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為何「在」者在，而「無」反倒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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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在」者在，而「無」反倒不在？

Warum ist überhaupt Seiendes und nicht vielmehr Nichts?【德】

Why are there beings at all instead of nothing?【英】

——馬丁海德格爾《形而上學導論》

為什麼在我們講關於改變世界的「being」的問題的時候一定要把德語原文搬出來？因為我們必須明白，存在論（Ontologia）的問題，首先是一個翻譯問題。當然，鑒於我們也不懂德語，只能再藉助英語作一個很不準確的參照。

為什麼說很不準確呢？在海德格爾本人看來，德語已經很難準確表達Ontologia的本意，而英語轉譯德語則失之更遠——至於漢語，更是存在著無法逾越的巨大鴻溝。

作為一個理論課題，這個「存在」問題對我們東方人來說畢竟有些無稽，簡直令人無從談起。但它卻是西方-歐洲哲學文化的一個根本問題。它絕不是海德格爾或者無論哪個西方哲學家任意發明出來的，而是一個植根於西方思想和語言中的、與西方人的歷史性的文化和生存休戚相關的問題。有觀點認為，西方整個科學文化的大廈，都是建立在探討「存在」與「本體」的形而上學基礎上的；而在印歐語系之外的語言則不能產生形而上學，這才有了近代以來，西方憑藉理性主義思潮領導世界的格局。

海德格爾甚至把西方的歷史稱為「存在歷史」(Seinsgeschichte)，實為「存在之發生史」。

眾所周知，在西方學術傳統中，關於「存在」（希臘文的On，拉丁文的esse，德文的Sein，英文的Being）的學問，是所謂「存在學」（Ontologia）。在中文翻譯上，我們現在至少有「萬有論」、「本體論」、「存在論」、「是論」等譯法。

「還沒有其他任何一個西文「學科專名」像「存在學」這樣，在漢語學界受到如此持久的討論、爭議和解釋，同時受到如此頑固的曲解和誤解。這種情況是很值得我們深思一番的。它本身就已經表明，「存在學」這門「學」體現了西方-歐洲哲學文化的根本內核，一個與我們中國傳統思想和表達格格不入的『硬核』。」（同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孫周興）

為什麼這麼說呢？

讓我們先一同反思一下英語中的「being」這個詞。

當我們開始反思語言，我們就不難發現，所有的語言其實都是對具體事物的一種抽象——「筆」、「老人」、「奔跑」，我們都能在現實世界找到具體的對應；而虛詞則承擔著語法意義，「都」表兩者或多者並列，「但是」表語義發生了轉折，諸如此類。

這些概念無論是從哲學還是社會學的角度都是影響深遠的：鄧曉芒將人類的定義從「製造，使用工具的動物」更新為「製造，使用和攜帶工具的動物」。

通常流行的對人的本質定義是「人是製造和使用工具的動物」，這一定義自從珍妮·古道爾的黑猩猩研究以來已遭受到根本性的質疑。

「攜帶」這一動作，標誌著人類開始把身體以外的物質視作「與自身相統一」的一部分：這樣的行為具有跨時代意義——黑猩猩在自然界中雖然已經爆發出某種創造性的靈感，能夠在某個當下瞬間改造自然界，讓它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但這種能動性還只是偶爾閃現的，機會主義的，還沒有固化為它自身的一種日常的功能，它所製造的工具也還只是受到過自己影響的自然物，而沒有成為自己身體的一部分。但人和自然的關係在人所製造的工具上面已經有了本質性的變化，因為在他心目中這樣一個自然物已經成了人的「延長的手」…… 攜帶工具這件事表明，人類已經能把間接性的東西變成一種直接性的東西。直接性的東西已經在我手裡面，已經抓在手裡面了，我用這些工具去作用於別的東西，不僅僅是這一次作用，而且可以多次使用，這就叫做「以不變應萬變」，「以一當十」，遇到任何情況我都可以用這件工具去對付。這裡面就有一種行為模式，這種模式廣義地來說，叫做「符號」。語言也就是這樣產生的，那麼，在這個意義上，人類是和語言一同出現的。

作為人類最具代表性的「直接性產物」，語言影響思維，也就自然地成為思維反思的第一對象。正是因此，在西方哲學處於搖籃當中時，語言學和哲學的關係是極其密不可分的。哲學家們反思語言的過程，深深影響了「理念說」等經典哲學思想的形成。而到了巴門尼德這裡，終於有一個詞進入了他的視野。

be動詞

試解釋be動詞的含義。be動詞表狀態？且不說狀態是什麼，那there is又是在表一種什麼狀態呢？be動詞無法被具象化地理解，也不對應任何一種抽象的內容——他真正的內容是「內容」本身；也就是「存在」（希臘語On，德語Sein，英語Being）。

由於這一概念僅僅存在於印歐語系之中，我們理解起來就有些麻煩。當然，在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文化的湧入，東西方文明相碰撞，中國為適應這一變化，將原本作代詞的「是」當作be動詞的替代品來用，直至今日，「是」的作用已經與西方的be動詞無異了。但是在文言文中實在沒有be動詞存在，除了作代詞的「是」之外，還有作判斷語氣的「也」，都和be動詞相去甚遠。我們今天之所以覺得它們和be動詞用途類似，實在因為我們已經適應了「現代思維」，也就是有be動詞的西方思維。

巴門尼德發現，沒有東西不在這種be動詞可描繪的範圍之內，也就是無物不「存在」。存在也是我們唯一可確定，宇宙中唯一不可變的東西。在希臘文中，名詞On是從系詞einai演化而來的，是經過不定式的形式抽象、進一步動名詞化而形成的。

這也表明，「存在」（On）範疇的出現是以語法上趨於成熟的希臘語言為基礎的。在海德格爾看來，「存在」範疇是在前蘇格拉底的早期希臘「思想」向希臘體系化的「哲學」（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哲學）的轉變中形成的。據海氏研究，前蘇格拉底的早期思想家們，例如巴門尼德，還是用einai的各種不同的形式來表示「存在」的，還沒有在他的思想語言中使用作為範疇的名詞On；而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就開始用名詞性的On來統一前蘇格拉底思想家們表示「存在」的不同詞語形式了，由纔此形成了一種以一個固定不變的、絕對的「存在」（或者所謂的「現象世界」背後的「真實世界」，也即尼采所批判的「另一個世界」）為定向的哲學的追問傳統，即形而上學的「柏拉圖主義」傳統。

還有一位現代語言學家約翰納斯·羅曼（J. Loh-mann），原為德國弗萊堡大學的教授，更明確地從「存在學」角度對漢語與印歐語言系統作了深入比較，並且得出一個結論：中國（漢語）傳統思想文化中沒有「存在學差異」（Ontologische Differenz），不可能形成「存在學」。羅曼認為，在印歐語系的語言中，「存在學差異」是明確地體現在語言結構和語法形式中的，而在漢語中則不然。在古代印歐語言中，名詞和動詞是由詞根與詞尾組成的，詞根表達概念內容，詞尾表達概念與事物的關係，所以，在名詞和動詞形式中就表達出存在與存在者的關係，反映了所謂的「存在學差異」，即存在與存在者的「邏輯－存在學上的差異」。而在漢語中，特別是在古漢語中，詞類的界限是不清楚的，概念與客體之間的區分是模糊不清的，也沒有形成印歐語言中那種「主－謂」陳述結構（也即系詞的不發達）。因此，羅曼認為，漢語中沒有形成西方－歐洲式的「存在學差異」。

語言論思路的開拓是二十世紀西方學術思想的一大成果。這在學界已屬不爭事實。近一些年來，我國學者對所謂的「語言論轉向」亦津津樂道，多有宣揚。不過，這條具有時代特徵的語言論思路的世界性意義仍有待我們進一步去體認、揭示和實現。它在文化學上的重要意義就在於：通過多元語言文化視野的開啟，一種「非種族中心主義」的文化觀得以逐步確立，逐步成為我們時代的主流學術話語傾向。雖然與世界範圍內的政治經濟層面的現實權益衝突相對照，這種文化觀仍未免理想化，未免脆弱，但它畢竟已經有了一個指向未來的開端。