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 | 董成龍：梁漱溟私人書信里的中國關懷

原標題：新書 | 董成龍：梁漱溟私人書信里的中國關懷

原文刊於《文匯學人》2018年1月19日第5-7版

梁漱溟既非「學問中人」，也非「事功中人」，而是「問題中人」，一生念茲在茲的正是人生問題與中國問題。「作為一個中國人要來對世界人類盡其責任，就不能不從解決中國問題入手。」按照他本人的指引，我們應當與他一同思考，追隨他的問題意識，才能探尋其思想軌跡和生命歷程。

梁漱溟（1893—1988）與偉大導師同年出生而稍長兩月有餘，親身經歷自晚清至人民共和國的諸多大事變，並參與其中，是思想史和國史研究的極佳個案。從去世後第二年到1993年百年誕辰，山東人民出版社出齊《梁漱溟全集》（凡八卷，2005年更新再版）；全集收入信函498件，準確地說，這一「全集」是「著作全集」，而非所有文字的集結。隨後，《梁漱溟書信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和《梁漱溟往來書札手跡》（大象出版社，2009年）陸續出版；2017年，梁漱溟長子梁培寬編注《梁漱溟往來書信集》（上下兩冊，上海人民出版社），收入往來書信761件，以重拾文字、再啟思考的方式紀念梁漱溟三十周年祭。該書收錄梁漱溟與政學兩界相關人士和師友的私人往來書信，另有家書若干；這些私人書信原是私人交往之用，並無發表之意，公之於眾，不是挖人隱私，反倒呈現出一個真正關心中國問題的梁漱溟。中國學問講究「知人論世」，「行其所知」的梁漱溟手書就掛在梁家客廳。結合先前出版的《梁漱溟日記》（上下兩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立體的梁漱溟躍然紙上——研究者可以藉助日記（寫給自己）、書信（寫給私交）和著作（寫給大眾）理解梁漱溟。

材料既已充沛，該如何理解梁漱溟？「一個人必須有他的興趣所在才行，不在此則在彼；興趣就是生命，剝奪一個人的興趣等於剝奪他的生命，鼓舞一個人的興趣便是增強他的生命。」（《梁漱溟往來書信集》，第1039頁）梁漱溟這樣教育孩子，也這樣自我要求。他既非「學問中人」，也非「事功中人」，而是「問題中人」，一生念茲在茲的正是人生問題與中國問題。「作為一個中國人要來對世界人類盡其責任，就不能不從解決中國問題入手。」（同上，第1005頁）按照梁漱溟本人的指引，我們應當與他一同思考，追隨他的問題意識，才能探尋其思想軌跡和生命歷程。

一、未來中國之夢

對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夢，國人已企望百年。20世紀初便有碧荷館主人的《新紀元》（1908年）、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1902年）等作品問世。此後，由帝制而共和，雖然國民黨政權在1927年形式統一中國，內憂外患從未停止觸發關心中國問題的人構想他們心中的「未來中國」和「中國夢」。

1931年6月，梁漱溟在山東鄒平縣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1932年末，應《東方雜誌》「新年號」徵求夢想，回信談及自己的「中國夢」：

漱所作未來中國之夢，乃十分清楚明白之夢，換言之即由腳下向前可以瞻見之目的地，現在正自覺地向前一步一步走。若來函所云「大家只是皺眉嘆氣，捱摸各自的生命」，在我絕無此感。在我胸中只是充滿了希望和興趣。（《梁漱溟往來書信集》，第41頁）

梁漱溟所言徐徐之業，當為正摩拳擦掌的鄉村建設運動，這一運動就是要「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老中國遭遇產自歐洲的現代國際體系，傳統社會秩序被打破，需要新生，「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困擾當時的先進分子。針對當時的諸種新生方案，賀麟先生（1902—1992）將迷信武力的稱作「力治」（武力建國），並借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知識即力量」之語稱自己為「學治」（抗戰建國—學術建國），以「學治」之「法治」取代申韓式之「法治」，又能補充「德治」（賀麟，《抗戰建國與學術建國》，載《文化與人生》，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21-22頁）；錢穆先生（1895—1990）也倡導「學治」，含義卻略有不同——中國傳統政制以考試拔取學人使之從政（錢穆，《政學私言》，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81頁）。但兩人顯然都認為「學術者，乃政治之靈魂而非其工具」。錢先生也提倡「鄉治」：

夫五口八口之家，父子兄弟夫婦之至戚，豈有身既修，而閨房之內，骨肉之親，猶有不齊之理。故知古之齊家即為「鄉治」……中山先生《建國大綱》，亦以縣自治成立為憲政開始，而縣自治之完成，尤必植本於農村……今以後將以公耕合作之新農村，為建國建政之水泥鋼骨，庶乎上符傳統文化本源，旁適世界潮流新趨。（同上，第159-161頁）

同為學人，梁漱溟選擇鄉村建設，因由和方式均與賓四稍顯不同。他要以鄉村入手（即不從都市入手），構造新的組織。以大小而論，「中國這個國家，彷彿是集家而成鄉，集鄉而成國」。而家太小、國太大，不若鄉之大小持中。以秩序基礎而論，「鄉村秩序原來就是靠理性維持，都市秩序原來是靠武力維持；所以從鄉村入手，特別適合於理性的發揮」（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313、315-316頁）。無奈1937年，日軍大舉侵華，梁漱溟與師友團體無法繼續在山東實驗鄉村建設；時勢緊迫，鄉村建設的事業淹沒在抗日戰爭和內戰中，梁漱溟「未來中國之夢」破碎。

二、中華民族一新生命的開端

至1949年，中國共產黨不僅取得了「槍杆子」的勝利，還取得了「筆杆子」的勝利。（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早在1946年3月，梁漱溟再度訪問延安。當年7月，吳顧毓意外到達解放區，「得能對中共的謎」有「打破的機會」，旋即致信梁漱溟，所述十一條之多，逐條對比國共兩黨，申明中國共產黨必勝之理（《梁漱溟往來書信集》，第895-899頁）。10月，梁漱溟辭去民盟秘書長，退出政界，回到重慶北碚，寫作《中國文化要義》。

1949年1月6日，梁漱溟致信毛周二公：

外患既除，則事莫大於建造新中國，完成近百年來歷史文化之大轉變，此其事至遠且大，貴乎有眼光而甚忌操切……時局發展至此，公等責任至重，望事事妥慎處理，勿掉以輕心，是則遠方朋友如漱溟者之所叩禱。（同上，第77頁）

言辭懇切，雖自我定位為「遠方」之「朋友」，但是對於即將執掌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而言，「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在這樣的歷史時刻，梁漱溟回顧1935年1月政協閉幕，周恩來轉交毛澤東信函，時光荏苒，14載過去，天翻地覆，梁漱溟也沒有閑下來——對他而言，「新中國」的事業並非就此結束，而是才剛剛開始。他預告兩年來閉門寫作的《中國文化要義》一書行將出版，又將續寫《現代中國政治問題研究》，待完成後一併提交。梁漱溟雖然認為這本書也有不妥之處，「且不合於時」，但「只給自己人看，不與外人看也」（同上，第222頁）。「關心國事，關心世界大局，自是應當的」，雖然梁漱溟曾教育師友「縱有言論著作」，「不過聊盡此心而已，不必期其影響如何如何」（同上，第243頁），但「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論語·微子》）並不可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梁漱溟提議成立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共產黨成功之內功），並想去蘇聯學習（中國共產黨成功之外力），均未得應允；隨後接受毛澤東的建議，去老解放區採風。遲至1950年10月，梁漱溟才發表北上之後的第一篇文章《國慶日的一篇老實話》：「暗自點頭承認：這確是一個新中國的開始！」（載《光明日報》1950年10月1日）看到中國共產黨的業績後，梁漱溟開始反思自己以往與中國共產黨的不同主張，逐漸展開自我批評；是年，動筆撰寫《中國建國之路（論中國共產黨並檢討我自己）》。他承認中國共產黨有三大貢獻：統一建國，樹立國權；引進團體生活；透出了人心。這其中，作為領袖的毛主席作用重大：

中國社會原以農民和知識分子為兩大主要成分，中國革命亦即由這兩種人而成其事。毛主席如只是一個農民而非知識分子，或只是一個知識分子而非農民，均難以領導革命。到韶山後乃曉得毛主席實以一身而兼有這兩種身份或資格——既是真的農民又是學識豐富的大知識分子。（《梁漱溟往來書信集》，第385頁）

三、團體與人心

新政府使人們過上團體的組織生活並透出了人心。根據漱溟對「老中國」的診斷，這正是中國新生的關鍵。

今日中國問題在其數千年相沿襲之社會組織構造既已崩潰，而新者未立；鄉建運動實為吾民族社會建設一新組織構造之運動……識得問題所在，則知今日非根本上重建一新組織構造，開出一新治道，任何事不必談！（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大綱》，《鄉村建設是什麼？》，載《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368、375頁）

在中國以前的士人，沒有團體，只有朋友，其原因甚多，但根本還在一點：即中國士人理性開發，喜出己見，從吾所好；而不信仰一個對象，與宗教正相反……在中國只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很難有黨團的組織。然依現在的社會運動言，亟需要有組織。所以現在組織團體，一面須合現社會的需要，一面又須無背乎中國人的心理。（梁漱溟，《談組織團體原則》，載《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112頁）

梁漱溟認識到這一問題，便要「再創中國古人講學之風與近代社會運動結合為一」（梁漱溟，《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梁培寬，《輯錄者前言》，載《梁漱溟往來書信集》，第4頁），在二十世紀古今之變的時刻，將古代本土優秀資源和近代西來先進資源結合為一，幫助中國人過上團體生活。

照我意思是要如宋明人那樣再創講學之風，以孔顏的人生為現在的青年解決他煩悶的人生問題，一個個替他開出一條路來去走。一個人必確定了他的人生才得往前走動，多數人也是這樣；只有昭蘇了中國人的人生態度，才能把生機剝盡死氣沉沉的中國人復活過來，從裡面發出動作，才是真動。（梁漱溟，《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載《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539頁）

梁漱溟想通過鄉村建設組建團體未成，也沒能起到真正的作用。或者說，唯有透出人心，才可能真正過上團體生活。梁漱溟完成《中國——理性之國》後旋即轉入籌謀多年的《人心與人生》，他自承「《中國文化要義》一書第七章《理性——人類的特徵》」大致可以代表《人心與人生》，由此關節可知，「理性」一詞十分關鍵。漱溟《中國——理性之國》的書名「本於恩格斯《反杜林論》中有關理性的言論而來」。「理性之最可見者，莫如吾人之不甘心於錯誤」，「此自覺地向上心最為可貴」。梁漱溟所說「理性」，並非西方哲學中的「邏各斯」和「邏輯」，而是一種「情」。「理智」是「知」的一面，「理性」是「情」的一面。「物理」的是「理智」，「情理」的是「理性」（梁漱溟，《中國——理性之國》，載《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363-365頁）。

中國社會文化以周孔種原因，至秦漢而收其果。特殊的中國社會結構愈見形成，人們頭腦心思之用愈向社會人事用去；二千年來讀書人總在說人事，說情理，偶及物理亦不深入，不成系統。（梁漱溟，《中國——理性之國》，同上，第366頁）

理性就是「平靜通曉而有情」（《鄉村建設理論》，載《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314頁），鄉村是理性的，而都市秩序卻被利與力縈繞（許振洲，《源於生活的自由》，載《國際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88-104頁）。

在人生的晚年（1986年），梁漱溟還致信轉給勉仁文學院的學生，認為吾人在世只當「謙虛謹慎為人民服務」（《梁漱溟往來書信集》，第545頁）。「謙虛謹慎」便是「恕」（梁漱溟次子「培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人民服務」便是「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忠恕而已」正是「夫子之道」（《論語·里仁》）。「忠恕」之間，「恕」尤為重。「恕」者何？「如心」、「如人」，「凡真能了解自己者，才能了解他人；同樣，了解他人亦即了解自己之一助也。」（《梁漱溟往來書信集》，第1062頁）梁漱溟憑藉忠恕形成了一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團體（《梁漱溟往來書信集》中的「師友」）。

四、「道統」建國與「治統」建國

梁漱溟認為人類社會時時與三事為緣：「貨利之利」、「武力之力」和「義理之理」。他一生就中國問題的方案面臨三次挑戰，正是這三事的體現：一次是走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一次是走國民黨俄國化的道路，一次是走中國共產黨的路。在他看來，以利相接（西洋道路）和以力服人（俄國道路）終究不適合於中國，唯有中國共產黨開出新路，帶領人民走向「新天地」。利與力皆身之事，唯有理是心之事（梁漱溟，《中國——理性之國》，載第四卷，第369、373頁）。與之相應，他關於「建國運動」的論述，先是選擇了逆轉新文化運動的新文化運動（鄉村建設運動），又以讚揚中國共產黨接續而非割裂傳統的方式構建了中國共產黨建國論，最後則落腳於在傳統倫理與中國無產階級精神之間尋求契合點的文化嘗試（董成龍，《梁漱溟的「建國運動」》，載《跨文化對話》第37輯，第270-286頁）。

牟宗三（1909—1995）在談及漢朝立國與立教的問題時指出：「高祖集團是材質上的開國，而賈生則是精神或理想上的開國。」（牟宗三，《歷史哲學》，吉林出版集團，2016年，第231頁）引入王船山的「治統」與「道統」之論，便能理解這兩種「開國」：

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治統之亂，小人竊之，盜賊竊之，夷狄竊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數傳者，則必有日月失軌、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拆、雹飛水溢、草木為妖、禽蟲為蠥之異，天地不能保其清寧，人民不能全其壽命，以應之不爽。道統之竊，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屍名以徼利，為夷狄盜賊之羽翼，以文致之為聖賢，而恣為妖妄，方且施施然謂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罰於天，不旋踵而亡。（王船山，《讀通鑒論》卷十三，中華書局，2013年，第339頁）

牟子所謂「材質開國」和「精神開國」，實際就是「治統」和「道統」，或立朝與立教，如此便可以理解梁漱溟的「建國運動」了，它既有「治統建國」，又是「道統建國」，並非只是盯著建立新政權的歷史時刻——那不僅僅是某一段歷史的終結，更是一段新征程的開始（「時間開始了」）。立國而不立教，則只能窮盡智力，終究無法導民以德，延綿政權（梁漱溟，《政教合一》，載《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670-678頁）。

1951年12月，梁漱溟致信遠在香港的唐君毅（1909—1978），告知一言以蔽之，國內情形是「中華民族一新生命的開端」（《梁漱溟往來書信集》，第310頁）。唐君毅回信：「賜書言對中共成功之處新有所悟。以毅推知，中共之成功蓋在其為中國人之故。由齊而變至魯，並能識取數十年社會浮層之下之民間之力量與農民樸厚精神之故。」要「自覺的肯定」這一點，而非「歸功於外」，才可能長久（同上，第889頁）。唐君毅所談無外乎提醒時人時刻記住「中國本身擁有力量」[今日接續這一思考的傑出代表當屬作為讀書人的老編輯鍾叔河先生，在推動出版《走向世界》叢書的同時，他的寫作卻是《中國本身擁有力量》（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在這個意義上，唐牟梁三人便不謀而合了。

梁漱溟自1953年9月以來，至完成《中國——理性之國》（寫成於1970年，參見《梁漱溟往來書信集》，第219頁），二十年未能與毛澤東相見，1972年請託章士釗將書稿轉呈毛澤東，有一附件雖未寄出，卻足以表露心跡：「拙稿大旨在申論今日中國之所以巍然成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先導者」，「其根柢力量固在中國民族自身」（同上，第119頁）。12月，梁漱溟取回書稿，26日親往中南海西大門，此時距1949年獻禮新中國已二十三年。

五、有朋自遠方來

1972年，梁漱溟與馮振心（1897—1983）相晤，承蒙振心索書紀念，漱溟記書，但所記時刻卻是一場外交事件——當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與我國周恩來總理就兩國恢復邦交談判，行將談定，毛主席接見田中，開口便說「吵架吵完了吧！」梁漱溟的判斷是：「此見主席態度輕鬆風趣，待人親切，不落俗套。然亦象徵了二千年兩國友善關係在近八十年短期惡化之結束，今後將永遠和睦相處，並為世界和平共同努力。」（同上，第188-189頁）用這場外交事件記錄兩個私人的會晤時刻不太合乎常理，尤其是「吵架」一事，很容易讓人們想到1953年毛梁二人的爭吵，只不過結果並不如中日談判一般，兩人再未相見，至行文之時，已二十年之久，梁漱溟心中是否仍舊期盼重新做回「遠方的朋友」？

1976年，梁漱溟曾手書，憶起1922年馮友蘭專程由美國寄來的信，其中仔細討論《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1973年春到梁家午飯，相談甚久，臨別時誦讀《論語》「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不意秋後他竟以批孔鳴於時」（同上，第571頁；干春松，《1973年的梁漱溟和馮友蘭》）。無怪乎馮友蘭既為梁漱溟承認的「老同學」[梁漱溟從未就讀北大，但1918年為時值哲學系三年級馮友蘭諸生講授印度哲學（參見《梁漱溟往來書信集》，第117、168頁）]，卻被《梁漱溟往來書信集》的編者歸為「有關人士」而非「師友」。

改革開放那年，國外出版了一本有關漱溟的專著《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1979）。作者艾愷（Guy Salvatore Alitto，1942— ）曾在尼克松訪華次年作為隨團翻譯來華，可惜當時因為種種因由無法面見梁漱溟——終於在1980年實現心愿。1980年拜訪梁漱溟的，不只艾愷，還有一位在由威斯康辛大學到南京大學訪學的博士生林琪（Catherine Lynch，1949—2015）；而且據梁漱溟所記，林琪在先（《梁漱溟往來書信集》，第297、377頁）。日後，二人的作品成為英語學界梁漱溟研究的基本讀物，《最後的儒家》書名之意「取孟子說五百年後必有王者興」，以為梁漱溟正是「聖之時者」（同上，第630頁）。林琪的作品則是她1989年完成的博士論文《梁漱溟與中國的民粹主義選項》（Liang Shuming and the Populist Alternative in China, 2018）。梁漱溟1980年回復林琪的信中還提及：「曲阜必需一游，此地有孔林即孔子墓地。有孔廟即祭孔子處。有孔府，即孔子後裔住宅。我昔年曾訪看，但聞後來被破壞，不知現在是否修繕了，是否有人看護。」（同上，第158頁）言辭之中，耄耋老人對中國文化固有力量的「看護」之情可見一斑。

六、吾生有涯願無盡

梁漱溟一介書生，對文化的看護便是寫作，以「筆」為「鑒」，所以對書稿尤其看重。在《儒佛異同論》書稿被「紅衛兵」抄走後，梁漱溟致信毛澤東，請求他出面歸還書稿：

一生數十年唯在一個中國問題一個人生問題所刺激所驅使之下，求其有所解決（前者求其實際的解決，後者求其在思想上的解決）而竭盡其心思氣力。中國問題現在由於共產黨領導既有一條大道可循，我將集中心力於人生問題之研究，寫出《人心與人生》一書，償其夙願於余年。（《梁漱溟全集》第八卷，第79-80頁）。

「文革」期間，梁漱溟「寫信致毛主席，說《人心與人生》未完成之稿必請發還給我。這是性命攸關。不發還，無異宣布我死刑。其他一切無所計較。幸此稿不久尋回」（同上，第399頁）。

由書稿談及生死，這正是讀書人的命數。熊十力（1885—1968）致信梁漱溟，曾提及於省吾（1896—1984）所說，「凡願力大者，常恐其生之促」，「或者然乎」？（同上，第685頁）熊十力以此自比，梁漱溟不也如此？梁漱溟「過去縱一事無成，今日亦何敢自逸」（同上，第80頁），許願「吾生有涯願無盡」，只為「心期填海力移山」，面對「人心與人生」問題，像移山之愚公和填海之精衛一樣，徐徐用力。

梁子曾放出豪言「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同上，第1034頁），1942年正值民族危亡之際，梁漱溟此論不是計算個人安危，而是心懷「學術建國」之志，作品未出，身不敢先死；「原系家書，其中有些話不足為外人道」（同上，第1035頁），是怕後人脫離語境的理解。當時不能死，因為「所負的歷史使命尚未完成」（同上，第406頁）。他所致力寫作的便是《中國文化要義》和《人心與人生》。1975年，梁漱溟終於完成《人心與人生》，寫下書成自記：

生當世界大交通之世，傳來西洋學術，既非古人囿於見聞者之所及，抑且遭逢世界歷史之大變局、祖國歷史大變局的今天，亦非在幾十年前的前輩人之所及。當全人類前途正需要有一種展望之際，吾書之作豈得已哉。

書既已成，所以到了1976年，梁漱溟便講，「今天事情大致完了」，「負有使命而來，使命既完，便自去耳」（同上，第405-406頁）。

那麼在21世紀日益繁盛的中國，還有必要閱讀已經作古的梁漱溟嗎？反思梁漱溟有關鄉村、人心與國家前途的思索，可以看到這裡原就有對於未來中國之夢的關切。梁漱溟的鄉約之論與明清時期政府強制推行的鄉約不同，完全起於民間。梁漱溟之學說或可商榷，梁漱溟之觀點或有不章，卻為思考現代性提供了另一種重要視角（吳飛，《梁漱溟：我的「所見仍然沒有錯」》，載《北京日報》，2010年9月27日）。今天，重新閱讀梁漱溟，便是與他一起思考華夏大地的未竟之業。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全球史研究院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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