶紊亂和話語多元的現象。不管有多少人在張嘴，但發出的永遠只是一個聲音。七嘴八舌並不導致眾聲喧嘩，相反整齊劃一引亢高歌絕對是其時唱時新的「主旋律」。於是，一種空前絕後的大一統歷史大合唱就此形成。
不過這並不能打消我們的疑問，更不能壓制我們的追問：失敗者歷史究竟該怎麼寫？失敗者歷史有無獨立價值？一般說，給失敗者寫史大致有三種類型：（A）以勝利者歷史為主體，失敗者歷史作為陪襯、對照，其目的在於證明勝利者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失敗者歷史完全是勝利者歷史的一部分，毫無獨立歷史價值；（B）將失敗者歷史作為單獨敘述對象，在道義上將失敗者歷史置於更高層次，以示勝利者權力的非法、人格的卑劣、道德的無恥，即缺乏統治的正統性；（C）徹底摒棄褒貶意圖、《春秋》筆法和意氣之爭，在勝利者歷史與失敗者歷史之間確保一種理性的平衡，即將二者放置於一個平等地位上，勝利者的榮耀和失敗者的尊嚴均有其獨立價值。簡言之，失敗者的歷史一般有三種寫法：證明勝利者的偉大，表明失敗者更偉大，勝利者和失敗者都偉大或都不偉大。
有史以來，中國的歷史書寫只有勝利者的傲慢，而無失敗者的尊嚴。從史學史角度看，中國人給失敗者單獨寫史可能正式始於明初的靖難之變，大規模興於明末的南明歷史。史學史上的慣例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自我歷史話語，要麼是簡單地禁止發言，一般也就限於它所能掌控的範圍；要麼是一經發現，則殘酷打壓和封殺。但它絕對不會主動地自覺地要求和鼓勵失敗者嚴格按照勝利者的歷史觀來敘述和評價自身的歷史。這絕對是中共歷史編纂體制的一大發明。即便相較於世界上其他極權國家（比如納粹德國和蘇聯等），這同樣算得上是一個發明。
簡單地壓制失敗者的自我歷史回憶和所說，是手法低級的禁止，是原始手段的「堵」。相反，讓失敗者按照意識形態的統一口徑娓娓道來符合標準官方話語的歷史回憶，則是更為高明的「導」，即疏導和疏通。經過這番工作，失敗者的歷史記憶就被徹底抹去，而與勝利者的歷史記憶毫無二致。應該說，這是一種對自身歷史記憶的絕對篡改。其嚴重程度，致使人們至今也不敢輕易回答，被篡改的記憶還能否恢復？
至少我不樂觀。因為失敗者的歷史回憶不是自發的、個體的私人性回憶和隱秘性回憶，而是自覺的、被統一組織起來的集體性回憶和展示性回憶。在這一過程中，所謂自覺性已不是來自於回憶者的自我衝動和心理渴求，而是源自於一種外在的異己性的權力體系的強制和壓力。其效果具有多重性。通過選擇記憶的方式，使書寫者自覺修正自己的歷史記憶，[35]使自己的記憶自然混同於官方主導的大一統歷史記憶，最後消滅和遺忘自己的記憶。於是，失敗者撰寫的歷史回憶同勝利者書寫的歷史就沒有什麼區別了。通過歷史敘述，進而實現記憶修正、立場轉換和身份皈依。這一切又都能歸結於遺忘罪惡和遠離罪名。通過官方話語的自我歷史表述，使得失敗者獲得了一種新的自我認識，即提高思想認識，同樣，也使失敗者自覺放逐了自己的歷史，遺忘了自己的記憶。可見破壞記憶有兩種方式：一是禁止說出，一是借他人之口說出。前者是簡單遺忘，後者是複雜遺忘。
任何一種合理的可信的歷史記憶程序和歷史書寫系統都必須包括有兩種相互衝突的歷史表述方式和歷史評價體系，即勝利者的歷史話語和失敗者的歷史話語。勝利者把自己的歷史觀和歷史話語強加於失敗者，失敗者只能使用勝利者的歷史觀和歷史話語來評價和敘述自己的歷史，這樣，失敗者就不再有自己的歷史了。其歷史只能依附於勝利者的歷史而不復有獨立之價值。
完全按照勝利者的歷史觀，失敗者寫出的歷史就不再是自己的歷史，而只能是勝利者歷史的一部分。但它又不是嚴格的標準正史，而只是佐證正史的官方野史。二者的合謀使得雙方獲得了一個共同的歷史話語空間。正史的主導性和權威性因龐大的官方野史，而獲得了更加廣泛的社會影響和更加有效的閱讀效應。與此同時，官方野史因對正史的巧妙驗證和反覆印證，而獲得了公佈於世的合法性。這樣，在意識形態的精密操控下，一種新型的更加強悍和獨斷的歷史話語霸權急劇擴張，並迅速支配了全體民眾的思想和意識，最終得以成為極權時代深入人心的真理話語。
轉自愛思想網，原題為從傀儡皇帝到傀儡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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