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被刪除的,在《南漢山城》中是如何復活的
光緒十六年(1890),正在西歐四國訪問期間的大清公使薛福成參觀了巴黎油畫院,被一組名為《普法交戰圖》的大型油畫深深震撼。據他記載,這是一間圓形的展室,巨幅的油畫掛滿了四壁,光線從頭頂射下來,人站在屋中四望,恍如置身戰場:
「則見城堡、岡巒、溪澗、樹林,森然布列;兩軍人馬雜遝;馳者、伏者、奔者、追者、開槍者、燃炮者、搴大旗者、挽炮車者,絡繹相屬。每一巨彈墮地,則火光迸裂,煙焰迷漫;其被轟擊者,則斷壁危樓,或黔其廬,或赭其垣。而軍士之折臂斷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睹。」
之所以這麼慘烈,是因為畫的是法國與普魯士戰爭中遭遇的一個大敗仗。
薛福成好奇地問翻譯:「余聞法人好勝,何以自繪敗狀,令人喪氣若此?」
我看完《南漢山城》,也有同樣的疑問。
這部電影講的是1636年朝鮮國王仁祖李倧及眾臣被清軍圍困在南漢山城(位於韓國首爾近郊)四十七天的故事。或者更準確來說,是用非常克制和寫實的藝術手法再現了那段對韓國非常重要的歷史。
說重要,儘管早在九年前(1627),面對皇太極咄咄逼人的攻勢,朝鮮已經被迫與後金結盟,但是並未像皇太極希望的那樣徹底斷絕與明朝的關係,而且還做出了暗中收留明朝敗將,乃至在皇太極稱帝朝賀時拒絕向他叩頭行禮等違背盟約的舉動,令皇太極大為光火。而圍城過後,雙方再次簽訂和議,規定朝鮮成為接受清朝冊封,成為清朝的藩屬國。
當然,即使如此朝鮮也並未誠心歸服,出於對歷史上明朝曾一再救援朝鮮的恩德,更出於對儒家文明價值體系的高度認同(當時的朝鮮號稱「小中華」),在整個清朝統治期間,朝鮮朝野上下都盛行著一種「思明反滿」的普遍情緒。最典型的表現大概就是葛兆光先生在《西方與東方,或者是東方與東方》一文中提到的,他們私下把清帝國叫做「夷虜」,把清皇帝叫做「胡皇」。乃至來華使節所寫的旅行記錄也不再稱為《朝天錄》而是叫《燕行錄》,似乎「朝鮮人從心底里覺得,他們到清帝國來,不是來朝覲天子,而只是到燕都來出差。」
但是南漢山城一仗,朝鮮畢竟是打輸了,輸了的後果還不光是違背意願簽了和約,改了宗主,為了表示臣服,還包括仁祖本人身著代表臣子身份的藍衣,摒退儀仗,率世子與百官對皇太極行三跪九叩大禮,並將世子及次子都送付清朝作為人質,事後還在跪拜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大清皇帝功德碑」。皇太極這才志得意滿撤軍(說句題外話,片中皇太極一口滿語,比什麼張國立張鐵林乃至陳道明演過的那些清朝皇帝威風多了)。
這真可謂尊嚴掃地,屈辱至極!
更讓人費解的是,該影片不但如是還原這些屈辱的場景,還著力表現了國家危亡之際,以金鎏為代表的很多官員只顧個人利益的種種醜態,這部分內容的比重之大幾乎蓋過了以金尚憲為代表的斥和派和以崔鳴吉為代表的主和派的核心衝突。
影片甚至還給了在議和中為清軍擔任翻譯的「朝奸」鄭命壽理直氣壯為自己辯護的機會,面對金鎏「你是朝鮮人,為什麼要幫清人?」的指責,他大聲回答道:「我父母是奴婢,所以我也是奴婢。在朝鮮這個國家裡,奴婢根本不是人!以後不要認為我是朝鮮人!」這更是令人瞠目的「自曝家醜」。
我看過的比較尊重歷史的影片《一九四二》,也刪去了劉震雲原著中提到的「當時我的鄉親們,我的親戚朋友,為日軍帶路的,給日軍支前的,抬擔架的,甚至加入隊伍、幫助日軍去解除中國軍隊武裝的,不計其數……據數據記載,在河南戰役的幾個星期中,大約有五萬名中國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繳了械。」等傷害民族自尊心的情節。(當然,劉震雲的表述是否完全符合史實,還有一定爭議)
我不明白,為什麼這部電影對民族痛史乃至醜史都膽敢直言不諱呢?
回到文章開頭的提問,薛福成從翻譯那裡得到的回答是:法國人之所以濃墨重彩表現失敗,「所以昭炯戒,激眾憤、圖報復也。」
可是《南漢山城》卻註定達不到同樣的功效,因為韓國在東亞的地位與法國在歐洲根本不能相提並論,韓國再怎麼奮發圖強,在國際上也無法自主決定自己的命運,而要在很大程度上順應周邊幾個大國的博弈結果。還未了結的朝韓衝突和「薩德危機」就是明證。
所以這部片子不但是揭開了一個陳年的傷疤,還顯然影射著一個正在汩汩流血的傷口。
那麼大費周章拍攝這部影片的意義何在呢?像西鄰那樣多拍點「主旋律」「正能量」的電影不好嗎?
更令人驚訝的是,這部影片還拿到了韓國電影最高獎「青龍獎」「最佳劇本」。
當我知道該片導演就是曾執導過《熔爐》的黃東赫,疑問才稍稍消除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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