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印度經濟增長瓶頸看莫迪改革的方向、挑戰及應對
隨著莫迪在議會中地位的不斷加強，世界有理由對印度未來六年的經濟增長繼續保持樂觀。圖為當地時間2017年12月25日，印度首都新德里衛星城諾伊達，總理莫迪出席新德里「洋紅色地鐵線」諾伊達段開通典禮。視覺中國 資料圖
2014年4月印度大選前，由於國際原油價格陡降以及印度實施緊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發揮了效力，印度的經常賬戶赤字已經降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7％，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也從上年的兩位數降到9％ ，而以批發物價指數（WPI）衡量的通脹率降幅更為明顯，到2013~2014財年已降至5.98％，宏觀經濟明顯改善。 同時，經濟增長也開始了緩慢爬坡，印度經濟已走出下降通道，開始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如果按照印度中央統計局更新了基年、並從要素收入法換成生產法計算GDP後得出的近三年數據，2012~2013財年到2014~2015財年的增長率從之前公布的4.7％、4.7％、5.4％ 分別提高到了5.1％、6.9％和7.4％。之所以會提高，一是因為作為新基年，2011~2012財年的GDP數據經調整後較前值更低；二是GDP平減指數降低了。但這樣高的增長率明顯與印度低增長的儲蓄、投資以及進口難以匹配。因此，在《2014~2015財年經濟調查》中，印度財政部也承認新系列數據不準確。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印度經濟開始加速復甦。——作者原注。）
對即將到來的新一屆政府而言，這意味著宏觀層面的雙赤字危機已經緩解，改革的緊迫性也隨之消失。然而，印度經濟結構性問題依然存在，下一輪經濟波動的背後還將有它的身影。截至目前，新一屆莫迪政府的任期也已過半。 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印度的增長因一枝獨秀而更加耀眼。但回顧這一時期莫迪的改革舉措我們發現，強勢的莫迪即使挾議會明顯的優勢地位也沒能推進大刀闊斧的改革，現在制度瓶頸已在不斷侵蝕企業的利潤，這正是 2015 年開始顯現的微觀層面的企業、銀行雙財務失衡問題的根源。國家經濟最具活力的經濟單元出了問題，僅靠消費需求和公共投資的高增長將很難持久。 而在2017年舉行的地方選舉中莫迪卻大出風頭，攻城奪地，勢如破竹，市場對莫迪改革的信心再度大漲。 在此背景下，本文將分析莫迪之前改革難產的原因，並探討莫迪政府未來改革的路徑取向。
一、印度實現經濟穩定高增長的結構性瓶頸
從 1991 年開始經濟自由化改革至今，印度經濟平均增長率接近 6％ ，較前四十年平均3％的增速高出近一倍，而且經濟波動振幅收窄，再沒有出現過1965（-2.6％）、1979年（-5.2％）那樣嚴重的萎縮（見圖1）。 但與經濟起飛時期的日韓相比、與過去二十年經濟實現高增長的中國相比，印度不僅增速相對較低，而且經濟波動也更為頻繁。
（一）頻發的通脹與脆弱的國際收支形勢是造成經濟波動的直接原因
從表面上看，印度經濟增長總是被突如其來的通脹或國際收支危機打斷。 印度從2002年開始經濟走上高增長之路，與此同時，通脹也在一路走高。實際上，早在危機爆發前的2006年，通脹就已超過了儲備銀行現在認定的6％的合理目標（2016年印度議會通過的當年的財政法令修正了儲備銀行1934年條例的前言，指出儲備銀行的首要目標是抑制通脹，保持物價穩定，並將保持通脹率在4％，上下浮動不越過2％）；到2011年，CPI 和核心 CPI 都已高達11%。儲備銀行開始加息，最終經濟不得不減速，以致現在印度財政部和儲備銀行對印度潛在增長率究竟是多少產生了分歧。
潛在增長率一般指的是經濟在產能已充分利用、物價保持基本穩定的前提下能夠實現的最高增長率。 財政部認為印度的潛在增長率仍在8％~10％之間，只是因為全球經濟仍然低迷，7％~7.5％將是印度未來2~5年里最可能實現的增速。 而儲備銀行的經濟學家們則認為，從2000年以來印度的宏觀經濟運行軌跡來看，印度的潛在增長率應在7％以下。 儘管二者對潛在增速的看法不同，但雙方都認為當前低增速的現實是可以通過推進改革來改變的。
對印度這樣一個常年經常賬戶赤字、不得不依賴外資流入來彌補貿易缺口的國家，國際資本市場的波動對其構成的衝擊往往很大。 隨著國際金融自由化的不斷深入，印度獲得資金的渠道和數量不斷擴大，同時它所面臨的風險也在加大。2013年它又一次站在了國際收支危機的邊緣。 由於高油價、高黃金價格（這兩類商品加起來佔印度進口總額的45%），2012年印度經常賬戶赤字率上升到GDP的4.7％。由於2011年的歐債危機，也由於對美國推出量化寬鬆政策的預期加強，國際資本避險心理加重，紛紛撤離新興市場。 這一變動更令印度國際收支雪上加霜。2013 年流入印度的外國機構投資下降了80%，一個直接後果就是盧比貶值加速，到2013年8月盧比匯率已較2011年的平均匯率跌了近44%。
為穩定外匯市場，儲備銀行不僅連續加息，還通過多種措施留住和吸引海外印度人的外匯存款，限制黃金進口，總之採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 最後因國際石油價格的大幅下跌，印度的國際收支壓力才得以緩解。而此時，不斷上升的金融成本已令實體經濟走入寒冬。
然而，不管是頻發的通脹還是脆弱的國際收支，它們都只是印度經濟的癥狀，並非問題的癥結所在。
（二）經濟結構落後尤其是製造業發展不充分是引致經濟波動的根本原因
農業的波動在三大產業中最為顯著。 從圖2中可以看出，三大產業中農業增長的波動最大，服務業增長波動最小，而工業的增長波動居於中間位置。
GDP 中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份額分別是17％、30％和53％ 。 雖然農業僅占 GDP 的 17％ ，但它對印度經濟的影響遠高於這個比例。 從圖2中可以看出，雖然農業與GDP增長率各自波幅不同，農業波動要更劇烈，但二者大體上呈現出同進同退的態勢。由於60％的耕地沒有灌溉設施，農業技術落後，主要農作物單產遠低於世界最高水平，印度農業到今天仍未擺脫靠天吃飯的境地。
它的波動之所以能夠波及整個經濟，除了它自身就是產出的一部分外，最主要的是它還可以通過兩種傳導機制影響到整個產出。 第一種是農業歉收—高通脹—高利率（儲備銀行抑制通脹的手段）—總需求減少—低增長率。 食品在城市產業工人CPI 中的權重為46％，在農村勞動力CPI中高達69％ ，因此它是印度CPI 上漲的決定性因素。第二種傳導機制則表現為農業歉收—農村人口消費能力下降—總需求減少—低增長率。 農業的就業人口占整個勞動力 的48％，而完全以農業為生的人口又佔總人口的60％。
實際上，就第一種傳導機制而言，農業歉收並不一定必然導致高通脹，即使是全國性的農業歉收，政府也可以利用國際市場的相對低價組織起有效的進口來補充國內供應的不足，況且很多時候歉收只發生在局部地區。 如果國內市場信息充分、運輸體系高效、不同地區間商品能夠互通有無，那麼通脹的壓力也會小很多。 但是因為印度稅收不統一、交通基礎設施落後、缺乏現代物流體系，國內市場有時無法發揮對物價的削峰填谷的調節作用，不得不靠央行升息來抑制通脹。
就第二種傳導機制而言，因為出口需求和政府支出的額外增加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私人消費的損失，所以農業減產也不必然引起總需求的下降。 實際上，由於製造業與農業在GDP 中佔比相同，且製造業的平均增長率一直高於農業，若以峰值谷底而論，製造業的峰值更高，而農業的谷底更低。 當製造業的周期與農業周期不相重合時，二者可互為削峰填谷。2002~2008年間發生的情況正是如此。 雖然那一時期農業產出依舊波動頻繁，但是印度經濟連續五年保持了穩定高速的增長。
製造業未發揮增長引擎的作用。東亞經濟體成功的經驗已經證明，無論是通過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以吸納每年新增的勞動力，還是幫助更多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流向經濟聚集效應突出的城市、轉向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產業，製造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都是無可替代的。 自1978年中國開始經濟改革，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由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帶動了經濟的增長。1978~2015 年間中國的勞動力轉移對經濟增長額貢獻率為16.3％，在勞動力流動最為活躍的年份，甚至高達50以上。
擁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巨大的消費市場的印度，製造業理應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或至少是和服務業並駕齊驅的雙引擎，在創造就業、提振經濟增速的同時還能通過不斷提高出口競爭力降低貿易赤字，從而緩解國際收支的壓力。
印度服務業創造的就業不足，特別是創造的「體面的」就業崗位不足，這已是學界的共識。 根據統計，金融保險房產、倉儲物流以及各類外包服務佔印度服務業產值的40%，可是吸納的就業只有20％ ，而且隨著新技術不斷普及，這部分服務業的就業產出彈性還在繼續下降；另一方面，批發零售、餐飲及社區服務等傳統服務業創造的產值在服務業內佔比不斷下降，可吸納的就業人數卻在上升，但大都屬於非正規的低收入就業崗位。
因此，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1932—）擔任總理的上一屆印度政府一上台（2004年5月）即提出印度要再工業化，並在2011年發布的《國家製造業政策》中正式提出，在2022年要將製造業占 GDP的比重從那時的16%提高到25％，要創造1億個製造業崗位的目標。莫迪政府2014年5月上台後在第一個獨立日演講中便發起了「印度製造」運動，目標是將印度打造成世界製造中心。 在他隨後的頻繁出訪中，向區域外的國家推銷印度、為印度爭取更多的投資成了他最重要的目的。
然而，現實是印度製造業近年的發展遠未達到預期目標。2008年以來，印度製造業平均增長率僅為4%，低於同期GDP的增長率。 具體到行業，無論是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業，還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電訊產業，印度製造即使在本國市場上也不佔優勢。 早在 2003年孟加拉國的成衣出口就開始超過印度，到2012年連越南也後來者居上，現在連印度的零售商都要到孟加拉國去訂購成衣。 中國品牌的智能手機就已經佔到印度市場的46%。
印度製造業落後的原因大同小異。 以成衣製造為例，與孟加拉國和越南相比，印度落後的原因:一是嚴苛的勞工保護法；二是印度工廠規模偏小，平均每間工廠人數150人，而孟加拉國是600人；三是關稅不合理，印度對化纖布料的進口徵收的關稅較高，而化纖布料的價格平均占成衣生產成本的60％ ，從而抬高了產品的出口價格；四是基礎設施落後、海關通關效率低，導致印度物流成本較高（見表1）。
經過32年的改革，印度經濟依然沒有擺脫它頭上的「緊箍咒」。如果考慮到2012年印度經常賬戶赤字高達GDP的4.8％，而在1991年危機爆發時這個比例只有2.3％，應該承認印度經濟抗外部衝擊的能力確實增強了。過去三十年印度經濟平均增速提高，外匯儲備增加，經濟也變得更加開放，即使是在外國機構投資急劇減少的2013 年，外國直接投資也依然保持著215億美元的流入。這些都說明，印度經濟自由化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而存在的問題也依然要靠進一步改革來解決。
二、莫迪改革遭遇政治和經濟難題
莫迪在出任總理之前連續13年都是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在他主政下，古吉拉特成為印度最為閃亮的製造業中心，出口額佔到整個印度出口額的22％。不僅如此，他還為印度樹立了一個以經濟增長為核心、意識形態中立、政府治理高效的「古邦模式」。莫迪的主要措施可歸納為:重視改善基礎設施；簡化投資審批手續、為大型工業項目的落戶提供各種政策便利；推動政務電子化辦公，減少官員腐敗機會等。
如今，作為印度最強勢的總理，領導著議會裡獨大的印度人民黨（BJP），一定會把他熟悉的治邦理念上升為治國理念，在全國複製「古邦模式」。 莫迪上台之初，美國的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通過對印度政界、商界和學界代表人物所做的調查，替莫迪列出了一份改革清單，共有30項內容。 但至2017年5月，莫迪上任三年後僅完成了6項。通過深入分析不難看出，改革進展緩慢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舊有的意識形態和前朝「政治正確」的經濟政策是莫迪難以擺脫的政治遺產
1991年印度開始經濟自由化改革之前，已經實行了44年公私並舉的混合經濟體制，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政策更偏向國有經濟。 對私人資本則抱持著不信任甚至是敵意的態度，除了用各種許可證制度來限制私人資本的活動外，在稅收領域，所得稅邊際稅率過高一直是困擾個人和企業的一個大問題。個人所得稅的最高檔位累進稅率一度高達97％。
從1991年起，隨著經濟自由化改革不斷推進，政府向國內國外私人資本開放的領域越來越多，企業也越來越積極地參與國內與國際市場的競爭。 如果說這一輪改革主要在最終產品市場上形成突破並不斷深入，那麼到2011年，當私人投資一路下滑，製造業增長乏力之時，印度最需要開始包括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市場的自由化改革，以及以統一稅收體系、降低稅率、擴大稅基為目的的稅收改革，從而釋放新的制度紅利。但無論是當時國大黨領導的不穩定的執政聯盟，還是已近耄耋之年的辛格總理，對更具挑戰的第二輪經濟改革都心有餘而力不足:執政聯盟內部，地方小黨關心的只是地方利益，沒有意願也沒有魄力推動改革；而作為強大的利益團體，工會反對任何它們認為將對僱員不利的企業改革，以國有資本為主的銀行業、保險業改革因此受阻；此外，社會活動家安納·哈扎雷（Anna Hazare，1937—）領導了轟轟烈烈的反腐人民運動，辛格政府在這場運動中成為靶子，在疲於應付的同時也失去了民心。
在這種背景下，辛格政府急於用政治正確來討好選民，出台了帶有追溯效力的一般反避稅條款（GAAR），後期則出台了土地法。
一般反避稅條款於2012年作為一項廣泛的原則被寫入印度1961年所得稅法案修正案中。該條款強調，無論交易是否發生在印度，是否涉及本土的公司，只要標的物在印度，那麼交易一方就須繳納所得稅。 這一規定同時還賦予印度稅務機關較大的自由裁量權，特別是對已經發生的交易具有追溯權力這一點，令外商尤為不滿。 迫於海外投資者的壓力，這一原則的實施一拖再拖，直到 2014年團結進步聯盟政府下台也沒有落地。
新土地徵用法則是在一片爭議聲中於2013 年在議會獲得通過、2014年正式開始實施。 因為立法的本意不是為了推進城市化、工業化，而是為了保護擁有土地農戶的利益，從這一立場來看，新的土地法暗含著對印度經濟發展的一種「反動」。而且該法以公平的名義設定了土地交易雙方嚴格的協商程序（如果是私人項目，則征地需要80的土地所有者的同意；如果是公私合作項目則需要70％的業主同意），規定了對失地一方高於市場價格的補償機制（城市地區征地應兩倍於市場價格，農村地區則兩到四倍於市場價格，同時還須向失地農民提供就業安排），甚至交易土地的大小都有明文規定。這種對自由交易的干預不可避免地會犧牲市場的效率。在新土地法實施一年後的2015 年，有42％的項目工期滯後，主要原因在於征地困難。
正是由於兩個法規中含有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特徵，即使到了今天，擁有議會多數並以強硬的改革者形象著稱的莫迪也不能輕易地擺脫它們，這份逆改革的政策遺產變成了莫迪手上的一塊燙手山藥。
（二）改革已從宏觀層面向微觀層面轉移且複雜性上升
雙財務平衡問題指的是企業過度槓桿化、銀行不良貸款負擔過重。根據瑞士信貸集團（Credit Suisse）的抽樣調查結果，盈利不足以償付利息成本的企業已佔到全印公司債務總和的40%。又根據印度儲備銀行公布的數據，印度不良貸款率達到9.1％ ，其中貸款總額占整個銀行系統70％ 的國有控股銀行不良貸款率更是高達12％。
企業利潤下降與銀行不良貸款上升不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這種情況下印度之所以沒有發生金融危機，原因有兩個:一是大部分銀行是國有的，基於對政局穩定的國家的信心，銀行發生大規模擠兌的可能性很小，銀行得以挖東牆補西牆維持相當長的時間；二是企業在 2008年後累積的大量債務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領域和生產型項目上，在基礎設施落後、製造業欠發達的印度，只要經濟恢復高增長勢頭，投資回報率就會有保障，那麼銀行的不良貸款便會相應減少，所謂不治自愈。
然而，這種市場信心隨著復甦進程的拉長正日漸衰減。 實際上從2009年開始，印度信貸擴張速度就一路下滑，到2016年年初，隨著國有銀行股價急挫、市值蒸發，銀行更加避險惜貸，對企業的貸款23年來首度出現負增長，一個最直接的後果就是2016~2017財年，印度私人部門投資下降了7％。2011年以來，由於私人投資增長乏力，到2016~2017財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佔GDP 的比重已從2011~2012財年的36％下降到26％。
印度的經濟增長更加依賴於私人消費和有限的公共開支的增長，可持續性進一步受到質疑。 同時，由於缺乏私人投資，政府既定的提升製造業比重和增加就業的目標難以實現。 2015 年正規部門僅新增13.5萬個就業崗位，而當年新增勞動力達1200萬。
上一屆印度人民黨政府就是在「閃亮印度」的大背景下，由於沒有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而在2004年大選中失利。 繼任的國大黨領導的團結進步聯盟政府因此一上台就開始推行「國家農村就業保障計劃」，但是僅靠政府投入解決就業問題無異於杯水車薪。同時，因為投資率低，印度生產部門的落後局面還會繼續，這意味著它的供應瓶頸還會存在，出口仍將缺乏競爭力，通脹、經常賬戶赤字仍將是它甩不脫的夢魘。 如果莫迪不希望六年後在又一場國際收支危機中黯然離任，他必須現在就有所行動。
雖然政府不能介入企業的經營，但它能夠改善企業的外部經營環境，減少企業的運營成本。 從便捷的項目審批程序到靈活的土地和僱工政策以及完善的基礎設施等，這些舉措涉及多方面的改革。 而在剝離銀行不良貸款方面，雖然政府已經採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出台破產法、鼓勵成立私人債務重組公司、引入債務戰略重組計劃，但至今成效甚微。 無論重組或免去企業的一部分債務，還是政府向國有商業銀行注入資本以增加它們的活力，都有可能在未來增加企業和銀行管理層的道德風險。如何平衡利弊，還需要政府和銀行更多的制度創新。
（三）聯邦體制下即使是強勢的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兼顧多元地方利益
按照印度憲法，奉行聯邦制的中央和地方在一些事務上各自有著排他的管轄權。聯邦議會享有排他立法權的事項共有96項，包括對外貿易、證券和期貨交易、關稅、營業稅、公司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邦級議會則在農業、土地和礦山等61個事務上有排他管轄權，在這些事情上中央只能勸說或者用資金來引導各邦採取它所希望看到的政策而無權進行直接干預。 此外，還有包括教育、公共健康、電力以及可能引起邦級爭議的47項事務屬於中央與地方共管。
印度現有各邦外加德里首都區，由印度人民黨及其結盟的政黨執政的邦共18個，佔總人口的 61％和GDP的55％，剩下由執政聯盟以外的政黨主政的邦不經過一番漫長的討價還價是不會輕易接受中央建議的。而且，考慮到為政一方的政治勢力不可避免地要被地方利益集團所左右，這些地方利益集團因印度各地區自然、經濟、社會文化差異巨大而各有不同的訴求。 在工商業發達的古吉拉特邦，影響力巨大的可能是工商業資本。 而在以農業為主的比哈爾邦和北方邦，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會得到格外的重視。因此，各地方的政策目標一定是多元的。
至於共管事務，地方往往缺乏主動性，更傾向於被動地「等、靠、要」中央的政策和撥款。事實證明，從1991年改革至今，印度改革力度最大、取得進展也最為明顯的都集中在中央管轄的事務上，特別是降低貿易壁壘、逐步向外資開放國內產業等。 而涉及地方清單和共管清單上事務的改革則進展遲緩。
古吉拉特邦地處西部沿海，歷史上一直是次大陸對外貿易和紡織業的中心，商業貿易與文化異常活躍。它之於印度的地位相當於廣東之於中國。雖然人口只佔全印5％的古吉拉特邦以高速發展的經濟為印度其他各邦提供了成功的經驗，但學與不學只能由各邦自己決定，中央無法做到自上而下推行古邦經驗。
正是這種聯邦政體，決定了印度難有自上而下疾風驟雨式的改革。
總之，隨著印度經濟改革從減少政府對最終產品生產和消費的干預到進一步開放要素市場，隨著改革方向從宏觀向微觀深化和拓展以及從中央主導向地方更積极參与的轉變，莫迪的改革難度也將越來越大。
三、莫迪選擇迂迴的改革線路
作為職業政治家，在印度有「選戰常勝將軍」之稱的莫迪，贏得五年一度的大選是他唯一的目標，在經濟政策的優先選擇和改革的推進力度上始終會把政治考慮放在第一位。 雖然莫迪在選民中的支持率高達85％，與當年的開國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1889— 1964）不相上下，但當前印度的情況是:一方面正如前面分析的，經濟增長形勢不穩，就業創造不足仍很突出；另一方面，印度政治中「反現任」的傳統根深蒂固，2017 年地方議會選舉的結果就證明這一傳統並未被打破，在印度人民黨創造奇蹟的北方邦和德里的選舉中他們都是以在野黨身份勝出，而在果阿邦尋求連任的印度人民黨則敗給了國大黨。
因此，在市場化和自由化仍是改革大方向的前提下，迴避陣痛長、見效慢的關鍵性改革無疑仍是莫迪的最佳選擇。莫迪的改革還會繼續維持著小步走的態勢，主要是繼續推進已具有一定共識的改革，同時更強調執行過程中政府的效率優先、項目優先和信息透明。
（一）避重就輕地推進私有化
為緩解煤炭供應短缺的局面，印度政府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將礦山的經營權有償轉讓給私人企業，到2004年以後這個進程有所加快。 但是因為沒有經過市場競價過程，加之缺乏程序公開，2012年前後集中曝出政府低價出售一批國有礦山的醜聞，這成了反對黨攻擊辛格政府腐敗的靶子。2014年莫迪上台不久，最高法院就宣布1993年到2010年所有政府批准的214件礦山許可凡未開工的一律撤銷，剩下已開工的4家則按它們的產量每噸繳納一定罰款。這一決定令已獲得礦山許可的投資者非常不滿。 六個月後，莫迪重啟礦山私有化進程，因採取程序更為透明的拍賣形式，整個過程公開高效，受到輿論的盛讚。
然而對有爭議的國有企業私有化，莫迪政府的進展則較為緩慢。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主要難點，一是政府在關停盈利無望的企業或是向私人資本轉讓控股權時不可避免地會遭遇人員安置問題，那些崗位受到衝擊的國企人員會借強大的工會力量對政府形成一定的政治壓力；二是這些國有企業隸屬中央或邦級政府，它們後面是層層官僚，這些人的升遷甚至崗位存廢都與國企存亡息息相關，他們構成了國企私有化更大的阻力。
印度現有251家聯邦部屬國有企業，這些企業大都是上市公司，但控股權依舊掌握在國家手中，它們的股權還有繼續稀釋的空間。同時，印度有941家邦屬企業。 聯邦部屬國有企業占國有企業固定資產的85％，佔全國正規部門就業的十分之一。這251家部屬國有企業中，一半盈利一半虧損，不僅資本回報率普遍低於同行業的私人企業，人員工資銷售比也是同類型私人企業的兩倍，冗員嚴重。
莫迪上台後為增加財政收入，提高了出售國有股權的規模，但政府在這些企業中依然保持絕對控股權。 例如，印度航空公司（Air India）自2007年以來虧損局面一直延續至今，其背負的債務已累積到了70億美元，政府已為其注入近40億美元的扶持資金。 因害怕被指責賤賣國有資產，國大黨政府2013年就擱置了印度航空公司的私有化建議。莫迪上台三年後，直至2017 年6月末，議會才通過印度航空公司的私有化議案，此時它的債務已經如雪球般越滾越大。
（二）積極推動爭議小或已達成一定共識的法律法規的修訂
莫迪政府在經濟立法方面最大的成就，就是通過了統一的商品和服務稅法（GST）及破產法，這將對經濟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GST在全國範圍內合併稅種，統一稅率，極大簡化了印度的間接稅體系，為商品在國內不同地區間的流通創造繳稅便利。 而且，通過全面引入增值稅消除重複徵稅，可以達到稅收中立，避免無謂地干擾市場。GST法案原是由上屆執政的國大黨提出的，正是因為遭遇了在野的印度人民黨的反對而被擱置。如今莫迪重拾舊提案，利用印度人民黨在下院的優勢地位而終獲通過。
《破產法》迅速出台與其說是莫迪政府的主動所為，不如說是被形勢所迫。2015年印度企業和銀行雙財務失衡驟然顯現。這一問題存在日久，但暴露的契機是儲備銀行2015年對商業銀行資產質量進行的一次評估，國有銀行高達12％的不良貸款率令市場震驚。要讓那些經營不善的企業儘早退出，要保證銀行以最少的損失收回貸款，是這部破產法應時而生的目的。
莫迪政府還宣稱已廢止了1178項過時的條例，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取消了2013年公司法中對開辦私人有限公司的最低資本限制和相關的公證要求，這在一定程度上簡化了開辦企業的手續，也相應地降低了成本。
而就市場期待已久並具有突破性意義的勞動法和土地法的修訂，莫迪則在遇到政治阻礙後偃旗息鼓。2015年9月，印度工會組織了1.5億人的大遊行，反對政府修改勞工法，從此勞工法的修改不再是莫迪關注的重點。土地法的修訂也遭遇了同樣的情形。現在莫迪將這兩項重大的改革交由地方自決。莫迪這樣做雖免去了自己的政治麻煩，但對改革本身卻是不利的:一是地方政府同樣面臨選舉的壓力，在一些地區，民粹主義的影響更盛於中央，在那裡，市場期望的改革有可能被無限期擱置；二是即使各邦做出改革，也會因為步伐參差不齊而導致更高的社會成本。
作為技術進步的崇尚者，莫迪推動政府部門開展網上辦公。 企業的申請和審批程序都可以在網上進行，並隨時可獲知進展情況，這既提高了辦公效率也提高了一定的審批透明度。 在向農民和低收入者提供糧食補貼和燃氣補貼時，將補貼與依靠指紋或虹膜建立的身份認證系統以及移動通訊聯繫在一起，推出了一種更為直接的福利轉移方式。 目前這個措施雖只運用到有限的地區和人群，但在減少腐敗和福利漏損方面，這一做法的優勢已得到普遍認可。
（三）廢鈔舉措對經濟造成短期衝擊
2016年11月8日，印度總理莫迪宣布廢除流通中的500盧比及1000盧比面額紙幣，以打擊偷稅和腐敗行為。對這場改革，印度官方與反對者的評價可謂涇渭分明。圖為當地時間2017年11月8日，印度首都新德里，民眾舉行反對莫迪、反對廢幣的抗議活動。 視覺中國 圖
莫迪能夠一夜之間廢除流通中86％的現鈔額，卻不能推進市場期待已久的改革，原因在於，他的所有決策都是政治優先、選票第一，而非僅是GDP的增長指標。
對廢鈔舉動，莫迪的解釋是，此舉是為了遏制大面額假鈔資助的各種恐怖活動和顛覆活動，更是為消除黑色經濟，因為急於換幣的影子經紀人不得不向銀行和稅務部門解釋手中持有的大量現金來源。然而，黑色經濟和恐怖主義的出現是系統性問題。印度之所以黑色經濟比重較高，是因為其以服務業和非正規就業為主的經濟結構不便於國家稅收部門的跟蹤與監督，另外還與國家稅收體系效率低下及公民的繳稅意識薄弱有直接關係。而恐怖活動與腐敗現象的存在，則各自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根源。
總之，它們都不是換幣這樣的短期手段能解決的。 但是人民偏偏買賬，他們更願意為此舉展現出的莫迪的政治魄力和反腐決心而歡呼，因為這兩樣東西從來都是印度政客身上所缺乏的。2017年3月北方邦大選，印度人民黨以絕對優勢勝出，這個結果印證了莫迪這一政治正確的舉措對選舉而言意義重大。然而，因莫迪的廢鈔舉措，2016~ 2017財年第四季度的經濟增長受到衝擊，下滑至6.1％。
四、莫迪經濟改革的新維度:建立一種新型聯邦體制
2016年9月，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民調顯示，民眾對莫迪的支持率高達80％~86％ ，莫迪成為繼尼赫魯之後最受民眾歡迎的政府領導人。
2016年莫迪已經讓印度見識到了他的強勢:他可以不顧引爆全面戰爭的威脅對巴基斯坦進行外科手術式的軍事打擊，可以不與任何金融機構正式磋商便突然做出影響千家萬戶的廢鈔決策。北方邦大選後，印度人民黨在國家上院的優勢地位將逐步顯現，個性強勢的莫迪若再輔以上下兩院議會內他所領導的黨派的優勢地位，有可能形成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1917— 1984）之後印度三十年未見的強政府。
未來，在利用印度人民黨黨內組織集中權力自上而下突破改革難點與權力下放鼓勵地方良性競爭之間如何保持平衡，這既是莫迪政府經濟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最終決定改革成敗的重要手段。
在競選造勢中，莫迪一再提到要為印度創建一種新型的聯邦體制: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上，通過向地方讓渡一部分財權、事權，提高地方政府行動的自主性與成效性，並促進中央與地方在平等協商基礎上展開合作。為此，莫迪一上台就撤銷了象徵中央經濟集權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代之以國家轉型委員會。 二者最大的不同是，計劃委員會由總理和重要的內閣部長組成，而國家轉型委員會則由總理和來自各邦的首席部長組成。但轉型委員會目前還只定位成一個「離總理最近的智囊團」，實際的影響力與 1991 年改革前在資金、公共項目分配上一言九鼎的計劃委員會不可同日而語。由於影響力有限，各邦首席部長對參加轉型委員會的活動並不積極。第一次召開轉型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時，一些首席部長就因對修訂土地徵用法這一議題不滿而拒絕到會。
對莫迪賦權地方的誠意的另一個考驗，是看他能否裁撤掉那些主管事項本來就屬於地方的中央部委。 顯然，莫迪還沒有考慮這些問題，不過第十四屆財政委員會建議將地方能夠分享到的中央稅收比重提高了10個百分點，達到42％，而莫迪政府也在2015 ~2016財年採納了這一分配方案並由議會通過。
在GST的推進過程中，中央在和地方充分協商的基礎上，答應對各邦因實施新稅法而損失的稅收給予全額補償，這也是印度GST立法從邦到聯邦一路綠燈很快能夠落地的主要原因。 莫迪盛讚這是合作型聯邦的「一個國家，一個渴望，一種決心」精神的完美體現。
如果說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上，莫迪主張的新型聯邦體制強調的是協商與合作，那麼在各邦之間，他更鼓勵它們在行動自主的基礎上開展競爭。 投資者對一部更靈活的勞工法和土地法期盼已久，但莫迪情願它們留在地方事務清單上讓地方自主決定。當年莫迪能夠從西孟加拉邦手中搶過塔塔汽車項目，就是因為他保證在古吉拉特邦為塔塔汽車提供土地使用的便利。如果急於發展的各邦為獲得更多的國內外私人投資而競相提供政策便利，那麼中央政府的改革壓力就會緩解很多，中央政府在因改革而引發的利益衝突中成為政治靶子的機會也會減少。 然而，能否如莫迪所願，即使沒有自上而下的壓力，即使地方利益再多元，只要給予地方一定的決策自主，它們之間就會形成競爭並帶動整個國家在短期內形成發展合力，這仍有待觀察。
總之，在莫迪就任後的三年里，印度在世界經濟論壇開展的「全球競爭力排名」的位次已經從 2014年的第71名上升到2016年的第39名;在世界銀行「做生意難易程度指數」中，排名也從 2015 年的第142名上升至2016年的第130名;在透明國際的清廉指數排名中，從2014年的第85名上升為2016年的第75名。
雖然沒有進行實質性的大刀闊斧的改革，但莫迪一直保持著小步前進的態勢，而且改革的導向明確。 隨著莫迪在議會中地位的不斷加強，世界有理由對印度未來六年的經濟增長繼續保持樂觀。
（本文原刊於《南亞研究》2017年第4期，原題：「從印度經濟增長瓶頸看莫迪改革的方向、挑戰及應對」。略去注釋，正文略加重新編輯，並由作者審定。經授權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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