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悲劇的兩江總督：一生功績被否定，只因簽訂了這份條約

文 | 江隱龍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打輸了鴉片戰爭的清朝派耆英、伊裡布及兩江總督牛鑒與英軍代表璞鼎查談判，在經過四次議約之後終於正式簽訂了《南京條約》。作為一份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與其它國際條約一樣有著富麗堂皇的引言：

「茲因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欲以不和之端解釋，止肇釁，為此議定設立永久和約。是以大清大皇帝特派欽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鎮守廣東廣州將軍宗室耆英，頭品頂戴花翎前閣督堂乍浦副都統紅帶子伊裡布；大英伊耳蘭等國君主特派全權公使大臣英國所屬印度等處三等將軍世襲男爵璞鼎查；公同各將所奉之上諭便宜行事及敕賜全權之命互相圈閱，俱屬善當，即使議擬各條，陳列於左……」

毫無疑問，條約簽訂地選擇在軍艦上有著極強的震懾意義。英國千里奔襲卻能在短短時間內擊潰清朝守軍，依靠的就是以康華麗號等軍艦為代表的堅船利炮——當時作為清朝代表的兩江總督牛鑒在看到英國的「火輪船」後不勝驚訝，甚至「疑其輪系用牛拉」，直到親眼看到其內部構造之後才「嘆而信之」。

後人在評價這段歷史時大多感嘆牛鑒書生誤國，尤其是在《南京條約》簽訂過程中，牛鑒作為直接參与過鴉片戰爭的地方大員以及卻不能據理力爭，間接導致了條約簽訂後清朝外交環境急劇惡化。前有「疑其輪系用牛拉」的無知語錄，後有談判過程中的無為表現，牛鑒從此被釘在了喪權辱國的恥辱柱上，背負了百年罵名。

然而歷史弔詭之處正在於此：若忽略鴉片戰爭這一段黑暗歲月，牛鑒本是一位恪盡職守、功勛卓著的名臣，道光皇帝之在危急存亡之秋提拔其代理兩江總督，也正是相信其能其忠足以消除外寇、拱衛長江。牛鑒是嘉慶十九年（1814年）進士，先後在雲南、山東、陝西、江蘇、河南等省任職，每到一地便興利除弊；任職河南巡撫時，更是平定了黃河水患。道光皇帝調牛鑒為兩江總督時，開封一帶士紳百姓哭求挽留經夜不散，時言「百姓於撫軍之去，猶嬰兒之失慈母矣」，牛鑒之得民望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正是這樣一個治世之能臣，卻被鴉片戰爭毀去了半生英名。當時的朝廷，睜眼看世界者少之又少，如牛鑒這般從天朝上國的金絲籠中成長起來的士大夫，根本不可能明白鴉片戰爭意味著什麼。當時道光皇帝屢屢對牛鑒強調務必堅守江蘇各港，「務使處處有備」、「竭力嚴防，毋稍疏虞」，然而牛鑒攤開了地圖，幾經思量，最終判定英軍不可能進攻長江，上奏雲「臣反覆體察，逆夷不犯內河，竟屬確有把握」，最終沒有認真備戰。

只是牛鑒沒有想到，迎接他的不再是聖賢書上所說的樓船鐵馬、衝車雲梯，而是一艘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甚至顛覆了他世界觀的戰列艦……戰事一觸即發。當這幾艘先進的「火輪船」將炮彈在牛鑒的轎子旁轟然爆炸時，這位曾經自信滿滿的兩江總督徹底懵了。吳淞口很快失陷，牛鑒一路西逃，上海、鎮江等城相繼失陷；而當牛鑒再次見到英國人時，對方已經準備好了《南京條約》的草案。

最終，牛鑒以「體察情形調派，毋誤事機」獲罪。不過在大批同僚的求情下，道光皇帝很快同意對其「加恩釋放」，並回河南繼續任職。歷史在此展現出來了驚人的一幕：牛鑒初回河南省時，沿途「壺漿溢路，輿不得前，老稚爭搴車帷，急欲一睹其面，夾道歡呼，有喜極而泣者」——在當時的百姓眼中，這位曾經的巡撫依然是一位心繫民生的好官，儘管這位好官剛剛在戰前被敵人的炮火嚇得魂飛魄散。

很難以後人的眼光去苛責牛鑒，如果沒有無數個牛鑒的在先進軍事力量前的嗔目結舌、不知所以，也不會有後來李鴻章、曾紀澤等人的長袖善舞。牛鑒在卸任兩江總督之後在河南頗有政績，亦算造福一方，對於這樣兩面性極強的官員實在難以一概而論，或許只能感嘆他恰好站在了時代的風口浪尖上，卻沒有乘風破浪的格局與能力吧。歷史的車輪還在滾滾向前。牛鑒看到的是英國人的堅船利炮，但他沒有看到的是，震懾住他的這艘康華麗號戰列艦，在衝破清帝國的國門之前，也曾沾染上了多少滄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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