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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GDP「速度情結」是為高質量發展「甩包袱」 特約

盤和林 中國不良資產行業聯盟首席經濟學家

近期,內蒙古、天津等地方政府公開承認此前經濟數據存在水分,並對16年數據進行了調減。1月3日,內蒙古調減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530億元,佔總量的26.3%,同時核減2016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2900億元。1月11日,天津將2016年濱海新區GDP從10002億調整為6654億,2017預計為7000億,官方解釋調整原因是GDP統計口徑從註冊地改為在地。

筆者認為,一個地區較高的GDP總量或增速只能反映該地區為實現經濟 發展目標所可能投入資源的能力,並不能代表真正的經濟績效水平,更何況是「注水GDP」。內蒙古、天津主動修正GDP等數據,彰顯了告別「GDP速度情結」的決心與自信,說的更直接一點,是在為追求高質量發展甩下歷史的包袱、思想認識上的包袱。

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曾經稱「GDP和國民收入賬戶的其他指標委實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GDP被廣泛用來計算國民經濟增長的速度,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會體現一定的經濟發展速度。

客觀地說,從生產關係順應生產力的辯證聯繫角度來看,在過去一段時間裡,將GDP作為各級地方政府和官員的經濟績效主要尺度,是合適的,也對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不過,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速度的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也患上了「GDP速度情結」,甚至將GDP異化為「官出數字,數字出官」,最終導致GDP等衡量經濟績效的指標「注水」。

「注水GDP」且不說誤導中央對經濟形勢的判斷與決策,其實地方政府也是「受害者」,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吹牛也要上稅」,造假也是需要成本的,成為制約地方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包袱。很簡單,我國實施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分稅制體制,虛增財政收入必然要多報稅收數額,相當部分的虛報空轉是要按照比例向中央和省級財政上繳的。與此同時,在財政空轉過程中,地方政府與轄區內的企業也是要付出高昂成本的。

正如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指出,這筆大賬早算清、早主動。1月3日至4日,在天津全市經濟工作會議上,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指出,我們下決心調整優化結構,推進綠色可持續發展,堅決不要徒有虛名、自欺欺人的「速」和「量」。我們下決心調整財政結構,降低非稅收入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搞「竭澤而漁」,降低企業費用,涵養財富源泉,優化投資環境。

從最早對GDP擠水分的遼寧省的經驗來看,卻也是甩包袱越早越主動,「GDP注水」的負面影響基本消除。據2017年10月底各省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前三季度,遼寧省GDP增長2.5%,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為2.1%;2016年前三季度,遼寧省的這一數據為-11.1%,全年GDP增速是-2.5%。

應該說,遼寧、內蒙古、天津等地方政府修正GDP「速度情結」,對GDP主動擠水分,彰顯了這些地區官員為地方經濟健康發展進行刮骨療傷的勇氣與責任擔當,當然,也與地方政府財政壓力不斷加大,以及中央對地方債務管理日趨嚴格等有很大的關係。但最主要原因還是在於,我國經濟從關注總量增長到注重質量的高質量發展。

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未提及經濟增速目標,明確提出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十九大之後這種經濟發展基調的改變,指引著地方政府從關注經濟總量增長向注重質量的轉變,而甩掉單純追求GDP增速包袱,是從粗放的數量增長發展方式邁向高質量發展最關鍵的第一步。

「GDP不能衡量詩歌之美,不能衡量人的健康,不能衡量GDP增長過程中的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等成本」,這是經濟學家的共識,顯而易見,作為單純數量指標存在很多局限性,修正GDP數據只是高質量發展的第一步。

不過,考核體系始終都是指引具體經濟工作的「指揮棒」。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建立「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考核體系——必須加快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準體系、統計體系、績效評價、政績考核。因此,更期待天津市在修正GDP數據之後,也要在構建「推動高質量發展」考核體系上積極探索,這才是徹底根治GDP「速度情結」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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